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一 薛家峁的谭玉洁现在似乎变了一个人，谁见了都说她是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模样，和过去少言寡语的女干部形象完全不一样了；一天工作下来毫无疲倦，就是眉梢嘴角也是挂着笑，在粉朵朵双颊上的酒窝显得更深了，大眼睛的眸子里，好像藏着有关幸福的秘密。其实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有心事了，女干部们则断然认为谭玉洁恋爱了。 谭玉洁不仅坦言承认，还带着那种被爱情激活的情绪说自己恋爱了，若想问她恋爱到什么程度，她就是笑，逼着问，她会说，这又不是在小摊上买东西问来问去的，啥叫恋爱程度，不懂得！若还是没完没了问，顶多说一句：“到时候就知道了。” 乡里的女干部对谁谈恋爱或是谁搞上对象的事，取笑是有的，但在她们心里都有一份祝福，没恋爱的也在等候别人的祝福，此外没有别的插曲，更没有什么花絮，自然也就很少见到打打闹闹，在上班时候，也就各忙各的；没人追问她的对象是谁。不过，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谭玉洁实在是太漂亮了，在一块工作的小伙子，有的当真是后悔不迭，暗中谴责自己有眼无珠。（其实，这话说的并不实在，一般说首长不大忌讳女人的出身问题，年轻漂亮是主要的；乡干部对地主出身的姑娘，有点不敢爱，原因是影响入党或提拔） 谭玉洁的可爱处在于一如往常，依然兢兢业业，依然少说多做，更难得的是武志峰已当上绥德县委副书记，她却从不想借机调到绥德，也从没有借口家在绥德而去绥德，就是要避免闲话，唯恐不慎弄得满城风雨。所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她会和副书记恋上。要知道，一个县的副书记，不管是和谁谈恋爱，都有口头文学的传播价值，会让平素寡言者也成为健谈家，而健谈家的似真似假、半真半假、各种臆想和丰富想象，就可能汇成不可等闲视之的群众舆论；更不要说，一个县的领导同志和一个地主出身的姑娘谈恋爱，这在绥德自然是破天荒的头号新闻。但现在的问题是，武志峰是了解谭玉洁是地主出身的，他当然知道要和谭玉洁结婚，就必须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而是否批准，那需要调查了解和审核的结果。也就是说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如果武志峰执拗起来，事情就会复杂，后果也难以预测。 但武志峰觉得现在向组织提出，不太适宜，因为自己刚调来不久，工作还没捋顺，对各部门的情况还不了解。万一领导说，先考虑整风的事吧，岂不自讨无趣？所以比武志峰小五岁的谭玉洁，也劝他别急躁，她自己也非常谨慎，决不给人留下任何话把，她在心里只巴望：只要领到那张“纸”，堂堂正正地生米作成熟饭，就让人们去议论、去抨击、也可以随便嚼舌头去吧，她已经无忧无虑了。心里越是想那张“纸”，就越怕那张“纸”的遥遥无期，特别是现在正是整风的初始阶段，没工夫办理那张“纸”的事儿，不过，转而一想她觉得遥遥无期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在整风运动结束后，也可能有新的精神，譬如，出身不好但政治表现好的，和党员结婚不受限制了。谭玉洁对此满怀期待。 她不想回家看父母，因为一回绥德，她就有种没法克制的冲动要去看武志峰，不去看，心里难受，看，定有轰动，所以必须忍受、必须克制；这是因为只要她一进县委院子，一进他的办公室，就像有什么风景，引诱着人们，睁大了眼睛欣赏或是评头品足。这会让她非常不舒服，甚至会觉得自己很难堪，更何况那种场景太有轰动效应了，而轰动效应之后，他俩的爱情走向，就可能非常艰难曲折。人们不得不接受与历史相适应的观念：“两情相爱不是婚姻的最后认可”。似乎她意识到她和武志峰的爱，现在只能藏在心灵深处，否则，难测何时云起风来！她记住了他的话：“玉洁，我向你发誓，没你，我终生不娶；但你要不急不火，不管今后出现怎样的情况，我都属于你。有紧要的话，你可以和你哥哥联系，最好你哥哥能去薛家峁，把信交给他，我会去你家的木匠铺。记住我的话；保护好我俩的爱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也就是谨言慎行。” 谭玉洁实在是思念之情日甚一日，想起志峰让她哥给转信的办法，虽然，觉得爱的信息还不能及时通达，但总算还有机会传递急需了解的心声。再则，自己长这么大，还没写过情书呢，试着写写吧，她从小说中了解，情书既要写得真挚，又要有浪漫情趣，她觉得写真情容易，而浪漫得需要很多形容词吧，对这个，她似乎没有多大信心，便决定还是写真情吧！这样决定了，她让哥哥抽空来一趟。 爱的渴望具有冲刺的特点，也就是三五天之后，武志峰从她家取回她的来信。信中写道：…… 爱的被分隔，爱就受到牢狱般的折磨，我不知道这种体验能否被世人理解和同情。我想成为共产党员，但我没有资格，这点我知道；可是我非常崇拜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我坦率承认，他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政治，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等等气势磅礴、宏观雄辩的论述，有的我看懂了，有的半懂半不懂，有的根本不懂；但是，关于爱情的经典注释，却在我心里珍藏到现在，我把它从心里掏出写在信里 ：“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诬蔑他、屈抑他，使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 亲爱的，你我不是“两性相爱”么？怎么在李大钊的注释中，找不到我们的应有？这不得不让我意识到，我们无权要求生活还给我们的拥有，为什么呢？人们拥有这个，世界就到了末日了吗？我们要这份拥有，就成了“小我”不服从“大我”了？还是我们的起点错了，没有从全局出发！ 亲爱的，一想到你我之爱，几乎跟做贼似的，真有一种爱被强暴的感觉；爱是最需要心灵自由的，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封锁自己。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当婚”“当嫁”已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有时还想起你和邱韵的最后分手，不由得浮现出你讲那一段经历时伤感的眼神。你有神圣的理由离开清华园，邱韵呢？为了尊重你的选择，她只能放弃曾对你那么深切的爱的期盼。你一定会知道，邱韵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我非常同情邱韵，女人爱一个人太不易了、也太艰难了、一旦爱了，一眨眼，爱又变得很遥远；多么可怕，多么不敢设想！ 你就在我眼前，可是我们就是不能见，更不要说相拥、相抱、相亲、相吻！好像我们的爱情见不得阳光，见不得人；好像我们这一男一女不配谈情说爱，更没有资格谈婚论嫁！如果你我真的并肩在县城的街上走个几分钟，肯定有人中伤我们在搞男女关系。但“两性相爱”本应是纯属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私事，当下，它却变成公事了。 你可能认为我在发牢骚，可是我憋在心里太难受了。你会觉得我有些变了，变得以前从没有过的滔滔不绝地说三道四。这怪谁呢？怪你！因为遇到你，因为我爱上了你；还因为你的学品、你的眸光、你的微笑、你的谈吐，给我启迪，给我勇气，让我认真思考，让我细心地观察生活，让我尽可能地分析和理解各种现象。 在没见到你以前，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也曾觉得我姐的婚姻还算不错的，生儿育女不吵不闹的过日子，这种活法不见得就不幸福。可我见到你，我脑子很快就复杂了，我眼前的世界骤然变得色彩斑斓了。在斑斓色彩里有很多很多东西让女人去自由选择。在选择过程我更懂得了什么是女人的终身大事。除了生儿育女还应有事业和理想，爱谁、怎么爱、是否情投意合，这应该由女人自己去体验、去认定。我是想多了，我也知道想多少都没用！因为在女人面前横拦竖挡的东西太多了，女人又不是大力士，她搬不动一星半点，我没办法发泄，只能在你面前牢骚满腹。 告诉你一个笑话。我哥来薛家峁的目的就不用说了，可是我哥走后，乡政府的一些男女干部换着班地来问我：“你哥跑这么远来看你，也没呆一夜就回去了，有啥事儿那么急？” “急！我哥可急了！” “我们能帮上忙不？” “帮不上！” “是你的个人事儿吧？” “是，人家正等回话哪。问我同意不同意。” “哦，是对象的事呀！你同意啦？” “以前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么，恋这么久啦，不同意也得同意，咱要变卦了，让人家一时想不开，寻死觅活的，那咱不是缺德啦？” “想的好、做的对，人嘛。哎，小伙子咋样？什么时候领来让大伙看看。” “看啥呢，长得丑，不经看。” “你也是忘了老古话了，男人不用多好的模样，有才就行。” “他也没才；再说才又不能过日子。”一问一答地到这儿，他们都愣愣地盯着我，好像我神经出了毛病似的。 “若真是你说的，岂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什么花呀粪呀的，咋的也是一辈子。”我叹了一口气，做出无奈的样子。“告给你们吧，他也是地主出身，俩人都打上地主阶级的烙印，这样也不赖，有什么事儿谁也怨不得谁了；男女也真正平等了，具体说，夫妻一样高了。”看样子 , 他们都相信了我的玩笑话 . 我不敢实话实说呀 ! 事后想想，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不要惦记我，我倒是非常挂记你如何领导运动；面对棘手问题，就按你说的，沉默是最好办法，不管怎样，把脚步走稳、把嘴巴管牢。 我在薛家峁还算有人缘，他们都很关心我，都表示要喝我喜酒哩，可是他们让我给蒙了，蒙人也有快感 ! 没人想到新郎官是你呀，哈哈！ 好好睡觉，别胡思乱想，还不到时候。你集中心思当好你的副书记，像你告诉我的，你我都应该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咱不能在工作上有任何纰漏，就写到这儿，好舒服！ 武志峰把这封信，当作爱人的心灵信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心里是一片阳光，阳光下走出他的玉洁。他真没想到这个山村姑娘，就是山野间最艳丽的鲜花，而这株鲜花就为他开放，为他吐露芬芳，为他的生活悬挂彩虹。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时他才体验到， 人们为什么历经千余春秋依然确信：男女的结合绝对少不得缘分的点化。 他感到天时地利给他厚爱，这让他非常惬意，对他这个一心革命而很少眷顾爱情的孤独者，谭玉洁向他走来了，且带着深情的微笑和温馨。他曾有过爱，但他丢了；他从没有向玉洁隐瞒过他对邱韵的思念。只是一想起邱韵就谴责自己对邱韵的背叛。是为了革命就得有那样的结局么？当然不是！正是他自己把革命和爱情分成了两极，而只能选其一极，并且弄得极其神秘，迫使邱韵不得不分手。其实，清华人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如此绝对。 现在，谭玉洁出现了，但她却偏偏是地主出身，这似乎又让武志峰，在既有革命情结又有爱情浪漫的那条小径上艰难跋涉；但他确信革命不会为难自己，他不相信，出身不好，就是横亘在他俩之间的万丈深涧！即便是，也要飞跃过去！因为他知道，谭玉洁的命运依附在他的身上，他武志峰或是奔跑或是飞跃，就看他的能量了。 但目前，不是捍卫爱情的时候，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整风运动，这要求他对绥德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有个清晰地了解，特别是它的政治背景，直到最近才明白，为什么绥德是这次整风的重点；要完全弄清楚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二 一个背景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原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一大批教师留下来工作，地委领导说，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而且他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 武志峰了解到这个情况，立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还了得！于是他的爱情只能暂时“搁浅”，他必须专心致志地和同志们一起搞好整风。 当无定河又开始奔腾，又宣告春天的来临，而漫山遍野又婀娜多姿的时候，让武志峰万万没想到，就在绥德师范，看见了十分思念的玉洁，顿生疑窦。他刚要打招呼，玉洁急忙暗示：回避！他当即脸转别处，完全懵了，尽管绥德师范已有“特务”交代了，既有男特务，也有女特务；既有披着教师外衣的特务，又有假装念书的学生特务，可是谭玉洁从绥德师范毕业，已经四年了，她怎么了？谭玉洁有特务嫌疑？我武志峰是不是特务？这怎么可能呢？莫非凡在绥德师范，当老师的、当学生的，不管是离开的、或是仍在的，他们都有特务嫌疑！难道确有证据能证明某某某就是特务？更让武志峰倍感蹊跷的是，所有被定为特务的，女的占比例太大，而且年龄从 10 来岁，到 20 多一点的岁数。有“材料记明”，原来绥德师范特务系统中的女特务，分成“美人队”“春色队”……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 武志峰被这样的材料几乎惊呆了，这能是真的么？我们能拿得出经得住推敲，经得住认真审查的真凭实据么？如果是假的，只凭所谓当事人的口供或所谓亲笔交代，就当作证据去整、去逼、去恫吓，去直接诋毁人的名誉，这就非常有可能把好端端的人置于死地；难道我们看不到正在把这些青春少女，往死路上驱赶么？那些所谓证据，他都看到了，他对材料仔仔细细地分析，当即就认为一个个都是屈打成招，就说女特务上了“革命者的床”吧，哪个特务，上了哪个革命者的床？当然没有下文。但他一转想，只要采用多种刑讯手段，这样的“女特务”就在眼前，这样的“反革命者”也会出现，而且会当着你的面署名画押；也就是说，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几乎有种绝望的情绪，连连喟叹：天哪，这是革命么？让他更为震惊的是竟有这样一个结论： 绥德师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窝！ 他感到十分悲哀，因为他面对如此众多被冤枉的群体，觉得自己毫无作为，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是眼睁睁看着这种完全是人为的灾难，而任其扩展、任其恣肆；他觉得自己这个共产党员的心上，已被鞭子抽得鲜血淋淋。他已经认识到，他没能力去救他们每一个人，因为驾驭绥德师范整风的领导人，无论是资格、地位、党龄都远远高于自己。而谭玉洁呢？他救还是不救？当然想救，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救；他最清楚一点，即使付出他的全部，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哪怕是付出生命，他决不允许借整风之名，来摧毁他的心爱！敢让生与死去碰撞的时候，什么也都无所谓了。就是为了人格尊严，也不能让灵魂正被肢解的玉洁，觉得她深爱的人原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何况他俩曾发誓，为自己的爱情愿付出所有代价。也许是良知，也许是道德，也许是作人最起码的操守，武志峰要证明自己：不仅毫不惧怕付出而且情愿付出，无非是赴汤蹈火，大不了就是粉身碎骨呗。对，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山盟海誓，现在正是到了兑现的时候！那就开始吧！ 也许有关领导认为，这次批斗会具有典型意义，所以地委指令《抗战报》派一位记者来旁听，以便以后深入采访，来的是女记者路方；同样的原因，在批斗会的领导位置上竟坐着县委副书记武志峰，这表明没人告诉他今天批斗谁，可是，现在的这个场景，真是神鬼的设计，让武志峰和谭玉洁十分震撼！他俩几乎同时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心绪很快调整好，准备好应对一切。他俩能镇静下来，可能是想到没人知道他俩的恋爱关系，有这一点，基本保证了批斗会不会太出意外。但在陕北地区的绥德出现这样的场面，确乎是亘古未有！让武志峰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玛丝洛娃受审时，她的“恋人”（应该说是她的背叛者、或者说是她的诱奸者）聂赫留朵夫公爵也在审判席上。两个人的不同点在于武志峰宁可死也不背叛，但有一个悖论，也许正是他的不背叛，导致更大灾难的不可逆转。 审讯者张口就问：“谭玉洁，你的好几个同伙，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一直抵赖，拒绝承认？我再问你，你是不是特务？” “我回答多次了，我不是！如果你断然定我为特务，你必须回答我，谁是我的上级？也就是谁交给我任务？谁是我的下级？我给下级布置了什么活动？我在哪儿进行特务活动？如果你能指出什么地点，那这个地点究竟什么情报被盗走？什么方面受到破坏？如果这些要求你不敢回答，或是你根本无能回答，你仅仅靠几个人被你们逼供出来的所谓揭发，就死活不还我清白，我怀疑，是革命不让你公道、还是你这位老革命根本没有公道？” 审讯者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一个自称被川岛芳子领导的女特务才 20 岁，你已经 22 岁，她说你是，你能不是么？” “我不想说尖刻的话，因为你是领导，当然也是共产党员，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我只想说，你的这种问案子，你不觉得滑稽么？我为你难过，你不能丢掉老革命者的尊严，不应该如此荒唐。我希望你应该知道，栽赃陷害乃至往死了整人，而且不择手段，这决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为！” “谭玉洁，你太放肆，你太目无组织！” “我知道作为基层的女干部，我的语气、我的用词，的确是显得毫无教养，当然也谈不到对领导的尊重。可就是一个小绵羊，它也不会恭恭敬敬地等候生命的最后一刀。我已经看出了，定我为特务，这是你领导整风的政绩，为了这个政绩你不仅顾不得我的死活，还要把我身后这群人一个不剩地都打成反革命或特务。你把所有的子虚乌有都填满了五颜六色的“证据”，都套进你的政治期待，把所有栽脏陷害，都打上经过‘认真审核’的印记。” “我怎么是放肆？你说错了，我不是放肆，我是在为一身清白的基层女干部，张扬一下自己的人格尊严！你说我目中无组织，你又错了，我在薛家峁工作四年多，你去问问，我对哪一位领导不是毕恭毕敬！在我的心里一直对党怀有感恩心情——没因我的出身不好而不允许我参加革命。如果你能腾出一分钟，你翻翻我的档案，你一眼就能知道，除了地主出身这一点，你还能看到什么？此刻还需要我谦虚么，让我骄傲一次吧！我无愧于党，我无愧于革命，我无愧于爱过我的、我爱过的每一个人！我谭玉洁，洁白无暇！我谢谢在领导席上的各位领导，我不再解释什么，我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而且一件也没有，我之所以这样，是我接受毛主席的教导：作一个革命者，必须坚持真理，坚定革命理想，坚信革命胜利。 恕我不敬，我要严正指出，直到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是一口咬定我是特务，把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指示，胆大妄为地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作为还算得上光明磊落么？真正的共产党员，能这样蛮横霸道、欺上瞒下、粗暴野蛮、毫不讲理么？” 那位《抗战报》的女记者，一边看谭玉洁的几页档案，一边仔细听谭玉洁为自己的申辩，女记者的情绪让人感到挺沉，偶尔，能被凡事留心的人，看出她心里很复杂，似乎还尽力控制某种激动。其实在这个审讯的屋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非常认真地听谭玉洁的申辩。不要说武志峰了，就是有一面之见或有些浅浅了解她的人，就在她申辩的全过程，她的每句话，都让他们既感叹又惊诧，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在这个绥德，正在深挖阶级敌人，整风运动已掀起高潮之际，柔弱而漂亮的谭玉洁，竟敢无所畏惧，痛陈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并抗议日夜提审，为自己的冤情义正辞严地辩护。这在绥德的历史上，如谭玉洁者别无他人！ 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审讯潭玉洁的领导人，在这时，他脸上的那种主审官的威严，似乎出现疲软状态。作为地区领导人，他也知道一旦事态发展得失控，造成严重后果的话，他也不好交代；而万一逼死人命，那时就会有人质问他：让你领导地区的整风运动，谁让你逼死人命？他敢说我就是逼死人命了，怎么啦？革命斗争谁有那么准的分寸！（实际上此时的绥德师范已经有人被整死了） 但，这得看谁质问他，如若是他的顶头上司授命调查，我们就绝对看不到，他现在飞扬跋扈、凌虐一切的神态，甚至他的脊梁，也绝对比不上潭玉洁的直挺；这是一层；另一层，他身旁有一位《抗战报》的女记者路方，他非常清楚，这位女记者是 1935 年入党、“ 12 · 9 ”运动之后，就来陕、甘的老同志，她的级别眼下虽没有自己高，但她有机会接触中央领导，毛主席偶尔还召见她和她的同行。所以他担心，或者说，他还有几分害怕：万一在领导运动过程，有什么缺失或有违背中央政策方针的方面，只要这位女记者给捅到报纸上，自己的前程就可能受到影响；还有一层就是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武志峰，也是 1935 年入党的，虽然他是自己的直接下级，自己总得有让下级敬佩自己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久经革命洗礼的气质和风度。这位老革命似乎对整风也不得要领，死了几个人，是大可不必慌了手脚的。运动没有不死人的，只是死多少人应该注意。 他暗暗决定，暂时不追问潭玉洁是否是特务的问题，因为有关潭玉洁这方面的材料，女记者正在细心审阅，万一，在这时女记者突然请他回答潭玉洁的质询，他怎办？只能按揭发的材料回答；再万一，这位女记者不仅盯住不放，并指出：光靠揭发就定谁是特务，这是直接违背中央方针的，每一件揭发，都必须有专人进行缜密的调查、核实，要以经得住反复验证的证据说话；毛主席说： 对人的问题必须慎重 。绝不允许有材料揭发某人是反革命，于是我们就定某人是反革命，那不仅是草率，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如果这位主审官的心里，真有这些合乎逻辑的思路，他怎么还能昧着良心、那样残酷地对待潭玉洁？这是革命的需要？还是你个人的政绩需要？谁有权如此生杀予夺？就揭发谭玉洁的材料看，稍有点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完全是一堆大帽子，所谓的事实，不是望风扑影，就是完全虚构！难怪谭玉洁指控全是“莫须有”。但在主审官眼里，他死死认定谭玉洁是特务的证据“确凿无误”！没人提倡“不讲理”，但这个绥德的“不讲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这位记者路方估计错了，要回到延安，就会得到证实，到处一样，延安尤甚！） 这位主审官也许有很厚实的政治背景，否则，他不敢为所欲为！事实证明，不管他怎么搞，也没人敢说“不”！至少在绥德是这样。但遗憾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位女记者路方是在绥德师范教过书的，以她对绥德师范的了解，她断然会否定“绥德师范是特务窝”的认定！具体到谭玉洁的案子，她看过包括档案在内的全部所谓的揭发材料，她认定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冤案。她想救她，但在整风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她没有把握能否成功；因为在经验中，在运动过程不搞甄别更不许平反。这也就是说，所有的好心、善意、不平感、正义感通通苍白无力，是以卵击石的结局。弄不好还会遭到立场不稳、敌友不分的谴责。所以她不敢操之过急，更不敢贸然对抗。 在这个现场，肯定没人知道，这位女记者，也来自清华，不仅和武志峰是校友，还和他在同一党支部，而且都是在“ 12 · 9 ”运动之后，分不同路线来到陕、甘地区，自然彼此都十分了解，只是彼此并不常见，即便偶尔碰面了，也不过于表示校友情谊，因为必须防范搞小集团的猜疑。女记者想找个机会和武志峰谈谈，看他有什么妥当的办法。 那位主审官依然会将“抓特务、逮反革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不能允许谭玉洁把他呛回去，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没碰到过像谭玉洁这样的大胆狂徒，居然在审讯时给他抢白得几乎下不了台！从他的眉心透出他之所以容忍，只是看谭玉洁是个年轻女子不待给她凛然厉色罢了，怕她哭哭啼啼喊爹叫娘的，造成会场的混乱。是否是这样？其实无关紧要。但主审官却没有让谭玉洁再交代有关特务活动的种种，人们还以为是“暂时休庭”。正在人们吁缓一口气，主审官出人意外地问谭玉洁，“听说你想要结婚，是吧？” 谭玉洁一惊，知道有人去薛家峁了。不过她很快就镇静下来，没有任何表情地看了看，不温不火地，好像很随意，却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我想不想结婚，与党的整风有关系么？与我是不是特务有联系么？” “谭玉洁，我警告你，别以为你年轻我就拿你没办法！我不希望你顽抗到底，你很聪明，但是，什么是最大的聪明？就是识时务！你没权利拒绝我对你的任何提问，我不希望你走进死胡同，及早回头，比一条路跑到黑对你有利，这应该是你最佳的选择。你这么年轻，就是一切重新开始，一点不晚……” 最后几句话，让女记者、武志峰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位主审官的话语里揉进一些别的味道。但稍有经验的，都觉得那是一种诱惑，也就是通常说的诱饵；可是让人一时不解的是，想钓什么呢？人们在疑惑中不由得看着谭玉洁，似乎猜不出她将怎样回答。 谭玉洁也打算尽量做到有理有节，只要有一分奈何也不情绪化。在人们的等待下她开始回答。她说，“我真没想到领导会问到我个人的私事，把私事扯进批斗会，这有失批斗会的严肃性；若在往常，我可能觉得这很无聊，也许会说无可奉告。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既是长者、又是老革命、又是我的主审人，我不得不回答，算我对你的尊重。现在我回答：我确实想要结婚，我 22 岁了，一般说，山区的姑娘，这个年龄都当母亲了；我想象到，这个问话一开头，你会接着问很多，与其那样，不如我把事儿先说得清楚些。我到这个年龄还没结婚，不是我长得丑没人爱，是我想把工作尽最大可能作出成绩，争取加入共产党，彻底甩掉地主出身的重包袱。因此，我四年如一日，在薛家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都没有半点差错；支部的同志都为我的出身不好，影响我的入党而感到惋惜，总安慰我说，再等等吧。” “可是我听说若不是开始整风，你准备结婚了。” “是的，思想上有这个准备。”谭玉洁心中大惊，显然她给同志们说的假话，已被当真的了，如果顺着这个问下去，事情复杂了，问题更严重了。她警告自己，必须冷静面对，要不动声色，要胸有成竹，尽可能地转变风头。 “为了对你负责，我不得不问，你不要介意，男方是谁？” 谭玉洁面带一丝苦笑，说，“我觉得作为长者和领导者，在这种场合，问一个大姑娘的未来丈夫是谁，合适么？得体么？不过分么？我有种被羞辱的感觉，而你也可能失去几分尊重。” “不会吧？我非常想知道，你这位未来丈夫的背景。” 真是荒唐透顶，真是咄咄怪事！谭玉洁终于知道，主审官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不好说，我来说，你的这位未来丈夫是地主出身，对不对？” “当然不对！绝对不对！” “怎么？谭玉洁，你不是最看不起撒谎的人么？” “当然看不起！因为所有撒谎者，在严格意义上，他们根本没有人格，更谈不到良心和正义。他们不仅品格低下，常常还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说得好！你未来丈夫是地主出身，不是你自己亲自告诉人们的么？” “是。那是我对同志们假说的，因我不想把真实情况告诉任何人。”谭玉洁有点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这位主审官简直是在信口雌黄，在大庭广众面前肆意取笑。谭玉洁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她指着主审官大声说，“这种类似嬉戏的假话，就能证明我撒谎、我欺骗么？还要引申出它有什么样政治阴谋么？我不明白你倒底想要什么？” “我告诉你，革命者和什么人结婚，组织上当然是要过问的，你认为这是组织干涉你的婚姻自由么？” “当然是！再说，你还认为我是革命者么？如果还是，就该放我回薛家峁继续工作。”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你与地主出身的人有联系，我们就必须进行审查！” “除了和我的父母、哥哥、姐姐有联系外，我没有和其他地主出身的人，有任何联系。” “你不是想要结婚么？” “我回答过了，女大当嫁，我 22 岁了。” “当然是女大当嫁，你既然肯定，你没有和任何一个地主出身的人有任何联系，但我明确地问你，要和你结婚的人，自然是你最亲近人的，对不对？” “当然对！” “你既然有特务嫌疑，那么你最亲密的人是什么人，我们问他是谁，不应该么？” “应该！” 主审官有点得意忘形，好像有某种下意识跳跃在脸上，“你告诉我们，他是谁？” “是我！共产党员武志峰！” 不仅是主审官和女记者路方立时惊得站起来，全场也是一片哗然。 只见武志峰跑到谭玉洁身前，不顾一切后果地紧紧抱住谭玉洁，俩人都失声痛哭，那是心肺都被撕裂才能听到的绝望的嚎啕，是生离死别地以泪水最后的一次倾述。武志峰轻轻地擦着玉洁脸颊的泪，哽咽着说，“让你委屈了，让你受到奇耻大辱，让你一个清白得像一块晶玉的好姑娘，竟遭受如此骇人听闻地摧残和蹂躏，这一切都是我的罪孽、我的无能。” 谁都没想到，就在这一瞬，屋内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既是对他俩的赞美和欣赏，也是给他俩极大的勇气和鼓励。人们知道这些热烈鼓掌的人，都是一身悲情无以发泄，于是当他们看到武志峰和谭玉洁，拥抱在一起、眼泪流在一起，就感到他俩是以至情至爱给自己平反昭雪。在掌声中，他俩转身面对为他俩祝福的人们，深深鞠躬，真挚地大声说，“谢谢，谢谢，感谢同志们对我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之后，俩人泪水滂沱！ “峰，你知道么？就在这个绥德师范，被鞭笞被刑罚者多达二百来人，真是无奇不有，无冤不在；有很多早就入党的男同志，被整得不是叛徒、就是反革命、再不就是日伪特务，有的死去还活回来，有的死去活不回来了。比我小得多的不少小姑娘，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的小特务、小走狗。你能相信么？草本皆兵啊，谁都可能是敌人！你能救得了谁呀？就是爹娘在身前也不得不眼巴巴地干看着么？一句话，让你成鬼，连神仙也救不了你。”好让人动容的谭玉洁，说罢这番话，突然当众带着泪水尽情地吻着她的心上人。 突然又是一阵掌声，而且越发是震耳欲聋。 女记者背过脸去，微微闭着眼睛，唯恐眼泪流出来。这个场景的出现，是她完全没想到的，怎么会这样？按说，这之前你武志峰也不该瞒着我呀，在清华时你瞒着我，你和物理系的邱韵谈恋爱，结果呢？劳燕分飞，硬是让邱韵不得不离开清华，让她带着苦涩，孤独地出走了；现在呢？你若是让我早知道，你和谭玉洁的恋爱关系，我们总会给你出点主意，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在清华时，一见面，你还管我亲热地叫路姐（原名路芷芳，现名路方），从你调来绥德见过几次，好像你除了工作情况，就没有什么告诉我的，竟让我也不知道该和你谈什么。现在我才明白 ，就是谭玉洁这个出身问题，让你陷入困境，让你没心思谈其它事情。可是这个问题早一点摆出来，向党委报告，把你们恋爱过程和你们的打算一五一十地讲清楚，难道还会比现在更糟糕么？肯定不会！现在把事情弄到这一步，你怎么收拾？是鱼死网破，还是双双殉情？志峰，志峰，你脑子有病么？你参加革命七年了，你入党快满八年，究竟是什么把你变得没有灵性了？ 路方虽然在心里有这么多埋怨，但她正理性地审视事态，她的身份仅仅是旁听的记者，除了特别允许可采访当事人外，对重要会议等等，一般说，是没有询问权或直接采访权的。这也就是说，现在她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个时候谁有真理？ 正这时，一个很强烈地整个屋顶都被震颤的声音，在四墙之内突然爆裂，一下子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原是主审官大吼一声：武志峰！ 武正峰握紧了谭玉洁的手，面对主审官瞪大了眼睛，不为所动地静待主审官如何继续发作。这让路方恐惧万分，她知道武志峰敢站在那里，这就表明他要豁出去了。 “你看看你这个武志峰，成什么样子？共产党员能像你这样胆大妄为么？” “共产党员能像你这样胆大妄为么？” “我说的是你，还轮不到你来说我！” “你怎么啦，你这个党员就有权把革命者任意置于死地，谁是反革命、谁是特务，就由你一句话而定么？你不仅是胆大妄为，还以整风名义胡作非为！在这种场合，我必须以行动告诉你，武志峰和谭玉洁是正要结婚的夫妻。你看清了没有？现只说一点，谭玉洁向你解释，说要跟她结婚的男人是地主出身的，原是一个戏言，是句假说，你百般不信，逼她必须交代出这个男人是谁，我怕你把她逼疯了，我不得不站出来，就是为了证明她从不会撒谎。” “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违反会议纪律的？” “真可笑，你还能说出纪律二字！我倒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像你这样不择手段地逼供，是直接对抗中央的整风方针！我没有别的方法选择，只能这样来表明我俩的恋爱关系。” “嗬，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还敢倒打一耙，我命令你离开她！” “可笑！我倒要问你，你敢和我一块去党中央？” “嗬，难怪谭玉洁如此顽固，原来是从你这学来的。我严厉警告你，你再不离开谭玉洁，我先撤掉你副书记，然后开除你党籍，你信不信？” “毛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你要我信你什么？我不信！我已经看出你气急败坏了，你毫无党性原则，借整风之际，你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使多少对党忠贞不二的共产党员，使多少为革命而兢兢业业工作的革命干部，一个个被你屈打成招，甚至你要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党要你这么干的么？只要你敢和我回延安，你拿出你的政绩，我拿出我的控告，然后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领着我的妻子谭玉洁回归民间，当个本分的农民。我问你，你敢么？最可笑的，你还要开除我的党籍，还要撤掉我的副书记职务，这证明你把党章全忘了。最后我还是想向你建议，如果你不敢和我回延安，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不走样地向地委几位领导传达，我接受上级党委的批评。至于对谭玉洁，有任何疑点，都可以问，但绝不许人身伤害！” 除主审官在外，现场包括路方在内的每个人，都被武志峰慷慨激昂、义正辞严、酣畅淋漓地抗辩所震撼了。在绥德从历史到现在仅此一景，所以人们倍感惊奇，人们获得了很多概念地解读，如，义士、勇士、正直、真挚、忠诚、尊严等等。就在武志峰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捍卫谭玉洁时，路方在心里说，这是清华人的风格，谭玉洁爱对了，爱得值了，这是现代版的英雄救美的故事，至于能否救得了，那是另一个故事。只要稍微想想，在这样大气都不敢出的审讯现场，武志峰竟然毫不畏惧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自己正在受审的爱人相抱相吻，这真是石破天惊，是一曲悲歌九霄外！ 人群里有人小声说，什么是爱？看见没，这才是爱到心上，爱到骨头里的爱！ 平常说那些什么海枯石烂、心心相印，那是在花前月下的一种浪漫，一涉及生死就看不到爱的影子了；看人家谭玉洁，真有眼窝，有这样的男人爱她，她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了。 三 其实在这个会场里发生的，不仅仅是爱的尊严和爱的壮烈，还让人感到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坦诚和磊落；也就是武志峰的行为，既证明他爱的坚贞，也证明面对这种恐怖森森的场合正义大于强权！这些都让记者路方飞速地记在本子里。她偶尔还很机灵地给武志峰和谭玉洁飞去眼神，表示钦佩和赞许。 情绪受挫、权力受到挑战的当然是主审官，他敏感地意识到，为这次提审所设想的几个失误。往常是，把很愿在运动中炫耀身手，或是落井下石，做出成绩，以便有机会进入中央的一些部门。他深知资历比能力抢眼。领导整风这是晋升的最好机会，他认为这次批判会很关键，所以做了精心地部署。把重点人物集拢一起，事先既有明示也有暗示，再明白无误地说明，谁、谁、谁是反革命、是特务、是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怎么追问、什么时候喊口号，一切布置完毕才开会。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主审官觉得这次的提审非同往常，既有女记者又有县委副书记，会上，决不能此起彼伏地大喊“打倒”，也不便声嘶力竭地揭发和控告，那会弄成会场纷乱吵闹的局面，人家记者怎么记？岂不让记者觉得很严肃的揭发检举，变成毫无意义的是是非非大混乱。于是，他改变了以往，被审讯对象：谭玉洁；让一些重点的几种类型的嫌疑人在现场陪审。他认为这会既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也让女记者和他下级的副书记，觉得他是个很严肃很认真的领导者。 当武志峰第一次与他对峙时，他虽感到有点惊诧，也仅仅是惊诧而已，或者说他没把武放在眼里，心里还说一个臭知识分子跑这儿撒野来！（原来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就有“臭”的限定了。）主审官继续听到武志峰，铿铿锵锵地控告他私设公堂、屈打成招、诬陷好人等等背离中央方针的违法行为时，路方敏锐地发现，这个主审官的锐气，在武志峰连续冲撞下严重受挫了，而听到问他敢不敢回延安时，他有点恐惧了，脸色大变，却张口无话。这让路方非常不安，因为这个老革命决不会善罢干休，而武志峰最终决然不是这位老革命的对手。再僵持下去，非常可能是武志峰既保护不了自己的爱人，也保护不了自己。 主审官似乎硬撑着使自己的权威，呈现出不可藐视而且依然凛然的神气，其实，什么样子也是谁都能摆出来的，关键是“样子”的真实价值的存在。他缺少某种智慧，没有能力决定这个提审会是继续下去还是到此为止。恰当的比喻，骑虎难下；老百姓的说法是，没法下台了。 女记者路方递给他一个纸条，上写道；我建议，请不要再激化矛盾，就我看到的一些材料，绝大部分都是不实之词，一旦逼出命案，让中央知道，问罪下来，就难收场了。 主审官说，“记者路方同志要求对你们进行采访，但你们休想趁机翻案！散会！” 山区的秋天似乎来的早些，远远望去，山野间的野花骤然退出它的季节，草尖儿也泛黄了，尽管各种谷物依然矗立在自己的领地，也只是静候主人对其酬谢了；无定河失去往日的混浊，显得格外的清澈，春夏间的那种粗野、狂傲无羁、肆意汪洋的水势，被大海拢过去了。现在的无定河每一条波纹，都带着深切的柔情缓缓流去，像一首抒情乐章，时而是如歌之恋，时而是似梦之爱，在抒情乐章里，水里的天，更蓝了，水里的白云，在水波的抚摸下，撩拨起更迷人的涟漪，很尽兴，很随意。这一切都是为迎接，山区一位美丽的天使的归来，她，一位刚烈的姑娘谭玉洁，不堪凌辱又眼见自己的爱人被暴徒打得一动不动了，她知道志峰给打死了，因为她在这里曾见过几个人也是给打得一动不动之后就死了。她的心灵世界被夺走了，便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回眸故乡的山峦，原野和贫瘠的土地，向养育她的绥德、工作过的薛家峁和她非常熟悉的村村落落，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又跪在地上向自己家的方向叩了三个头，表示对父亲母亲最后的孝敬；也带着与她生死相依的武志峰的最真挚、最纯洁的爱情，从从容容地走进无定河…… 河水的灵性呜咽了，水流轻轻，唯恐惊扰这颗不屈的灵魂，正是天高云淡、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季节。抬望眼，长空雁阵，衰鸣天外。苍茫大地，群山呼应，遍野肃穆，所有精灵悲吟浅唱：“质本洁来还洁去”。 没人具体了解谭玉洁为什么必须死，（当然也未必没人具体了解，但，除非傻瓜，没谁敢报告具体情况）据有点经验的人士说，死就死了，在运动中大凡是自己寻死的，很可能被认为是经不住考验；若是另一种说法，那就非常惨了，说是“自绝于人民！”在后来，路方好像多少知道点，但守口如瓶，这就让人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非常可能是，实在是抗不住毫无人性地刑讯威逼，与其被折磨死，就不如自己从容“就义”了，何况不知从哪来的打手，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爱人打得惨不忍睹，她认为她的志峰可能已经给打死了，自己对这场政治运动没有任何期望了，而且在绥德师范几乎在很多角落，都能看到自杀的和被打死的男人和女人。而其中有的是谭玉洁亲眼所见的。因此，万念俱灰的谭玉洁觉得自己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过倒是有人知道，路方记者曾和那位主审官吵得很厉害。事情的开头是路方去找主审官想谈采访谭玉洁的问题（在绥德师范院内有他办公兼睡觉的房子），但他的门卫先是说首长正在忙，后来说首长命令我们阻止记者进入，路方再三说明是你们首长同意的，是他亲自答应我来采访的。但两个持枪门卫像两座门神，横眉冷对地挡住路方，她不得不在门外大声喊：“你们快把谭玉洁折腾死了，人命关天，我是党报记者，我有责任了解真相。” 门没开，却有一扇窗户开了一半，主审官有点丧心病狂，居然威胁说，“我奉劝你别不识抬举，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里正在进行的是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你懂么？你以为你是谁呀，就你那支笔，扛得动革命么？笑话！老子革命十五年，什么阵势没经过？你见过刺刀见红么？” 从窗户里飘出几声冷笑。路方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肆无忌惮了？那次批斗会，在最后他还有所收敛，似乎也引起他对政策方面的思考；怎么，现在他又挥舞起自己的权力，天不怕地不怕地横冲直闯，这样疯下去，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正这时有两个男同志来到校门口，大门警卫看两个人的介绍信，看后放他们进院，这两个人一是路方的丈夫邓纯（是延安《解放日报》一个版面的负责同志），一是谭玉洁的爱人武志峰，他们几乎发疯地大喊路方的名字，这种喊声不仅把主审官喊得怒满胸膛，也把被软禁和半关押的男男女女喊得四处张望。主审官一看，真是心肺窜火七窍生烟，他鄙视了几眼，不屑一顾地说，哪来的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的几个跳蚤，想叮谁呀？我倒要看看你们是罗汉还是金刚？我先告诉你们，你们没资格在我这儿说三道四，别让我来了脾气，我希望你们别自找无趣，把胳膊腿儿保护好，别在这儿断了折了！说罢，就命令十好几个卫兵轰他们出去。 让人看的很清楚，所谓“轰”就是连推带搡甚至枪托触碰。院子里当然乱吵吵的了，但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箭一般的飞向撕扯的人群，“志峰，志峰！你们快走吧，这里是大陷阱！别管我……谭玉洁被推进屋里。” 人们有时候很相信命，有时候你不相信还真不行，好象硬是让人们认为一切一切都是命里注定，就说谭玉洁那一声嘶喊吧，她万万没想到，正是她的呼喊，提醒了主审官，他让卫兵撵出邓纯和路方，命令把武志峰留下。于是武志峰就留在院子里，埋伏在角落里的打手，蜂拥而出，不容分说，一阵拳脚和棍棒把武志峰打翻在地。好像惩罚并没结束，因为在主审官眼里，就是这个武志峰让他在“阶级敌人”面前栽了面子，于是，他一定得出这口恶气，至于怎么教训这个武志峰，那就看他的兴致了。何况在这位老革命看来，凡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无不施之于暴力。施暴的结果，武志峰被打得一动不动了。而打手们却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都得到提升的证明，自然会受到那位老革命的赞赏；要有机会，他的一句话，你就是既得利益者了。 这一切被谭玉洁看的真真切切，她几次以死相拼，但一个柔弱女子怎能冲破几个雄彪大汉的凶恶阻拦，眼巴巴地看到她的心上人，已是气若游丝的武志峰，又被绳子无情地捆上了。谭玉洁疯了、狂了，张口大骂：“你们这群没有人性的混蛋，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你们整风，你们却往死里整人；这是革命吗？土匪绑票也没这样狠毒，我的爱人让你们整死了……” 这时候的谭玉洁真是无所畏惧，就是舍得一身刮也无所谓，人敢于迎接死亡，神鬼也没什么可怕了！她冲主审官大喊，因我是地主出身，你说我是革命的敌人，是特务是反革命，那么武志峰呢？他 1935 年入党随后来到延安，他是特务还是反革命？因为你资格老，党龄长，你就有权随便如此残忍地置共产党员武志峰于死地吗？难道在你眼中的阶级敌人，就是有很多像武志峰这样坦坦荡荡的共产党员吗？他们是敌人吗？他们之所以参加共产党，是准备好为革命牺牲自己一切的！你不仅断送这样的共产党员的革命理想，还像刺杀日本鬼子那样在他们的身上也要刺刀见红，让他们的一腔热血流尽！主审官大人，你是不是认为，解放区里的敌人越多，越能证明你的不可战胜？ 我活着还有意义么？我完了，他死了，我的一切也就全死了，我不能让他孤单，我得去陪他，爱没有了，就让生命祭祷吧…… 毫无动弹能力的武志峰，茫然而失神的目光，似乎在寻找他的玉洁的身影，他也可能还有一点意识，但已经感到他人生的全部美好，都被毁灭了。就在这种朦朦胧胧的意识状态下，他被拽走了。说是送医院医治，这倒让人觉得武志峰的命，还可能有活过来的一线希望；只要他能活着，事情也许不会再糟糕下去。善良的人们祈祷不幸者们的命运能够有个转机。但很多事都在某种悖论中存在和变化，让人既摆脱不了，更谈不到可以得心应手地驾驭；这样，人们的无可奈何就成为精神现象的一种常态。比如，令人极感意外的是，武志峰终于活下来，而他的爱人谭玉洁终于走了…… 让人更感到愤恨的是，谭玉洁的死，被封锁得严严实实，竟有威胁：谁捅出消息，谁就是为“敌特喊冤叫屈”，就证明谁就是阶级敌人。这是主审官的恫吓，说明他还是恐惧了。 常说，人心是肉长的，对！所以任何人的心也经受不了这样死亡的震撼；更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的是，唯有武志峰不知道，曾渴望与他同床共枕的爱人，他的谭玉洁已让无定河水洗得干干净净，顺流而去，直奔大海了！ 谭玉洁已经走了的消息，路方和邓纯夫妇也决不能让武志峰知道，他俩也恐惧，但与主审官的恐惧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武志峰一旦知道，他绝对会为爱人报仇雪恨，一个人的终极绝望，的确会无所畏惧，他既敢杀人，也情愿偿命！使这对夫妇为难的是，他们将怎样向党中央汇报？整风整到这个样子，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作为记者的这对夫妇，能汇报谁怎么死的，谁又是怎么伤的；绥德师范的特务系统已发展到中学和小学，在“美人队”里的最小的女特务年仅六岁。还有很多人，审也审了，问也问了，还在绥德师范院子里“圈”着，等待最后处理，被“圈”的人们都急不可待了，觉得真正的监狱无非是肉体遭罪，现在可好，连灵魂一块蹂躏！人们还反映，毛主席不是说了，整风是为了治病救人么？怎么在绥德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好人往死里整呢？甚至有人还说，谭玉洁还以为来绥德是开会呢，她怎么了？也许是她太漂亮了，不是有话说嘛，“女人太漂亮”，既招人爱，也惹人恨！人们有不少假说：谭玉洁不该谈恋爱的，特别是不该和党员领导干部谈恋爱；若是个单身，仅是个出身问题，绝对走不到这一步！要嫁人也不会有多大麻烦，她姐姐不是早嫁了，有家庭，有儿女，日子过的也没多少风风雨雨，这是绝大多数女人人生历程所遵循的生活模式。还有的说，女人的婚姻追求不要太理想化，书也不必读得太多，能写封信，能看看报，有这点文化足够用了，没必要非得什么什么学校毕业不可，更没必要非得当上干部，谭玉洁若是早明白这些，她至于去死吗？ 路方和邓纯夫妇没心思分析那些种种假说，尽管那些假说也有某些现实意义。他们的思路集中一点：绥德发生的一切，怎么报道？反映不反映，向谁反映？他们没忘记记者的责任就是反映群众呼声，要求我们对群众的各种意见，都要认真研究，必要时还要到群众中去调查和了解。但现在的这些呼声能反映么？如果我们真的本着指示，真的反映了，绝对会受到质问：你替谁说话？你还有点政治立场没有？还有点阶级观点么？显然，环境和情况出现某种极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局外人绝对不了解当记者的该如何地抉择。 就说这辆马车上的四个人，若说身份是有点不同，两个是党报记者，两个是地、县级的领导，四人都是共产党员，都有一个背包、一个公文包，不知道两个记者是否给他们佩带过手枪，反正那两位地、县领导是佩带过手枪的（现在看不见了），让人倍感奇异的是，他们怎么就坐一块了？武志峰虽然还没有好利索，但要在县委副书记岗位上工作还是没问题的（他的腿差点给打断），这个时候的武志峰不在乎这辆马车把他拉到哪儿，他气愤的是不让他和玉洁见面，他不得不在心里向他的玉洁呼喊：洁，别怕！挺住！事儿完了，咱不革命了，咱回家，像你姐姐那样过日子！等着我啊…… 那位主审官呢？为什么不再掌握绥德师范的整风运动了？一般说，资格那么老的党员领导干部，无数次与敌人浴血奋战，为革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便有差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路方和邓纯夫妇，似乎也没做什么不得当的，可是这四个人都显然是因工作不得力而调离，共坐一辆马车回延安“述职”去了。人们还是觉得蹊跷，如果是回去述职，在马车旁，怎么会有几位骑马的战士一路跟随？要知道，就是县委副书记的武志峰，只要是去县区乡野村间，不管是骑马还是徒步，身边是有警卫员的。 这时候的山路已经相当冷寂了，从山口窜出的风，虽然还没有凛凛透骨，却让人们知道陕北的冬天已露狰狞了，满山遍野给人一种苍凉而蛮荒的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黄秃秃的夹有山石的土地，无奈地等候大雪的覆盖。 其实这四个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这时候让他们回延安，倒是有点疑惑，是不是把他们拉到延安抢救？不过那位最老的老革命倒是一脸无所谓，好像心里磨叽，我早不想在地方了，太窝屈慌了，到战场，一切都非常简单：消灭敌人！而武志峰呢？好像有点遗憾：若是和玉洁坐车回延安就太惬意了，一想到玉洁，他就忧心忡忡，心里说，回头再说吧。最惆怅的是路方和邓纯夫妇，他俩太难了，回去说什么？又该怎么说？不是说多说少的事呀！那里非常恐怖的情况能说么 ? 说那里整风运动很正常的进行么？好象应该编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但他俩仔细一琢磨，不对 ! 若是中央什么也不了解，这一车四人怎么恰在这个时候，奉命回延安？ 想来想去，夫妇俩一个共同思路是，到时再说吧，看怎样问吧，如果问的人开口说，我们知道那里搞的很糟，搞偏了，你们再具体说说；如果相反，那里情况很不错么，那…… 出四人的所有意外，到延安后，很快就给“安排”了。除那位最老的老领导另有别处安置，路方和丈夫邓纯给领进一个破窑洞，武志峰给领进与路方隔壁的破窑洞。武志峰当然不懂这样安排是什么意思，但路方夫妇明白，此时他们也不敢以党员自居，觉得自己没什么值得追查。邓纯告诉妻子，必须小心了，延安在搞“人人过关”；有些人没等过关，就自己了断了。 这是党中央社会部的康生策划的 ！只要进了破窑洞，那就是嫌疑犯！ 四 正当武志峰不知所以的时候，在窑洞角落里，有一个声音送过来，“你也来啦，好，我听说了，我早等着你啦，我起坐站立都不方便，你就别怪我了，谢谢你来作伴，不寂寞了。” 武志峰听声音有些耳熟，但真是想不起是谁，他走过一看，原来是中央医院的苏敬山！“哎呀，怎么会是你呀？”为了看得清楚些，武志峰不得不跪在苏敬山的身边，他气势咻咻地问：“你怎么给打成这个样子？” 苏敬山没有回答，反问，“你怎么样？我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不过能把你送进破窑洞，我便知道你也犯事儿了啦。” 两人沉默片刻，武志峰打量破窑洞的破门窗，心里犯迷糊了，莫非绥德的事弄到延安来继续“运动”？而且轮到像我这样的共产党员，来接受批判斗争？武志峰确实有点迷糊。苏敬山一看他，也进了破窑洞就说了，“我便知道你也犯事儿了”。 至于武志峰好象倒没想到犯不犯事儿，只是想这是冬天了，这样的破窑洞还不把人冻死？他武志峰又忘了，革命需要坚定的立场，而不是温情！温情是政治斗争的腐蚀剂。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彻底把屁股移到工农大众一边，就在于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顽固地坚守着温情和人性。他们根本不懂在阶级社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任何意识形态和情感形态无不打上阶级烙印！他有疑问：人人过关是不是在延安的每个党员和每个干部，都有特务和反革命的嫌疑？武志峰终于把问题说到根上，但他不能正确回答这是为什么。 不过，在破窑洞满是灰尘的白墙上，有几个很醒目的大字，让人们清楚自己的角色了。那字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绝改造、死路一条。在另面同样满是灰尘的墙上，也有几个醒目的大字，那是：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不咎既往、轻装前进。 武志峰气呼呼地，“莫非这就是整风？” “你不理它就是了，别当真！更不必害怕。真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了，那就等着吧，杀就杀了、毙就毙了。这有什么可怨的？是咱们自己愿意来的，没人强迫咱们的！”苏敬山说的可不是气话，他的语气非常徐缓，很诚挚，很坦然。“事到这步，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咱不认识革命，一是革命不认识咱。怨天尤人哪，悔不当初哪，都不是咱们男人的气度；更何况那会把自己当初的那种赤胆忠心给弄得真假难辨了。” “那，究竟给你定了什么罪名？”武志峰不平地。 “有意义么？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个不可救药的书呆子！罪名是随便定的，想定什么都行！我倒想知道你犯的是啥‘罪’？” “我不知道哇，路方和她丈夫邓纯也关在破窑洞里啦，就在咱们的隔壁。我们是坐马车回来的，我们心里想着大概是工作调动，一进破窑洞都傻啦。闹了半天 ，原是要我们‘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太不可思议了，真让人寒心！” “寒什么心呐！不能光看那十个八个字，后面还有几句话：我们希望每个被审查的人，如果心里没鬼，就要接受党对你们的考验；你们要相信，党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还有很动人的许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 ” “简直是欺人之谈！把你我还有更多的同志都弄到破窑洞里，把那么多人关起来，这算一个不抓？那些自杀的、那些给打死的、那些给整疯的，莫非都死有余辜吗？他们怎么啦，跑到延安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么？索性拉出去都给枪崩了，革命不就最后胜利了 ?! ” “你别愤愤不平！活得智慧点行不行？你们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特点，对什么都敏感，对什么都有态度，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又常常是光凭嘴说的痛快，其后果却没兴趣考虑了。我这么谨小慎微都躲不过去，像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有什么说什么，让你进破窑洞我认为对你很高看了。” “按你的说法，说你是特务就是特务，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那当然了，你别不服气，这点还真让你说对了，康生曾对一个‘嫌疑犯’说：党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为国民党执行任务。” “那位嫌疑犯怎么回答？” “我没为国民党执行任务，正相反，我为共产党执行任务；我是地下党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内部，是为我党收集敌人情报的。” “什么？这是说，是地下党让你当上了国民党的少将？谁是你的上级？” “我相信党中央情报部门，一定知道我党有多少地下组织，我是在南京中央大学得到地下党命令的。” “结果呢？” “问题没有结果，但人有了结果——给扔进破窑洞里，后来听说在宝塔山后找到了他的尸体。怎么样？我们还应该坚持什么吗？所以我劝你沉住点气；一定要清醒，咱们手中那点所谓道理是一钱不值。我们怎办呢？最重要的是要耐心，万万不可急躁；最重要一点咱绝不自己了断！只要一时半会儿枪毙不了，事就有缓。这时候我们必须做到冷静面对，即便冤出大天来，也必须做到面不改色，让对方感到，我们‘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罪名就请组织定，定是特务咱就是特务，定是反革命咱就是反革命，咱不说二话！老百姓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拿我说吧，我入党 10 年了，我相信自己没有一星半点的所谓罪行。我说了，任凭定什么罪我都接受，我觉得咱们应有一种境界：生也罢、死也罢，一样！何况死是早晚的事，早死早了，一了百了。” 我可没有你这么大度，我不想当哑巴鬼，我死也得有几分壮烈！” “你该告诉我，那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也是一言难尽。我在绥德有一个对象，她四年前就从绥德师范毕业，分到薛家峁工作。整风一开始，一个 1927 年的老革命领导绥德整风，很快在绥德师范就整出一个特务窝，凡从师范毕业的、或在校的，一律参加整风，在严刑拷问下，男男女女屈打成招的多了去啦，不是打成反革命就是打成特务；女的更受凌辱，说她们以色为饵破坏革命，我的对象谭玉洁因是地主出身，也给打成女特务。我豁出去了，当面和那位老革命舌枪唇战起来，弄得老革命着实下不了台……没过几天，我没想到那位老革命，原是个极崇拜暴力的革命者，既没有政策观念，也不问是非真假，一律棍棒之下寻找答案，尔后定成铁案！我差点儿让他的刀斧手给碎尸万段……” 苏敬山听到 1927 的老革命这几个字，猛然想起另一个 1927 年的老革命，祖籍广东的邝祖宁，那年得了肺病，来医院住院，他向我表示，他不行了，肺病是绝症。我劝慰他“ 27 年的广州起义的枪林弹雨都没要了你的命，肺病就更要不了命，他听我这一说笑了。他说，也许我的命真大，身边倒下的同志太多了，我硬是没死，我给你讲点历史吧，你可能不知道江西苏区有个富田村，那年党内抓 AB 团和‘第三党’，我不细说，就是在革命队伍里抓反革命，那时讲究逼供，红 20 军从班排长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都给杀了，我却侥幸了，还有一个 16 岁的胡耀邦，是冯文彬及时赶到也侥幸了。在中央苏区大搞肃反，被杀的真是成千上万！要写起来那是一本大书，当然没人敢写，也没人敢说，我和你说了，为什么不怕呢？全延安都说你是最正派的革命医生，另一点，一个快要死的人，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你给老同志治好了病没有？”武志峰很急。 “还别说，邝老的病，我用了三个月时间真给治好了。” “这就好，这就好，大难不死的人就应该长寿。” “听了邝老的故事，咱得有点启发吧？再不明白，一切后果就活该了。” “咱们延安的情况怎么样？”武志峰问。 “好像突然冒出非常多的敌人，有特务奸细，托派分子，反革命，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越整敌人越多，我听了个谎信，足有一万多……” 他们谈了很久，他们也说几句俏皮话，有时再幽默几句、再讽喻几句，倒让心里有种舒展的感觉，武志峰往背包上一靠，笑嘻嘻地说，“革命者变成阶下囚，这活生生地证明辩证法的伟大，辩证法的核心，就是世间万物万事都在动态中变化，我昨天是革命者，今天变成反革命，明天再变成什么，我不知道；而不光是我不知道将变成什么，你苏敬山知道吗？路方知道吗？她丈夫邓纯知道吗？我们只知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这时苏敬山提醒他，“咱们这些讽喻的话，只在你我间通行，千万不能见谁都俏皮一番，老百姓有话：人心隔肚皮。要知道，如果有人得知，能找到一个替死鬼自己就能活下来，那么这个人就会变成一只疯狗，他会制造很多冤魂。” “我看你说的这些，你的词儿比我多多啦，我一问你，咋就从中央医院给弄到破窑洞里，你就是舍不得蹦出一个字儿，苏敬山同志，你信不过我，是吧！” 还别说武志峰敲打出这几句话，真让苏敬山再什么也不说，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他说，“你别误会，那年你得伤寒住院期间，咱们什么话没说过？我是想，现在咱延安进行的不是当初所说的整什么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是变成‘抢救运动’！你不知道，这个‘抢救运动’来势太凶猛了，立时就是风声鹤唳，从很远处就能听到刑讯逼供下人们惨烈的喊叫，令人魂飞胆破；你没见哪，在窑洞里‘抢救’时，几个回合下来被‘抢救’的人，连窑洞的门都找不见了，很多窑洞经常是把人抬出去的。”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整个延安成了集中营了？” “你这个清华的书呆子，把你们从绥德弄回来，就是为了‘抢救’。” “你咋这么罗嗦，‘抢救’什么？” 苏敬山耐下心来给他讲三查：一查你的出身（以你祖辈的为依据：或地主或富农或官僚或买办）；二查历史（个人履历、社会关系）；三查政治（党派界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无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斗争的认识、对革命和对反革命的认识、对抗日战争前途的认识、对自我改造的现状的认识。）苏敬山大概都经受过多次“三查”，把记住的内容全说了，其实这个三查，武志峰也被查过几次了，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三查”和“抢救”连在一起，对一个人的命运具有极严重的摧毁性。 “不就是“三查”么，“出身”档案里有，“历史”档案里也有，“政治表现”哪年都有所在小组、所在支部的鉴定和考核，那不是有关领导一看就清楚了？再说查就查呗，怎么成了“抢救”了？”武说，“我不明白抢救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抢救，有什么人或是有什么事儿就完蛋了？” “对！我就给‘抢救’到这个破窑洞的。” “为什么呀？不是好好的么，你在医院救死扶伤出错了，不会吧？” “邝老的故事，这么一会儿你就忘了？这种时候还敢没记性！不可救药了不是！” 武志峰一愣。 小道消息，据说“ 抢救运动 ” 是康生提出来的 ，可是有人不信，说他没那么大的权。不过各部门都怕他，他说整谁，就得整谁。要我看康生这个人了不得，他要风有多大，风就多大，他要浪起多高，浪就起多高！ “我先告诉你，别二二乎乎的，绥德那几个回合你什么都没看出来？你为什么差点儿让人打死？你以为就你们绥德那么干了，延安只能比绥德厉害，你看看我，我没说过一句不受听的话，没干过一星半点的错事儿，我就是越交代越不清楚，交代不清楚就得‘抢救’了，开头的‘抢救’还客气些，只扇了几个耳刮子，随后就是棍棒‘抢救’，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抢救过程那真是骇人听闻。我在这里大概快半年了吧。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形容抢救。” “没人为你救死扶伤吧？” “这方面你的知识欠缺点，若咱们延安这里有‘国际红十字会分会’，我就能得到‘救死扶伤’，因为它只看你是否受伤或有病，它不分什么阶级，当然也不分敌我和老少。现在告诉你，我交代了什么。” 你是党员么？我答；是。在哪儿入的党？我答：在太原“同济堂”药铺。介绍人是谁？我答：当时二十六军的团长熊云阁，还有他的两个部下宋大任和姜占英。这三个人现在在哪儿？我答：我只知道他们都不在延安。那你是怎么跑到延安来的？我就把我在山阴饭馆吃饭，突然被阎锡山的匪兵抓进土牢，是夏天抓进去的，当年农历腊月三十由宋大任和姜占英救出，对啦，那个看押我的牢卒，也一块来延安了，那个牢卒叫石发，他去 120 师啦，后来听说他入党了。志峰，你绝对相信我的交代没有半句谎言，但他们叭叭两个耳刮子扇过来！ 你就编吧，我们也听明白了，好言好语，不给你点颜色，你还会编下去，对不起了…… “他们想定你什么呢？总得有个名目吧？” “当然有。认为我是阎锡山的走狗，根据是：我进土牢将近半年，没受过严刑拷打，只是在刚抓进时挨过几下鞭子。由此他们‘逻辑’出我是阎锡山派到延安的特务。把我也整懵了，也打傻了，后来我竟觉得他们问的也有道理，可不的，谁让敌人抓去不给打得皮开肉绽？至少也得把你按在老虎凳上，验验你骨头的软硬；你呐，毫发无损，天底下有这么善心的反动派么？你说我还能怎么辩解？我只能说，一般情况是你们说的那样，但是事情不是也有特殊一面么？我想的可能不合乎革命的要求，如果组织上去调查，虽然费时费力，那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这下糟了，真是左右开弓上下拳脚，一边声色俱历说，组织调不调查，用得着你点拨么？看你平常装得老实的，原来你心术挺老道的。 类似的审讯没完没了，主旨就一个，要么承认是阎锡山派来的特务，据说只要承认，还根据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的出路；要么拒不承认，而不承认的后果自然凶多吉少。” “你不会承认吧？你决不会！我确信无疑。” “谢谢你，好兄弟，在这时候你能尊重我的人品，实在难得，实在让我一辈子都记得牢牢的。我已经很想得开了，你就是真让我上老虎凳，如果视死如归，你老虎凳还有恫吓力么？真的，人生的制高点，也就是如何面对死亡！我曾下了决心不谈下面的情况，可是看到你，我很难说清我心里的滋味，真的，我也需要你的同情。这么开头吧，一旦你成为众矢之的，必然是不管白天黑夜成群人对你轮番地连打带骂，接连的是恫吓、威胁、诱迫。而且参与围剿你的可决不能认为是乌合之众，（其实延安根本没有乌合之众）其中有不少是你平素所尊敬的人，也许正是这点，被批斗的人，能挺得住的不是很多了。” “你打算就在破窑洞呆下去？不和他们再讲讲你的实际情况，就等最后了？” “你这后一句问得太好了，我的确是就等最后了。不讲什么了，我已经说明了：组织上觉得我说的是真的，就让我回医院去工作，认为我说的是一派胡说八道，那就请处理吧，我没有任何交代的了，该判刑就判刑，该枪毙就枪毙，只有一个最后要求，请组织上帮我找到我的老婆和女儿，因为我被红军宋大任和姜占英救出阎锡山骑兵团的土牢，当即奔了延安。 家人怕受敌人追查，更怕牵连‘同济堂’，她们娘俩便逃出太原，随后四处逃难。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所以我请组织帮忙找到她们，一旦找到，就告诉她们，我因病抢救无效故去。” 武志峰长长叹口气，看样子又要愤慨了，苏敬山接着说：“那以后抢救势头想起来头发根直竖，我又被拎去斗争了许多次，当然打骂听其便了。在那种时候，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设想，若是真有一天，不管是阎锡山的刑警队，还是国民党的刑讯庭，我上了他们的老虎凳，或是更严酷的刑法，我一定会响当当地走向死！人活着，就该活得脊梁直直的；死也不能死得灰眉土脸。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儿我真的上了老虎凳！” “什么？老虎凳？” “压杠子也尝过了。” “灌辣椒水啦？” “没有，可能是一时没有辣椒。不过，也算是意外有了机会，没给我用上更酷烈的刑法，看样子命是给我留下了。” “怎么会是这样？岂不是革命有罪！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我们的领导却好坏人分不清！莫明其妙 ! 经你这一说，我以前常常以拉赫美朵夫当榜样，现在有你就行了。” “你说什么？什么朵夫的，他是干什么的？不像是中国人。” “对，他是俄国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了检验自己的骨头硬不硬，意志坚定不坚定，他每天睡在有钉子的褥子上，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我得锻炼忍受折磨，因为我不知道，哪天让沙皇警察抓进他们的监狱，而我知道那里的折磨远比褥子上的钉子严酷百倍！” “愿我们都坚强些！现在跟你说说我的一点看法，这场所谓党的整风运动，已经搞得有一个年多了，绝对不会没完没了地再搞它一年。因为，东边有日本鬼子虎视眈眈，西南有国民党大军气势汹汹，咱不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净逼迫自己同志交代呀、坦白呀，这可真让敌人高兴坏了，敌人巴不得咱们长期搞运动哩。” 五 整风运动并没有像人们盼望的会早一点结束， 1943 年照样如火如荼进行。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重，人们也就不再为自己清白辩护了。因为所有的抢救都有一个神圣的革命道理，这让任何人宁可自我毁灭也不能去触碰它！人们也只能眼睁睁地活一天算一天。结果是在延安，被打出的反革命、特务、假党员、假革命太多太多了，可以这样说，要多少有多少，而定罪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一个例子会让人瞠目结舌，成为经久难忘的笑话。是要给一个年轻女干部定成特务的罪名：“×××长得那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这是整风吗？怎么这个人使用的语言如此下流呢？” “别胡说 ! ”苏敬山让武志峰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偷听。 “干吗这么神秘？到这般时候咱们还有得怕吗？” “但谁也不情愿为说一句话就死呀！我告诉你，那句话是康生说的！” “康生？” “小点声！你惹得起吗？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整人，手段和用语自然是多种多样了。不过，就常识而言，假如这些都是真的，延安这地儿党、政、军不过三万，特务有一万五，真这样，延安能安静得了么？能有生气勃勃的景象么？所我大胆推断，运动中的冤案，你等着瞧吧，绝对多了去了。至于我个人呢，有个活思想也不瞒你，如果我冤白案清了，我想回去寻找我的老婆孩子。延安有我没我都一样，说白了，革命不缺我一个，可是我的老婆孩子不能没有我呀，我一个男人应是她们母女的靠山呐，可是现在呢？” “你的理由很充分，但我估计也没啥作用。你想呀，真要是你又是原来的你，领导会说，是不是运动整错了你，你还有情绪呀？你当然得回答，不是。那你是不想再为党工作了？我不是党员了，运动开始不久就取消我的党籍了。” “组织上会说，看你这个人，恢复党籍总得给组织时间吧，工作量非常大，绝大多数被整的都是党员，你也是有 10 年党龄的老同志了，放心，党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的。” 这时有人给送来几床被子，来人说是受傅院长的命令。苏敬山叹口气，说，“别人即便想给送，不敢哪，那会被认为没划清敌我界限；傅院长敢，没人敢往他身泼脏水，他是长征过来的！” 武志峰这番惟妙惟肖的“试说”，还真让苏敬山挺佩服的，领导真要是问你“不想革命了”？能说不想革命么？苏敬山很无奈地长出了一口气，心里说，指不定是啥情况哩，还得看中央怎么定！ 不过，武志峰没怎么多想，好象他什么事儿都利索了；倒是老想给苏敬山出点点子，他琢磨着，还有点愤愤然：这就是说没有水落石出之日了？他扯过一条被子裹在身上，向苏建议：“你既然死都不怕了，你应该向整风办公室反映，请他们注意，拿不出经得住推敲的证据，你就不是阎锡山的特务：如果不需要任何证据，那就可以定任何人是反革命或是特务，就根本不必用整风的形式了——怎么定就怎么算呗！” “我可不听你的！你让我学你是不是？我可没有你那个胆子，你当着那么多被问罪的男女嫌疑人，直面主审官，拥抱女友还紧握住她的手，这还不算，竟向主审官兴师问罪，我怎么说你好哇？你胜了，还是你解救了谭玉洁？你以为你真理在握，就无往而不胜了？我倒是觉得你太不识时务了，你这点智商让人怀疑你是不是真念过清华！那是你打抱不平的地方吗？你大概一点也不知道，那个你们称之为主审官的人，是绥德地区最高首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北伐军的，你居然不给他面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是理？我倒觉得你让他下不来台，他还能让你顺当地走出去，这面子给的够大了。” “那又怎样？” “你说怎样？能让你回延安进破窑洞，那是你拣到一个大便宜：不是我这个当老哥的小看你，你和人家较劲，那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我知道你对那种往死整人的霸道行为不能容忍，何况谭玉洁又被整得那么惨！你以为延安这儿就是和风细雨了？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看你不认头的劲，得吓吓你了，你知道邹凤平不？堂堂四川省工委书记被迫自杀了！” “什么？他是特务还是反革命？”武志峰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激灵地站起来，瞪着眼睛。 “说他不是共产党的书记，而是四川建立的‘伪党’书记，于是，从四川来延安的党员不管是在‘陕北公学’还是在延安通讯部门及其它部门的四川籍党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但这并不意味其它党员就平安无事，稍微夸大点说，延安所辖各地，不受冲击、不被‘抢救’的党员几乎是凤毛麟角。可是我没见过有一个敢像你那样对老革命兴师问罪的！倒是‘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 “什么，全家自焚？这究竟是为什么呀？” “我倒突发奇想，你能走出绥德，没准是那位老革命在心里挺欣赏你哩！若在这儿，就你那股劲儿，还能让你进破窑洞？去无定河边冻你个半死！随你喊冤叫屈，无定河跟人一样冷酷。到那时你什么脾气都没有了。” 武志峰默默无言。随着日历又翻过一些时日，冬天的冷劲儿也一天强似一天，破窑洞里虽然冷得人们直跺脚，或相互使劲摩擦身体，但总还不至于冻死；最惨的是那些“罪行严重的人”，天还没亮，正是凌晨时分，被送到无定河边冒着凛冽寒风去干活。这里流行一句话：形势非逼你坦白，你就坦白吧，坦白比不明不白的死了好。 让苏敬山没想到，武志峰听到这些时说了一句话：“幸亏是在绥德，若在这儿……” “所以说，你要有机会见到那位老革命，应该向他敬礼。”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还有个死理，若是人人知道这就是革命，人们干嘛非来这儿受这种折磨呢？在家种几垅地，或是做个小买卖，不比这种坦白交代自在么？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年你只身一人骑马过无定河，到乐堂堡去给部队送药，那有多大的危险哪，那回若被阎锡山特务逮着你，没准真活不了啦。” 苏敬山很开心地笑了，“这件事还让你记脑子里，你若是说话管事，我进不了破窑洞了，不过这等于说梦话。你提起来了，我倒想若那次真让阎锡山给害了，肯定可以当烈士了；若现在死了，那就是‘死有余辜’了。” “我懂了，就是骨断筋折，也得活着，就为了平反昭雪，也得活着等明天，干嘛自己找死去！一旦恢复我的自由，我回绥德找玉洁，老哥，我对你说心里话，只要这一劫闯过去，我不当党员了，我也不当革命者了，好好当个男人，和玉洁过日子。” “你不是说过我么？这里没有你所想的，只有你必须干的。更现实一点，能让你我进破窑洞，这是受抬举了，仅仅是软禁，还有点少许自由，什么也不干，等于养着你。你大概还不知道，王实味被正式逮捕了。” “什么罪名？”武志峰惊在原地，呆呆痴痴地等着回答。 “是他写的《野百合花》。” “《野百合花》怎么啦？我看过，只不过用了几个题目，反映了延安生活的几个片段，写的很实在，充其量是写了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至少王实味没有胡说八道。” “你少说几句吧！权威部门说《野百合花》反动透顶。说从《野百合花》里，你能看到国民党特务戴笠的影子，能发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叛徒托洛茨基的阴谋。” 武志峰木然地站在窗前，窗外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整个世界似乎了无声息，远远望去，延河像一条弯曲的冰带，雪又一层一层铺在冰带上，若在往常的这个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在那里找到乐趣。现在不行了，大人没了心思，孩子也天真不起来了。 还是雪莱说的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哲人说的更能给人鼓舞：精神力量是伟大的，即便在危亡时刻，精神力量可能使你走出危亡；而自信就是精神力量的擎天柱！ 人们对岁月的期待是特别强烈的，这往往是人们无望地等待太久了。想想人们所经受的是“信仰摧残信仰”，所以没奢望，更没幻想。 1943 年的春天终于来了，等来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一次大会上说的：“ 整风整错了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 引自《回忆韦君宜》上编， 18 页，大众文艺出版社 ） 人们流出了眼泪，眼泪里可能含有各自的内容，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我们从没有背叛！人们又能相互握手，又能在他们所熟悉的窑洞前梳理往日的纷乱，又能在延河边欣赏水面上落日的余辉……有种噩梦醒来的感觉。尽管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终于失去的又回来了，难怪人们在迎接一切又回来时，个个都是满眼泪水。 苏敬山、武志峰和在隔壁窑洞的路方、邓纯夫妇，已得到通知：恢复党籍、恢复原工作；只是有一个通知：武志峰同志到军委办报道。 苏敬山抱住武志峰，“老弟，那年你患伤寒离开部队，这次你‘胆大妄为’之后又让你回部队，有人欣赏你呀；我还得回中央医院去救死扶伤，咱们以前的一些打算，都化为乌有了，既然还承认咱是党员，这挑子就没法撂了。” “我得请假去缓德，玉洁当然也没事儿了，我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她的身旁。”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总得遵守规矩吧，你去绥德来回至少四五天，军委办等你报到你忘了？先去报到，然后向军委办提出你请假的要求，这是必须遵守的纪律！” 武志峰向苏敬山点点头，二话不说，去军委办了。 苏敬山匆匆忙忙回到中央医院，他的住处和医疗室都被拾掇得很干净，加之傅连暲院长在他的房间里特地等他，这让苏敬山立时感到久违的温暖，强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傅院长摇着他的手，“你受苦了，太委屈你了，我是没法救你啊，我想你能理解，革命不是理想主义的驻地；就当是党性的考验吧。” 苏敬山好想把一肚子辛酸都咽回去，只说，“人太多了，我那点儿，不算啥。” 没想到，刚刚搬回报社住处的路方，急匆匆来找苏敬山，脸色很沉，看样子刚刚哭过。路方把一张纸条给他看，说是一个女青年特从绥德赶过来交给她的。苏敬山越看越止不住眼泪，条上写道： …我眼巴巴看到你被他们打死了，你走了，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和指望，我俩所有的憧憬和梦想，都因你的离去而化为云烟，消失在我俩再也看不到的地方；我俩是多么相亲相爱，也许正是这种爱促使你赴汤蹈火，导致你粉身碎骨，孤独地离开我、离开你热爱的事业。我不能让你孤单和寂寞，我俩既然不能肌肤相亲，就让两颗灵魂在天国厮守永恒吧！也让我的灵魂借助无定河追赶你去吧，我知道你会等着我的追赶…… 路方说，“这当然得让志峰看到。他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任何人都没能力帮助他承担什么。我相信他毕竟是一个很坚强的同志，他能挺得住。希望再找几个同志来，大家劝劝会好些。再说，毛主席都说了：‘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咱们都理解了，有多大的冤屈也不要再说了。” 傍晚，武志峰回来，高高兴兴地告诉大家，我要回部队了，是一个领导指名要我去的，军委已批准。不过很有戏剧性，你们看！武志峰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信上说： ……我为在绥德违反党的政策，致很多同志受打击、受委屈、受迫害，让我深感不安，我向绥德所有同志赔礼道歉；特别是对武志峰和他爱人谭玉洁的悲惨遭遇，每每想起，顿生愧疚，我南征北战多年，这是我犯的最大的政治性错误。我只能在战场多杀敌人，以谢绥德…… 也正是这个时候，路方把谭玉洁亲手写的纸条交给武志峰。他边看边哆嗦，没等看完，他直直瞪着眼睛，苏敬山一看，刚说不好，武志峰就昏倒地上了，把一屋子人惊呆了，幸好有苏敬山，立时对武志峰进行抢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