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是用自己的经历再次证明，有色人种在美国要获得平等的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的反歧视法只是规定政府与雇主等不得歧视（还有一些其他具体情形），其他情况下的歧视不在法律管束的范围。在李永案中，医生的歧视，就算有，也可能不违法。最后李永案审的局限于医生的行为是否构成诽谤。
我们在贺梅案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美国人民的支持，终于维护了贺家宪法保证的权利，建立了贺梅法案。在这个法案上，很多贫苦的田纳西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但是那改变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在大部分地方，还是存在普遍的不公。这种不公，当你不幸成为强势力量的受害者，而试图寻求司法正义的时候就知道了。有个家伙，平时极为恨中国、反共，结果有天被老美歧视了、骂了CHINK之类，想去告状，后来呢，可想而知，他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权利，甚至不如一条被打的狗，媒体对他的那点委屈根本不屑。他反华能给他带来好处？人家老美跟中国做多少亿美元的生意呢！哪个想跟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敢公开跟反华分子搞在一起？当然，即使抛开种族因素，普通的白人穷人，也是被压制的。有一些白人兄弟饱受系统的欺压，甚至认为只有一场巨大的变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当我告知他们我的知识产权案终于经陪审团裁决获胜，说明美国法治还是有希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普遍的情形是社会弱势力沦为强者的鱼肉。
前天有人说，知识产权不是基本权利，没有必要太计较。这种思维再次说明中国人缺乏基本权利的概念。知识产权是一种PROPERTY RIGHT。而PROPERTY RIGHT正是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权利。比任何权利都更为基本。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基本权利。美国黑人以前就没有权利，因为他们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正如美国黑人领袖指出的，权利不是给的，是获取的。美国白人女性为了获得投票权，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斗争，曾经有人为此自焚。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女性获得了平等，美国女性再次被唤醒，经过多年的斗争，才终于获得了投票权。为什么美国在1968年的民权法案中赋予有色人种更多的权利？因为1960代年开始，美国各地的黑人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其中包括白人，但更多的是黑人。在这种压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的民权法案。
前两天，我贴了一条美国联邦法案，内中规定，三人或以上聚众闹事，可获有期徒刑5年。这个法案怎么来的？正是1968年民权法案的产物。一方面，美国的主流社会不得不让有色人种得到更多权利和保障、以减弱暴力抗争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他们加强了镇压抗争者的法律武器。
美国黑人对美国社会的公正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每年纪念马丁路德金的时候，美国人民-特别是有色人种-都感谢他。相反，美国的华人对美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极为微弱，因为美国华人很多具有传统的封建奴才思想，他们把自己在美国的那点可怜生存视为白人的恩赐，甚至以为必须完全背叛其母亲国、背叛他们的华人社区才能表现对美国的忠心。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这也就决定了很多华人在美国社会永远只能处于下层，而不是争取更多的权利。美国黑人的抗争使美国有色人种（包括华人）获得了一定的人权，而华人对美国社会公正的贡献几乎为零。综观美国华人史，唯一对美国的人权事业有一定贡献的可能只有贺梅案。其余整个华人史，不过是给美国充当劳工、给美国人创造价值而已，过去修铁路，今天写CODE、做实验。劳工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可替代的机器而已。
李永第一次上联邦法院的时候，法官只用半页纸就把她踢出来了：根据被告的陈述，案子不成立，结案。连这个案子是关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抗争--包括控告法官，她总算得到了巡回法院的一定的关注。后来，相关的案子还进入了陪审团审判---尽管其大部分控告在前面已经被总结裁判去除，只剩诽谤一条，但总算见到了陪审团。这与当初比，就是一个进步。
很多华人对李永案的反应是一种奴才心理的表现。他们害怕其他华人的抗争会给他们带来不良后果，影响他们的良民形象。却不知，西方社会里良民就是贱民。排除弱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