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中学是广州最古老的中学之一, 是孙中山为纪念一位革命朋友建的, 学校里面还有那位革命先生的坟墓。
我们学校种了很多鸡蛋花, 花落的时候, 铺天盖地都是雪白的花瓣和嫩黄的花蕊。
我读初一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旧学楼。 初二的时候才迁入新学楼。 旧学楼建于30年代吧, 二楼三楼是教室, 一楼(或者半地下室)是一些员工住宅。 老师们都搬到新住宅楼了, 旧学楼住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员工。
我们上课的楼下, 住了一个很凶的老伯。 听谣言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了迫害, 所以脾气很古怪的。 这个老伯喜欢捡鸡蛋花。 一簸箕一簸箕地捡。
我那个时候住郊外, 随着父母工作单位的公车上学, 所以去到学校的时候特别早, 学校里静悄悄的, 几乎没有人声。 我喜欢坐在鸡蛋花树下的水泥板凳下读书。 很快发现两个跟我一样早读的同班同学。 也就那么巧, 我们年级6个班, 200多个学生, 这么早到的就是两位同班同学。 一个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数学科代表。 数学科代表同学嗓门特别大, 我们一起早读背单词, 我根本记不住我要背的单词, 完全被他的大喉咙给干扰了。 我和朋友就叫他“大喉咙”。
我们3个人慢慢建立了特殊的友谊。 说特殊, 是因为那个年代, 小男生小女生是不可以成为朋友的。 班主任和各个老师火眼金睛地耵着所有的同学。 可是那也早早对外开放的广州, 班长同学都轮陷了, 狂热地暗恋着我们的副班长。
我和朋友, 是两个长得很普通的女孩子, 没有人暗恋, 也没有被人暗恋。 朋友比我聪明, 所以至少成绩优秀。 我更是连成绩都很普通的学生。 她还有个很温暖的家, 有个会煲广州靓汤的妈妈。 可是她比我调皮捣蛋多了。 我跟着她, 学了很多坏事。
比如我们学校的有个高三的学生会会长, 长了国字脸, 应该算很帅吧。 每个星期操场开校会的时候, 不是他主持升旗, 就是有他又领了什么什么奖品。 因为他长得还高大, 所以散会之后, 在人头耸涌走道上, 他鹤立鸡群。 也很不幸成了我们作恶的靶子。 我们悄悄扔粒小石头, 朋友一般比我准。 每次打到他的头或者后背, 我们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走。 可怜的学长一回头, 都是白衣蓝裙的女学生, 或者白衣卡其裤的男学生。 坏人在哪里, 估计是他很久的疑惑。
班上出风头的同学多了。 除了每次考试榜上都第一名的副班长同学, 我们班还有各班级男生慕名而来看的校花, 也有捣蛋出名的高官儿子顽皮生。 所以我和朋友和数学科代表这样早上一起早读, 中午一起下象棋那么纯洁的友谊, 根本就没有上到老师们的雷达网里。 他们要头疼的事情多了, 我们这样的中不溜秋的学生5年后就是遍天下的桃李甲乙丙3枚, 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