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特定的时间,每头野牛都有其各自的偶然的原因,然而最终,每个偶然都促使在那个特定的时候,牛群聚集到了特定的地点。然后千百万愤怒的野牛大军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少数头牛,在它们的带领下,牛群越过草原,谷地,越过河流,或许,还四渡赤水。路上还有狮子豺狗伏击。也有头牛冲得太快,脱离群体,最终丧身虎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牛群泪满襟。也有头牛起点高,却不能持久,长途中,终于不支,而被身后的同类践踏而过;也总有头牛带领几个亲随,误入歧途,然而它们的方向,却不是牛群大军冥冥之中早已预定的,那唯一可以躲避过旱季而活命的方向,这小支便无可避免的深陷绝境了。
当然,我们人类,毕竟又高级了一等,我们又多了一类,就是为虎作伥,号称曲线救国的一类。
如果野牛也有历史学家的话,他们或许分成几个学派争吵,他们考察不同的偶然因素:如果,那个头牛A不存在的话,那么最终我们不能达到终点吧?如果头牛B,死得不那么早的话,我们的历史会改写吧?当然,历史学家们讨论得最多的,大概是征途中,试图另辟蹊径的头牛C,D,E,F,G。他们或许还会大胆假设,然后在幻想中沿着每个头牛未能完成的路径上小心求证。这条路如果走完,会通向哪里呢?
也许野牛中也有哲学家,其中有一两个站得特别高远者,他们察古而识今,他们推测出了牛群移动的规律,于是野牛就说,正是那个哲学家,正是他的理论,驱使了牛群的运动。
无论如何,在很多野牛看来,带领他们踏上征途,走出旱地,走入雨季的,正是这么一批或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中的头牛们。
我们人类,站在高远得多的地方,便知道,无论头牛的选择到底有多偶然,牛群要走的那条线路确是必然的。无论有没有野牛理论家,登高望远,振臂高呼,牛群移动的规律也绝不因此而做丝毫的改变。
再看历史长河中,人类所经历的,人类所能看到的,又是何其微小的一段。我们看历史,难道比一头野牛看它毕生的一次迁徙更清晰吗?
试看对中国近代史的评论。
有人说,如果当年道光选了干练的奕忻而不是懦弱的咸丰做太子;如果,不是嘉、道、咸三帝因为洋人不肯行屈膝礼而拒见洋人;如果,英国议会关于鸦片战争的提议,主战派如果不是恰好多得了九票;如果林则徐不去禁烟,如果百日维新……那么中国近代史就会改变。
亦或者,如果日本没有入侵中国,如果,蒋早些土改的话,因为毛主席的老爸另娶了别人,或者毛主席的爷爷没娶他奶奶……而毛主席没有出生,如果,张学良当年没有发动西安事变,如果,当年张国焘技高一筹,如果。。。。。。
如果,没有任何这数以亿万的如果中的一个如果,新中国就不会成立,文革就不会产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任何这亿万中的一个如果,那么今天,当我们环顾四望的,我们的周围便不会兵临城下。
这样的论调随处可见。方佛,这亿万计的“如果”中的一个,就可以改变原本封闭的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必然;方佛这些如果中的一个,可以扭转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失败的必然;方佛,这些如果,可以调和资本主义对资源和市场的无限需求以及中国人自己谋求生存发展的愿望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方佛这些如果中的某几个改变, 便可以解决人生存的本能,人无限的贪欲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矛盾。
列夫托尔施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说,“国王——历史的奴隶”,他进一步解释说“历史,也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集体生活,它把国王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都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个人在社会的舞台上站得越高,所涉及的人越多,则其每一个行为的注定结局和必然性也越明显。”
“在许多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伟人只是以事件命名的标签、而同样像这个标签一样,他们很少与事件本身有联系。”
伟人们的“每一个行为,他们觉得是自身独断专横所为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他们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他们每一个行动都是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的,是预先确定了的。”
故而兵法说,兵者,。。。。。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那些国之大事,死生之地,首先已经由道,天,地决定了。
此时此刻,让人惨淡不堪的,仅仅是因为惊惧于托尔斯泰站在巨人肩膀的如炬的眼光吗?
回想起二十世纪以来的那些贴上了独断的标签的巨人们,那些贴上巨人标签的事件,那些用鲜血汇聚的历史的洪流,不是因为任何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历史的洪流也永不稍作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