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余生:最后的志愿军精神病人 (图)


混沌余生:最后的志愿军精神病人(图)


2009年,蒋振娟和胡久昌在湖州第三医院合影

60年后,让我们重访他们的故事,追忆他们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 “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战争应激反应”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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