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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陷落》第 八 章
《灵魂的陷落》第 八 章
2011-03-20 19:31:23
文正音
《灵魂的陷落》是一部描写1957年“反右运动”的长篇小说。“反右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其凶残、野蛮、疯狂、毫无人性,一直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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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陷落》第 八 章
第
八
章
一
薛家峁的谭玉洁现在似乎变了一个人,谁见了都说她是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模样,和过去少言寡语的女干部形象完全不一样了;一天工作下来毫无疲倦,就是眉梢嘴角也是挂着笑,在粉朵朵双颊上的酒窝显得更深了,大眼睛的眸子里,好像藏着有关幸福的秘密。其实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有心事了,女干部们则断然认为谭玉洁恋爱了。
谭玉洁不仅坦言承认,还带着那种被爱情激活的情绪说自己恋爱了,若想问她恋爱到什么程度,她就是笑,逼着问,她会说,这又不是在小摊上买东西问来问去的,啥叫恋爱程度,不懂得!若还是没完没了问,顶多说一句:“到时候就知道了。”
乡里的女干部对谁谈恋爱或是谁搞上对象的事,取笑是有的,但在她们心里都有一份祝福,没恋爱的也在等候别人的祝福,此外没有别的插曲,更没有什么花絮,自然也就很少见到打打闹闹,在上班时候,也就各忙各的;没人追问她的对象是谁。不过,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谭玉洁实在是太漂亮了,在一块工作的小伙子,有的当真是后悔不迭,暗中谴责自己有眼无珠。(其实,这话说的并不实在,一般说首长不大忌讳女人的出身问题,年轻漂亮是主要的;乡干部对地主出身的姑娘,有点不敢爱,原因是影响入党或提拔)
谭玉洁的可爱处在于一如往常,依然兢兢业业,依然少说多做,更难得的是武志峰已当上绥德县委副书记,她却从不想借机调到绥德,也从没有借口家在绥德而去绥德,就是要避免闲话,唯恐不慎弄得满城风雨。所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她会和副书记恋上。要知道,一个县的副书记,不管是和谁谈恋爱,都有口头文学的传播价值,会让平素寡言者也成为健谈家,而健谈家的似真似假、半真半假、各种臆想和丰富想象,就可能汇成不可等闲视之的群众舆论;更不要说,一个县的领导同志和一个地主出身的姑娘谈恋爱,这在绥德自然是破天荒的头号新闻。但现在的问题是,武志峰是了解谭玉洁是地主出身的,他当然知道要和谭玉洁结婚,就必须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而是否批准,那需要调查了解和审核的结果。也就是说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如果武志峰执拗起来,事情就会复杂,后果也难以预测。
但武志峰觉得现在向组织提出,不太适宜,因为自己刚调来不久,工作还没捋顺,对各部门的情况还不了解。万一领导说,先考虑整风的事吧,岂不自讨无趣?所以比武志峰小五岁的谭玉洁,也劝他别急躁,她自己也非常谨慎,决不给人留下任何话把,她在心里只巴望:只要领到那张“纸”,堂堂正正地生米作成熟饭,就让人们去议论、去抨击、也可以随便嚼舌头去吧,她已经无忧无虑了。心里越是想那张“纸”,就越怕那张“纸”的遥遥无期,特别是现在正是整风的初始阶段,没工夫办理那张“纸”的事儿,不过,转而一想她觉得遥遥无期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在整风运动结束后,也可能有新的精神,譬如,出身不好但政治表现好的,和党员结婚不受限制了。谭玉洁对此满怀期待。
她不想回家看父母,因为一回绥德,她就有种没法克制的冲动要去看武志峰,不去看,心里难受,看,定有轰动,所以必须忍受、必须克制;这是因为只要她一进县委院子,一进他的办公室,就像有什么风景,引诱着人们,睁大了眼睛欣赏或是评头品足。这会让她非常不舒服,甚至会觉得自己很难堪,更何况那种场景太有轰动效应了,而轰动效应之后,他俩的爱情走向,就可能非常艰难曲折。人们不得不接受与历史相适应的观念:“两情相爱不是婚姻的最后认可”。似乎她意识到她和武志峰的爱,现在只能藏在心灵深处,否则,难测何时云起风来!她记住了他的话:“玉洁,我向你发誓,没你,我终生不娶;但你要不急不火,不管今后出现怎样的情况,我都属于你。有紧要的话,你可以和你哥哥联系,最好你哥哥能去薛家峁,把信交给他,我会去你家的木匠铺。记住我的话;保护好我俩的爱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也就是谨言慎行。”
谭玉洁实在是思念之情日甚一日,想起志峰让她哥给转信的办法,虽然,觉得爱的信息还不能及时通达,但总算还有机会传递急需了解的心声。再则,自己长这么大,还没写过情书呢,试着写写吧,她从小说中了解,情书既要写得真挚,又要有浪漫情趣,她觉得写真情容易,而浪漫得需要很多形容词吧,对这个,她似乎没有多大信心,便决定还是写真情吧!这样决定了,她让哥哥抽空来一趟。
爱的渴望具有冲刺的特点,也就是三五天之后,武志峰从她家取回她的来信。信中写道:…… 爱的被分隔,爱就受到牢狱般的折磨,我不知道这种体验能否被世人理解和同情。我想成为共产党员,但我没有资格,这点我知道;可是我非常崇拜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我坦率承认,他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政治,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等等气势磅礴、宏观雄辩的论述,有的我看懂了,有的半懂半不懂,有的根本不懂;但是,关于爱情的经典注释,却在我心里珍藏到现在,我把它从心里掏出写在信里 :“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诬蔑他、屈抑他,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 亲爱的,你我不是“两性相爱”么?怎么在李大钊的注释中,找不到我们的应有?这不得不让我意识到,我们无权要求生活还给我们的拥有,为什么呢?人们拥有这个,世界就到了末日了吗?我们要这份拥有,就成了“小我”不服从“大我”了?还是我们的起点错了,没有从全局出发!
亲爱的,一想到你我之爱,几乎跟做贼似的,真有一种爱被强暴的感觉;爱是最需要心灵自由的,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封锁自己。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当婚”“当嫁”已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有时还想起你和邱韵的最后分手,不由得浮现出你讲那一段经历时伤感的眼神。你有神圣的理由离开清华园,邱韵呢?为了尊重你的选择,她只能放弃曾对你那么深切的爱的期盼。你一定会知道,邱韵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我非常同情邱韵,女人爱一个人太不易了、也太艰难了、一旦爱了,一眨眼,爱又变得很遥远;多么可怕,多么不敢设想!
你就在我眼前,可是我们就是不能见,更不要说相拥、相抱、相亲、相吻!好像我们的爱情见不得阳光,见不得人;好像我们这一男一女不配谈情说爱,更没有资格谈婚论嫁!如果你我真的并肩在县城的街上走个几分钟,肯定有人中伤我们在搞男女关系。但“两性相爱”本应是纯属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私事,当下,它却变成公事了。
你可能认为我在发牢骚,可是我憋在心里太难受了。你会觉得我有些变了,变得以前从没有过的滔滔不绝地说三道四。这怪谁呢?怪你!因为遇到你,因为我爱上了你;还因为你的学品、你的眸光、你的微笑、你的谈吐,给我启迪,给我勇气,让我认真思考,让我细心地观察生活,让我尽可能地分析和理解各种现象。
在没见到你以前,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也曾觉得我姐的婚姻还算不错的,生儿育女不吵不闹的过日子,这种活法不见得就不幸福。可我见到你,我脑子很快就复杂了,我眼前的世界骤然变得色彩斑斓了。在斑斓色彩里有很多很多东西让女人去自由选择。在选择过程我更懂得了什么是女人的终身大事。除了生儿育女还应有事业和理想,爱谁、怎么爱、是否情投意合,这应该由女人自己去体验、去认定。我是想多了,我也知道想多少都没用!因为在女人面前横拦竖挡的东西太多了,女人又不是大力士,她搬不动一星半点,我没办法发泄,只能在你面前牢骚满腹。
告诉你一个笑话。我哥来薛家峁的目的就不用说了,可是我哥走后,乡政府的一些男女干部换着班地来问我:“你哥跑这么远来看你,也没呆一夜就回去了,有啥事儿那么急?”
“急!我哥可急了!”
“我们能帮上忙不?”
“帮不上!”
“是你的个人事儿吧?”
“是,人家正等回话哪。问我同意不同意。”
“哦,是对象的事呀!你同意啦?”
“以前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么,恋这么久啦,不同意也得同意,咱要变卦了,让人家一时想不开,寻死觅活的,那咱不是缺德啦?”
“想的好、做的对,人嘛。哎,小伙子咋样?什么时候领来让大伙看看。”
“看啥呢,长得丑,不经看。”
“你也是忘了老古话了,男人不用多好的模样,有才就行。”
“他也没才;再说才又不能过日子。”一问一答地到这儿,他们都愣愣地盯着我,好像我神经出了毛病似的。
“若真是你说的,岂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什么花呀粪呀的,咋的也是一辈子。”我叹了一口气,做出无奈的样子。“告给你们吧,他也是地主出身,俩人都打上地主阶级的烙印,这样也不赖,有什么事儿谁也怨不得谁了;男女也真正平等了,具体说,夫妻一样高了。”看样子 , 他们都相信了我的玩笑话 . 我不敢实话实说呀 !
事后想想,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不要惦记我,我倒是非常挂记你如何领导运动;面对棘手问题,就按你说的,沉默是最好办法,不管怎样,把脚步走稳、把嘴巴管牢。
我在薛家峁还算有人缘,他们都很关心我,都表示要喝我喜酒哩,可是他们让我给蒙了,蒙人也有快感 ! 没人想到新郎官是你呀,哈哈!
好好睡觉,别胡思乱想,还不到时候。你集中心思当好你的副书记,像你告诉我的,你我都应该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咱不能在工作上有任何纰漏,就写到这儿,好舒服!
武志峰把这封信,当作爱人的心灵信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心里是一片阳光,阳光下走出他的玉洁。他真没想到这个山村姑娘,就是山野间最艳丽的鲜花,而这株鲜花就为他开放,为他吐露芬芳,为他的生活悬挂彩虹。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时他才体验到, 人们为什么历经千余春秋依然确信:男女的结合绝对少不得缘分的点化。
他感到天时地利给他厚爱,这让他非常惬意,对他这个一心革命而很少眷顾爱情的孤独者,谭玉洁向他走来了,且带着深情的微笑和温馨。他曾有过爱,但他丢了;他从没有向玉洁隐瞒过他对邱韵的思念。只是一想起邱韵就谴责自己对邱韵的背叛。是为了革命就得有那样的结局么?当然不是!正是他自己把革命和爱情分成了两极,而只能选其一极,并且弄得极其神秘,迫使邱韵不得不分手。其实,清华人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如此绝对。
现在,谭玉洁出现了,但她却偏偏是地主出身,这似乎又让武志峰,在既有革命情结又有爱情浪漫的那条小径上艰难跋涉;但他确信革命不会为难自己,他不相信,出身不好,就是横亘在他俩之间的万丈深涧!即便是,也要飞跃过去!因为他知道,谭玉洁的命运依附在他的身上,他武志峰或是奔跑或是飞跃,就看他的能量了。
但目前,不是捍卫爱情的时候,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整风运动,这要求他对绥德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有个清晰地了解,特别是它的政治背景,直到最近才明白,为什么绥德是这次整风的重点;要完全弄清楚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二
一个背景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一大批教师留下来工作,地委领导说,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而且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
武志峰了解到这个情况,立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还了得!于是他的爱情只能暂时“搁浅”,他必须专心致志地和同志们一起搞好整风。
当无定河又开始奔腾,又宣告春天的来临,而漫山遍野又婀娜多姿的时候,让武志峰万万没想到,就在绥德师范,看见了十分思念的玉洁,顿生疑窦。他刚要打招呼,玉洁急忙暗示:回避!他当即脸转别处,完全懵了,尽管绥德师范已有“特务”交代了,既有男特务,也有女特务;既有披着教师外衣的特务,又有假装念书的学生特务,可是谭玉洁从绥德师范毕业,已经四年了,她怎么了?谭玉洁有特务嫌疑?我武志峰是不是特务?这怎么可能呢?莫非凡在绥德师范,当老师的、当学生的,不管是离开的、或是仍在的,他们都有特务嫌疑!难道确有证据能证明某某某就是特务?更让武志峰倍感蹊跷的是,所有被定为特务的,女的占比例太大,而且年龄从 10 来岁,到 20 多一点的岁数。有“材料记明”,原来绥德师范特务系统中的女特务,分成“美人队”“春色队”……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
武志峰被这样的材料几乎惊呆了,这能是真的么?我们能拿得出经得住推敲,经得住认真审查的真凭实据么?如果是假的,只凭所谓当事人的口供或所谓亲笔交代,就当作证据去整、去逼、去恫吓,去直接诋毁人的名誉,这就非常有可能把好端端的人置于死地;难道我们看不到正在把这些青春少女,往死路上驱赶么?那些所谓证据,他都看到了,他对材料仔仔细细地分析,当即就认为一个个都是屈打成招,就说女特务上了“革命者的床”吧,哪个特务,上了哪个革命者的床?当然没有下文。但他一转想,只要采用多种刑讯手段,这样的“女特务”就在眼前,这样的“反革命者”也会出现,而且会当着你的面署名画押;也就是说,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几乎有种绝望的情绪,连连喟叹:天哪,这是革命么?让他更为震惊的是竟有这样一个结论: 绥德师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窝!
他感到十分悲哀,因为他面对如此众多被冤枉的群体,觉得自己毫无作为,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是眼睁睁看着这种完全是人为的灾难,而任其扩展、任其恣肆;他觉得自己这个共产党员的心上,已被鞭子抽得鲜血淋淋。他已经认识到,他没能力去救他们每一个人,因为驾驭绥德师范整风的领导人,无论是资格、地位、党龄都远远高于自己。而谭玉洁呢?他救还是不救?当然想救,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救;他最清楚一点,即使付出他的全部,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哪怕是付出生命,他决不允许借整风之名,来摧毁他的心爱!敢让生与死去碰撞的时候,什么也都无所谓了。就是为了人格尊严,也不能让灵魂正被肢解的玉洁,觉得她深爱的人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何况他俩曾发誓,为自己的爱情愿付出所有代价。也许是良知,也许是道德,也许是作人最起码的操守,武志峰要证明自己:不仅毫不惧怕付出而且情愿付出,无非是赴汤蹈火,大不了就是粉身碎骨呗。对,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山盟海誓,现在正是到了兑现的时候!那就开始吧!
也许有关领导认为,这次批斗会具有典型意义,所以地委指令《抗战报》派一位记者来旁听,以便以后深入采访,来的是女记者路方;同样的原因,在批斗会的领导位置上竟坐着县委副书记武志峰,这表明没人告诉他今天批斗谁,可是,现在的这个场景,真是神鬼的设计,让武志峰和谭玉洁十分震撼!他俩几乎同时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心绪很快调整好,准备好应对一切。他俩能镇静下来,可能是想到没人知道他俩的恋爱关系,有这一点,基本保证了批斗会不会太出意外。但在陕北地区的绥德出现这样的场面,确乎是亘古未有!让武志峰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玛丝洛娃受审时,她的“恋人”(应该说是她的背叛者、或者说是她的诱奸者)聂赫留朵夫公爵也在审判席上。两个人的不同点在于武志峰宁可死也不背叛,但有一个悖论,也许正是他的不背叛,导致更大灾难的不可逆转。
审讯者张口就问:“谭玉洁,你的好几个同伙,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一直抵赖,拒绝承认?我再问你,你是不是特务?”
“我回答多次了,我不是!如果你断然定我为特务,你必须回答我,谁是我的上级?也就是谁交给我任务?谁是我的下级?我给下级布置了什么活动?我在哪儿进行特务活动?如果你能指出什么地点,那这个地点究竟什么情报被盗走?什么方面受到破坏?如果这些要求你不敢回答,或是你根本无能回答,你仅仅靠几个人被你们逼供出来的所谓揭发,就死活不还我清白,我怀疑,是革命不让你公道、还是你这位老革命根本没有公道?”
审讯者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一个自称被川岛芳子领导的女特务才 20 岁,你已经 22 岁,她说你是,你能不是么?”
“我不想说尖刻的话,因为你是领导,当然也是共产党员,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我只想说,你的这种问案子,你不觉得滑稽么?我为你难过,你不能丢掉老革命者的尊严,不应该如此荒唐。我希望你应该知道,栽赃陷害乃至往死了整人,而且不择手段,这决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为!”
“谭玉洁,你太放肆,你太目无组织!”
“我知道作为基层的女干部,我的语气、我的用词,的确是显得毫无教养,当然也谈不到对领导的尊重。可就是一个小绵羊,它也不会恭恭敬敬地等候生命的最后一刀。我已经看出了,定我为特务,这是你领导整风的政绩,为了这个政绩你不仅顾不得我的死活,还要把我身后这群人一个不剩地都打成反革命或特务。你把所有的子虚乌有都填满了五颜六色的“证据”,都套进你的政治期待,把所有栽脏陷害,都打上经过‘认真审核’的印记。”
“我怎么是放肆?你说错了,我不是放肆,我是在为一身清白的基层女干部,张扬一下自己的人格尊严!你说我目中无组织,你又错了,我在薛家峁工作四年多,你去问问,我对哪一位领导不是毕恭毕敬!在我的心里一直对党怀有感恩心情——没因我的出身不好而不允许我参加革命。如果你能腾出一分钟,你翻翻我的档案,你一眼就能知道,除了地主出身这一点,你还能看到什么?此刻还需要我谦虚么,让我骄傲一次吧!我无愧于党,我无愧于革命,我无愧于爱过我的、我爱过的每一个人!我谭玉洁,洁白无暇!我谢谢在领导席上的各位领导,我不再解释什么,我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而且一件也没有,我之所以这样,是我接受毛主席的教导:作一个革命者,必须坚持真理,坚定革命理想,坚信革命胜利。
恕我不敬,我要严正指出,直到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是一口咬定我是特务,把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指示,胆大妄为地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作为还算得上光明磊落么?真正的共产党员,能这样蛮横霸道、欺上瞒下、粗暴野蛮、毫不讲理么?”
那位《抗战报》的女记者,一边看谭玉洁的几页档案,一边仔细听谭玉洁为自己的申辩,女记者的情绪让人感到挺沉,偶尔,能被凡事留心的人,看出她心里很复杂,似乎还尽力控制某种激动。其实在这个审讯的屋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非常认真地听谭玉洁的申辩。不要说武志峰了,就是有一面之见或有些浅浅了解她的人,就在她申辩的全过程,她的每句话,都让他们既感叹又惊诧,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在这个绥德,正在深挖阶级敌人,整风运动已掀起高潮之际,柔弱而漂亮的谭玉洁,竟敢无所畏惧,痛陈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并抗议日夜提审,为自己的冤情义正辞严地辩护。这在绥德的历史上,如谭玉洁者别无他人!
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审讯潭玉洁的领导人,在这时,他脸上的那种主审官的威严,似乎出现疲软状态。作为地区领导人,他也知道一旦事态发展得失控,造成严重后果的话,他也不好交代;而万一逼死人命,那时就会有人质问他:让你领导地区的整风运动,谁让你逼死人命?他敢说我就是逼死人命了,怎么啦?革命斗争谁有那么准的分寸!(实际上此时的绥德师范已经有人被整死了)
但,这得看谁质问他,如若是他的顶头上司授命调查,我们就绝对看不到,他现在飞扬跋扈、凌虐一切的神态,甚至他的脊梁,也绝对比不上潭玉洁的直挺;这是一层;另一层,他身旁有一位《抗战报》的女记者路方,他非常清楚,这位女记者是 1935 年入党、“ 12 · 9 ”运动之后,就来陕、甘的老同志,她的级别眼下虽没有自己高,但她有机会接触中央领导,毛主席偶尔还召见她和她的同行。所以他担心,或者说,他还有几分害怕:万一在领导运动过程,有什么缺失或有违背中央政策方针的方面,只要这位女记者给捅到报纸上,自己的前程就可能受到影响;还有一层就是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武志峰,也是 1935 年入党的,虽然他是自己的直接下级,自己总得有让下级敬佩自己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久经革命洗礼的气质和风度。这位老革命似乎对整风也不得要领,死了几个人,是大可不必慌了手脚的。运动没有不死人的,只是死多少人应该注意。
他暗暗决定,暂时不追问潭玉洁是否是特务的问题,因为有关潭玉洁这方面的材料,女记者正在细心审阅,万一,在这时女记者突然请他回答潭玉洁的质询,他怎办?只能按揭发的材料回答;再万一,这位女记者不仅盯住不放,并指出:光靠揭发就定谁是特务,这是直接违背中央方针的,每一件揭发,都必须有专人进行缜密的调查、核实,要以经得住反复验证的证据说话;毛主席说: 对人的问题必须慎重 。绝不允许有材料揭发某人是反革命,于是我们就定某人是反革命,那不仅是草率,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如果这位主审官的心里,真有这些合乎逻辑的思路,他怎么还能昧着良心、那样残酷地对待潭玉洁?这是革命的需要?还是你个人的政绩需要?谁有权如此生杀予夺?就揭发谭玉洁的材料看,稍有点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完全是一堆大帽子,所谓的事实,不是望风扑影,就是完全虚构!难怪谭玉洁指控全是“莫须有”。但在主审官眼里,他死死认定谭玉洁是特务的证据“确凿无误”!没人提倡“不讲理”,但这个绥德的“不讲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这位记者路方估计错了,要回到延安,就会得到证实,到处一样,延安尤甚!)
这位主审官也许有很厚实的政治背景,否则,他不敢为所欲为!事实证明,不管他怎么搞,也没人敢说“不”!至少在绥德是这样。但遗憾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位女记者路方是在绥德师范教过书的,以她对绥德师范的了解,她断然会否定“绥德师范是特务窝”的认定!具体到谭玉洁的案子,她看过包括档案在内的全部所谓的揭发材料,她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冤案。她想救她,但在整风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她没有把握能否成功;因为在经验中,在运动过程不搞甄别更不许平反。这也就是说,所有的好心、善意、不平感、正义感通通苍白无力,是以卵击石的结局。弄不好还会遭到立场不稳、敌友不分的谴责。所以她不敢操之过急,更不敢贸然对抗。
在这个现场,肯定没人知道,这位女记者,也来自清华,不仅和武志峰是校友,还和他在同一党支部,而且都是在“ 12 · 9 ”运动之后,分不同路线来到陕、甘地区,自然彼此都十分了解,只是彼此并不常见,即便偶尔碰面了,也不过于表示校友情谊,因为必须防范搞小集团的猜疑。女记者想找个机会和武志峰谈谈,看他有什么妥当的办法。
那位主审官依然会将“抓特务、逮反革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不能允许谭玉洁把他呛回去,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没碰到过像谭玉洁这样的大胆狂徒,居然在审讯时给他抢白得几乎下不了台!从他的眉心透出他之所以容忍,只是看谭玉洁是个年轻女子不待给她凛然厉色罢了,怕她哭哭啼啼喊爹叫娘的,造成会场的混乱。是否是这样?其实无关紧要。但主审官却没有让谭玉洁再交代有关特务活动的种种,人们还以为是“暂时休庭”。正在人们吁缓一口气,主审官出人意外地问谭玉洁,“听说你想要结婚,是吧?”
谭玉洁一惊,知道有人去薛家峁了。不过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没有任何表情地看了看,不温不火地,好像很随意,却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我想不想结婚,与党的整风有关系么?与我是不是特务有联系么?”
“谭玉洁,我警告你,别以为你年轻我就拿你没办法!我不希望你顽抗到底,你很聪明,但是,什么是最大的聪明?就是识时务!你没权利拒绝我对你的任何提问,我不希望你走进死胡同,及早回头,比一条路跑到黑对你有利,这应该是你最佳的选择。你这么年轻,就是一切重新开始,一点不晚……”
最后几句话,让女记者、武志峰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位主审官的话语里揉进一些别的味道。但稍有经验的,都觉得那是一种诱惑,也就是通常说的诱饵;可是让人一时不解的是,想钓什么呢?人们在疑惑中不由得看着谭玉洁,似乎猜不出她将怎样回答。
谭玉洁也打算尽量做到有理有节,只要有一分奈何也不情绪化。在人们的等待下她开始回答。她说,“我真没想到领导会问到我个人的私事,把私事扯进批斗会,这有失批斗会的严肃性;若在往常,我可能觉得这很无聊,也许会说无可奉告。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既是长者、又是老革命、又是我的主审人,我不得不回答,算我对你的尊重。现在我回答:我确实想要结婚,我 22 岁了,一般说,山区的姑娘,这个年龄都当母亲了;我想象到,这个问话一开头,你会接着问很多,与其那样,不如我把事儿先说得清楚些。我到这个年龄还没结婚,不是我长得丑没人爱,是我想把工作尽最大可能作出成绩,争取加入共产党,彻底甩掉地主出身的重包袱。因此,我四年如一日,在薛家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都没有半点差错;支部的同志都为我的出身不好,影响我的入党而感到惋惜,总安慰我说,再等等吧。”
“可是我听说若不是开始整风,你准备结婚了。”
“是的,思想上有这个准备。”谭玉洁心中大惊,显然她给同志们说的假话,已被当真的了,如果顺着这个问下去,事情复杂了,问题更严重了。她警告自己,必须冷静面对,要不动声色,要胸有成竹,尽可能地转变风头。
“为了对你负责,我不得不问,你不要介意,男方是谁?”
谭玉洁面带一丝苦笑,说,“我觉得作为长者和领导者,在这种场合,问一个大姑娘的未来丈夫是谁,合适么?得体么?不过分么?我有种被羞辱的感觉,而你也可能失去几分尊重。”
“不会吧?我非常想知道,你这位未来丈夫的背景。”
真是荒唐透顶,真是咄咄怪事!谭玉洁终于知道,主审官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不好说,我来说,你的这位未来丈夫是地主出身,对不对?”
“当然不对!绝对不对!”
“怎么?谭玉洁,你不是最看不起撒谎的人么?”
“当然看不起!因为所有撒谎者,在严格意义上,他们根本没有人格,更谈不到良心和正义。他们不仅品格低下,常常还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说得好!你未来丈夫是地主出身,不是你自己亲自告诉人们的么?”
“是。那是我对同志们假说的,因我不想把真实情况告诉任何人。”谭玉洁有点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这位主审官简直是在信口雌黄,在大庭广众面前肆意取笑。谭玉洁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她指着主审官大声说,“这种类似嬉戏的假话,就能证明我撒谎、我欺骗么?还要引申出它有什么样政治阴谋么?我不明白你倒底想要什么?”
“我告诉你,革命者和什么人结婚,组织上当然是要过问的,你认为这是组织干涉你的婚姻自由么?”
“当然是!再说,你还认为我是革命者么?如果还是,就该放我回薛家峁继续工作。”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你与地主出身的人有联系,我们就必须进行审查!”
“除了和我的父母、哥哥、姐姐有联系外,我没有和其他地主出身的人,有任何联系。”
“你不是想要结婚么?”
“我回答过了,女大当嫁,我 22 岁了。”
“当然是女大当嫁,你既然肯定,你没有和任何一个地主出身的人有任何联系,但我明确地问你,要和你结婚的人,自然是你最亲近人的,对不对?”
“当然对!”
“你既然有特务嫌疑,那么你最亲密的人是什么人,我们问他是谁,不应该么?”
“应该!”
主审官有点得意忘形,好像有某种下意识跳跃在脸上,“你告诉我们,他是谁?”
“是我!共产党员武志峰!”
不仅是主审官和女记者路方立时惊得站起来,全场也是一片哗然。
只见武志峰跑到谭玉洁身前,不顾一切后果地紧紧抱住谭玉洁,俩人都失声痛哭,那是心肺都被撕裂才能听到的绝望的嚎啕,是生离死别地以泪水最后的一次倾述。武志峰轻轻地擦着玉洁脸颊的泪,哽咽着说,“让你委屈了,让你受到奇耻大辱,让你一个清白得像一块晶玉的好姑娘,竟遭受如此骇人听闻地摧残和蹂躏,这一切都是我的罪孽、我的无能。”
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一瞬,屋内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既是对他俩的赞美和欣赏,也是给他俩极大的勇气和鼓励。人们知道这些热烈鼓掌的人,都是一身悲情无以发泄,于是当他们看到武志峰和谭玉洁,拥抱在一起、眼泪流在一起,就感到他俩是以至情至爱给自己平反昭雪。在掌声中,他俩转身面对为他俩祝福的人们,深深鞠躬,真挚地大声说,“谢谢,谢谢,感谢同志们对我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之后,俩人泪水滂沱!
“峰,你知道么?就在这个绥德师范,被鞭笞被刑罚者多达二百来人,真是无奇不有,无冤不在;有很多早就入党的男同志,被整得不是叛徒、就是反革命、再不就是日伪特务,有的死去还活回来,有的死去活不回来了。比我小得多的不少小姑娘,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的小特务、小走狗。你能相信么?草本皆兵啊,谁都可能是敌人!你能救得了谁呀?就是爹娘在身前也不得不眼巴巴地干看着么?一句话,让你成鬼,连神仙也救不了你。”好让人动容的谭玉洁,说罢这番话,突然当众带着泪水尽情地吻着她的心上人。
突然又是一阵掌声,而且越发是震耳欲聋。
女记者背过脸去,微微闭着眼睛,唯恐眼泪流出来。这个场景的出现,是她完全没想到的,怎么会这样?按说,这之前你武志峰也不该瞒着我呀,在清华时你瞒着我,你和物理系的邱韵谈恋爱,结果呢?劳燕分飞,硬是让邱韵不得不离开清华,让她带着苦涩,孤独地出走了;现在呢?你若是让我早知道,你和谭玉洁的恋爱关系,我们总会给你出点主意,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在清华时,一见面,你还管我亲热地叫路姐(原名路芷芳,现名路方),从你调来绥德见过几次,好像你除了工作情况,就没有什么告诉我的,竟让我也不知道该和你谈什么。现在我才明白 ,就是谭玉洁这个出身问题,让你陷入困境,让你没心思谈其它事情。可是这个问题早一点摆出来,向党委报告,把你们恋爱过程和你们的打算一五一十地讲清楚,难道还会比现在更糟糕么?肯定不会!现在把事情弄到这一步,你怎么收拾?是鱼死网破,还是双双殉情?志峰,志峰,你脑子有病么?你参加革命七年了,你入党快满八年,究竟是什么把你变得没有灵性了?
路方虽然在心里有这么多埋怨,但她正理性地审视事态,她的身份仅仅是旁听的记者,除了特别允许可采访当事人外,对重要会议等等,一般说,是没有询问权或直接采访权的。这也就是说,现在她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个时候谁有真理?
正这时,一个很强烈地整个屋顶都被震颤的声音,在四墙之内突然爆裂,一下子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原是主审官大吼一声:武志峰!
武正峰握紧了谭玉洁的手,面对主审官瞪大了眼睛,不为所动地静待主审官如何继续发作。这让路方恐惧万分,她知道武志峰敢站在那里,这就表明他要豁出去了。
“你看看你这个武志峰,成什么样子?共产党员能像你这样胆大妄为么?”
“共产党员能像你这样胆大妄为么?”
“我说的是你,还轮不到你来说我!”
“你怎么啦,你这个党员就有权把革命者任意置于死地,谁是反革命、谁是特务,就由你一句话而定么?你不仅是胆大妄为,还以整风名义胡作非为!在这种场合,我必须以行动告诉你,武志峰和谭玉洁是正要结婚的夫妻。你看清了没有?现只说一点,谭玉洁向你解释,说要跟她结婚的男人是地主出身的,原是一个戏言,是句假说,你百般不信,逼她必须交代出这个男人是谁,我怕你把她逼疯了,我不得不站出来,就是为了证明她从不会撒谎。”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违反会议纪律的?”
“真可笑,你还能说出纪律二字!我倒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像你这样不择手段地逼供,是直接对抗中央的整风方针!我没有别的方法选择,只能这样来表明我俩的恋爱关系。”
“嗬,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还敢倒打一耙,我命令你离开她!”
“可笑!我倒要问你,你敢和我一块去党中央?”
“嗬,难怪谭玉洁如此顽固,原来是从你这学来的。我严厉警告你,你再不离开谭玉洁,我先撤掉你副书记,然后开除你党籍,你信不信?”
“毛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你要我信你什么?我不信!我已经看出你气急败坏了,你毫无党性原则,借整风之际,你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使多少对党忠贞不二的共产党员,使多少为革命而兢兢业业工作的革命干部,一个个被你屈打成招,甚至你要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党要你这么干的么?只要你敢和我回延安,你拿出你的政绩,我拿出我的控告,然后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领着我的妻子谭玉洁回归民间,当个本分的农民。我问你,你敢么?最可笑的,你还要开除我的党籍,还要撤掉我的副书记职务,这证明你把党章全忘了。最后我还是想向你建议,如果你不敢和我回延安,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不走样地向地委几位领导传达,我接受上级党委的批评。至于对谭玉洁,有任何疑点,都可以问,但绝不许人身伤害!”
除主审官在外,现场包括路方在内的每个人,都被武志峰慷慨激昂、义正辞严、酣畅淋漓地抗辩所震撼了。在绥德从历史到现在仅此一景,所以人们倍感惊奇,人们获得了很多概念地解读,如,义士、勇士、正直、真挚、忠诚、尊严等等。就在武志峰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捍卫谭玉洁时,路方在心里说,这是清华人的风格,谭玉洁爱对了,爱得值了,这是现代版的英雄救美的故事,至于能否救得了,那是另一个故事。只要稍微想想,在这样大气都不敢出的审讯现场,武志峰竟然毫不畏惧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自己正在受审的爱人相抱相吻,这真是石破天惊,是一曲悲歌九霄外!
人群里有人小声说,什么是爱?看见没,这才是爱到心上,爱到骨头里的爱!
平常说那些什么海枯石烂、心心相印,那是在花前月下的一种浪漫,一涉及生死就看不到爱的影子了;看人家谭玉洁,真有眼窝,有这样的男人爱她,她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了。
三
其实在这个会场里发生的,不仅仅是爱的尊严和爱的壮烈,还让人感到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坦诚和磊落;也就是武志峰的行为,既证明他爱的坚贞,也证明面对这种恐怖森森的场合正义大于强权!这些都让记者路方飞速地记在本子里。她偶尔还很机灵地给武志峰和谭玉洁飞去眼神,表示钦佩和赞许。
情绪受挫、权力受到挑战的当然是主审官,他敏感地意识到,为这次提审所设想的几个失误。往常是,把很愿在运动中炫耀身手,或是落井下石,做出成绩,以便有机会进入中央的一些部门。他深知资历比能力抢眼。领导整风这是晋升的最好机会,他认为这次批判会很关键,所以做了精心地部署。把重点人物集拢一起,事先既有明示也有暗示,再明白无误地说明,谁、谁、谁是反革命、是特务、是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怎么追问、什么时候喊口号,一切布置完毕才开会。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主审官觉得这次的提审非同往常,既有女记者又有县委副书记,会上,决不能此起彼伏地大喊“打倒”,也不便声嘶力竭地揭发和控告,那会弄成会场纷乱吵闹的局面,人家记者怎么记?岂不让记者觉得很严肃的揭发检举,变成毫无意义的是是非非大混乱。于是,他改变了以往,被审讯对象:谭玉洁;让一些重点的几种类型的嫌疑人在现场陪审。他认为这会既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也让女记者和他下级的副书记,觉得他是个很严肃很认真的领导者。
当武志峰第一次与他对峙时,他虽感到有点惊诧,也仅仅是惊诧而已,或者说他没把武放在眼里,心里还说一个臭知识分子跑这儿撒野来!(原来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就有“臭”的限定了。)主审官继续听到武志峰,铿铿锵锵地控告他私设公堂、屈打成招、诬陷好人等等背离中央方针的违法行为时,路方敏锐地发现,这个主审官的锐气,在武志峰连续冲撞下严重受挫了,而听到问他敢不敢回延安时,他有点恐惧了,脸色大变,却张口无话。这让路方非常不安,因为这个老革命决不会善罢干休,而武志峰最终决然不是这位老革命的对手。再僵持下去,非常可能是武志峰既保护不了自己的爱人,也保护不了自己。
主审官似乎硬撑着使自己的权威,呈现出不可藐视而且依然凛然的神气,其实,什么样子也是谁都能摆出来的,关键是“样子”的真实价值的存在。他缺少某种智慧,没有能力决定这个提审会是继续下去还是到此为止。恰当的比喻,骑虎难下;老百姓的说法是,没法下台了。
女记者路方递给他一个纸条,上写道;我建议,请不要再激化矛盾,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绝大部分都是不实之词,一旦逼出命案,让中央知道,问罪下来,就难收场了。
主审官说,“记者路方同志要求对你们进行采访,但你们休想趁机翻案!散会!”
山区的秋天似乎来的早些,远远望去,山野间的野花骤然退出它的季节,草尖儿也泛黄了,尽管各种谷物依然矗立在自己的领地,也只是静候主人对其酬谢了;无定河失去往日的混浊,显得格外的清澈,春夏间的那种粗野、狂傲无羁、肆意汪洋的水势,被大海拢过去了。现在的无定河每一条波纹,都带着深切的柔情缓缓流去,像一首抒情乐章,时而是如歌之恋,时而是似梦之爱,在抒情乐章里,水里的天,更蓝了,水里的白云,在水波的抚摸下,撩拨起更迷人的涟漪,很尽兴,很随意。这一切都是为迎接,山区一位美丽的天使的归来,她,一位刚烈的姑娘谭玉洁,不堪凌辱又眼见自己的爱人被暴徒打得一动不动了,她知道志峰给打死了,因为她在这里曾见过几个人也是给打得一动不动之后就死了。她的心灵世界被夺走了,便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回眸故乡的山峦,原野和贫瘠的土地,向养育她的绥德、工作过的薛家峁和她非常熟悉的村村落落,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又跪在地上向自己家的方向叩了三个头,表示对父亲母亲最后的孝敬;也带着与她生死相依的武志峰的最真挚、最纯洁的爱情,从从容容地走进无定河……
河水的灵性呜咽了,水流轻轻,唯恐惊扰这颗不屈的灵魂,正是天高云淡、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季节。抬望眼,长空雁阵,衰鸣天外。苍茫大地,群山呼应,遍野肃穆,所有精灵悲吟浅唱:“质本洁来还洁去”。
没人具体了解谭玉洁为什么必须死,(当然也未必没人具体了解,但,除非傻瓜,没谁敢报告具体情况)据有点经验的人士说,死就死了,在运动中大凡是自己寻死的,很可能被认为是经不住考验;若是另一种说法,那就非常惨了,说是“自绝于人民!”在后来,路方好像多少知道点,但守口如瓶,这就让人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非常可能是,实在是抗不住毫无人性地刑讯威逼,与其被折磨死,就不如自己从容“就义”了,何况不知从哪来的打手,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爱人打得惨不忍睹,她认为她的志峰可能已经给打死了,自己对这场政治运动没有任何期望了,而且在绥德师范几乎在很多角落,都能看到自杀的和被打死的男人和女人。而其中有的是谭玉洁亲眼所见的。因此,万念俱灰的谭玉洁觉得自己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过倒是有人知道,路方记者曾和那位主审官吵得很厉害。事情的开头是路方去找主审官想谈采访谭玉洁的问题(在绥德师范院内有他办公兼睡觉的房子),但他的门卫先是说首长正在忙,后来说首长命令我们阻止记者进入,路方再三说明是你们首长同意的,是他亲自答应我来采访的。但两个持枪门卫像两座门神,横眉冷对地挡住路方,她不得不在门外大声喊:“你们快把谭玉洁折腾死了,人命关天,我是党报记者,我有责任了解真相。”
门没开,却有一扇窗户开了一半,主审官有点丧心病狂,居然威胁说,“我奉劝你别不识抬举,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里正在进行的是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你懂么?你以为你是谁呀,就你那支笔,扛得动革命么?笑话!老子革命十五年,什么阵势没经过?你见过刺刀见红么?”
从窗户里飘出几声冷笑。路方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肆无忌惮了?那次批斗会,在最后他还有所收敛,似乎也引起他对政策方面的思考;怎么,现在他又挥舞起自己的权力,天不怕地不怕地横冲直闯,这样疯下去,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正这时有两个男同志来到校门口,大门警卫看两个人的介绍信,看后放他们进院,这两个人一是路方的丈夫邓纯(是延安《解放日报》一个版面的负责同志),一是谭玉洁的爱人武志峰,他们几乎发疯地大喊路方的名字,这种喊声不仅把主审官喊得怒满胸膛,也把被软禁和半关押的男男女女喊得四处张望。主审官一看,真是心肺窜火七窍生烟,他鄙视了几眼,不屑一顾地说,哪来的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的几个跳蚤,想叮谁呀?我倒要看看你们是罗汉还是金刚?我先告诉你们,你们没资格在我这儿说三道四,别让我来了脾气,我希望你们别自找无趣,把胳膊腿儿保护好,别在这儿断了折了!说罢,就命令十好几个卫兵轰他们出去。
让人看的很清楚,所谓“轰”就是连推带搡甚至枪托触碰。院子里当然乱吵吵的了,但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箭一般的飞向撕扯的人群,“志峰,志峰!你们快走吧,这里是大陷阱!别管我……谭玉洁被推进屋里。”
人们有时候很相信命,有时候你不相信还真不行,好象硬是让人们认为一切一切都是命里注定,就说谭玉洁那一声嘶喊吧,她万万没想到,正是她的呼喊,提醒了主审官,他让卫兵撵出邓纯和路方,命令把武志峰留下。于是武志峰就留在院子里,埋伏在角落里的打手,蜂拥而出,不容分说,一阵拳脚和棍棒把武志峰打翻在地。好像惩罚并没结束,因为在主审官眼里,就是这个武志峰让他在“阶级敌人”面前栽了面子,于是,他一定得出这口恶气,至于怎么教训这个武志峰,那就看他的兴致了。何况在这位老革命看来,凡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无不施之于暴力。施暴的结果,武志峰被打得一动不动了。而打手们却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都得到提升的证明,自然会受到那位老革命的赞赏;要有机会,他的一句话,你就是既得利益者了。
这一切被谭玉洁看的真真切切,她几次以死相拼,但一个柔弱女子怎能冲破几个雄彪大汉的凶恶阻拦,眼巴巴地看到她的心上人,已是气若游丝的武志峰,又被绳子无情地捆上了。谭玉洁疯了、狂了,张口大骂:“你们这群没有人性的混蛋,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你们整风,你们却往死里整人;这是革命吗?土匪绑票也没这样狠毒,我的爱人让你们整死了……”
这时候的谭玉洁真是无所畏惧,就是舍得一身刮也无所谓,人敢于迎接死亡,神鬼也没什么可怕了!她冲主审官大喊,因我是地主出身,你说我是革命的敌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那么武志峰呢?他 1935 年入党随后来到延安,他是特务还是反革命?因为你资格老,党龄长,你就有权随便如此残忍地置共产党员武志峰于死地吗?难道在你眼中的阶级敌人,就是有很多像武志峰这样坦坦荡荡的共产党员吗?他们是敌人吗?他们之所以参加共产党,是准备好为革命牺牲自己一切的!你不仅断送这样的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还像刺杀日本鬼子那样在他们的身上也要刺刀见红,让他们的一腔热血流尽!主审官大人,你是不是认为,解放区里的敌人越多,越能证明你的不可战胜?
我活着还有意义么?我完了,他死了,我的一切也就全死了,我不能让他孤单,我得去陪他,爱没有了,就让生命祭祷吧……
毫无动弹能力的武志峰,茫然而失神的目光,似乎在寻找他的玉洁的身影,他也可能还有一点意识,但已经感到他人生的全部美好,都被毁灭了。就在这种朦朦胧胧的意识状态下,他被拽走了。说是送医院医治,这倒让人觉得武志峰的命,还可能有活过来的一线希望;只要他能活着,事情也许不会再糟糕下去。善良的人们祈祷不幸者们的命运能够有个转机。但很多事都在某种悖论中存在和变化,让人既摆脱不了,更谈不到可以得心应手地驾驭;这样,人们的无可奈何就成为精神现象的一种常态。比如,令人极感意外的是,武志峰终于活下来,而他的爱人谭玉洁终于走了……
让人更感到愤恨的是,谭玉洁的死,被封锁得严严实实,竟有威胁:谁捅出消息,谁就是为“敌特喊冤叫屈”,就证明谁就是阶级敌人。这是主审官的恫吓,说明他还是恐惧了。
常说,人心是肉长的,对!所以任何人的心也经受不了这样死亡的震撼;更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的是,唯有武志峰不知道,曾渴望与他同床共枕的爱人,他的谭玉洁已让无定河水洗得干干净净,顺流而去,直奔大海了!
谭玉洁已经走了的消息,路方和邓纯夫妇也决不能让武志峰知道,他俩也恐惧,但与主审官的恐惧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武志峰一旦知道,他绝对会为爱人报仇雪恨,一个人的终极绝望,的确会无所畏惧,他既敢杀人,也情愿偿命!使这对夫妇为难的是,他们将怎样向党中央汇报?整风整到这个样子,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作为记者的这对夫妇,能汇报谁怎么死的,谁又是怎么伤的;绥德师范的特务系统已发展到中学和小学,在“美人队”里的最小的女特务年仅六岁。还有很多人,审也审了,问也问了,还在绥德师范院子里“圈”着,等待最后处理,被“圈”的人们都急不可待了,觉得真正的监狱无非是肉体遭罪,现在可好,连灵魂一块蹂躏!人们还反映,毛主席不是说了,整风是为了治病救人么?怎么在绥德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好人往死里整呢?甚至有人还说,谭玉洁还以为来绥德是开会呢,她怎么了?也许是她太漂亮了,不是有话说嘛,“女人太漂亮”,既招人爱,也惹人恨!人们有不少假说:谭玉洁不该谈恋爱的,特别是不该和党员领导干部谈恋爱;若是个单身,仅是个出身问题,绝对走不到这一步!要嫁人也不会有多大麻烦,她姐姐不是早嫁了,有家庭,有儿女,日子过的也没多少风风雨雨,这是绝大多数女人人生历程所遵循的生活模式。还有的说,女人的婚姻追求不要太理想化,书也不必读得太多,能写封信,能看看报,有这点文化足够用了,没必要非得什么什么学校毕业不可,更没必要非得当上干部,谭玉洁若是早明白这些,她至于去死吗?
路方和邓纯夫妇没心思分析那些种种假说,尽管那些假说也有某些现实意义。他们的思路集中一点:绥德发生的一切,怎么报道?反映不反映,向谁反映?他们没忘记记者的责任就是反映群众呼声,要求我们对群众的各种意见,都要认真研究,必要时还要到群众中去调查和了解。但现在的这些呼声能反映么?如果我们真的本着指示,真的反映了,绝对会受到质问:你替谁说话?你还有点政治立场没有?还有点阶级观点么?显然,环境和情况出现某种极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局外人绝对不了解当记者的该如何地抉择。
就说这辆马车上的四个人,若说身份是有点不同,两个是党报记者,两个是地、县级的领导,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有一个背包、一个公文包,不知道两个记者是否给他们佩带过手枪,反正那两位地、县领导是佩带过手枪的(现在看不见了),让人倍感奇异的是,他们怎么就坐一块了?武志峰虽然还没有好利索,但要在县委副书记岗位上工作还是没问题的(他的腿差点给打断),这个时候的武志峰不在乎这辆马车把他拉到哪儿,他气愤的是不让他和玉洁见面,他不得不在心里向他的玉洁呼喊:洁,别怕!挺住!事儿完了,咱不革命了,咱回家,像你姐姐那样过日子!等着我啊……
那位主审官呢?为什么不再掌握绥德师范的整风运动了?一般说,资格那么老的党员领导干部,无数次与敌人浴血奋战,为革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便有差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路方和邓纯夫妇,似乎也没做什么不得当的,可是这四个人都显然是因工作不得力而调离,共坐一辆马车回延安“述职”去了。人们还是觉得蹊跷,如果是回去述职,在马车旁,怎么会有几位骑马的战士一路跟随?要知道,就是县委副书记的武志峰,只要是去县区乡野村间,不管是骑马还是徒步,身边是有警卫员的。
这时候的山路已经相当冷寂了,从山口窜出的风,虽然还没有凛凛透骨,却让人们知道陕北的冬天已露狰狞了,满山遍野给人一种苍凉而蛮荒的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黄秃秃的夹有山石的土地,无奈地等候大雪的覆盖。
其实这四个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这时候让他们回延安,倒是有点疑惑,是不是把他们拉到延安抢救?不过那位最老的老革命倒是一脸无所谓,好像心里磨叽,我早不想在地方了,太窝屈慌了,到战场,一切都非常简单:消灭敌人!而武志峰呢?好像有点遗憾:若是和玉洁坐车回延安就太惬意了,一想到玉洁,他就忧心忡忡,心里说,回头再说吧。最惆怅的是路方和邓纯夫妇,他俩太难了,回去说什么?又该怎么说?不是说多说少的事呀!那里非常恐怖的情况能说么 ? 说那里整风运动很正常的进行么?好象应该编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但他俩仔细一琢磨,不对 ! 若是中央什么也不了解,这一车四人怎么恰在这个时候,奉命回延安?
想来想去,夫妇俩一个共同思路是,到时再说吧,看怎样问吧,如果问的人开口说,我们知道那里搞的很糟,搞偏了,你们再具体说说;如果相反,那里情况很不错么,那……
出四人的所有意外,到延安后,很快就给“安排”了。除那位最老的老领导另有别处安置,路方和丈夫邓纯给领进一个破窑洞,武志峰给领进与路方隔壁的破窑洞。武志峰当然不懂这样安排是什么意思,但路方夫妇明白,此时他们也不敢以党员自居,觉得自己没什么值得追查。邓纯告诉妻子,必须小心了,延安在搞“人人过关”;有些人没等过关,就自己了断了。 这是党中央社会部的康生策划的 !只要进了破窑洞,那就是嫌疑犯!
四
正当武志峰不知所以的时候,在窑洞角落里,有一个声音送过来,“你也来啦,好,我听说了,我早等着你啦,我起坐站立都不方便,你就别怪我了,谢谢你来作伴,不寂寞了。”
武志峰听声音有些耳熟,但真是想不起是谁,他走过一看,原来是中央医院的苏敬山!“哎呀,怎么会是你呀?”为了看得清楚些,武志峰不得不跪在苏敬山的身边,他气势咻咻地问:“你怎么给打成这个样子?”
苏敬山没有回答,反问,“你怎么样?我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不过能把你送进破窑洞,我便知道你也犯事儿了啦。”
两人沉默片刻,武志峰打量破窑洞的破门窗,心里犯迷糊了,莫非绥德的事弄到延安来继续“运动”?而且轮到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员,来接受批判斗争?武志峰确实有点迷糊。苏敬山一看他,也进了破窑洞就说了,“我便知道你也犯事儿了”。
至于武志峰好象倒没想到犯不犯事儿,只是想这是冬天了,这样的破窑洞还不把人冻死?他武志峰又忘了,革命需要坚定的立场,而不是温情!温情是政治斗争的腐蚀剂。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彻底把屁股移到工农大众一边,就在于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顽固地坚守着温情和人性。他们根本不懂在阶级社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任何意识形态和情感形态无不打上阶级烙印!他有疑问:人人过关是不是在延安的每个党员和每个干部,都有特务和反革命的嫌疑?武志峰终于把问题说到根上,但他不能正确回答这是为什么。
不过,在破窑洞满是灰尘的白墙上,有几个很醒目的大字,让人们清楚自己的角色了。那字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绝改造、死路一条。在另面同样满是灰尘的墙上,也有几个醒目的大字,那是: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不咎既往、轻装前进。
武志峰气呼呼地,“莫非这就是整风?”
“你不理它就是了,别当真!更不必害怕。真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了,那就等着吧,杀就杀了、毙就毙了。这有什么可怨的?是咱们自己愿意来的,没人强迫咱们的!”苏敬山说的可不是气话,他的语气非常徐缓,很诚挚,很坦然。“事到这步,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咱不认识革命,一是革命不认识咱。怨天尤人哪,悔不当初哪,都不是咱们男人的气度;更何况那会把自己当初的那种赤胆忠心给弄得真假难辨了。”
“那,究竟给你定了什么罪名?”武志峰不平地。
“有意义么?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个不可救药的书呆子!罪名是随便定的,想定什么都行!我倒想知道你犯的是啥‘罪’?”
“我不知道哇,路方和她丈夫邓纯也关在破窑洞里啦,就在咱们的隔壁。我们是坐马车回来的,我们心里想着大概是工作调动,一进破窑洞都傻啦。闹了半天 ,原是要我们‘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太不可思议了,真让人寒心!”
“寒什么心呐!不能光看那十个八个字,后面还有几句话:我们希望每个被审查的人,如果心里没鬼,就要接受党对你们的考验;你们要相信,党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还有很动人的许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 ”
“简直是欺人之谈!把你我还有更多的同志都弄到破窑洞里,把那么多人关起来,这算一个不抓?那些自杀的、那些给打死的、那些给整疯的,莫非都死有余辜吗?他们怎么啦,跑到延安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么?索性拉出去都给枪崩了,革命不就最后胜利了 ?! ”
“你别愤愤不平!活得智慧点行不行?你们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特点,对什么都敏感,对什么都有态度,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又常常是光凭嘴说的痛快,其后果却没兴趣考虑了。我这么谨小慎微都躲不过去,像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有什么说什么,让你进破窑洞我认为对你很高看了。”
“按你的说法,说你是特务就是特务,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那当然了,你别不服气,这点还真让你说对了,康生曾对一个‘嫌疑犯’说: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为国民党执行任务。”
“那位嫌疑犯怎么回答?”
“我没为国民党执行任务,正相反,我为共产党执行任务;我是地下党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内部,是为我党收集敌人情报的。”
“什么?这是说,是地下党让你当上了国民党的少将?谁是你的上级?”
“我相信党中央情报部门,一定知道我党有多少地下组织,我是在南京中央大学得到地下党命令的。”
“结果呢?”
“问题没有结果,但人有了结果——给扔进破窑洞里,后来听说在宝塔山后找到了他的尸体。怎么样?我们还应该坚持什么吗?所以我劝你沉住点气;一定要清醒,咱们手中那点所谓道理是一钱不值。我们怎办呢?最重要的是要耐心,万万不可急躁;最重要一点咱绝不自己了断!只要一时半会儿枪毙不了,事就有缓。这时候我们必须做到冷静面对,即便冤出大天来,也必须做到面不改色,让对方感到,我们‘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罪名就请组织定,定是特务咱就是特务,定是反革命咱就是反革命,咱不说二话!老百姓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拿我说吧,我入党 10 年了,我相信自己没有一星半点的所谓罪行。我说了,任凭定什么罪我都接受,我觉得咱们应有一种境界:生也罢、死也罢,一样!何况死是早晚的事,早死早了,一了百了。”
我可没有你这么大度,我不想当哑巴鬼,我死也得有几分壮烈!”
“你该告诉我,那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也是一言难尽。我在绥德有一个对象,她四年前就从绥德师范毕业,分到薛家峁工作。整风一开始,一个 1927 年的老革命领导绥德整风,很快在绥德师范就整出一个特务窝,凡从师范毕业的、或在校的,一律参加整风,在严刑拷问下,男男女女屈打成招的多了去啦,不是打成反革命就是打成特务;女的更受凌辱,说她们以色为饵破坏革命,我的对象谭玉洁因是地主出身,也给打成女特务。我豁出去了,当面和那位老革命舌枪唇战起来,弄得老革命着实下不了台……没过几天,我没想到那位老革命,原是个极崇拜暴力的革命者,既没有政策观念,也不问是非真假,一律棍棒之下寻找答案,尔后定成铁案!我差点儿让他的刀斧手给碎尸万段……”
苏敬山听到 1927 的老革命这几个字,猛然想起另一个 1927 年的老革命,祖籍广东的邝祖宁,那年得了肺病,来医院住院,他向我表示,他不行了,肺病是绝症。我劝慰他“ 27 年的广州起义的枪林弹雨都没要了你的命,肺病就更要不了命,他听我这一说笑了。他说,也许我的命真大,身边倒下的同志太多了,我硬是没死,我给你讲点历史吧,你可能不知道江西苏区有个富田村,那年党内抓 AB 团和‘第三党’,我不细说,就是在革命队伍里抓反革命,那时讲究逼供,红 20 军从班排长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都给杀了,我却侥幸了,还有一个 16 岁的胡耀邦,是冯文彬及时赶到也侥幸了。在中央苏区大搞肃反,被杀的真是成千上万!要写起来那是一本大书,当然没人敢写,也没人敢说,我和你说了,为什么不怕呢?全延安都说你是最正派的革命医生,另一点,一个快要死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你给老同志治好了病没有?”武志峰很急。
“还别说,邝老的病,我用了三个月时间真给治好了。”
“这就好,这就好,大难不死的人就应该长寿。”
“听了邝老的故事,咱得有点启发吧?再不明白,一切后果就活该了。”
“咱们延安的情况怎么样?”武志峰问。
“好像突然冒出非常多的敌人,有特务奸细,托派分子,反革命,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越整敌人越多,我听了个谎信,足有一万多……”
他们谈了很久,他们也说几句俏皮话,有时再幽默几句、再讽喻几句,倒让心里有种舒展的感觉,武志峰往背包上一靠,笑嘻嘻地说,“革命者变成阶下囚,这活生生地证明辩证法的伟大,辩证法的核心,就是世间万物万事都在动态中变化,我昨天是革命者,今天变成反革命,明天再变成什么,我不知道;而不光是我不知道将变成什么,你苏敬山知道吗?路方知道吗?她丈夫邓纯知道吗?我们只知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这时苏敬山提醒他,“咱们这些讽喻的话,只在你我间通行,千万不能见谁都俏皮一番,老百姓有话:人心隔肚皮。要知道,如果有人得知,能找到一个替死鬼自己就能活下来,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一只疯狗,他会制造很多冤魂。”
“我看你说的这些,你的词儿比我多多啦,我一问你,咋就从中央医院给弄到破窑洞里,你就是舍不得蹦出一个字儿,苏敬山同志,你信不过我,是吧!”
还别说武志峰敲打出这几句话,真让苏敬山再什么也不说,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他说,“你别误会,那年你得伤寒住院期间,咱们什么话没说过?我是想,现在咱延安进行的不是当初所说的整什么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是变成‘抢救运动’!你不知道,这个‘抢救运动’来势太凶猛了,立时就是风声鹤唳,从很远处就能听到刑讯逼供下人们惨烈的喊叫,令人魂飞胆破;你没见哪,在窑洞里‘抢救’时,几个回合下来被‘抢救’的人,连窑洞的门都找不见了,很多窑洞经常是把人抬出去的。”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整个延安成了集中营了?”
“你这个清华的书呆子,把你们从绥德弄回来,就是为了‘抢救’。”
“你咋这么罗嗦,‘抢救’什么?”
苏敬山耐下心来给他讲三查:一查你的出身(以你祖辈的为依据:或地主或富农或官僚或买办);二查历史(个人履历、社会关系);三查政治(党派界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无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斗争的认识、对革命和对反革命的认识、对抗日战争前途的认识、对自我改造的现状的认识。)苏敬山大概都经受过多次“三查”,把记住的内容全说了,其实这个三查,武志峰也被查过几次了,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三查”和“抢救”连在一起,对一个人的命运具有极严重的摧毁性。
“不就是“三查”么,“出身”档案里有,“历史”档案里也有,“政治表现”哪年都有所在小组、所在支部的鉴定和考核,那不是有关领导一看就清楚了?再说查就查呗,怎么成了“抢救”了?”武说,“我不明白抢救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抢救,有什么人或是有什么事儿就完蛋了?”
“对!我就给‘抢救’到这个破窑洞的。”
“为什么呀?不是好好的么,你在医院救死扶伤出错了,不会吧?”
“邝老的故事,这么一会儿你就忘了?这种时候还敢没记性!不可救药了不是!”
武志峰一愣。
小道消息,据说“ 抢救运动 ” 是康生提出来的 ,可是有人不信,说他没那么大的权。不过各部门都怕他,他说整谁,就得整谁。要我看康生这个人了不得,他要风有多大,风就多大,他要浪起多高,浪就起多高!
“我先告诉你,别二二乎乎的,绥德那几个回合你什么都没看出来?你为什么差点儿让人打死?你以为就你们绥德那么干了,延安只能比绥德厉害,你看看我,我没说过一句不受听的话,没干过一星半点的错事儿,我就是越交代越不清楚,交代不清楚就得‘抢救’了,开头的‘抢救’还客气些,只扇了几个耳刮子,随后就是棍棒‘抢救’,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抢救过程那真是骇人听闻。我在这里大概快半年了吧。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形容抢救。”
“没人为你救死扶伤吧?”
“这方面你的知识欠缺点,若咱们延安这里有‘国际红十字会分会’,我就能得到‘救死扶伤’,因为它只看你是否受伤或有病,它不分什么阶级,当然也不分敌我和老少。现在告诉你,我交代了什么。”
你是党员么?我答;是。在哪儿入的党?我答:在太原“同济堂”药铺。介绍人是谁?我答:当时二十六军的团长熊云阁,还有他的两个部下宋大任和姜占英。这三个人现在在哪儿?我答:我只知道他们都不在延安。那你是怎么跑到延安来的?我就把我在山阴饭馆吃饭,突然被阎锡山的匪兵抓进土牢,是夏天抓进去的,当年农历腊月三十由宋大任和姜占英救出,对啦,那个看押我的牢卒,也一块来延安了,那个牢卒叫石发,他去 120 师啦,后来听说他入党了。志峰,你绝对相信我的交代没有半句谎言,但他们叭叭两个耳刮子扇过来!
你就编吧,我们也听明白了,好言好语,不给你点颜色,你还会编下去,对不起了……
“他们想定你什么呢?总得有个名目吧?”
“当然有。认为我是阎锡山的走狗,根据是:我进土牢将近半年,没受过严刑拷打,只是在刚抓进时挨过几下鞭子。由此他们‘逻辑’出我是阎锡山派到延安的特务。把我也整懵了,也打傻了,后来我竟觉得他们问的也有道理,可不的,谁让敌人抓去不给打得皮开肉绽?至少也得把你按在老虎凳上,验验你骨头的软硬;你呐,毫发无损,天底下有这么善心的反动派么?你说我还能怎么辩解?我只能说,一般情况是你们说的那样,但是事情不是也有特殊一面么?我想的可能不合乎革命的要求,如果组织上去调查,虽然费时费力,那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这下糟了,真是左右开弓上下拳脚,一边声色俱历说,组织调不调查,用得着你点拨么?看你平常装得老实的,原来你心术挺老道的。
类似的审讯没完没了,主旨就一个,要么承认是阎锡山派来的特务,据说只要承认,还根据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的出路;要么拒不承认,而不承认的后果自然凶多吉少。”
“你不会承认吧?你决不会!我确信无疑。”
“谢谢你,好兄弟,在这时候你能尊重我的人品,实在难得,实在让我一辈子都记得牢牢的。我已经很想得开了,你就是真让我上老虎凳,如果视死如归,你老虎凳还有恫吓力么?真的,人生的制高点,也就是如何面对死亡!我曾下了决心不谈下面的情况,可是看到你,我很难说清我心里的滋味,真的,我也需要你的同情。这么开头吧,一旦你成为众矢之的,必然是不管白天黑夜成群人对你轮番地连打带骂,接连的是恫吓、威胁、诱迫。而且参与围剿你的可决不能认为是乌合之众,(其实延安根本没有乌合之众)其中有不少是你平素所尊敬的人,也许正是这点,被批斗的人,能挺得住的不是很多了。”
“你打算就在破窑洞呆下去?不和他们再讲讲你的实际情况,就等最后了?”
“你这后一句问得太好了,我的确是就等最后了。不讲什么了,我已经说明了:组织上觉得我说的是真的,就让我回医院去工作,认为我说的是一派胡说八道,那就请处理吧,我没有任何交代的了,该判刑就判刑,该枪毙就枪毙,只有一个最后要求,请组织上帮我找到我的老婆和女儿,因为我被红军宋大任和姜占英救出阎锡山骑兵团的土牢,当即奔了延安。
家人怕受敌人追查,更怕牵连‘同济堂’,她们娘俩便逃出太原,随后四处逃难。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所以我请组织帮忙找到她们,一旦找到,就告诉她们,我因病抢救无效故去。”
武志峰长长叹口气,看样子又要愤慨了,苏敬山接着说:“那以后抢救势头想起来头发根直竖,我又被拎去斗争了许多次,当然打骂听其便了。在那种时候,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设想,若是真有一天,不管是阎锡山的刑警队,还是国民党的刑讯庭,我上了他们的老虎凳,或是更严酷的刑法,我一定会响当当地走向死!人活着,就该活得脊梁直直的;死也不能死得灰眉土脸。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儿我真的上了老虎凳!”
“什么?老虎凳?”
“压杠子也尝过了。”
“灌辣椒水啦?”
“没有,可能是一时没有辣椒。不过,也算是意外有了机会,没给我用上更酷烈的刑法,看样子命是给我留下了。”
“怎么会是这样?岂不是革命有罪!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我们的领导却好坏人分不清!莫明其妙 ! 经你这一说,我以前常常以拉赫美朵夫当榜样,现在有你就行了。”
“你说什么?什么朵夫的,他是干什么的?不像是中国人。”
“对,他是俄国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了检验自己的骨头硬不硬,意志坚定不坚定,他每天睡在有钉子的褥子上,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我得锻炼忍受折磨,因为我不知道,哪天让沙皇警察抓进他们的监狱,而我知道那里的折磨远比褥子上的钉子严酷百倍!”
“愿我们都坚强些!现在跟你说说我的一点看法,这场所谓党的整风运动,已经搞得有一个年多了,绝对不会没完没了地再搞它一年。因为,东边有日本鬼子虎视眈眈,西南有国民党大军气势汹汹,咱不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净逼迫自己同志交代呀、坦白呀,这可真让敌人高兴坏了,敌人巴不得咱们长期搞运动哩。”
五
整风运动并没有像人们盼望的会早一点结束, 1943 年照样如火如荼进行。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重,人们也就不再为自己清白辩护了。因为所有的抢救都有一个神圣的革命道理,这让任何人宁可自我毁灭也不能去触碰它!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活一天算一天。结果是在延安,被打出的反革命、特务、假党员、假革命太多太多了,可以这样说,要多少有多少,而定罪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一个例子会让人瞠目结舌,成为经久难忘的笑话。是要给一个年轻女干部定成特务的罪名:“×××长得那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这是整风吗?怎么这个人使用的语言如此下流呢?”
“别胡说 ! ”苏敬山让武志峰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偷听。
“干吗这么神秘?到这般时候咱们还有得怕吗?”
“但谁也不情愿为说一句话就死呀!我告诉你,那句话是康生说的!”
“康生?”
“小点声!你惹得起吗?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整人,手段和用语自然是多种多样了。不过,就常识而言,假如这些都是真的,延安这地儿党、政、军不过三万,特务有一万五,真这样,延安能安静得了么?能有生气勃勃的景象么?所我大胆推断,运动中的冤案,你等着瞧吧,绝对多了去了。至于我个人呢,有个活思想也不瞒你,如果我冤白案清了,我想回去寻找我的老婆孩子。延安有我没我都一样,说白了,革命不缺我一个,可是我的老婆孩子不能没有我呀,我一个男人应是她们母女的靠山呐,可是现在呢?”
“你的理由很充分,但我估计也没啥作用。你想呀,真要是你又是原来的你,领导会说,是不是运动整错了你,你还有情绪呀?你当然得回答,不是。那你是不想再为党工作了?我不是党员了,运动开始不久就取消我的党籍了。”
“组织上会说,看你这个人,恢复党籍总得给组织时间吧,工作量非常大,绝大多数被整的都是党员,你也是有 10 年党龄的老同志了,放心,党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的。”
这时有人给送来几床被子,来人说是受傅院长的命令。苏敬山叹口气,说,“别人即便想给送,不敢哪,那会被认为没划清敌我界限;傅院长敢,没人敢往他身泼脏水,他是长征过来的!”
武志峰这番惟妙惟肖的“试说”,还真让苏敬山挺佩服的,领导真要是问你“不想革命了”?能说不想革命么?苏敬山很无奈地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指不定是啥情况哩,还得看中央怎么定!
不过,武志峰没怎么多想,好象他什么事儿都利索了;倒是老想给苏敬山出点点子,他琢磨着,还有点愤愤然:这就是说没有水落石出之日了?他扯过一条被子裹在身上,向苏建议:“你既然死都不怕了,你应该向整风办公室反映,请他们注意,拿不出经得住推敲的证据,你就不是阎锡山的特务:如果不需要任何证据,那就可以定任何人是反革命或是特务,就根本不必用整风的形式了——怎么定就怎么算呗!”
“我可不听你的!你让我学你是不是?我可没有你那个胆子,你当着那么多被问罪的男女嫌疑人,直面主审官,拥抱女友还紧握住她的手,这还不算,竟向主审官兴师问罪,我怎么说你好哇?你胜了,还是你解救了谭玉洁?你以为你真理在握,就无往而不胜了?我倒是觉得你太不识时务了,你这点智商让人怀疑你是不是真念过清华!那是你打抱不平的地方吗?你大概一点也不知道,那个你们称之为主审官的人,是绥德地区最高首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北伐军的,你居然不给他面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是理?我倒觉得你让他下不来台,他还能让你顺当地走出去,这面子给的够大了。”
“那又怎样?”
“你说怎样?能让你回延安进破窑洞,那是你拣到一个大便宜:不是我这个当老哥的小看你,你和人家较劲,那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我知道你对那种往死整人的霸道行为不能容忍,何况谭玉洁又被整得那么惨!你以为延安这儿就是和风细雨了?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看你不认头的劲,得吓吓你了,你知道邹凤平不?堂堂四川省工委书记被迫自杀了!”
“什么?他是特务还是反革命?”武志峰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激灵地站起来,瞪着眼睛。
“说他不是共产党的书记,而是四川建立的‘伪党’书记,于是,从四川来延安的党员不管是在‘陕北公学’还是在延安通讯部门及其它部门的四川籍党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但这并不意味其它党员就平安无事,稍微夸大点说,延安所辖各地,不受冲击、不被‘抢救’的党员几乎是凤毛麟角。可是我没见过有一个敢像你那样对老革命兴师问罪的!倒是‘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
“什么,全家自焚?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我倒突发奇想,你能走出绥德,没准是那位老革命在心里挺欣赏你哩!若在这儿,就你那股劲儿,还能让你进破窑洞?去无定河边冻你个半死!随你喊冤叫屈,无定河跟人一样冷酷。到那时你什么脾气都没有了。”
武志峰默默无言。随着日历又翻过一些时日,冬天的冷劲儿也一天强似一天,破窑洞里虽然冷得人们直跺脚,或相互使劲摩擦身体,但总还不至于冻死;最惨的是那些“罪行严重的人”,天还没亮,正是凌晨时分,被送到无定河边冒着凛冽寒风去干活。这里流行一句话:形势非逼你坦白,你就坦白吧,坦白比不明不白的死了好。
让苏敬山没想到,武志峰听到这些时说了一句话:“幸亏是在绥德,若在这儿……”
“所以说,你要有机会见到那位老革命,应该向他敬礼。”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有个死理,若是人人知道这就是革命,人们干嘛非来这儿受这种折磨呢?在家种几垅地,或是做个小买卖,不比这种坦白交代自在么?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年你只身一人骑马过无定河,到乐堂堡去给部队送药,那有多大的危险哪,那回若被阎锡山特务逮着你,没准真活不了啦。”
苏敬山很开心地笑了,“这件事还让你记脑子里,你若是说话管事,我进不了破窑洞了,不过这等于说梦话。你提起来了,我倒想若那次真让阎锡山给害了,肯定可以当烈士了;若现在死了,那就是‘死有余辜’了。”
“我懂了,就是骨断筋折,也得活着,就为了平反昭雪,也得活着等明天,干嘛自己找死去!一旦恢复我的自由,我回绥德找玉洁,老哥,我对你说心里话,只要这一劫闯过去,我不当党员了,我也不当革命者了,好好当个男人,和玉洁过日子。”
“你不是说过我么?这里没有你所想的,只有你必须干的。更现实一点,能让你我进破窑洞,这是受抬举了,仅仅是软禁,还有点少许自由,什么也不干,等于养着你。你大概还不知道,王实味被正式逮捕了。”
“什么罪名?”武志峰惊在原地,呆呆痴痴地等着回答。
“是他写的《野百合花》。”
“《野百合花》怎么啦?我看过,只不过用了几个题目,反映了延安生活的几个片段,写的很实在,充其量是写了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至少王实味没有胡说八道。”
“你少说几句吧!权威部门说《野百合花》反动透顶。说从《野百合花》里,你能看到国民党特务戴笠的影子,能发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叛徒托洛茨基的阴谋。”
武志峰木然地站在窗前,窗外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整个世界似乎了无声息,远远望去,延河像一条弯曲的冰带,雪又一层一层铺在冰带上,若在往常的这个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在那里找到乐趣。现在不行了,大人没了心思,孩子也天真不起来了。
还是雪莱说的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哲人说的更能给人鼓舞:精神力量是伟大的,即便在危亡时刻,精神力量可能使你走出危亡;而自信就是精神力量的擎天柱!
人们对岁月的期待是特别强烈的,这往往是人们无望地等待太久了。想想人们所经受的是“信仰摧残信仰”,所以没奢望,更没幻想。
1943 年的春天终于来了,等来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次大会上说的:“ 整风整错了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 引自《回忆韦君宜》上编, 18 页,大众文艺出版社 )
人们流出了眼泪,眼泪里可能含有各自的内容,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我们从没有背叛!人们又能相互握手,又能在他们所熟悉的窑洞前梳理往日的纷乱,又能在延河边欣赏水面上落日的余辉……有种噩梦醒来的感觉。尽管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终于失去的又回来了,难怪人们在迎接一切又回来时,个个都是满眼泪水。
苏敬山、武志峰和在隔壁窑洞的路方、邓纯夫妇,已得到通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作;只是有一个通知:武志峰同志到军委办报道。
苏敬山抱住武志峰,“老弟,那年你患伤寒离开部队,这次你‘胆大妄为’之后又让你回部队,有人欣赏你呀;我还得回中央医院去救死扶伤,咱们以前的一些打算,都化为乌有了,既然还承认咱是党员,这挑子就没法撂了。”
“我得请假去缓德,玉洁当然也没事儿了,我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她的身旁。”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总得遵守规矩吧,你去绥德来回至少四五天,军委办等你报到你忘了?先去报到,然后向军委办提出你请假的要求,这是必须遵守的纪律!”
武志峰向苏敬山点点头,二话不说,去军委办了。
苏敬山匆匆忙忙回到中央医院,他的住处和医疗室都被拾掇得很干净,加之傅连暲院长在他的房间里特地等他,这让苏敬山立时感到久违的温暖,强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傅院长摇着他的手,“你受苦了,太委屈你了,我是没法救你啊,我想你能理解,革命不是理想主义的驻地;就当是党性的考验吧。”
苏敬山好想把一肚子辛酸都咽回去,只说,“人太多了,我那点儿,不算啥。”
没想到,刚刚搬回报社住处的路方,急匆匆来找苏敬山,脸色很沉,看样子刚刚哭过。路方把一张纸条给他看,说是一个女青年特从绥德赶过来交给她的。苏敬山越看越止不住眼泪,条上写道: …我眼巴巴看到你被他们打死了,你走了,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和指望,我俩所有的憧憬和梦想,都因你的离去而化为云烟,消失在我俩再也看不到的地方;我俩是多么相亲相爱,也许正是这种爱促使你赴汤蹈火,导致你粉身碎骨,孤独地离开我、离开你热爱的事业。我不能让你孤单和寂寞,我俩既然不能肌肤相亲,就让两颗灵魂在天国厮守永恒吧!也让我的灵魂借助无定河追赶你去吧,我知道你会等着我的追赶……
路方说,“这当然得让志峰看到。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任何人都没能力帮助他承担什么。我相信他毕竟是一个很坚强的同志,他能挺得住。希望再找几个同志来,大家劝劝会好些。再说,毛主席都说了:‘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咱们都理解了,有多大的冤屈也不要再说了。”
傍晚,武志峰回来,高高兴兴地告诉大家,我要回部队了,是一个领导指名要我去的,军委已批准。不过很有戏剧性,你们看!武志峰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信上说: ……我为在绥德违反党的政策,致很多同志受打击、受委屈、受迫害,让我深感不安,我向绥德所有同志赔礼道歉;特别是对武志峰和他爱人谭玉洁的悲惨遭遇,每每想起,顿生愧疚,我南征北战多年,这是我犯的最大的政治性错误。我只能在战场多杀敌人,以谢绥德……
也正是这个时候,路方把谭玉洁亲手写的纸条交给武志峰。他边看边哆嗦,没等看完,他直直瞪着眼睛,苏敬山一看,刚说不好,武志峰就昏倒地上了,把一屋子人惊呆了,幸好有苏敬山,立时对武志峰进行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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