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的故事是关于我父母和我岳父母的。当我开始着手准备故事框架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四人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相似之处。我父亲和岳父都是在少年时期离开了各自的家，去了另外一座城市；他们均就就读于中专，毕业后都被分到了科研单位；在各自的同一家单位里，我父母和岳父母都一直工作到退休；文革的时候，他们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走资派或者其他任何在运动中属于被打倒的一派。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这些经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中相当普遍：生活平实，工作稳定，在各次运动中没有经历过大的风浪，在国营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最后平稳退休。因此，我特地把他们的故事加以混合，放在一起写，除个别章节外，我在文中用“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统一称呼他们。
如果把父母的生活经历用些关键词来概括的话，会是下面看到的这些。
五角星。这是一颗别在解放军军帽上的五角星，是我父亲退伍时从部队带回来的纪念品。如今，这颗星上面的红漆已经剥落了不少，当年它可是我儿时最喜欢向小伙伴们炫耀的收藏。
我父亲三岁的时候被爷爷送给了奶奶家寄养，奶奶不久去世。父亲在他舅舅家里一直长到十几岁，期间读书认字。那段岁月，他后来从来没对我们讲起过。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参了军，从此离开湖北老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父亲只回去过两次。
父亲的部队驻扎在东北。新兵训练的时候，父亲因为表现出色，被连里提出表扬，后来不久，他被任命为班长。父亲的班里基本上都是南方的新战士，讲起话来南腔北调，经常是谁也听不懂谁，父亲为此大伤脑筋。平时晚上班里开会读报纸，他总是找一位普通话相对比较好的江苏籍战士来读。读报还好说，讨论的时候就犯了难。经常是一个战士哗啦啦讲了一大通，其他战士包括父亲自己在内全部大眼瞪小眼，听不懂他到底说了些啥。父亲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尽快让全班战士学说普通话，自己跟带了一班外国兵没什么区别，工作没法开展。身为一班之长，他决定以身作则，从纠正自己的口音开始。
父亲之前一直讲湖北老家的方言，我有幸听他和爷爷两人用家乡话聊过天，他们当时的对话对我来说与韩国话没什么区别。父亲为了纠正自己的口音，专门买了个小收音机，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地练习普通话。平时一有空，他就找连里北方来的战士说话，学习他们的发音。一个多月下来，父亲的普通话虽然远说不上标准，但基本上算是过了关，主持班会可以完全用普通话讲。为了鼓励班里战士讲普通话，他定了一条规则：在班会上，用普通话发言没有时间限制，用家乡话发言最长一分钟。
规则一出台，立刻招来了全班的反对。一名战士说：“博（班）长，某（毛）主席呀（也）港（讲）福兰（湖南）话。”父亲说：“但是毛主席也说，要在军队里推广普通话。”另一名战士说：“扑腾发（普通话）活（学）不来咋办？”父亲学着他的口音说：“活不来也得活，活好了为止。”
立刻有四名战士来问父亲借收音机，打算和父亲一样学普通话，父亲抓了半天脑袋不知道该借给谁。一名机灵的湖南战士出了个主意：四个人轮流，每人用一天。
父亲后来讲起来，说那次大学特学普通话，让他对普通话讲得好的人在心里上有一种亲近感。后来在成都上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母亲，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的母亲立刻给父亲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父亲的普通话虽然过了关，但是仍然不难从个别字句的发音上听出湖北口音来。比如“日本”说成“儿本”，“岁”说成SEI(四声)，“团”说成“谭”，等等。
父亲从小身体较瘦，但是他体质不错，军事训练科目对他来说不是大问题。班里有名战士叫郑同，湖南醴陵来的，身体比较胖，做起军事训练来总是拖全班的后腿。无论什么科目，他总是在不该落地的时候因体力不支而“咚”地一声与大地拥抱，班里其他的战士因此戏称他是“秤砣”。郑同因此很苦恼，想改善自己的训练水准，但是始终找不到窍门。
父亲注意到，郑同的力量并不差，最大的包袱就是体重。郑同也在注意减肥，但是因为方法不当，效果不明显。父亲于是找到郑同，把他领到了一棵巨大的松树下，指着栓在一株粗树枝上的两根长绳子，让他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起一个小时练习爬绳。一开始可以用两条绳，以后看情况再减为一条。父亲小时候放水牛，和小伙伴们比赛摔跤总是输。有一个好朋友告诉了他这个办法，训练力量和柔韧性。父亲练习了两个月，再和小伙伴们比赛就象换了个人，赢多输少。
果然，郑同练了一个月就收到了效果，他不仅体重明显降低，而且灵活程度和手脚协调均大为提高，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全连的大比武中，郑同甚至赢得了负重攀登的第一名。
1953年，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动员令，开赴鸭绿江边，准备入朝作战。一时间，所有的战士都为之一振：终于有机会和美帝面对面较量了。父亲在出发前，向上级递交了他人生中十八份入党申请书中的第一份。
父亲的部队是作为预备队进入朝鲜的。他后来回忆说，入朝以后，他们在指定地点和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换了防，然后就驻扎在那里，一直到停战也再没有其它行动。他原来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心里准备，没想到一枪也没放就回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