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灵魂的陷落》是一部描写 1957 年“反右运动”的长篇小说。 “反右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其凶残、野蛮、疯狂、毫无人性，一直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而我发现，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和谴责“文化大革命”，但对“反右运动”我们的社会却格外地沉默，实在是耐人寻味，似乎“反右运动”根本不存在。所以不管你如何陈述、如何诉求都没有任何反应。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不是希望人们忘记这段历史？也许是让今后世世代代都不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惨绝人寰的“反右运动”！或许，有人会说中央已经作出了政治结论，难道还有再甄别、再复查的必要么？大概这就是官方的基本态度。但，就“反右运动”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并没有很认真、很负责、更没有实事求是地彻底解决。我们不能忘记“反右运动”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次大地震，伤亡之多，破坏之大，影响之深，是中国现代史绝无仅有！ 为了不忘却，我写了这部小说。 写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所经受的精神奴役和肉体摧残，写他们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也以此凭吊那些累死的、饿死的、折磨死的乃至被枪毙的亡灵。我是那场血淋淋反右运动的直接受害者。五十年前的一切一切，都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除了至少有五六十万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给圈进各省市匆忙创建的劳动教养所外（准确说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还有难以了解准确数目的右派给流放到荒野绝塞，边陲原始森林，复制了历朝历代对直谏者的惩罚模式。 我在这个写作过程，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其它的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以革命名义发动的。这个革命名义，我觉得好像与马克思没关系，与列宁有点关系，与斯大林大有关系。我想躲开，但不管我怎么挖空心思就是绕不过去。感受实在是太深了，那是人类生活独有的历史真相！ 我相信：正视历史、直抒历史真相是一个公民的权利。我引几位领导人关于 這 方面的讲话，我想会保证我“言者无罪”！ 第一、邓小平挑战“两个凡是”，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当时总书记胡耀邦的讲话，他针对“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前 17 年培养出来的？有人问胡耀邦，“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胡耀邦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也得平反，不然咋叫实事求是？” 对 1957 年反右，当时是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致信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八百万国民党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中国共产党？”⑴ 反右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很多人认识到“反右”就是对知识分子从精神到生命的毁灭性摧残，并且折磨和凌虐长达 20 多年，一个“改正”就全摆平了，连个“平反”都得不到？不但如此，居然还有这样的结论：“反右是必要的，扩大化错了”。还是用事实说话吧！请看一组数字：据中共中央公布的材料， 1957 ～ 1958 年共划右派 552973 人， 1978 年以后“改正” 552877 人，不予改正的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 96 人（这 96 人中后来也有改正的），错划 9 ⒐ 99 ％，扩大化 575 ⒐ 1354 倍。而所谓必要性是万分之⒈ 736 。又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右派为 3178470 人，还有 1437562 人被划中右；戴帽右派不是 55 万，而是 55 万的⒌ 6 倍。⑵这不难看出，所谓扩大化竟扩大了 5000 倍！居然还有一笔更重要的结论：反右“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对那组数字，面对这样的结论，请问：百万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居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 如此说来，冤假错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知识分子列入阶级斗争的对象。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阐释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本没有斗争知识分子的任何言论。不错，列宁有过，但那是苏维埃，苏维埃的政治体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吗？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从政体角度，给各级党委提意见无论怎么上纲上线绝对构不成犯罪！ 然而知识分子所认同的言论自由遭到灭顶之灾，致多少人死于非命和家破人亡，有关这方面的若干决议中，在主流政治话语中，没有人道主义的词汇；倒觉得给右派们改正已经是很宽大了，人们私下说，不给你改正你找谁讲理去？你就是把牢底坐穿了，那也是活该 ! 话说的没错；但知识分子的迂腐老是想把事情问明白： 20 多年的流放、坐监，就法律条文，到底需要什么罪？遗憾的是我们的法律没有回应。可是事实已经走入历史：现代社会最酷烈的文字狱，就发生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很多很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已给折磨得致残致疾致死。如此草菅人命，我们却看到轻轻淡淡地一笔勾掉了！ 不管人们对一纸“改正”有多少质疑，一律石沉大海。革命的新中国应该是这样么 ?! 遥想当年，全国上下各级党委和政府都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阳谋”，并千方百计地无限扩大地完成“阳谋”政治指标的要求。而且无一不是以革命的名义！ 让人难以释疑的是，社会本无右派（就是那 93 位不摘帽的，到头来也不是右派了），突然整出了百万右派，怎么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一言以蔽之，政治需要！这可认定是伟大领袖他老人家战争思维的继续，就是脑子里先有敌人，而后撒出人马寻找敌人，寻找有困难，就地制造敌人！ 若干年后（ 1978 年）我们才知道中央有一个《关于安置问题》的文件，开头写道：“必须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搞革命，搞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更重要的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此外还有五项细则，省略）我不知道有这个文件，我周围的“摘帽右派”们也没人知道有 1978 年的那个《文件》，事实证明，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得到这个《文件》所要给的待遇。这就有两个可能，一是这个文件压根没发，一是被地方官员扣押。 那么右派们倒底都说了什么？如此大罪不赦！尽管从上面引证的数字，可以证明中国的所谓右派，纯系子虚乌有，但也应该让世人了解说什么话能打成右派。我觉得这很有意义，于是我曾希望把被认为“最反动的右派言论”结集成册，给当代和后人提供“旧闻新说”一些文化资料。至少对了解那段历史，不无裨益。比如说，我的《改正书》就有几条：说“政治标准第一”容易导致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不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其实我也只懂点皮毛），这应属学术范畴；说市委书记不懂文艺不能视为反党；欣赏王蒙作品但王蒙已改正，故没错（幸亏王蒙改正）；说“肃反运动扩大化难免论”是错误的，不是反党。就这么几条我就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23 年后，我 50 岁回到机关。主要就是这四条，平均每一条领罪五年九个月。 只要政治需要，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我们不是无礼较真，我们总想在活着的时候，了解为什么不给我们应得的平反？右派冤案只一个改正，公正说这不能算是最后的终结！如果认为就这样了，我就不得不认为这是强权政治，也就是专制政治！ 在 1978 年 4 月 5 日 中央下达了救右派于水火的《 55 号文件》。然而文件到市里，着手办理已是一年以后的事，决定我回单位已经是又一年开始了。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实事求是”。因为，我常常看到我们的实事求是，随时随地变异为政治欺诈！历史真的可以随政治风向标而给弥天大谎赋予历史品格 ?! 我虽有质疑，但我不得不信以为真。 “摆事实、讲道理”的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关于是否有罪的定性，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应该说这无可置疑，但是，我们那时候好象什么也没有，也就是凭伟大领袖一句话。有重要一例：有人制造“章罗联盟”并以此为契机，全面展开对各民主党派围剿所谓右派分子，使很多部级干部纷纷落马，成为阶下囚，到水落石出之日，令人悲愤欲绝，原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章罗联盟”！纯系子虚乌有地栽赃陷害！（罗隆基和章伯钧都没有“摘帽”先后走了，不过都分别给他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历数他们如何爱国、如何与共产党合作、如何对新中国的建设有很大贡献等等）。而这种肆无忌惮地置友人于死地的作为，让人不得不问，这不是历史上“莫须有”在反右的再版吗？因此我们的看法：“反右运动”不是什么“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地地道道地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无情镇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是首要问题，就不该如此轻率！说的郑重其事，轻率起来那就看什么时候得心应手了！不要说别人了，还说章、罗二人，从追悼会上人们相信他们自然是共产党的朋友，但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变成阴谋家，是妄想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这让历史都张口结舌！在这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颠倒黑白！这种黑白颠倒也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 为证明他们是朋友（指章、罗），我引一段当年在“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讲话：“……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之后，阎明复历数罗隆基一生的功绩。⑶ 有史可查，当年因罗隆基执著亲共，蒋介石精心布局要罗隆基的人头。 还有一个我国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一再向党重申：“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他死后三年，右派问题给予改正，又两年，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冥寿 85 岁。⑷ 对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是太草率从事了？至少也应把事实弄清楚，掌握充分地证据。人云亦云，不行；随心所欲，不行！当然政治需要，更不行！实际上这也是一厢情愿，众所周知我们是有宪法的，但只要一搞政治运动，首先抛弃的就是宪法。 历次运动的矛头所指，毫无疑义，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这当然不是偶然，特别是建国以来，伟大领袖对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越来越不信任，（对搞自然科学的某些知识分子有些例外）而且称其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称劳动者知识分子），他有过警告，让知识分子夹尾巴做人，但遗憾的是对领袖这个警告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足够重视。从根本上说，他老人家不仅看不起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不放心。历史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明朝仅有两个明君，一个一字不识，一个是半文盲。”“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了，国家就管不好了，书读多了……是害人的事。”⑸ 这让人想起列宁在一次发言中警告全党说：“对参加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提高警惕。”“对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严加管束！”⑹ 这让我们知道， 伟大领袖对知识分子的成见是有历史渊源的，只不过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惩罚方面似乎名目更多，常常也是不择手段；令人倍感惊诧的是竟把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充满激情的奉献精神，居然视为心怀叵测、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他决定：“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打击。”（此话出于 1957 · 6 · 26 日中央一个《指示》。前一句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实行内外夹击”） 就我个人，我从来不知道我给划入资产阶级，我想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也未必清楚，但举世公认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我们都是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努力学习勤恳工作，情愿鞠躬尽瘁乃至死而后已。其中有很多很多人为社会主义建功立业，还有为数很多的为追求共产主义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怎么就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后来也终于有些明白：只有把你纳入资产阶级，才能证明你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就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敌我矛盾。也就不奇怪在领袖心上有一行非常鲜明的文字：在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思想领域内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人们老是嘀咕：不信任就不信任吧，也不能打成敌人啊，也不能迫使知识分子家败人亡啊 ! 尤其是在斯大林被俄罗斯人指控是专制暴君以后，直接引发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动荡、大变化，更分外地激怒了我们的领袖，特别是他担心东欧政局的颠覆，是否会引发中国的动乱？于是他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压政策；他不能让中国知识分子趁机煽风点火，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原定的党的整风立马变为“反右运动”！ 对斯大林问题和东欧（主要是匈牙利和波兰）的动荡，毛泽东有非常经典的见解，他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同时，“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⑺（毛主席的这两句话，是吴冷西亲自转述给李慎之的） 我们这里没规矩也成方圆，伟大领袖确信：只要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共产主义曙光，就会很快在东方升起；无产阶级要想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这是纲，纲举目张。对人，他不承认社会的人，只承认阶级的人。他有一句名言：在阶级社会，凡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一代一代人接受了这个观点。 但中国有一个学者王元化，却另有提法：“认识到断言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观点的。马克思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也同时存在着‘人的一般本性’；——认识到凡人的思想莫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一命题，正如否定一般人性存在的观点一样。 ”⑻ 我的长篇里正是按照人的一般本性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也就是说我承认人的社会性。我没有给我的人物打上阶级符号，只有他们在社会上的真实身份。 上面的陈述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大背景，小说的人物在这个背景下演绎着他们的生生死死，只是该生的生了，不该死的却死了。 由于我们的民主还不够充分（“真话不全讲”季羡林语），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司法的行政化），本序所表述的是那个特定时代所独有的历史品质，与今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毫无关系。 ⑴沈存步《周末》2009·4·23日（著名作家） ⑵郭道珲《阳谋背后的权谋…》（郭是/>教授、博导，高检咨询专家） ⑶叶永烈《反右派始末》590页（著名作家、文化学者） ⑷同上书，599页 ⑸费正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507页（著名中国学专家） 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言 ⑺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116页（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⑻王元化《书摘》2005·6 期《我的三次反思历程》17～20页（著名理论家、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