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凋零的汉音
一、颜之推与《切韵》
大分裂时期，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迥异，可有一点却毫无二致，即佛教的大流行。早在秦朝，“释利防等十八贤者”就跑到中国来混饭吃，被秦始皇赶出去。至东汉，佛教在中原渐渐流传，但朝廷明令只准西域人为僧，汉人禁止出家。直到曹魏时，汉人第一次出家，此后中原大乱，佛教浑水摸鱼在大江南北爆发性增长。佛教将印度人吃素、吃大便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玩意都带到中国，不过也带来一些有益的东西，比方说音韵学。精通佛学的士族们受印度拼音文字的启发，用反切法给汉字注音，开始音韵学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莫属《切韵》。
《切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韵书，由隋朝陆法言执笔写就。后世的《唐韵》、《广韵》、《集韵》均在此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关于这部书，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切韵》乃私家著作，由于陆氏家族在隋朝受排挤，《切韵》在当时的影响有限，直到唐朝才大行其道，被政府定为官韵。其次，《切韵》并非陆氏一家之言，而是当时音韵学的集大成者。陆法言邀请八个著名学者到他家来，讨论商定音韵体系，审音标准，陆法言在此基础上扩展完成，因此《切韵》的编撰极为合理客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切韵》并非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记录中国当时的某地方言，原因很简单，陆法言加上那八位学者来自天南海北，如果陆氏想记录洛阳或长安口音，找当地的士族即可，不需要将多个籍贯不同的学者找来商议。《切韵序》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可见《切韵》的目的是想折衷南北，兼容古今，订出汉语的标准音。“萧颜多所决定”里的萧指《汉书音义》的作者萧该，而颜则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
颜之推原籍山东临沂，但他的家族很早就南逃至健康，因此他事实上是健康人。他先在南朝梁致仕，后被西魏俘虏，逃至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覆灭后，入周，隋代周后，又在隋朝做官，因此一生“三为亡国之人”。由于这样复杂的经历，他在江南、河北、关中都长期居住过，眼界开阔，熟悉各地方言。颜之推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的《颜氏家训》被誉为“家教规范”。《颜氏家训》有一篇《音辞》，专门论述汉语发音，透出许多极重要的信息。
他在《音辞》里说：“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说明中古汉语与上古汉语发音上已有极大的区别。“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说明他审订汉语标准的原则以京邑发音为主，参考古今各地方言，并且他认为金陵和洛阳二地的语音最为标准。由此能够推出，《切韵》主要描绘的是金陵和洛阳的音系。遗憾的是，中古四大韵“平上去入”的入声32韵在今日的洛阳话已踪迹全无，在老南京话还保留着一部分，但这部分随着普通话的冲击也日渐式微，接近消亡，只有更南的吴闽粤湘赣等语种还存留有较完整的入声。
《音辞》还记录下当时的南北差异：“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意思是南方的士大夫优于北方，北方的老百姓胜过南方。并且南方的士人与平民谈吐上差别很大，一张口就能听出他的出身，而北方的上流社会与平民没有任何差别，隔墙听一天也辨不出谁是士人，谁是百姓。这段话不少人认为指南方士人说老洛阳话，而百姓讲吴语，因此一听就知道他的出身，而北方从上到下说同一种语言，因此很难识别贵贱高低。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问题，或至少不太全面。南方士人既有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后代，也有东吴旧族，而百姓同样既有吴越原住民，也有大量南逃的中原移民，况且隋朝距衣冠南渡已有近三百年历史，金陵士音已非西晋时的中原雅音，与古吴语有相当的融合，口音上不应与老百姓有太大的差异。个人愚见，这段话的弦外之意说，汉晋以降的士族传统在南方很好的保留下来，士人的言辞举止比平民高出一大截，即使换上百姓的衣服，也能轻易地辨识，而北方经胡人的统治及胡汉通婚，士族传统丢得干干净净，完全平民化，不看服饰，单听言辞，根本无法分辨出身。
颜之推还总结当时的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平心而论，吴越好歹算汉语族的一支，而夷虏多数乃源自棕色人种的阿尔泰语系，异文异种，“北杂夷虏”的危害远远超过“南染吴越”。相信颜之推本人也有类似的认识，他到北齐的首都邺城，听到士族子弟很多的读音错讹，自夸：“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颜之推想教导纯正的汉语，可五胡乱华不过是汉语胡化的第一波，隋唐胡风大渐，中古雅音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北杂夷虏”的命运。
二、朝日汉音
我们都知道，汉语曾深深影响着周边国家，比如越南、朝鲜和日本。越南本为中国的一部分，自不必说，朝鲜一直乃中国的属国，日本与中国时敌时友，但历史上从中国大量进口文化乃事实。那么朝鲜和日本究竟学的中国哪里的文化？
我在前面有关东夷的章节里论述过，朝鲜和日本都是居住北方的南方民族，他们种植水稻，吃米饭而非面食。殷商时期，从百越至东夷是太平洋西岸一条完整的文化线。华夏族崛起后，东夷消融，但东夷败退时，一部分遗民却将文化由海路传播至朝鲜半岛，一举奠定今日朝鲜文化的源头——无文土器文化。公元前四百年朝鲜人开始殖民日本列岛，日本进入弥生时代，逐渐形成今天的日本国。因此秦汉时期，太平洋西岸依然有一条完整的文化线，虽然山东已被华夏族占领，说华夷融合的中原雅音，取而代之的却是朝鲜和日本，南起越南（南越国），经粤、闽和长江下游的吴地跳到朝鲜和日本形为一条新的吴越文化线。直至今日，这条文化线依然清晰可辨。
我一直反复强调，语言乃文化的核心。用语言去分析文化的来龙去脉不啻为灵丹妙药。朝鲜语和日语均夹杂大量的汉语，这些汉语的发音与粤语和闽语的发音极为类似，与普通话相去甚远。比方说，“三星”（sumsung）的韩语发音和粤语及越南话如出一辙，读韩国的人名，用粤语和用韩语念出来的很接近。而日语里的数字等基本语与粤语发音也明显同源。
汉语族中，中国南方的各式语种均完整或较完整地保存下中古的切韵体系，那么隋唐时期的雅音究竟类似今日南方的何种语言，王导学习的吴语到底是否今天的吴语？
这些问题的答案依然在日语中，日语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它保存下汉语各时期的发音。最初日本学习的一直是中国吴地的文化，和服叫“吴服”，早期传入日本的汉语乃三国至南北朝时的吴语。隋唐伊始，日本向中国派出大批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人又将长安洛阳的秦音或中原音带回日本，他们视北方音为正音，称以往学习的汉语为“吴音”，日本政府敕令改吴音为汉音（北方音），于是汉音开始一点点蚕食日语里的吴音，但吴音并没有从日语里消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朝除遣唐使外中日交流还有另一件盛事——鉴真东渡。
鉴真于盛唐晚期天宝十二年抵达日本，轰动朝野。他为日本天皇、皇后和皇太子授菩萨戒，并被天皇任命为大僧都，统管日本佛教事务，开创日本律宗，为日本建立起正规的戒律制度，并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设计建造了唐招提寺，该寺为日本天平时期建筑艺术的巅峰，今日已成国宝。淳仁天皇下旨，令日本僧人受戒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除佛学、建筑、雕刻和书法外，鉴真还带去大量中医药知识及药材，他治愈光明皇太后的陈年顽疾及圣武天皇之病，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总之，日本人评价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
鉴真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扬州在隋唐时为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鉴真带往日本的是地道的吴音，所以吴音最终保留在佛学里，日本人读儒家经典用汉音，读佛经用吴音，生活中自便。时至今日，日语的音读汉字吴音依然占37.8%。蹊跷的是，日语里的吴音与现在的吴语相差很大，相反却和闽南语颇为接近，由此倒推，南北朝时，南方士人的口音更接近闽南话，而非现在的吴语。那么现在的吴语从何而来？
三、雅音的孑遗
今日吴语乃世界排名第十大语种，位列德语之后，是前十名里唯一的非官方语言，也是唯一濒临灭绝的语种。吴语大致分南北两片，北片包括苏南、上海、浙江北部和安徽东南，内部通话程度较好，南片基本在浙江南部，语音分歧很大，内部无法沟通。因此，严格说来，吴语像汉语一样并非一种语言，而是一个语支，北片吴语勉强算一种语言，南片吴语则包含好些语种，其中最著名的莫属温州话。温州话受官话影响最小，被誉为“吴语的活化石”，是中国最复杂难学的语言之一，甚至有俗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讲温州話。”
温州往南进入闽语的地界，闽语是汉语大家族里最古老的一支。一门语言是否古老，有许多评判标准，其中简单明了的一条就是内部的分化性，内部分化越大，说明语言成型越早。闽语是中国“七大方言”里最复杂，内部分歧最大的一支。由日本的吴音我们已经能够猜测到，闽语脱胎于古吴语，因此历史最为久远。
闽语是古吴语，那么今天的吴语又算什么？其实现在的吴语更接近隋唐时期的中古汉语。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要谈一谈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江淮官话。网上有人认为，江淮官话就是衣冠南渡的中原雅音，原因很简单，南逃流民的寄居地与今日江淮官话的范围几乎完全吻合。比方说，东晋时大量北方流民居住在广陵（扬州）和京口（镇江），威名远播的北府军就是征募此二地的流民组成，而今日镇江恰恰乃江淮官话的边界，再往东的丹阳已属江淮官话和吴语之间的过渡语音带。东晋对流民的管理是设立侨郡，例如在广陵设南兖州，在京口设南徐州，于是广陵和京口成为上古雅音和古吴语的混杂区，当地人说吴语，侨郡内说中原话。因此直到隋炀帝下江南时，“好为吴语”的他依然能在扬州学吴语，并像模像样地讲：“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鉴真带往日本的应该也是吴语或偏雅音的吴语。
不过无论江淮官话还是今日的吴语均非成形于南北朝或隋唐，而是成形于宋。南宋时中原再度被胡人占据，汉人大规模南逃，江淮地区又一次成为北方流民的寄居地，南宋与东晋的疆域相仿，宋金分界线再度与江淮官话的北线吻合，因此明清时期的江淮官话实际上是北宋的北方官话，朱元璋将南京话定义为“中原雅音”，以南京话为基准编订《洪武正韵》，意思很明显，只有江淮官话才接续宋朝的官话正统。
讲清楚江淮官话，吴语也迎刃而解。闽语作为古吴语的直系后裔，在隋唐时已经定型。而今日的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中原雅音）毗邻，从东晋开始，就受到北方话的强力影响。吴语历经五百多年，在宋时已南北分片，北片几乎可以视作中原雅音的一个变种，比江淮官话更能体现隋唐语音的特点。而南片乃中古雅音与古吴语的衔接区，至闽语基本过渡到吴越音系。
谈完吴语和闽语，顺道聊一下另两种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和粤语。客家话是唐朝后期的语言，至今梅县人称自己的乡音依然叫“唐音”。晚唐内乱时中原汉民南逃至岭南一带变为客家人，他们“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顽强执守着华夏传统。客家人无论血统还是文化都是最纯正的汉人。目前公认的汉民族的基因标记O3在客家男性高达百分之七十多，远超各省市的平均水平，而客家话又是晚唐正音。可惜的是，无论客家话还是吴语，都在急速消亡之中。真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客家人为保住雅言正音，四处流亡千年，最终依然在广播电台二十四小时八旗口音的轰炸下消弭于无形。
客家话再往南就是我最钦佩的语种——粤语。粤语大概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悍的一门语言。在美国，无论ABC还是儿童时代移民过去的华裔基本都丢弃了汉语，多数人只能勉强听懂但不会说。各族移民中，只有广东人能将粤语一代代传下去，堪称奇迹。这份功力快赶上犹太人了，比法语、德语什么的都要强。
拜香港所赐，粤语有幸成为汉语族中除北方话外唯一拥有完整书写体系的语种。粤语与吴语、客家话有所不同，她并不对应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而是上古至中古汉语的大杂烩。粤语最早源起秦汉之际的南越国，秦始皇征伐岭南的五十万大军带去最早的中原雅音，此后五胡乱华，隋末及唐朝中后叶华北大乱，北宋覆灭，南逃的汉人将各时代的汉音带入岭南，至宋朝时粤语逐渐定型。粤语的底板乃古越语，由秦至宋被不断传入的雅音稀释，现在的粤语大约20%为古越语，其余均为古汉语。而这些古汉音有些比吴、闽、客家等年代近，有些则最为古老。《切韵》曾记载一套浊塞音声母，这套浊塞音在今日汉语多数语种包括广州话里都已消失，但在粤语的形成地梧州一带还完整地保留下来，不仅如此，有些在《切韵》中已经标为清塞音的“帮”、“端”、“见”等字，在梧州话里仍为浊音，说明梧州话保存着比隋代更久远的发音。因此梧州话不仅是粤语的活化石，还是研究秦汉音系的绝佳材料。
四、白话与官话
一般认为，官话乃官方标准话的简称。中国文化，元朝是个断层，先秦至宋，标准汉语一般称作“雅言”、“雅音”、“正音”等，明清二代改称作“官话”。
今日的官话又作官话方言，乃北方话比较正式的说法。但事实上，“官话”一词并非源于华北。南宋至蒙元，南京、杭州一带的生意人对顾客均敬称作“官”，如“看官”、“客官”什么的，客官说的话就叫官话。因此最早的官话即江淮官话，朱元璋推翻元朝后，以南京官话为基准修订《洪武正韵》，至此，官话上升为官韵，而变为官方标准话。
如果说秦汉的“雅音”为“文言”，那么官话就是今天的“白话”，说到底乃胡化的汉语。语音简化导致诸多同音字，由此为了说明事物，派生出大量复合词，语言变得极为繁琐。而入声消失又带来一个尴尬的事实，普通话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没有长短音的语言，因为古汉语里的短音（爆破音）均已消失，现在的北方话只剩下长音，所有北方人说话的语速明显较南方人慢。
“白话”的雏形出现在南北朝，从东汉初年南匈奴内附至五胡乱华，雅言不断受到匈奴、羯胡和鲜卑语的冲击。匈奴和鲜卑属阿尔泰语系，羯胡为印欧语系，胡人学说汉语，最难的属声调，因此汉语的特征入声开始弱化，雅言逐渐向白话转变。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记录下大量鲜活的语言，其中已有一点点白话的倾向。
唐朝的变文是最早正式的白话文学，虽然那时的白话在今天看来依然近似文言。唐朝的和尚为招揽生意，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描绘佛教故事，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讲解。图画称作“变相”，说唱底本称作“变文”，后世的插图小说、连环画什么的应该都属这种艺术形式的滥觞，著名的《推背图》也用此模式创作。变文配上乐器就是鼓词或弹词，配上人物表演就是戏曲，变文乃中国大众娱乐的鼻祖。
宋朝的话本已属非常成熟的白话著作，话本的出现意味着官话正式成型。小说一直为市井文化的方式之一，唐传奇乃中国文言小说的高峰，说明唐朝文言与白话相差不大，用文言创作的作品，老百姓依然可以欣赏。而宋朝，文言与白话彻底分家，未受过教育的百姓无法听懂文言作品，话本正式登台亮相。
唐传奇在宋朝的永嘉（温州）地区转化为南曲，因为雅言尚保留在吴语中，因此传奇在吴语区能重焕生机。
中国古典文化传承到宋基本走到尽头，原因在于雅言的消失和官话的形成。唐以前的文化均建立在雅言的基础上，可视为标准的雅文化，而宋朝开始，俗文化抬头，至明清成为文化主流。雅言在华北的消失使雅文化无以为继，只能让位于以官话为基础的俗文化。
与官话的出现相对应，宋朝的语音与唐朝相比已有较大的不同。唐朝胡汉夹杂，华北的雅言急速胡化，可是汉语非拼音文字，这种变化虽然剧烈却难以察觉。比方说唐末的李涪研读《切韵》后发现，《切韵》既对不上长安话，也对不上洛阳话，于是指摘《切韵》记载的是吴音，此真乃天大的笑话。《切韵》在唐初被钦定为官韵，李涪如果稍动脑子，就应该想到朝廷怎么会将一本记录吴语的韵书定为官书？很显然，《切韵》在隋唐之际对雅言的描述极富权威性，才会如此被推崇，三百年后的李涪发现北方话对不上《切韵》，只有吴语才能匹配，正好说明这三百年华北语音的变迁，而《切韵》时代的雅言在唐末尚保存在吴音中。
对《切韵》的质疑，李涪不过开个头，宋以后很多文人都有类似的结论。比如宋代孙光宪说：“切韵多用吴音。” 元代熊忠说：“韵书起于江左，本是吴音。”姑且不谈他们的荒谬，这些怪论反而道出一个事实：宋元时期的吴语颇似隋唐之际的中原雅音。
北宋的官话即后世的江淮官话入声尚存，北宋灭亡后，女真经营华北一百多年，至元朝时入声在华北彻底消失。元代的《中原音韵》只分阴阳，不分清浊，取消入声韵部，将入声划归其它三声，已与今日的北方话无异。
朱元璋定都南京，开庭议政后发现一件头痛事，很多官员的话他听不懂，于是命人编撰《洪武正韵》：“一以中原雅音为正。”这个中原雅音就是继承北宋语音的南京官话，所以入声在《中原音韵》51年后，又一次出现在韵书中。《洪武正韵》在明朝一再翻印，影响极大。南方人依《洪武正韵》学官话，用南方口音发北方腔调，是称“南腔北调”。
《洪武正韵》在满清虽未列禁书，待遇也差不多，这本书光“洪武”二字就够清廷紧张的，因此从未翻印过。满人进京，最初学的同样为南京官话，不过入声说不来，而且满蒙的儿化音很重，最终的成果就是今天的北京话。剃发易服后，南方反清复明此起彼伏，直到雍正决定从汉文化开刀，彻底奴役中国人。他在任上干下两件遗毒千年的祸患：第一件乃文字狱，第二件即开设“正音馆”。
1728年，雍正下旨在反清最严重的闽粤二地开设“正音书院”和“正音蒙馆”，由驻防旗人教当地学子北京官话，甚至规定，官话说不好的不能考秀才。不过正音馆并没有文字狱那么成功，因为此举引起闽粤人民更大的不满：由满人教汉人说汉语，这算哪门子事？闽粤从乡绅到百姓对正音馆都很感冒，雍正的这项新政不了了之，到后来，广东的正音馆全部倒闭关门，福建仅余邵武一地的正音馆还勉强维持。
清初的汉语标准音理论上还是南京官话，从雍正开始改为北京话，但效果并不好，日本和在华传教士依然在学南京话。真正将北京话托为“国语”的是北洋政府。老毛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枪杆子里还出文化。从南朝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就超越北方，可文化标准一直控制在北方手上。政权在北，经济在南，中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和经济严重分离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学习语言的国家，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如今，继承宋音并在历史上长期作为标准官话的南京话已经消亡，继承唐音的吴语和客家话即将消亡，更为古老的粤语和闽语会否夭佚仍属未知数。虽说粤语很牛，但再牛也坳不过本朝的文化政策，至少广西的粤语已经从公共场合完全清初。CCTV远比雍正的“正音馆”强大得多。满清消灭了汉服，而消灭汉音的伟大使命却被汉人自己完成，难道真是所谓的天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