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养父母决定搬家到外省。她知道他们是想借此减少她和周家的联系。看着他们日益为此焦虑，她时常感觉愧疚，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于是痛快地表示她没意见，她会跟着她们一起搬走。养父问她想不想让养母留下来陪她直到考完大学，她坚决地说，不用。就这样离开了所有一起长大的同学，离开了铜川一中。
新的学校是一个县城一中，她已经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那里的老师可以教导的水平。她在那里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东西，就这样参加了85年的高考，考了546分。第一志愿是北大基因工程，未能录取。后来她了解到铜川一中的一个同学，考了504分，都被录取到了北大化学系，才有一点后悔，才感觉到转学的决定似乎天真草率了一些。
第二志愿，是养父帮她选的学校，专业是她自己选的。养父认为铁道部、邮电部都是好单位，而她当时刚刚看了《第三次浪潮》，觉得“计算机通信”这个专业应该不错，就这样上了“上海铁道学院”。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割断她和周家的联系。上大学不久，她就恢复了和周家的通信。西安爸爸、哥哥、伯伯轮流去上海看望她，外婆也给她写信，介绍她去找在上海财经大学教书的舅公。她于是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舅公家度过，开始建立与母亲家人的联系。
外婆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外婆是老大，舅公是老二，姐弟俩感情很好。舅公解放前参加了少年航空兵，在美国留学后回来报效祖国。文革时也难逃浩劫，也下过狱牢。不过到了1985年的时候，舅公一家的生活表面上已经看不到浩劫的痕迹，一家人生活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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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一开始是无忧无虑的，她有很好的女伴儿，因为成绩好，自然还是几乎所有老师的宝贝，尤其是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家里没有孩子，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由于功课好，一年级的时候，系党支部就开始多次动员她入党。她对政治其实没有丝毫的兴趣，但是耐不住老师们的多次劝导，甚至把入党申请书放在面前让她抄，她只好递交了抄来的申请书，然后入了党。然而她从来不记得按时交党费、或者是开会，所以一年后才转正，比别人晚了半年。
到了大二后期，她交了第一个男朋友，生活开始晴转阴。他是她的同班同学，她的父母后来搬到了郑州，他的家也住在那里，他们就算是很近的老乡，两个人功课都不错，都是班干部，本来以为会成就一段完美姻缘。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嫉妒的人，如果她对别的男生有一点好感，不管是交往前还是交往后的事，他都不能容忍。她也，象所有女孩一样，有她自己嫉妒的时候。他们于是很快发生冲突，交往的过程变成了赌气、分手、和好、再赌气，再分手的过程。到了大三，她的功课已经不再是永远的辉煌。
那段时间，她开始时常有自杀的念头，于是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宗教和哲学的书籍，开始对佛、道、儒、及西方哲学有一些了解，尝试从中汲取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也是在大三，她开始注意到另一个男孩。
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在去田径场的路上，她看到一个快乐的男生，一头乌黑的卷发，穿的蓝色的西裤和蓝白相间的宽条纹羊毛衫，手插在裤带里，和一群同学在聊天，一边还不停地从一块水泥板上跳上跳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男孩也象阳光一样明媚。这一美好的瞬间永远留在了她记忆深处。但是她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个对她的人生意义如此重大的瞬间。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有一天她如常在饭后去报栏看报，远远地看到一个男生也在那里看报，蓝色西裤、蓝色羊毛衫，身材高大，侧面非常英俊。她心想，这个也许是新来的研究生。
从那一天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在校园里看到他，有时是在报栏，有时是打开水的时候，有时是散步的时候，有时是凭窗一望，他竟然就在窗外。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一看到他，她的心就砰砰地跳，人也开始憔悴，从上大学开始增加的体重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都丢掉了。她的成绩却开始回升。
终于有一天，傍晚散布的时候，走在主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她感觉到他就在她的后面，隔着二、三十米远，走着。她于是停下了脚步，等待着他走近，转过身，勇敢地看着他。他也看着她，笑了，她也笑了。他说“一起走走吧”，她点点头，就跟着他走了。
他提醒她，他们还见过一次，是学校的英文演讲比赛。她参加比赛。他助兴表演，吉他弹唱“乡间的路”。她当时一定是太紧张了，竟然没有注意到他。那一次很不幸，只得了第二名。
一个多月后，他就要毕业了，要回他的家乡合肥。
那一个多月，是她最快乐的一个月。他们一起散步、他教她交谊舞、带她参加朋友们的聚会，弹吉他给她听。他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朗声大笑。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脑子里有说不完的故事、背不完的诗歌。
认识他以前，她从来都是笑不露齿。一半是教养，一半是从来没有什么事值得大笑。和他在一起，让她开始笑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开心。
那个暑假，她跟着他，第一次去旅游。在美丽的巢湖，在秀美险俊的天柱山里，在骊山、在嵩山、她沉浸在对他无限的爱里，也感受到对人生无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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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的时候外婆写信给她，要求她无论如何不要参加学＊运，她说学生从来都是被利用作炮灰的。她于是坚持着。他回学校看她，他们一起看着同年级的好友一个个上街了，有一个系的党支部书记看到同学们都问，“我们的队伍到哪里了？”，令大家目瞪口呆。她，却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心态。学校当时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她们毕业班在赶毕业论文及忙着找工作，其他班级都停课了。可是有一天，广播里的新闻报道说上海大学都复课了，她觉得很震惊，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次感觉媒体原来也不是那么可靠。
有一天舅公介绍她去找复旦一位老师，了解她报考的国际经济法双学位的情况，路上遇到一位年轻老师，提了浆糊拿了刷子，说是要去贴大字报，要求她们一起去，还开玩笑说，“不去就打倒你！”舅公的同学说，“我被打倒还没爬起来呢！”
6月3号，从香港寄来的传单扑天盖地，报道着北京的严峻形式，她看了学生绝食致死的消息，无法继续忍受，跟着大家上了街，流着眼泪，喊着口号从蒲西一路游行到了人民广场，然后在那里静坐示威。当天的月亮特别地亮，她感到强大的凝聚力，有一种回到五四运动时期的错觉。然而到了深夜，大概10点左右，有紧急通知要求大家疏散，于是几分钟内诺大的人民广场便人迹杳无，只有孤零零的月亮高高地伴着悄无声息的灯影。
有时候她想，假如当年她没有离开铜川一中，可能她就上了北大，可能89年她就会在天安门广场，也许命运就又一次将被彻底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