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叶剑英同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在西安七贤庄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人，生于1903年1月18日。张冲少而聪慧，文思益广。1919年考入位于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积极参与爱国活动，成为温州学生界的活跃人物。1922年夏，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1925 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期间，张冲曾秘密进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
国民党情报负责人张冲
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20世纪 30 年代初，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成为一名狂热的反共分子。1932年2月，曾一手策划炮制了震动上海的“伍豪事件”。即以周恩来的笔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多家报纸上刊登“伍豪脱党启事”，以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可以说，周恩来与张冲是一对老对手。
可到了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6月6日去上海北口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探路。
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不是没有缘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著名的 《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建议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张冲在调查科任上，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情报资料，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
《申报》 的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潘汉年与张冲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随后，潘汉年于 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通蒋抗日”。
就在国共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亦一时失去了联络。不久，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相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被委任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
1937年，周恩来与张冲在杭州合影
五次会谈 折冲尊俎
1937年2月初，潘汉年带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这次引荐为两党举行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
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等。会谈历时1个月，其间，国民党方面主谈者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
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这年4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而西安会谈最终虽因顽固派推翻已达成的协议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