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最好的朋友
(周舵)
西谚云:“要想失去你的朋友,你就借钱给。”其实还有比这更糟的。你只须写一篇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拿去发表。
“朋友”的含义,照一般国人的理解,就是自认为有权向你要求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你对他不可以平等相待,不可以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要有特殊照顾,要 给他某些特权,比如说,借给他的钱不及指望他会还;你的追忆录中不及包蕴他以为对他倒霉的、有损他光泽形象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都是确切不移的真相,也不 行。总而言之,照中国人的见解,好友,便是自以为有权对你争执气的那些人。
照我明白,追忆录的重要代价,就在于它的真实。不蓄谋地说 谎,不有时地污蔑真相(人都有夸大对自己有利的真相,遮盖对自己倒霉的真相的潜认识),这远不算是到达了“真实”的要求。还要全面,要能反响事物的全貌。 这就和好友要求最惠国报酬的主张生了根蒂的抵触。是要真实,仍旧要好友,你务必二者择一。并且,题目真正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这某一个被你追忆到的好友。你的 其他好友都邑从你对付某个好友的行径中闻一知十,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显然,要真实的效果,是对你大大的倒霉。
关于好友与追忆录,我的话就先说到这里。笃信读者们自会得出恰当的结论。
正如本文标题所透露的,墨客多多曾经是我最好的好友。只然而,我刚领会他的谁人时刻,他既不叫多多,也没有丝毫的迹象预示他会成为墨客。“最好的好友”的断言也是他下的,而且向众人广为引见。乃至,他的第一本诗集(用俊俏的钢笔字抄在一个像这日我们多见的贵客具名簿那么大的紫色封皮的硬皮本上)便是题献给我的,用榜样的墨客热情洋溢的诗意语言,宣称是“献给圣者周舵”。我推想,他厥后多数会为他这份热情懊悔不已。
1969年一个晴暖的冬日。这个阳光亮媚的冬日至今如一帧照片明确地刻印在我的印象里——大略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我们赵庄子知青点的小厨房里忙着什 么无关重要的琐事。其他知青都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我没有去,因为忘记了,倒如同蓄志留住来要迎接他似的。一位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门外安然走进,自我引见 是大淀头(离赵庄子十几里水路的一个村落)的北京知青,叫栗世征,“西木栗,寰宇的世,征服的征”,我听了一笑,心想这名字够狂的。栗世征穿一身干称身的 旧戎衣(这是当年干部子弟盛行的装扮),眉清目秀,运动步履大方,言论得体,老练得与他的年龄绝不相称。要想不喜爱当年这位英气逼人的超群小伙恐怕不简单做到 ——大概家妹例外。初识之下,她就说他未免太老练油滑。女人自有她们的慧眼和私见。
当时我方才从自惹的一个大繁难中脱身,坐了整整半年 186天的冤狱,从云南方境上的开远难民营辗转押送回安新县,遍尝了各色关押人犯地址的滋味——从难民营、把守所、学习班到省缧绁——最终以“无证明流 窜”的罪名“教诲开释”。这对我真是趁火打劫。当时我怙恃以“特嫌”罪名双双人狱,我和弟妹三人一年多没有分文收入,除变卖产业外,多亏高中同砚谭甫成慷 慨相助,才坚持到上山下乡的所谓“结业分派”,于是我和妹妹带着十一岁的弟弟落户白洋淀。身世欠好,不在屯子老老实实接纳贫下中农再教诲,反倒去自己惹一 个蹲缧绁的大繁难,全不类凡人。这还不算,我不仅不夹着尾巴作人,还沾沾自喜,幸运有机遇增长这一番缧绁生存的贵重阅历,这一概讲来都让栗世征感想趣味。
略略作了些相互引见,这位栗世征很快进人一个我从来没有琢磨过的话题——打第三次寰宇大战的或者性。在我的浅陋认识中,以为这是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并且 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我已经忘记其时是怎么答复他的,但我可以肯定不是上面这句话。我肯定是抱着完全的耐性和诚挚与他认真讨论了一番。结论如同是:打不 起来。固然我猜对了,不然这篇追忆录多数是没机遇写了。
第二次碰面是春节回北京之后了。很快,我们就成了如前所述“最好的好友”。于是 我就叫他的奶名“毛头”,不叫“世征”了。他把我引见给他一切的好友,他对我的热情洋溢的真心赞美让我既激动,又羞赧。他随处对好友们说,我是“仅次于上 帝的人”,真让我万分难堪。这就像曹孟德说的,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当年,曹操身边的人劝他当天子,那曹操便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毛头对我的这类考语 就成了孙山公脑壳上的紧箍,叫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许做功德,不许干坏事。不及辜负好好友的相信,不及玷污这圣贤的佳誉。赞美的威力,大过原子弹。
毛头的好友圈子中,干部子弟居多,和我的好友圈子迥异。从小学到中学,我都生存在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堆里,同砚和好友,知识分子子弟居多。离奇的是,我从小不喜爱知识分子子弟,宁肯订交工农和基层劳感人民的子弟。
在北大、清华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念书高”的地方,工农子弟很吃不开。在老师同砚眼里,他们大多成效欠好,人格不端,是坏小孩、野小孩。为了我和坏孩 子交好友,家父痛打过我的手心,警告我“无友不如己者”。家母在旁表现不悦,说是照这样交好友可就难了,你想订交比你强的,可他也“无友不如己者”,哪会 来交你?幸亏,当时还不大讲什么“工农情感”之类的阶层门路,否则家父家母之间就会产生一场阶段态度题目的大风暴,一如厥后。
上高中 (清华附中)以后,对西方智慧、知识和灵魂生存的渴求,造成我和班里很多同砚之间代价观、审美兴趣的间隔。我和班上几位着迷泰西古典音乐的同砚,厥后在 “文革”中实在成为一群工农和革干子弟的斗争器材。但也正是泰西古典音告成为我和毛头之间最广阔的一座相同桥梁。他说,我是他的音乐嗜好启发者。到我家来 听唱片,是毛头的大享福。当时我们都是听唱片,磁带灌音机在国都是极稀罕的物件。毛头大概是最早开始拥有灌音机的特异人物之一,多数拜其姐夫冯冀柏之赐。 老冯是这方面的老手,通常能从寄售市肆弄到好器械。
70岁月初,正是“文革”混争执气的昏暗期间,大概也只有我们插队知青这类没有单 位、身处异地、非工非农的边沿人物,家里大人入狱的入狱,发配的发配,才有或者在群众专政无远弗届的大网中觅得少许闲隙,冒大危害偷听被政府严禁的“反动 黄色音乐”,便是说,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
我和我新领会的北大的几位知识分子子弟,议决毛头领会的一群干部子弟,固然再有我们不领会 的其他人,大概就成了“文革”以来国都最早的一批发热友。其时我们那种偷食禁果式的兴奋、亢奋和自豪,这日的发热友们是意会不到的。佛洛伊德说,愈是被严 禁的器械愈是被人渴望,这便是人性,你硬要不信也终归徒然。
再有便是放肆念书。同上所述,由于被严禁——当时除马列毛著作之外,中外古 今人类所写下的绝大多数书本概在严禁之列——这些禁书就成为我们亢奋追逐的猎物。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腕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 我们会像一只饿急的狼逮着兔子,不仅焚膏继晷地一气读完,并且尽或者一句一句地抄下来。读(加上抄)书使得手臂酸麻、两眼昏花、面有菜色,这等田产当前怕 未几见了。
由于怙恃双双入狱这种相当格外的境遇,在结识毛头之前,我曾倍感寂寞。向日的好友、同砚,多数自顾不暇,更怕沾上我家的幸运 运,已久不往来。白洋淀没文化的老乡大多数对我和弟妹都很和睦(据我的阅历,当时受教诲越多的农人人性越恶),我们也回报尤其的感谢,但那离灵魂上可以沟 通共鸣的“好友”还差得远。为了抗拒老乡们晚饭后串门闲聊的风气,我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宿舍门上贴纸条:“念书时间,请勿打搅。”这在其时具体便是公 然造反。但我做了,坚持做下去,天也没塌地也没陷。
最痛楚的是无书可读,乃至根蒂读不了书。当时读一个小时的书就会头昏眼花,难以为继。我还以为是神经虚弱,厥后才知道是由于过度缺乏卵白质,大脑拒绝劳动,歇工了。纵然云云,我仍旧搏命挤时间念书。别的书没有,总还可以读马列著作。毛选是关在牢里早就读了多遍。
好友、书、音乐,对我是如氛围水分一样的维持生命的基础元素。但在重视野蛮、愚笨的谁人昏乱期间,我只认为整其中国事在专门与我这样的人作对。你喜爱的 一样都不给你,你不喜爱的悉数要硬塞给你,你敢不从,随时会有飞来横祸。那是一个智者优秀者的阴间,愚者低下者的天国。偶然,我会坐在白洋淀边的小木船 上,呆呆地瞪着澄清见底的湖水,恨不得一头扎进水里,默默地躺在纯净的湖底永世不要再瞥见这个混账透顶的寰宇。
终归再有一些支撑自己牵强活下去的器械,此中包罗毛头,和议决毛头领会的小三(张小军,北影名导演张水华的儿子)等少量难得的好好友。他们对我的那份发自本质的慷慨友谊,成为我其时昏暗失望的本质中最充裕的一片光亮。
1972年,毛头猛然写起诗来,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谁人大淀头村竟然冒出三位大墨客(毛头之外再有芒克和根子),这种成批生产墨客的屯子公社,恐怕环球稀有。其中原委,遵照早已嘱咐的“为尊者讳为好友隐”的原则,我麻烦多言。
我其时因此颇为挑剔的生手眼光对待这些最早的“隐晦诗”。以我这种重视古典的审美兴趣,我对毛头的诗只能接纳一半。方法上,我坚持无韵的不及叫诗;内容 上,我当时还不及接纳他们某些大胆直露的笔墨。固然,我说得客气,只道自己“不懂”,但以毛头的聪明敏锐,岂有不明之理。这想必让他有点伤心。大概便是从 他写诗开始,我们之间基于协同的古典审美情趣的纯朴友情有了裂缝。我向他举荐罗素,三番五次,他根蒂就读不下去。他大捧萨特,我牵强读了,但绝不喜爱。
墨客不光是是生产诗的人。遵从墨客们自己以及酷爱墨客的人们的明白,墨客还得有一种异于凡人的气质和生存体例。据我的贴近察看,概略上说,烟、酒、女人和装疯卖傻,是墨客气质的四大概件。这四件缺少一件,别人就会认为你不像个墨客,而后墨客自己也会羞赧起来,赶快去想法补上。总之,是要把自己弄得愈是不类凡人,便愈好,愈像墨客。
我得直截了本地说,我以为这一套压根儿便是小儿科。以我鄙意,墨客是天生的,能不及写出好诗,与上述四样毫无联系关系。你要是墨客,蹲大狱十年照样诗如泉涌——众所周知,你想在牢狱找那前三样器械,便是天天去舔捕快大爷的脚指头,恐怕也难(当前固然另说);你要不是墨客,哪怕天天泡在酒缸里也是徒然。
(同理,很多中国人生产一种昏话,什么不饮酒不像须眉。原来你要是个须眉,滴酒不沾照样豪杰;你要不是,终日泡在酒缸里也然而是个醉翁罢了。乃至更糟。)
哀痛的是,毛头听不进我这套天才论。我绝不是说他没有墨客的天份,一致,他足够。我只是含蓄地劝他写诗就写好了,不用操心去装扮什么墨客气质。没有这份气质的善人尚且经不住那四样毒药的迫害,倘使天生就有墨客气质,既是说,天生就带点疯傻,可想而知,有好结束者几稀。果真被我厄运言中!
眼看着毛头一年一年在变,变得与芳华期间愈去愈远。我得说,是形成杂乱无章,无缘无故、混争执气。这一半是萨特之流左派“行家”的迫害,一半是由于吸烟 酗酒。没过多久,就把毛头的身心强健实在彻底毁掉了。这些身心病态的具体事例我绝不讲——我不计划出卖好友。总而言之,通过多数呕气、融洽、碎裂、又融洽 的曲折(每次都是我主动寻求调和),我终于忍无可忍,1987年的春节,他在我家大概酒疯,被我当众撵了出去,往后再无来往。
这事让我痛楚莫名。几多回忆要再次寻求调和,思之一再,最终仍旧撤消了想法。有什么意义呢?倘使在一起只有悲伤活,这好友再有什么交易的代价?
往后,我听见“墨客”两字就头大。1993年我在美国,正遇上顾城杀妻后自杀的丑闻。很多好友打德律风跟我提及这事,叫我大惑不解的是,一片可惜之声,没有一个体替谢烨说句公正话。在中国的文人看来,宛如墨客是一种可以享有杀人而不受指责的特权人物,应当尊敬再尊敬,宽容再宽容。气愤之余,我立刻写下那篇责备顾城的笔墨,交给香港《明报月刊》宣布。幸亏没有几个墨客读到那篇文章,否则我可把他们都冒犯惨了。
这日,当我写下这篇笔墨的时刻,对我这位当年最好的好友,撤除满心的怜惜之外,仍旧不由得要冒出一股无名火。与其说这是对着他的,不如说是对着很多相同的中国知识分子。照我看,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础上都是知识分子(额外是具有墨客气 质的那一局部)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原来满脑壳浆糊,连基础知识都不具备。好比说,不疯比疯好,强健比病态好,这应当是知识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 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强健好;不仅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想法疯,并且不到搅得中国人悉数疯掉不算完。却是老实天职的劳感人民,虽说知识未几,最少不 疯,有强健人的知识,包罗慈悲和怜悯心在内。以是我说,最恐慌的不是无知,是编制化知识化的私见偏执,那种器械十之要把人逼疯,把寰宇搅得鸡飞狗走。
多年来,我不厌其烦地向人举荐罗素、马斯洛、弗洛姆、丹尼尔贝尔·利普塞特和乔凡尼·萨托利,不光是由于他们超群的智慧,也由于他们健康的品行和理性。 无论看待个体、社会以致寰宇和人类,身心的强健都是太重要了。正本,我们每个体多多极少免不了都有病态,假使我们不仅不去想法填补,反而蓄志有时地作贱自 己,把自己搞病、搞疯,要想让大众不幸运,这寰宇稳定套,那才叫怪。照我看,不吸烟、少饮酒、读好书、听古典音乐,离那些煽风点火、走非常、教人放肆的坏 事歹徒只管即便远一点,身心的强健庶几能多一点,好一点,虽说这也并不及确保我们就不会抱病。这是我看够了身边的一些好友,不仅不照这样子做,乃至反其道而行 之,由装疯卖傻而病态,由病态而衰落,由衰落而变得索然无趣,自己活得没有了兴趣,更让身边的人生厌扫兴,即是生坑了自己,这些凄惨的悲剧让我不及不提示 那些玩艺术的额外是玩诗的好友(以及推崇艺术家推崇墨客和明星的追星的好友):真疯真傻也还结束,装疯卖傻就请免了吧!
时时时,我还会冒出一个傻乎乎的想法:这毛头要是那年根蒂就没写过诗,那可该多好!我笃信,他至今仍然会是我们芳华岁月的印象中谁人幽默、强健、口若悬 河、才气横溢,有着说不完的好处,总而言之,一个光亮四射、魁力无限的,极超群的人物。平心而论,以个体魁力言,毛头在我那些出色的好友当中也属未几见。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弗成活。”他厥后的身心衰落,多数是咎由自取。
如今说这些话,是太晚了——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太晚了。我 当年苦苦规劝,他自我辩解的原由之一是,为了神圣的诗歌创作,不吝支付任何价钱。笃信会有不少人为此深受激动。但在我看来,这话具体混账到了顶点。我的坚 定态度是:除了人自己——每一个活生生的个别的生命、强健、快乐和自由成长——之外,世上根蒂就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不吝支付任何价钱去追求的对象。脱离这个 基础的人性主义态度,百般各类冷漠残暴的主张都可以趁机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品德体系都邑彻底坍台。
纵然已经太晚,我仍旧期盼毛头能听见我重述这一态度。
在我内心,当年谁人可爱可敬的毛头早已死去。留住的,只是一段悲戚不已的、抹不去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