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母亲---写在清明雨过后
04/14/2011世上有很多父亲，每人一个是起码的；世上有很多的父亲有着不一样的内容和意义，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后仍能像碑一样站着照看你关注你提示你让你不断尖拔出趟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属猴，生于一九三二年，卒于二零零八年。他，可以说是出身书香豪门。由太平天国到民国动乱；又从军阀混战到鬼子侵略；复经国共内战到和平年代的种种浮沉，家境被纷争错乱的世道整得七零八落。他还算幸运，靠着叔叔对着兄长的灵位发出的誓言，凭着家里积存的老底子，他自初中起就进了最好的教会学校；高中时由升至美汉，接着进入圣约翰系统的高中直至完成学业。五零年高考时，因高分同时被复旦，交通，政法等七所高校录取。选择华师大是因为那是国家全资的高校，可以减轻不断支撑他和妹妹的两位兄长的经济负担；但真正让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除了新中国的号召，还有和我母亲，和当时许许多多有血青年一样，出于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女主角芭芭拉。瓦莲娜契芙娜感人至深的故事。
父亲一生有三好：桥牌，书法和五加皮。
桥牌大学二年级开打，直到手抓不起牌张。文革时，那是“违禁”的，照样关起窗户挂上厚毯不分季节地吆五喝六。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全没模样，连说带唱的，清一色的“老顽童”。书法是父亲打小练下的。整个学院无出其右。记得当时出版社要他出字帖，被他拒了，原因很简单，所有书法都炼成了，唯独怀素的狂草缺了点“疯劲”。五加皮，在床边，书桌旁和饭桌上随时都可以一把在手。记得来纽约时，到处找不到中国酒，去了梅西见着法国香水柜台，大呼万岁，以为找着酒柜了。唐人街找到“台北酒庄”后，把他乐得，两个月喝掉我好几千，回去时还提溜了八瓶：和母亲各执四瓶，海关允许的最大量。
父亲是全学院和全家族声名赫赫的硬汉子。绝不违心，绝不将就，绝不就俗落私。
家族在文革期间烂事多多，他成了“救火队员”，哪里有情况就及时出现在哪里，把我母亲累得只有流泪的份，把着苦枯瘦的儿子和干瘪的女儿，只好违心不断地向外公请求支援。这也最后成了我父亲到死的心病，觉得头上的桂冠和光环都是从妻子那里“窃”来的。生命最后的一刻，他没忘用最后的气力拉着所有后辈的手，手指停在半空中，指着母亲---一位同学和同事，唯一的所爱，终身的伴侣，至死的挂念。
他，在所有朋友和同事中以大义肝胆称著。
袁世清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妻子是延安时代最早的白毛女扮演者之一。文革中因为“皖南事变”中的一些曲折，袁世伯吃尽了苦头。流放至安徽凤阳“五七干校”改造时，归父亲管。父亲除了照看，还给出很多关怀。袁世伯“解放”后，妻子在陕西路骑车被撞，死于脑震荡，袁世伯第一时间就找父亲排痛。以后袁世伯做了同济大学校长，依然常常来家。偶尔会拍着我的头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好好学他。
大概是性格关系，也是经历使然，父亲一生再难也没见他低过头。唯一让我无法忘记无法面对的是我记忆中仅仅的两次流泪。
第一次:
我十五岁那年，五门功课拿下了四百九十八的高分。母亲奖励了我祈求大半年的东西：一支一元两毛五分钱的“铅皮”圆规。三个月后，我被学校保送上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结果因为邓被重新打倒成了梦中烟雾。图书馆也关了，父亲借不到我要看的书，他，流泪了，哭得非常地伤心。这，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愧疚。那时不懂啊！从此之后，再也没问父母要书或要钱买书。真正开始大批量按月买书是大学毕业有了工作的第二个月。第一个月工资的全部，我交给了父母。
第二次：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地点，上海吴淞船码头。母亲为了我将被送往东海大岛接受再教育，已经整整哭了三天。临走，父亲死活不让她送，独自清早起来，拎着网线袋将我领出家门。
五月的上海，常常是细雨濛飞。儿子第一次要远离家门，远去独自生活工作了。父亲却笑不起来。八点，开船的汽笛声穿云破雾。父亲拍着我一米五八，四十一公斤的躯干，红了眼睛。他转过身去，久久地不能回转，山一样地站着，却哭了。
父亲病危时，我在纽约买了连夜机票赶到上海，在床边握着已然干枯的手，守了八个夜晚。父亲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十个月后重新病危时，母亲让我不要再光图形式了，因为父亲已经鹤飞。争着夺下了横幅祭奠的诗句，不要那匠师们的手笔；还提了要求，不能放哀乐，是我唯一的恳求，必须放布诺契利和布莱特曼的歌剧型曲目《It’s Time to Say Good-bye》。气人的是学院领导坚持要放哀乐。我，没法坚持，挨着母亲的脸面。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三日，地点：纽约哥伦布广场边的新建爵士演出中心。演出单位：Y92的纽约少年合唱团。伴奏：茱丽叶音乐学院，纽约爱乐乐团。指挥：爱乐乐团首席。我们的大儿子登上了舞台，站在了台中央。我，流泪了。曾经跟他说过，风里来雪里走，三年了，就为这一刻。
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三年只需要走出像样的一步。
同样是父亲的泪，我又懂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