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春天是多事之春：苏修侵略珍宝岛、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九大(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三件大事和小学生没关系，又有大关系。
三月初，那天白天没有听到“今晚有重要广播”的通知，但是晚上新闻联播时播音员的声音愤慨激昂，让人耸肩而听----苏修侵略我国领土珍宝岛。
第二天，锦州市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各单位组织，没有固定的路线方向。我们小学的队伍上街的时候，快车道、慢车道、便道上已经挤满了不同规模的队伍。我们挤在队伍和队伍之间的缝隙中行走。看大人们振臂高呼口号、高唱革命进行曲示威，显得我们格外淡薄。班长是个不服输的小姑娘，深深感到“此间不可无我音”，于是起了歌头“听奶奶～，预备唱！”
全班同学一起“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雨里长，奶奶呀～～”地唱了起来。那是现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一段叙事抒情唱。男孩女孩声嘶力竭地唱着京剧选段示威，搞得两旁大人的队伍都唏哩哗啦了。班长大概不知道我们是在抗议苏修，而是来跟旁边的队伍争风头。
珍宝岛事件时，毛主席发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这是毛主席语录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一条，跟各家“谁要是惹了你，你就狠狠地揍他”的原则一致。那段时间孩子们打架都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节奏挥拳，老师解决问题时也是从“谁先犯了谁”入手。后来有人说那是处理敌我矛盾时用的，孩子们不懂敌我，那成语式的句子里反复的是“人”和“我”，没有出现“敌”，所以照用不误。
冬意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了。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初中生站在大卡车上，市里为他们开完欢送会，就直接送往农村。小学生举着纸作的彩旗夹道欢送，一车一车的，欢送的人们在路边站了很长时间。
示威、欢送都过去后，迎来了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被称作全国人民的幸事，锦州人民比其他城市更幸运一层，因为毛主席把南方代表送给他的芒果转赠给锦州市的工人代表一棵。全市人民举行了朝拜芒果的仪式和庆祝游行。
老锦州市规划得很漂亮，市中心的两个大十字路中间是圆形花坛，车辆转弯时绕花坛即可，不出特别情况不需要警察站在中间指挥。百货大楼前面的花坛边空地上支了一个高高的架子，架子用紫红平面绒罩着，顶端放了一个厚玻璃垫，垫上横躺着一个小芒果，芒果上又盖了玻璃罩。架子周围站了几个保卫芒果的工人民兵。
物资流通不够方便的时代，这个北方小城的居民没有几人见过芒果。即便是没见过，如果有谁解释一下“芒果是皮厚核大筋多的热带水果”的话，人们可能会立即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可是在听到解释之前，让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地瞻仰玻璃罩里面的带有“毛主席对锦州市工人阶级信任”的芒果的话，那芒果就不单是一种水果的名字，而是“圣果”了。没人敢对它加以评论，更没有人敢对这种瞻仰形式给予批判了。
全市人民从四各方向涌向花坛，黑压压的人群绕着花坛排队，等待看那“圣果”。
“看到了、看到了！是黄色的”，排了半天队转到芒果底下时，所有的孩子都这么兴奋地喊。
孩子们已经变得很世故了，即便有人问“它是长在树上还是蔓上?”也没有人敢问“什么味道？”如果问了，一定会有人用“想吞掉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信任”的理由来定罪。事情过去这么过年了，我一直惦念着那芒果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也经过加工永久保存了。
至今我看到芒果还会联想到它当年横卧玻璃罩时的“神圣”风采。
就在我不断学到“领土”、“备战备荒”、“芒果”等新词的时候，爸每天被叫到榴花街道派出所。
珍宝岛事件以后，全国进入了备战状态，东北地区尤其紧张，玻璃窗上用纸条贴了米字，以防被轰炸后玻璃乱飞。学校经常进行防空演习，所谓演习也只不过是蹲在走廊里，等“敌机”过后再回教室。
东北地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更加严格，白天劳动，晚饭后被叫去学习。有消息说为了防止国内的阶级敌人与将要入侵的苏联军队里应外合，要把对共产党有宿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管制。爸进过劳教所、被集中到过水库工地，爸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集中疏散到别的地方去。
那天晚上我正要朦胧入睡，爸低沉地对我说：“记住，今后不管到哪儿都不要给人添麻烦；二十四、五岁结婚；不要跟干部子弟结婚，要跟工人家庭出身的人结婚”。
爸平时对我说教很多，像“不许说脏话”、“吵架不管胜负都损害自己的形象”、“坐车时腿要并齐”、“嚼东西不要出声”等，我不止一次在心里抵抗说：“都破四旧了，还讲那些干嘛”。
以为爸又在说教，我朦朦胧胧地“嗯”了一声就睡着了。
据说，睡前的记忆保持的时间最长，所以劝学外语的人睡前记单词。爸那天晚上对我说的话，时常回响在耳边。平时家里人说婚姻、对象之类的话题时都不允许我听，那天却讲了那么多关于我结婚的事。
后来才意识到，那是爸的诀别。爸没有勇气亮着灯时看着我的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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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的地方把毛主席赠送的芒果煮了一锅汤，工人排队，每人喝一口。)
(9)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