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不同习惯的细微区别(105)海啸篇

        2008年中国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损失惨重。
人们从地震中学到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同时彻底改变了部分人们
的思想意识与世界观∶“与天斗”、“与地斗”和大自然过不去的行为
不再认为会是“其乐无穷”的,那只不过是为了乐于“与人斗”的文人将自然拉
出来做个陪衬而已。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东北沿海地震海啸,也让日本人学到
了不少知识。无论是曾经有过“千地震百海啸”锤炼的日本东北地区村民
还是即将迎接未来“东海大地震”的东京都市民，对这突如其来、日本史
无前例的大地震和大海啸都是无能为力的。
        中国人“下海”VS日本人“出海”
        中国也是“五湖四海”、周边国境也有海岸、也有无数岛屿。
中国人历来都是住在较高的地方,中国人因强烈地震产生海啸而死亡
的人要少得多。几年前日本曾经因为印尼苏门大腊的海啸波及而产生上百人
死亡的教训,认为是“城门失火而殃及鱼池”，更有人认为有国力,有坚实的
经济基础,有较多地震经验和海啸的应对能力。哪知道这次地震谁也没有预测
到,或者没有料到有这么大,日本自认为比别国先进的防震体系,在大自然的
威力下被证实为非常脆弱的。
“常在水边走哪有不湿鞋”。日本人认为有应变地震海啸的“软体系”
而忽略了对海洋的“敬而远之”的理念。凡是去过日本海边的旅游者都知道,
在太平洋边上到处有低矮的民房。这与日本资本主的义个人所有制分不开。
祖祖辈辈都在海边以海为家,靠海吃海,他们身边就是海,所以日本人和
海岸线是平起平座的。“海に出る”、“海へ出る”、“海を出る”。
因为中国是大陆国家人们对大海是崇敬的、对大海是敬而远之的。与大海
不能“平起平坐”。人们习惯上是“下海”。无论是真正的到海里去还是弃
政去经商都是“下海”。当然还有一个上千万人口的直辖市“上海”。
        最有凝聚力的中国总理VS左右不是人的日本首相
        在四川大地震发生时，中国的总理亲临第一线指挥,查险情,慰民情,
抚民心,总理情不自禁的眼泪换来亿万人民的同感,唤起对灾区人民
的深厚同情,得到全国上下国民的信任。
        有人说全世界可能最不好干的一把手就是日本的首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赋予的权利最大却又是行使权利最小。
        在国会执政党众议院票数虽然过半,数但并不具有过三分之二的强大势力。
在野党在参议院过半形成“扭曲国会”现象。执政党的政策不一定在参议院
顺利通过,而执政党受到严格监督、稍一不慎就会遭到野党的弹劾，提出
“不信任案”,内阁大臣有时会“被辞职”或被罢免。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要照顾党内各派别的势力均衡,又要体现自己的
执政策略。这次大地震,如果稍有懈怠肯定会遭到内外各党派的群起而攻之。
所以只能不断努力、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这次东京电力的问题，首相直接将干部职工召集起来训话,批评他们福岛
第一核发电站事故的对应的不满。
不批评肯定媒体不会满意,首相没有魄力,肯定会遭到围攻。
然而一批评同样遭到政府内部的批判:“首相叫国民对核发电厂的事故负责,
要冷静对待,自己却不冷静”,“这样批评现场工作人员,如果一旦萎缩(积极性)
反而起反作用。”左右都不是,严厉了不行,不严厉也不行。
让人想起赵藩撰留在成都武侯祠的对联,借用一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民好宰相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深思
        善于交流的中国人VS不善交流的日本人
        日本是单一民族,日本人之间沟通较容易,他们在灾难面前很少话语。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有靠语言来取得共识。因此只要有中国
人的地方就会有“大声喧哗”、“喋喋不休”、“说过没完”。
        3月11日下午当，大地在摇晃之时人们娴熟地镇静躲藏,震后默默无语地赶回家里。
他们之间靠的是理解、靠的是默契。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正因为日本人之
间语言较少让灾难扩大。因为地震和海啸的发生有一段时间差。如果没有预测
到地震,那地震后的海啸是应该预测到,而且应该知道是前所未有的高浪海啸。
这时要是在中国人之间肯定会相互吆喝,相互提醒,相互提携,大家拼命往房外跑,
往高处跑,往山上跑,往顶峰跑……。
        然而日本人平常语言较少,相互之间提醒更少,在通讯交通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
间靠嗓子变细了,声音变小了,相互传达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些不知道电器的老人,
那些无法打电话的“老实人家”,那些无法的到“信息”的幼小就只会呆在家里,
他们可以躲过了地震却躲不过海啸。
        这就是日本人缺乏交流带来的巨大牺牲。
        我们相信如果在日本多一些重庆人的大嗓门、“高音喇叭”、“传声筒”这次
地震海啸的死亡率就要低的多。
        政治挂帅的中国VS从容宽松的日本
        在中国天灾要靠政治挂帅,领导带头,战胜灾害；在日本要靠自己心得,自觉律己,
克服困难。
        当年的“范跑跑”却在中国成了人人攻击的对象。在日本人们能够逃命就首先逃跑，
不管你是“范跑跑”,“高跑跑”还是“低泡泡”……。
        大家都跑出来了,不是相逢“抱头痛哭一场”,而是“相抱道喜活下来”。
在中国如果是抢险救灾一定要强调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开党支部会议
部属战略方针。就像要发展一个城市的经济要靠打黑唱红一样搞一些仪式。
而日本说调动自卫队就立马投入战斗。没有那么多繁琐哲学可谈。
当然有些东西在中国还是太严格了。
        兆山“羡鬼”
        在中国写了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王兆山就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遂发出如是感慨。本来王兆山是为了拍拍马屁,谁知不是时候,也没有拍准地方,
拍到马脚上了。于是引来全国多少人的攻讦、谩骂,甚至网民“同诛之,共伐之”
的境地。
        石原“天罚”
        在日本一向以“乌鸦嘴”著名的东京都知事鹰派人物石原慎太郎,在地震中发表
他的“高论”:
        “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海啸啊,有必要让日本人洗掉一次私欲。将陈年堆积的日本
人的心灵上的污垢冲掉。这原来是老天对大家的惩罚呀!”。听到这些言论的日
本人比中国大陆人听到李登辉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那样很得心里痒痒的。
在新闻界的强烈舆论面前,石原只好收回谈话表示道歉。
        如果换了在中国就凭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下台九百次!
        要不是“开除出党”,“免去工职”，起码是“撤消其～～内外一切职务”。
说不定还有更严厉的惩罚。石原一个道歉后,照常当他的知事,照常宣布四月份
竞选其四届连任!
        政治体制“毫厘”之差让两国民众意思形态相距“千里”。
        这也是中日不同习惯的细微而重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