前天第二次去系主任那告状，意识到我下一步可能会去院长那“上访”，她很快给我办了转班手续。今天我一走进新教室，教授HOLLAND就热情地向全班介绍我的加入。听了不到十分钟，她清晰的思路和生动的讲述，就让我心花怒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教授！
的确是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人，怎么差距就那么大？我在这个教授一节课的收获，就超过了原来那个教授两个月24节课教的东西！
印象最深的，就是HOLLAND讲在重大决策时，领导最好暂时置身事外，以避免给手下增加压力，以使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比如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年轻的肯尼迪总统知道他的手下当着他的面不敢讲出所有的心理话，就退出会场。他暂时的置身事外使他的手下提出了最佳方案，从而使全世界在核战争的阴影中松了一口气。
我还记住了HOLLAND的这句话：“即使大家都在做那件事，错的依然是错的；即使没人做那件事，对的依然是对的。”
下课后，刚好也是她的值班时间，HOLLAND就花了四十分钟给我讲她的教学大纲，帮我分析正在写的一篇作文。我的文章涉及到天文和物理，她就好奇地问：“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量子物理？”
我赶忙摇头：“我下学期才会学到量子物理。”
她又问：“你到美国多久了？ ”
“一年多。 ”
“才一年你的英语就这么好？当系主任要转一个中国学生给我时，我立刻担心你的听力。我的很多越南朋友跟我聊天时总要不停地查字典。你今天在课堂上脱口而出那些历史事件时，其他同学都一脸惊讶。我看得出你这个新同学让大家立刻产生了敬佩。你这篇文章写伽利略，我感觉你对很多领域的知识似乎都不陌生，你真是所有老师的‘理想学生’！”
我和HOLLAND就这样很快喜欢上了对方。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学术好奇。HOLLAND说她的祖父母都是犹太人，90多岁的时候都在学习。而她有两个博士学位！
我教了八年的英语，很容易看出哪个老师是在用心上课，哪个又在混日子。但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这份洞察力及时转化成有效行动。当我对别人不满时，我先帮对方找借口以宽容。所以我猜原来那个写作教授之所以懒，可能是家里出了事，或者他在经历中年危机、职业倦怠期等。他的敷衍了事让我越来越气愤，但我还是不敢告状。我在自己的祖国都要活得唯唯诺诺，到了人家外国的地盘，岂不更要委曲求全？
要不是课程顾问给我壮胆，物理教授给我出主意，我怎么也不敢走进系主任的办公室。第一次投诉立竿见影，那个懒教授终于不迟到了，但还是不好好上课，让我又陷入了新的绝望。说他迟到，我有“硬证据”，说他课上的不好，我很难拿出“硬证据”。所以我不指望第二次投诉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偷懒是一个人的性格，连他的上帝都奈何不了他，我的投诉岂不是自寻烦恼？
意外的是，那个系主任立刻给我安排了转班，让我有了新的教授，新的希望。兴奋之余，我不由得后悔自己投诉太晚。投诉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但我却在悲观、沮丧、与恐惧中浪费了半学期的时间。这是个深刻的教训。我第一次怀疑“忍让是否真的一定就是美德”？ 放弃原则的忍让，是否就是纵容和不负责任？我曾经因为没钱给班主任送礼，被他借各种机会批评挖苦穿小鞋。而我，只能一边哭，一边看书，发誓用绝对高分来“报复”势力的班主任。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校长那告班主任，因为校长可能比班主任还贪。我很小就得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真理”：面对不公，挺身而出，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只能更加委琐地活着，在忍耐中逐渐麻木。
但今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在中国那种委琐的活法。从今以后，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我要勇敢地站出来，大声抗议：“这不公平！”因为在美国，“委屈”并不能“求全”。如果不采取行动，我整个一个学期都要被那个懒教授浪费掉。也许，目前我是班里唯一一个投诉的，也是唯一一个转到好教授班里的。其他同学不投诉，有的是因为同时还肩负家庭和工作的担子，老师迟到了，自己刚好也能放松一下。而年轻些的，还处于“好读书时不好读书”的阶段，巴不得课程轻松些，自己可以在课堂上发短信。
但我不属于这两种人，求知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如果虚度光阴，我无法原谅自己；如果教授浪费我的学费和时间，我不能坐视不管。
当然，我只有在美国才有这样的胆。对教授不满，找主任；主任不解决问题，那就上访到校长。如果校方护短，那就找当地主管教育的部门。 实在不行，就找到整天巴不得出事以获取新闻的媒体，最后，还可以找自己选区的议员。当然，这招我要等加入美国籍，有了选举权后才能用。
总而言之，美国健全的民主和法制，让你总有个地方去讨个说法，不用象在中国，气急了只能在天安门前自焚。也许，冲天的火光能让老天睁开眼睛，看看世间的不公。否则，只能苟且活着------很多访民被当地政府强行关进疯人院：“说你疯，你就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