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四）

我的母亲
        四 饥馑
        回到农村后，起初的几年还算相对平静与稳定，从1954-1958年，我的三个哥哥陆续出生，父亲在生产队里还担任会计，保管员等，但还是由于父亲的心高气傲，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经常给队长，大队长们提意见，出难题，把干部们都得罪了，干部们权力在手当然不会受这种蔑视与顶撞，直接结果就是把父亲的会计，保管的职务给撤了，接下来的四清，三反五反，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虽然找不到父亲的什么罪行，但也都借机把他关进去，调查没事了再放回来，母亲说那些年父亲多次被关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牛棚等，一关就是几个月，回来时既无结论也无说法，母亲说她都习惯了，连大哥和三哥（后来的二哥，原因是那个二哥在六岁的时候夭折了，详情见后）出生时爸爸都不在家里，到我已记事的文革后期，不到十岁的我曾每天给父亲送饭到公社的学习班，父亲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关在一起，可他哪类分子都不是，就是因为一张嘴得罪了那些当权者。
        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之后，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吃三两（每天每人定量三两粮食），母亲说那时把能吃的都吃了，家里值点钱的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及后来工作时买的衣物等都换了菜吃，问为什么没换粮呢？妈妈说那时思想简单啊，以为大家都吃三两谁家还会有余粮卖呢？直至后来有人告诉她买过粮，她才知道那有些权力的人家就有吃不完的余粮卖，但都是非常谨慎偷偷地进行，家有象父亲这样的一个敢说的人是没人敢卖粮给母亲的。
        那几年，农村家家都有被饿死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我的那个叫红星的二哥，就是在六一年的青黄不接的初夏时节，被饥馑夺去了年仅六岁的小生命，这给了母亲一生中最大的打击，看着幼小的生命被饥饿活活地夺走，母亲无能为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那时的母亲心在流血，眼里却没有泪，因为她也被饥饿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连流泪的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后来常常回忆起来，说红星哥哥是特别聪明，非常快乐，非常懂事的孩子，每天妈妈下地干活他就和大哥在家门口玩，不让走远决不走远，他喜欢唱歌，早晨吃完饭就开始唱，一直唱到快中午饿得唱不动了才停下，下午吃完饭又开始唱，天天如此，妈妈说他象百灵鸟一样，歌听一遍就会唱了，每天妈妈收工回来他就一件一件地把哥哥和他都干了什么，和谁一起玩了，谁来过，谁从门口经过都要学说一遍，那是个千灵百慧的孩子，可惜没命活到今天，也许他本来就属于天堂吧，妈妈这样安慰自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