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宇立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四渡赤水评价考》，从军事上的得失和参与者的评论两个角度，质疑毛主席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的那段历史。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出生，从军12载，对军事颇有兴趣，同时编辑过夏宇立先生书稿的晚辈，我想谈谈个人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夏 宇立先生在《评价考》中，坦承“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 值得大笔褒扬赞颂。”说明夏宇立先生认为从战略上讲，四渡赤水通过积极运动与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追缴”并且“合缴而聚歼之”的战略意图。
红军不但逃出了六倍兵力的围追堵截，而且在蒋介石已经看出其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后，利用战略上的欺诈，奔袭贵阳调动敌军注意力，成功渡过乌江，迈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一步。
可 是，在夏宇立先生看来，这个成绩不算什么：“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 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且其他红军部队“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两个方面的比 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凡事，有因才有果。红一方面军是带着党中央一起行动的，而且受到蒋介石 直接指挥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外加地方武装围追堵截，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如果被围歼，并不代表党中央的灭亡，至多是一场军事上的失利，而如果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 灭亡，中国历史将被改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将被改写。
机动灵活确实是我军以弱敌强的法宝，但是这正是红一方面军在开始长征时，所可望而 不可及的。从江西于都转移出来不仅有部队，还有中央政治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中央军委各总部、兵工厂、印刷厂、制币厂甚至印制邮票的 设备。彭德怀管这叫做抬着棺材走路。这副担子是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所没有的，即便完全丢掉不必要的辎重，大量非战斗人员，仍然会拖累部队的机动能力。这就要 求中央红军在行军时，战略欺诈与战略机动相结合，不然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谈机动，那是天方夜谭，在李德的领导下，不要说战略欺诈，连机动灵活都是奢望。
中 央红军如果停下来建立根据地，那更是蒋介石所盼望的事情，红军离开于都经过湘江之战的惨败后，实力锐减，当时被五、六倍的敌军追剿。本来，地方军阀武装为 了在与红军的战斗中不消耗自己力量，被蒋介石乘虚而人，愿意以追代剿，如果红军站住脚建立根据地，等于侵占地方军阀的地盘，那军阀对待红军的态度就不同 了。
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红一方面军的比较劣势上，夏先生的这种比较是为了比较而比较。
《评价考》中，描 述了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杨尚昆、黄克诚甚至朱德和刘少奇都对毛主席在四渡赤水中的军事表现不满（更不要说李德和博古）。很难想象这些我党、我军卓越的 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是如何在极度不满后又漠视毛主席继续行使领导红军的权力。按作者的话，毛主席指导下的四渡赤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 仗、窝囊仗”。然后，毛主席在“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后，组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李德军事上的失败，必然导 致其退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既然四渡赤水如此失败，仅凭“权谋”毛主席就可以不顾批评而稳坐钓鱼台，还能反手再去批评林彪“是个娃娃”，张闻天“是个书 生”？林彪说四渡赤水“走弓背路”，张闻天说是“打圈子”，而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师长万耀煌却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都是身经 百战的革命者，生死存亡之际，连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都敢让他下课，毛泽东却能越级依靠“权谋”上位？
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领导小 组，王稼祥被作者质疑不懂军事而成为毛主席耍“权谋”的证据。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即便现今美国军事独步天下，还要专门照顾“时间敏感”目标。不惜重金打造 一小时全球打击系统，而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进攻打鼓新场还是鲁班场，竟然组织20人的军事会议，一连商量两天。《孙子兵法》之（原稿没“之”） 《计篇》记有五事，第一就曰“道”，所谓道的目的是“令民与上同意也”然后才能“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那么20人的会议，争论激烈，一天 都谈不下来，是因为李德等人这个“上”由于连续的军事失败，已经无法被信任。没有“上”的红军等于是没头的苍蝇，怎么谈“同生共死”。此时的红军是“最后 五分钟”，毛主席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竟然要被说成是“权谋”所惑。……
谈到权谋，就还要提一下夏宇立先生在文中提到三渡赤水前，毛主席因“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不听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不打较弱的黔军，而非要和蒋军嫡系战斗的情节：
“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
而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应该打打鼓新场。而进攻鲁班场的战斗也没有达到预期。作者由此来佐证毛主席“乱碰乱撞”。
根据作者在文章其他部分，也引述过的《杨尚昆回忆录》所记：
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根据1935年3月11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下达的《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据 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退沣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日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 时机。因我军12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 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动机。（姚有志、李庆山：《红军举世罕见的二十大战役》，白山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由 此电文结合战斗后红军迅速三渡赤水，我们可以看出此次战斗，除消灭敌人外，更主要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再次进行战略机动做准备。因此，战斗的关键除 了消灭敌人外，更重要的是不能“转移更难”。就连蒋介石都看出打鼓新场是“共匪西窜的必经之路”布以重兵，红军自己还送上门去，显然不是我军的作风。而夏 宇立先生学者出身，是研究红军历史的专家，为何忽略掉以上的关键文字？
另外，打鲁班场虽然有损失，但是从战略上看，国民党中央军装备和训 练普遍都好于地方军阀。因此，红军打地方军阀合乎常理，不但林彪、聂荣臻这么想，连敌人也这么想。所以，进攻打鼓新场不存在战略上的突然性，而进攻鲁班场 则不同，正是由于鲁班场敌人装备较好，能力较强，又是嫡系部队，因此有松懈的可能性。这符合中国军事上的虚实转换的观念，如果都是堂堂之阵，红军很难说不 会有更大的损失。
毕竟长征不是长征组歌，如果说长征组歌不够客观，那么以不客观对不客观，就能对冲出真实的历史？当年把长征神化和简单化，只突出一方面军，放大主要人物作用的样板戏“唱法”，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现在全面否定，还是没逃出样板戏的窠臼。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64期，摘自2011年第4期《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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