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说圣诞节她得到来的圣诞礼物是这部《 Shostakovich Against Stalin 》这部DVD， 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我也很喜欢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 想了解更多肖斯塔科维奇所处的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很想知道他的音乐创作源泉，肖斯塔科维奇怎么在斯大林的年代生存和抗争， 对这部DVD的反应褒贬不一， 作参考吧
以下下文章转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56561/
肖斯塔科维奇：斯大林让我为国歌谱曲：
肖斯塔科维奇口述 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 叶琼芳译
卫国战争时，当局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一是歌词不合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二是《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怎能用来做国歌呢？因此，他们匆忙地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
斯大林命令由哈恰图良和我合写一首国歌。这个主意愚蠢之至。 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不管怎样，我们终于把两支国歌合成了一首堪称艺术之奇的曲子。 旋律是我的，副歌是他的。在配器上我们差一点吵起来。要把两个人的配器捏在一起本来就是蠢事。要么用他的，要么用我的，那就会快一些，要是只由一个人去写，签上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更快当。但我们两人谁都不愿意干。
我想起当年我和姐妹们都想逃避家务事的时候常玩的猜枚游戏。我叫哈恰图良猜我的哪只手里握着一根火柴棍。哈恰图良猜对了，我只好写配器。共有5首曲子参加决赛：亚历山德罗夫一首，格鲁吉亚作曲家伊奥纳·杜斯基亚一首，哈恰图良一首，我一首，哈恰图良和我合作的一首。亚历山德罗夫写的那首当时叫《党歌》。斯大林让他们用慢一些的速度唱——像颂歌那样。听完后，斯大林说它是“战舰般的歌”，还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布尔什维克党歌》。 评比继续进行。当台上的声响终于停止时，哈恰图良和我被引到包厢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就国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作了深刻讲话。那是典型的斯大林的陈词滥调，我连记都记不住。
突然，枯燥的谈话起了一个危险的转折，斯大林想要表现他很懂配器。显然有人向他报告过亚历山德罗夫的曲子不是他自己写的配器，而是由一个职业改编者写的。很多参加比赛的人也是这样做的，有好 几十首国歌的配器是出自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行家之手。在这一点上哈恰图良和我是光荣的少数，因为我们是自己写的配器。一开始，斯大林问亚历山德罗夫为什么他的歌改编得这么差。亚历山德罗夫做梦也没料到这个——与斯大林谈配器。“战舰般的歌”的作者脸色发紫，惊恐万分。可这也正是一个人暴露内心的时刻，亚历山德罗夫为了保护自己，把责任推给了改编者。斯大林对亚历山德罗夫凄惨的辩白感兴趣，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亚历山德罗夫愈发添油加醋起来。可怜的改编者成了一个破坏分子，他似乎有意把亚历山德罗夫的歌改编得乱七八糟。
我再也忍不住了，这种卑鄙的表演可能使改编者无缘无故地送命。于是我说，改编者是个优秀的专业工作者，责备他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对谈话中出现这个转折显然感到意外，不过至少他没有打断我的话。
斯大林问我们大家最喜爱哪首国歌，他也问了我。我决定不提我的那首和哈恰图良的那首以及我们合写的那首。亚历山德罗夫的歌我很不喜欢。这样，5首候选歌曲中只剩下一首了——伊奥纳·杜斯基亚的那一首。所以，我说这一首最好，但是我补充说它不容易记住，尽管杜斯基亚是格鲁吉亚人。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我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他问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我说5个小时。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这里改好，似乎不妥。所以 当我看到我的答复使斯大林很生气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
斯大林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肖斯塔科维奇居然说他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这再一次证明斯大林对作曲一无所知。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作曲，就不会对我的估计感到奇怪。哈恰图良和我落选了。哈恰图良后来怪我轻浮，他说假如我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胜了。也许他是对的。
最后，亚历山德罗夫的歌被宣布为国歌。但这首歌并不走运——歌词成问题了。在后来，让人们唱“斯大林培育了我们”成了蠢事，当局已经正式宣布他并没有培育任何人，相反倒是毁了千百万人。人们不再唱歌词，只哼曲调。
与斯大林互藐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
作者：杨圣捷
1975年8月9日，苏联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病逝。
其好友在他的葬礼上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人脸上带有微笑，我也曾经多次见到他笑，有时他的笑声洪亮，有时他讽刺轻笑。但我还不曾见到他如此超然安详的微笑！安静，极乐，仿佛回到了童年。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说到俄国作曲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柴可夫斯基。而进入19世纪后半叶，俄国音乐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和风格相对独立的乐派，出现了“俄罗斯强力五人团”以及20世纪的“苏联三巨头”。
由于斯大林政府的特别介入，“苏联三巨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的象征。他们分别是写了《彼得与狼》并受到戈尔巴乔夫和克林顿青睐的普罗科菲耶夫，留有《马刀舞曲》的哈恰图良，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以下简称肖氏)。其中，肖氏以创作领域极其广泛以及与斯大林的消极合作而著称。
被《真理报》斥为充满“刺耳的噪音”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 1906～1975)生于圣彼得堡。
1917年，11岁的肖氏开始创作。一些重大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等都在他心里引起过震动。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还是少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在彼得堡街头亲眼看到沙皇警察打死儿童的情景，后来把它反映在标题为“十月献礼”的《第二交响曲》中。
西方的现代派、形式主义音乐与1920年代开始形成的苏维埃音乐文化曾经展开文化意义上的“激战”。肖氏的某些作品也表现了现代派的特征，曾引起舆论界的争议。肖氏作品的命运是离奇曲折的，忽被抛上云天，忽又被掷入谷底，在激烈的跌宕起落中，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尽了严峻的考验。
他的歌剧《姆青斯克的麦克白夫人》在1936年被《真理报》斥为充满“刺耳的噪音”，“否定了歌剧的原则”，“彻头彻尾的非政治倾向的虚构”。
与“文化秃鹫”斯大林互藐
在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他口述了为苏联国歌作曲的趣事。当时，斯大林政府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因为考虑到《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他们匆忙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对音乐充满好奇却又一知半解、被民间喻为“文化秃鹫”的斯大林命令哈恰图良和肖氏合作谱曲。
肖氏对此回忆道：“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肖氏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斯大林问肖氏需要多少时间，他说5个小时。
肖氏回忆道：“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斯大林的桌子上改好，似乎不妥。尽管如此，斯大林当时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
有趣的是，他和哈恰图良合作而成的国歌最后落选了。
《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之谜
斯大林喜欢看由肖氏配乐的《难忘的1919》，在这部电影里，斯大林手持军刀站在装甲列车的脚踏板上疾驶而过。斯大林常常一面看一面感叹：“当年的斯大林多么年轻漂亮啊，斯大林当年多么漂亮。”肖氏回想起这件事情就大笑不已。
卫国战争时期，肖氏写了著名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曾被誉为歌颂苏联军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伟大作品。
但《见证》里却这样说：“《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为被希特勒杀害的人们悲痛，但是我同样对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杀害的人感到悲痛。我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曲》题为‘列宁格勒’，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被希特勒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肖氏立即推出《第十交响曲》，以表示和之前的妥协完全划清界限。
罗斯福救了肖氏的命？
肖氏终其一生，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国外各界名流会面。他痛恨那些对当时的苏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外国人，他对西方从没多少好感，甚至罗曼·罗兰访苏他也拒而不见。他认为，斯大林没有立即把他逮捕杀害而留着自己的原因，是他曾为前苏联所有的重要电影配过乐。另外，肖氏的那幅戴着钢盔消防帽的侧面像全球闻名，甚至登上了1942年7月的美国《时代》周刊，几乎成了前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象征。
肖氏最终没有被捕，活了下来，而不像他的一些音乐家朋友，诸如日拉耶夫、波波夫、维戈茨基、加舍夫等。作曲家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回忆朋友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救了他，传说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特使谈建立第二战场问题时，罗斯福的特使曾经说：“罗斯福总统认为肖氏是最伟大的音乐家！”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美国为罗斯福总统逝世致哀时演奏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
1975年8月9日，肖氏在莫斯科逝世。
俄国有人说：“有了肖氏的音乐，后人自会判断俄国今天的历史。”然而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选择安宁平和甚至是平庸——“伟大音乐家”的代价是目睹太多的生离死别，失去太多的挚友。事实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维奇就越觉得自己的作品毫无“伟大意义”。这也正是“伟大音乐家”的大彻大悟。
来源：《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