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功所创造的人生记录
（原标题：我的多彩人生)
[写在前面]
当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平凡事件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逻辑关联的图画时，人们将不得不惊叹：世上可能真的有某种神奇的力量（或上帝）在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如果不是由于我父母在湖南生的第四个孩子，也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两岁左右时因救治不及时而病故，如果不是我现在的二哥在三岁半时突发脑膜炎而昏迷了七天七夜后父母担心他会留下后遗症（后来的事实表明那个担心是多余的），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我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刻意忽视我的良好的文科基础而坚持让我读理科班，如果不是他在我高考结束后背着我擅自改动我自己填写的大学入学志愿将我抛进同济医科大学，我将不会在大学里遇到我人生中五个最重要的影响者：同济医科大学社科部的青年哲学老师袁建国（我的西方哲学、西方古典音乐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启蒙人）、八X级yy系的XY（我的初恋）、八Y级XXX系的WZ（我的第二次真爱）、八Z级卫生系的Y梅（我现在的太太，也就是我在过去的十八年多里努力与之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共同拥有的生活的第三次真爱）以及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教研室的余松林教授（我的研究生导师），与他们五个人之间的生命交集构成了我整个人生最辉煌的篇章，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因而都值得我深深地爱恋和/或景仰。然而，如果不是在我的专业实习期间带队的马晶老师（现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研究员）将我从位于襄樊市卫生防疫站二楼的宿舍里的床上叫醒，并极力鼓励已经睡过了头15分钟的我去参加留校人员的选聘考试，我的人生之路将不可设想。那一天，我醒来后走进了考场，30多位实习生早已都在那里参加考试了。我是最后一位进入考场的，最终，我被选聘留校担任了当年入学的新生班——87级卫生系的政治辅导员，而那时的我并非一名中共党员，仅仅是一名徒有虚名的共青团员，只不过在大学二年级期间出于理想主义的情调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但此后却从未参加过党章学习小组的活动，也从未向任何党的组织机构作过思想汇报，因为自从写了那份申请书后不久，我的思想便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外人却毫无察觉。那一天，马晶老师细致的观察和周到的考虑将我此后的人生推上了一条充满坎坷但却不乏奇迹的旅途，从而才有了今天的我，而那一时刻的我却与此前的我具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尽管这种联系看似非常的微弱，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
我敢写下我自己，是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虚构、伪造、欺骗和夸张，而在迄今为止我的完整人生旅途上我也不曾有过对我自己以及任何他人引起过身心危害的谎言、虚伪、狡诈、邪恶、……。
当我站在了我耗尽自己整整十三年的生命（从1997年11月中旬的某一天至2010年12月12日）为统计学这门通用科学方法论筑起的新地平线上时，我在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平常心态陈述自己。我只是希望通过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客观且真实的回忆来告诉人们一条成功的路径，而不是试图从任何地方求得任何名利。至于一个人是否认同我所展示的关于我自己的一部分或全部，那是她/他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本文的形成得益于在此前的一天与同事聊天时对自己的回忆，当时这些内容顷刻间全部汇聚到了脑海里。写出来后，我自己也被震惊得无语了：这是一个近乎传奇般的人生记录，估计在现实世界里很难有人能与之匹敌。一个创造了如此人生记录的人，搞出一点奇迹般的事情是可以被设想的。
[正文]
我从小学上学第一天开始就和人打架，一直打到了研究生毕业（见我的打架史，实则是求学史或成长史），由此拥有了为维护个人尊严而不畏任何对手并与之争斗的经历（我从未主动发起挑衅）；我从两岁多到现在，一共跨越了十一次生死线而创造了生存的奇迹。
小学时期我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从三年级开始几乎每篇文章都被老师拿到班上宣读，还有几次被安排在小学的政治批斗大会上发言；还参加过绘画班，画过一套政治讽刺漫画挂在教室内好几个月；我也曾长期是小学的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经常参加在校内舞台上的表演。
我虽然是家里的老幺，但从8岁起就开始为家里扫地挑水、拾柴火做煤球生炉子、洗衣服刷鞋子缝补衣服钉扣子等，而且我心里对做这些事情从未感到过生厌，反而觉得能为母亲分担家务而感到骄傲，因而乐于干活。所以，后来上大学后，有时还在宿舍里主动帮同学缝补过衣服。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参加了校篮球队，初中也在篮球队里打过几个月的球。高中三年一直是校运动队队员，成为洪湖二中首批达到国家青少年体育运动素质标准的六人之一，曾获该校运动会男子800米冠军，1500米亚军以及100米第六名。
在中学时代除了掌握了田径的跑跳掷以及体操（单双杠和垫上运动）等项目的基本技能外，还学会了所有常见球类（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基本打法；高中时期是班篮球队和足球队的队长，率队打过几场篮球赛，但从未赢过；还率队打过唯一的一场足球赛，打进了本班唯一的进球，不过，那场比赛我们班以1:6大败于对手。
中学阶段一直担任班长兼文艺和体育委员，学习成绩也长期名列同年级前茅。遗憾的是，由于不懂乐理，第一次上台唱男高音歌曲《再见吧，妈妈》时，面对空旷的礼堂和沸腾的人群起调高了八度，结果唱破了嗓子，弄得满面通红下了台。
大学时代的最初一个月里，我跑遍了全班男女生宿舍，把142人的姓名、籍贯来源、组别以及宿舍弄得一清二楚，即使二十年过去了，还可以独自一人将上述信息默写出来贴在在Chinaren网站上开设的网络班级“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82级”的公告栏里。
大学里从第一个学期结束时的19岁开始自学小提琴演奏，而在此之前，我连简谱都不识，更不曾学过任何乐器的演奏技术，仅仅会哼几句流行歌曲和外国民歌小调。这在任何人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般的故事。然而两年半后，当高年级的优秀小提琴手纷纷毕业离校后，我开始担任校学生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不过，由于缺乏正式演出前的管乐队与弦乐队的联合彩排，结果刚一上场就被管乐队强烈的轰鸣声搞乱了弓法，自持自己的弓法和指法水平最高而自顾自拉，全然忘了整个乐队的整齐划一。要是正式演出前有几次彩排，这样的局面应该完全可以避免。而这个局面的形成也恰好验证了我是靠自学出来的乐盲。直到毕业时，才在毕业演出的舞台上以一曲马斯涅的小提琴独奏《沉思》赢得了应有的尊敬。现在，我在专业人士的推荐下担任了本地两所中文学校小提琴班的启蒙教学，孩子们在我的带领下正在取得显著的进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做过将近20名学生的小提琴启蒙老师，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初中阶段曾是所在学校高级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马里兰州青少年管弦乐团第二小提琴组的首席。
在大学二年级时举行的所在大班（由两个专业四个小班140人组成）的受控（即结果的非自由性）干部竞选中，我获得了接近80%的最高选票，却被校方的学生政治辅导系统召到他们的办公室秘密做了“思想工作”而被迫“主动”放弃当选。
在交谊舞于八十年代初刚刚开始重新进入大学时，为了迎接胡耀邦邀请的三千名日本青年中访问武汉的部分成员，我被学校选中作为唯一男生与被选中的唯一女生、同班同学陈缤烨到武昌文化馆学习如何跳交谊舞，从而有机会成为本校交谊舞的首任老师，教会了数百名学生。
在西装和领带刚开始进入大学时，我教会了很多同学如何系领带。
在大学的演出季节里，我曾是班上主要的化妆师，为一百多名要上台演出的同班同学化妆。
我也很热心学生社团活动，参与组织了同济医科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完全独立于校党团委而自治的学生社团——“星期一”学社，但却对受控于校党团委的学联毫无兴趣。
从不曾下过中国象棋的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与本班象棋名将、同宿舍的谭利民同学交手时，在第一盘就以各棋子的相互关联以达成严谨的攻防布局从而将其击败。当然，那天的后两盘比赛我完全招架不住他的凌历攻势而失败，此后我也不再有过下象棋的经历。
我作为同济医科大学工会爱乐小组的第一批两名学生成员长期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奉献了自己大量的时间，并开始了长达16年在同济校园里讲解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活动。我还是校工会为职工举办舞会而组织的小型电声乐队的两名小提琴手之一。
在大学毕业前夕的六月里的一个周末舞会上，我带领同济医大85级二大班的女生韩红在1000多名同学的围观下表演了探戈，而这套探戈舞技是我在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场探戈表演时凭肉眼和心记学到的。那天在与韩红表演之前仅用了大约一刻钟教会了她。这是我的大学时代即将结束时最后的一次辉煌。
毕业留校后，作为一个另类政治辅导员，为了避免班级干部的终身制，我组织了87级卫生系学生的干部竞选活动，每年换一批班干部。直到三年半后因为各种原因被学校调离该岗位。
1987年的深秋，同济医科大学的学联举办了一场学生诗歌创作和朗诵竞赛，85级卫生系的王华（嫁给了我的大学同班王华敏，现居住在美国的休斯敦）和谭英两位同学以及医疗系的一位女生找到我请我为她们的诗歌朗诵配乐，我根据她们每个人的诗歌的主题和情调分别配上了帕格尼尼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三部作品的第二乐章，结果，她们三人分别获得了第一、二和三名，其中，王华的朗诵作品是我的洪湖老乡、83级卫生系的胡丙长同学（现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终身教授）的杰作。后来，我所带班的袁津玮同学（现也在美国干生物统计）写了一篇散文作为演讲比赛的征文，主题谈的是“从历史中学习而进步”，他交给我看后，我对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作了大幅度的修改，结果比赛时也获得了一等奖。这是一篇我本人非常满意的文章，曾长期与我的其它手稿一起珍藏在一个皮鞋盒子里，但出国时却没有考虑将它们带出来。2007年下半年回国时，已经无法找到那些手稿了。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
在任政治辅导员期间，我参加了清华大学行政管理第二学位班（相当于硕士学位班）的考试，考试科目完全是文科类，包括写作（记叙文和议论文各一篇，得分89。复习时间0秒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社建、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综合，得分70多。复习时间0秒钟）、中外历史和地理综合（得分70多。复习了一个星期）以及英语（得分65分。复习时间为三周）等。在二百多考生里，作为一名毕业于医学院校的考生，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且远超其他人，却因与89事件有关的政审不过关而梦断水木。
离开政治辅导员岗位后，我最初在卫生统计教研室的周有尚教授那里帮了三个月的忙，下半年转到了妇幼卫生系。在当年底的职工演唱活动中，我作为男高音领唱了《长江之歌》，终于一展男高音歌喉而成名于同济校园，特别是自己所在的公共卫生学院，我为此演唱而写的开篇朗诵题词也被认为非常有气势。
我最终转入了生物统计学领域，在师从了国内著名的生物统计学教授余松林老师三年硕士教育并完成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经济学评价和比较研究后，开始对统计学领域中的一些理论误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全新的基本概念系统、否定了随机系统里的最优化理论，构建了崭新的高级回归分析的方法论——泛函化的广义三分回归分析。
2000年春节过后，在当时的高校合并浪潮中，我对涉自己母校的武汉三所高校合并的结果发表了一份在那一时期反响最大的网络评论文章。该文贴出后被迅速转载到了国内外的许多中英文网站，武汉的《今日名流》杂志也对此作了专门报道，不久，更有人在中文维基百科里构造了“陈立功事件”这一词条。
2000年夏季，作为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普通讲师，我受到了美国统计学会的邀请在当年的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的一般方法论上发言。这一发言机会得到了中国国家教育部专项基金的资助，而这笔专项基金一般只用于资助三类人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院士、博士导师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
我为完成自己在统计学领域的上述研究而提出的关于人类智慧的递进结构与认知的逻辑流程也应该在哲学的认识论领域拥有其应有的地位。而我为了为自己提出的新统计方法找到数学理论上的根据，第一次尝试了将常量期望引入随机系统（正如前人将0引入数字系统一样）并从集合论和概率论的角度对随机对应这一在目前的数学体系中尚不存在的重要概念作了定义。
移居美国后，我当过家庭户男、跑过外卖、修过古旧小提琴、做过最低级的数据输入员、在大学的生物统计系做过生物统计员和研究助理，现在，我在某公司担任统计师和程序分析员。我的信条是，无论干什么，我都会尽心尽力，力求有所作为，且从不自叹自卑而是永远乐观，因为我总是怀有梦想，而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创造。
我也曾游历过中国的许多地方，武汉的大街小巷和风景名胜、洪湖的湖区以及古旧小镇衢家湾、黄州的赤壁、湖南的长沙和父母的老家安化、四川的乐山、峨眉山、成都、都江堰、青城山、新都、九寨沟、红原大草原、贵州的文县、重庆、三峡、宜昌、荆州古城、北京的故宫、长城、山海关和北戴河（不过，四次去北京也没去过那个纪念堂）、山东的济南、曲阜以及泰山、陕西的西安、华山以及兵马俑、上海、天津、洛阳及其龙门石窟、郑州以及杭州及其普陀寺等地。此外，还游玩过湖北襄阳的古隆中、兴山的山山水水以及昭君故里和神农架林区、京山的空山洞以及洪湖的新堤、沔阳的仙桃和黄陂的城区及其木兰山风景区，并在黄石、鄂州和潜江的厂矿、襄樊和枣阳的城区、武汉的郊区东西湖农场以及松滋和麻城的农村一带做过公共卫生方面的课题研究。最喜欢的还是俗称“小汉口”的家乡小镇峰口镇（尽管它现在依旧破败不堪）以及大武汉（尽管它在很多人眼里很没有现代化大都市的味道）的那种充满了世俗风味的汉调（即地道的汉口方言）美食、大街小巷和风景名胜，因为前者以它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刻时光纪录下我18岁前所有的欢乐、痛苦和屈辱，而对后者的喜爱乃是由于我最爱的母校位于其中，它们共同以其博大的胸怀铭刻下我对真诚人性的践行、对挚爱的追求、对“人生要有所作为”的坚韧和执著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全部的人生感悟。
有句哲学名言是“干能增进知”（维柯）或“实践出真知”（马克思）。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我的奇特经历也是我之所以敢于对初恋的她离开时说出那句“我自信自己绝不是平庸之辈，而我对你将永远是一个谜！”的缘故，因为我深知自己有某种惊人的能力，而我的父亲不仅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为我埋下了一颗信念的种子（一定要有所做为），而且以他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我树立了一个创造性灵魂的榜样，因而我也坚信自己一定会有所作为。
我的名字叫陈立功，即一个以某种信念作为自己名字的人。这就是我的多彩的人生。这不是在吹牛，我当为此而自豪，因为我达成了父母为我自幼确立的信念，并践行了一条无愧的人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