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庐山会议前的一段历史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到河北等刘搞的几个共产主义村调查，发现其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试点工作及其许多讲话犯有严重“左”倾错误，而宣传口主要责任人邓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登了许多坏文章、坏报导，在干部队伍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大刮“共产风”、浮夸风，搞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不得不自1958年11月至69年3月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下了极大力气对某些人的“左”进行了坚难的纠正。
( 一)、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开始，毛首先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接着阐述了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着重指出了人民公社运动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钱，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他还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毛反复强调要划清两个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毛强调这一点就是要澄清许多干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毛以上讲话内容，见他4日和10日讲话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在会上多次批评刘同志和陈伯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毛在讲话中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10日，毛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11月9、10日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三、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提出，要把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慌，人民是骗不了的。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加了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义》（草案）。
四、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澄清混乱思想，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期间，毛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毛：《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二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下达，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11月12日，毛致信邓同志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由于当时中央领导层许多人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毛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一个头。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致信刘同志、邓同志，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刘同志和邓同志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掌握的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为此，在10天之后的武昌会议上，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
( 二)、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1、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同志），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2、指出人民公社，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在21日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那么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3、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迫切心情和宽宏的襟怀。
4、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5、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6、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选自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 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一、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同志和邓同志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刘同志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二、“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
1、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决议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里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作出明确肯定。
2、批评浮夸风。“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三、全会期间，毛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四、12月9日，毛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指出：本来我对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是有怀疑的，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4月在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时间拖长—点。这个意见无疑是当机会主义，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当，当了有味道。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在讲到党内外争论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作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太急了没有好处。
——要求做到计划要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子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我看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强调要估计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权存在着巩固和垮台的两种可能性。毛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分裂，剩下一些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不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的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
毛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垮掉。充分展现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
毛这番话是在三十多年前说的，然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失败，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决议”澄清了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指出：“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并允许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进行经济核算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决议”规定抓紧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时间，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任务，进行一次整社工作。
——“决议”仍然反映了一些“左”的东西。如说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规定公社统一负责盈亏等。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毛从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届共和国主席的建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毛的意见，会议《公报》说：八届六中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会议内定由刘同志接任这一职务，并由他酝酿提名下届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审定，再交人大选举。关于内定刘接任毛当共和国主席一事，有个材料记载，现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在会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上，让别人干。他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这个提议使大多数不知内情的与会者感到愕然。经过一阵沉默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同志说，都不提，我提刘同志当国家主席。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本人也没有反对。这样大家鼓掌通过，同意毛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上，刘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萧心力主编：《巡视大江南北的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刘同志推行“左”倾错误受到批评，但是，他的职位却提高了，并且由他组阁，这无疑会增加毛纠正“左”倾错误的难度。
第二，毛虽然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花了很大力气纠正“左”倾错误，并且亲手在《决议》中加了大量纠正“共产风”的文字，然而在《公报》中对毛所作的努力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以刘同志、邓同志为首的坚持“共产风”的势利还相当大。
第三，反浮夸风，也是这次会议重点之一，然而《公报》中只用“反对浮夸”一句话带过。毛反对浮夸风的许多精彩讲话，也支字未提。
第四，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虽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编高。《公报》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并号召全党全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以刘同志、邓同志为首坚持高指标的领导还占有相当数量，要使他们脑子冷下来，看来还要花一番气力，毛少不了还要发几次大火，再给这些人头上泼几大盆冷水。
八届六中全会，是在毛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全会通过的决议仍肯定了一些“左”的东西，订的经济建设指标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锋芒主要是纠正急于过渡的“左”倾思想，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四)、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同志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同志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同志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 五)、上海会议（1959．3．25—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3月30日，毛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账—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 六)、毛泽东的多封《党内通信》
毛泽东当时非常繁忙，他不仅要关注经济工作，更要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外交、军事和思想文化建设等许多方面。当时很紧张的一块就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对美、对苏、对台政策，部署金门炮击、西藏平叛等等。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连续召开这么多次专门会议，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七)、小结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某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某些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某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当时选定了他们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存！
附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山东农村实地考察的照片。他是要亲自下地看的。他是农村出身，是明白种地的道理的。不象有的人靠在家里听汇报，然后把持着报纸找一帮人胡吹，给自己抬轿子。
二、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对庐山会议，许多人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渲染毛泽东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到今天，由于庐山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我们估且就根据公开宣传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拼凑一下庐山会议的历史，看看能否得出前述的结论。
( 一)、庐山会议前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注：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已连续大力纠了8个月“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为何要讲这个故事呢？)。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参加。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题目（注：这些题目实质上反映出了庐山会议的目的）。后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二)、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期原计划是7月2日—7月15日左右（注：这也可从李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其本定于7月中旬等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婚礼，结果一拖再拖，直拖到8月中下旬），后延期至7月23日，后又延期至7月31日（注：之后，又进一步于8月1日—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2日—7月15日，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等；第二阶段，7月16日—7月23日，增加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陈云因病未能参加；第三阶段，7月24日—7月31日，期间的7月29日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做会议讲话。到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等。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前段工作概括了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综合平衡、群众路线、领导、质量四个层面上，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是否可将过去重轻农商交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肯定了陈云同志过去的作法。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毛泽东强调了团结问题。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6月29日初定的十四个问题的基础上增加到十九个：1、读书问题，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2、当前形势问题，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任务问题；4、明年的任务问题；5、四年的任务问题（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如何过日子）；14、粮食三定政策问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国际形势问题；19、团结问题（注：毛泽东6月29日和7月2日的两次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围绕这十九个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8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注：当时为何把庐山会议比做神仙会？周恩来为何也是主张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看下文后将有很多感受）。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对全局做了归纳，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准备于7月15日左右结束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对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评：为何要指出这一点？是针对哪些人指出的？）。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团结问题（注：为何要反复提团结问题？），并指出：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主要讲了四点：1、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2、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3、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插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周小舟在毛泽东面前说的这个“上”，是指谁人？）；4、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注：此时毛泽东为何谈起了蒋干提供了假情报和曹营情况难办的故事？）；5，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注：指陈云）。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注：毛泽东为何要找他们三人谈话？毛泽东是如何得知各小组讨论的信息的？注意谈话的气氛）。
7月12日，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想给主席写封信（注：他们三人为何单单找到了彭德怀？会议本已公开讨论了多日，即将结束，彭德怀为何在此时说出要给毛泽东写封信？为何要采取写信的方式？难道当时彭德怀感到在小组讨论会上还有许多话没说完？或是在小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后感到了某些压力？若是，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或是有别的心态？）。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
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注：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有一句“头一稿，大家轰掉了”。似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会议的延期）。同日，彭德怀将修改整理的信要参谋抄正，在信上署名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注：彭德怀的信见附件。从信的文采上看，本人怀疑不是彭德怀自写。若如此，那代笔又是谁呢？）。
7月16日，毛泽东只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没做任何评论，印发到各组（注：7月14日以来，会议各组正在讨论《议定纪录》第一稿。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似是想把彭德怀的意见作为各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因为彭德怀是在西北组，除西北组外，其它组并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会议延长一周到7月23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注：这就是李锐所言的毛泽东为整彭德怀特意搬来的“救兵”。但从“救兵”的人员结构上来看，似与现在流传的说法不符）。这些事具体由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毛泽东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明显是想征求陈云对前一段时间工作的看法，可惜陈云因病不能参加会议（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延期、重新编组、增加入会人员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
各小组讨论中，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赞成彭德怀的精神，批评信的措辞；—些人说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的人对彭德怀的信很不满意，反应激烈，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并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讨论中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注：目前尚见不到“反应激烈”的一些具体人的“很重”意见）。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注：注意“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彭德怀解释的内容）。胡乔木作为《议定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小组会议发言中对《议定纪录》做说明。他说《议定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这次会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议定纪录》起草者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一种看法。（注：不知胡乔木当时是否与彭德怀一个组）。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准备和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这些信息意味很深。此时的毛泽东主张的是欠债要还、缺点要改、有气要泄。那些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是哪些人呢？）。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注：注意开的是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是向哪些人辩护呢？）。
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批评不满，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注：那么多入会的高级领导人，只是柯庆施、李井泉这两个小人物不满吗？）。
以上这些，足见当时的争论已是相当激烈。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并没表任何态，也没参加讨论会议。
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碰头，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注：这很关键，但讨论了哪些内容，现在看不到资料。按毛泽东原来的意见，23日是要结束会议的）。是夜，毛泽东的情绪极其的烦躁，“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注：为何碰头会之后毛泽东如此烦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这个讲话，明显可以看出毛泽东情绪上的烦躁，主要内容包括：1、严肃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有些人触不得，对别人提的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希望这些人，即使一些右派材料对总路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也要硬着头皮听（注：指有“左”的错误的一些人）；一种是在紧急的关头，有的同志有些动摇。2、有话就要讲，共产党员不能明哲保身怕讲话。3、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对个别措辞不大认可，认为一线同志工作还是努力的，前段出现的错误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问题，“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说法伤人了。4、对前段犯有一些“左”的错误的人，对有动摇思想的人，都不能乱扣帽子。5、犯错误是正常的，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应总结经验，深入学习研究。6、有责任就要承担，谁的责任谁来负，都吐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也不太想再背黑锅了。7、进一步讲了团结的问题，强调在这关键的时候要统一思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注：讲话整理稿见附件。从讲话的内容和节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情绪是很激动的，毕竟是一帮“山大王”已大吵了许多天了，且又一次延期了会议。注意毛泽东讲话的最后一句“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
这个讲话与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有许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在这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而毛泽东的语境是：“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这样的政府）一定灭亡、（这样的政府也）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样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听不得坏话（注：即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或骂声）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不过一个人要硬着头皮顶住坏话）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但）现在（我）学会了听，（学会了）硬着头皮顶住”。另外，从讲话的内容，特别是“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来（注：薄一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有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但不知当时薄一波是否也参加了庐山会议）。
7月23日，延长后的会议本应结束（注：7月16日会议延长一周后的时间是7月23日）。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再延期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会议本在23日结束和毛泽东“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主张呢？）。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注：这个调子显然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后确定的，但确定这个调子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谁在背后起了作用呢？）。
7月26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即应该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7月23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大意是：1、肯定了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的做法，并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2、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3、谈到了右倾的问题：“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前一时期反了8个月的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注：既反左又要注意反右、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原则的。会议上曾印发过好多右派的攻击材料。但这些动向似不是7月23日前确定的，谁在背后起作用呢？）。
7月27日，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同日，毛泽东找陈伯达、田家英谈了一次话，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注：毛泽东为何要单找他们谈话？是谁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注：八届八中全会肯定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毛泽东，为何又宣布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再改变着自己的主张呢？在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其婚礼本定于7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后一拖再拖至8月中下旬），同时宣布八届八中全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开修改过去一段时间执行的“高指标”，然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二是讨论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毛泽东说：“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对会议文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注：这是否是会议延期的原因呢？），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议定纪录》），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注：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59年这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毛泽东，面对这帮“山大王”，是多么的无奈）。同日，毛泽东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并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注：注意细读这个批语）。
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注：为何毛泽东要亲自下停战令？是谁在向胡乔木们开战？）。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庐山会议告一段落。直到此时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对彭德怀进行了过分的批判。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和整个过程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在纠左的同时，“讲一点”注意出现右倾情绪和立场问题，也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在党的会议上也是完全应该提出的。会议上，即使印发了一些右派的反映材料，更重一些说，即使党内彭德怀写了封信、有一些同志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批评，甚至各小组发言中有激烈的争论，有人提议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但直到一再延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31日结束，毛泽东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决定，更没有要打倒彭德怀的意思。但在7月31日之后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为什么却突然被打倒了呢？是什么原因又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主张呢？
(三)、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
关于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目前见不到众多与会者的发言和更多的正式文件资料，只能见到后来者整理出的毛泽东的一点讲话，一本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注：属孤证）。这样一来，就给人一个印象：1、只有毛泽东深刻地批判彭德怀了；2、批判彭德怀是因为彭德怀那封信的内容；3、批判彭德怀是错误的。
很长时间以来，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是源于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是最大的一次。7月14日彭德怀将秘书修改好的信送给毛泽东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会议延期，把信改成“意见书”印成文件讨论。当7月16日下午，彭德怀在会议上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和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后，情绪立即坠入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并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帐……。这一说法，起码给人留下以下疑惑：1、会议原定7月15日左右结束。从历史记载的“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到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提到的“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来看，头一稿《议定纪录》没有通过，需继续讨论，似才是会议延期的真正原因。而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只不过是把它作为后期进一步讨论《议定纪录》时供“各同志参考”的一个意见。2、上述说法为何要把彭德怀的信作为“私人信件”来对待呢？如果把彭德怀的信作为“私人信件”来对待，那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呢？3、彭德怀的信并没有万言，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且信中恭维毛泽东的成份很大，毛泽东怎会看到此信后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呢？4、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信后，仅批示了一句“印发各同志参考”，并没去参加小组讨论会，也没有人看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从7月20日对杨尚昆汇报情况的答复来看，也没有对彭德怀“光火”的迹象；即使在7月22日晚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了第二天的大会后，情绪极其烦躁，“吃了三次安眠药”，7月23日到会讲话时还是没有对彭德怀“光火”。为何在过去近半个月的7月27日倒对彭德怀“突然光火”了呢？5、据记载，7月2日、7月10日、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16日毛泽东有过会议讲话，7月27日似没有参加会议，怎会于7月27日的会议上留下“高亢洪亮的语音”呢？6、即使毛泽东这段“高亢洪亮的语音”的确是7月27日发出的，但这句话的前因是什么？是针对彭德怀的信的内容，还是针对彭德怀多日来与许多人的大吵大闹以及骂娘？或是彭德怀在这次会上又大吵大闹而引出了毛泽东的这段“高亢洪亮的语音”呢？上述说法中为何没有前文呢？毛泽东所说的“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是指骂其他人还是指骂自己呢？7、从彭德怀“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这句话分析，毛泽东与彭德怀直接冲撞的时间似与7月27日不符，或者7月27日前彭德怀骂的20天娘根本就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因为，一方面从7月14日彭德怀信的语境及彭德怀对毛泽东从1958年9月以来就一直大力反“左”的了解情况来看，7月16日前彭德怀似没有对毛泽东骂娘的理由，倒是从7月16日后有这个可能。如果从7月16日开始骂娘20天算起，时间应在8月6日左右，即在8月1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另一方面，如果到7月27日彭德怀就骂了20天的娘，那他开始骂娘的时间应该在7月7日前后。既然7月16日前彭德怀没有对毛泽东骂娘的理由，那么从7月7日开始彭德怀骂的20天娘，根本就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如果的确是彭德怀从7月7日开始骂娘，那么对会议的进程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①7月7日小组讨论会上，由于给犯“左”的错误的一方提意见产生了争吵，彭德怀开始骂娘，所以7月8日周恩来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②彭德怀7月7日开始的骂娘，引起了会议上的互骂和给提意见方戴帽子，所以7月10日下午毛泽东长篇讲话时，指出对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并再一次强调党的团结问题。③由于有人给提意见方戴帽子，使提意见方感到了压力，所以7月11日晚毛泽东专门找提意见方的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一是向提意见方了解一些情况，二是给他们解压、安慰，鼓励他们“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因这次会议本来就是个反“左”会，但毛泽东认为“上半个月顾虑甚多”，没展开，有话没讲出来）。④受到安慰和鼓励的周小舟、周惠、李锐7月12日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前段感到有压力的彭德怀也受到了鼓舞，于是便决定给毛泽东写信。⑤ 由于讨论会的争吵、戴帽子、骂娘，《议定纪录》“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所以会议延期，需继续开会讨论。恰好彭德怀的信出来了，于是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各同志参考”，作为各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意见。因为彭德怀前段参加的是西北组讨论会，除西北组外，其它组并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⑥彭德怀的信一公开，本来已争得眼红了的犯“左”的错误的一方立刻意识到这是彭德怀在私下告他们的御状，尖锐的矛头便指向了彭德怀，对彭德怀抨击激烈。只有招架之功的彭德怀被逼急了时狂话频出，什么骂娘了、“找苏联红军”了等都来了。7月20日的毛泽东仍主张欠债要还、责任要服、缺点要改、有气要泄，但此时的彭德怀对毛泽东已是恼羞成怒。因自己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泽东，但毛泽东却把其信公开了，众人面前揭了自己的底。⑦这样的吵骂连续了几天，吵骂的内容显然有许多已离开了会议主题。7月23日，在一些压力下，情绪烦躁的毛泽东出来讲话。这个讲话，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也可以说是对各种问题全都批评到了，而对犯“左”的一方批评得更重一些，说他们“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对个别措辞不大认可，认为前段出现的错误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问题，“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伤人了。对会议情况和要继续开会的人不满的毛泽东最后说：“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⑧毛泽东讲话后，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毛泽东在“队伍要散了”的使压下，为了维护“一线”同志的工作，只得于7月25日召集中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宣布会议还要继续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且会议调子有所变向。⑨以后的会议争吵加剧，“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但毛泽东很少参加会议。8、关于彭德怀骂娘的话，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田家英、胡绳、关锋整理）。这与现传的说法有很大出余。虽然一个是“你”，一个是“你们”，但其意义有天壤之别。9、彭德怀与许多人大吵大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焦点在哪里？吵闹的内容是什么？吵闹的内容是否有许多已离开了会议的主题，而这些离开会议主题的成分是否才是勉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真正原因呢？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意见是否来自于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泽东，而毛泽东却把其信公开化了，使自己的对立面认为是到毛泽东那里去告他们的御状，引起了对立面的强烈反响，所以对毛泽东恼羞成怒了呢？（本人认为，彭德怀与其对立面激烈冲突、对毛泽东有意见的焦点就在此，而不在彭德怀那封信的内容上）。10、这里有一段不知是否参加过庐山会议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关于庐山会议的访谈，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更少不了产生出一些越描越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摘自《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话：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这句话，显然是掩盖了彭德怀在骂这句娘之前就已在讨论会上与许多人吵闹了多日的事实，而那时是与毛泽东无关的。②“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这句话说的事实不错，可又是谁不断地向毛泽东搜集提供这些材料，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呢？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这句话显然后半句说的才是事实，少奇同志不赞成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因为那是告御状嘛。④“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这句话说得可真是有意思。事实上，从1958年9月以来，毛泽东一直是承受着巨大阻力在大力反一些人的“左”。⑤“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很难想象彭德怀给毛泽东写那封恭维毛泽东成分很大的“私人信件”，目的是要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或者说毛泽东会认为是彭德怀要追究自己的个人责任。那么谁会感觉到彭德怀要追究自己的个人责任呢？之于说到“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个人认为，倒是毛泽东当时的确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并意识到了党的分裂的危险，所以在会上他反复强调党的团结问题。当然，也可能会因此作出违心的选择，维护“第一线工作的”人的领导权。而争斗的双方，当时没有人肯为了大局而做一下让步。⑥“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句话混乱了会议的先后关系。从这句话涉及的内容来看，说的应该是7月16日到7月23日期间的小组讨论会。而在小组讨论期间，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只是作为小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意见下发，并没参加会议，怎成了“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了呢？讨论会开的“紧张极了”、争吵相当激烈不错，但是谁在与彭德怀激烈争论，或者说是在“批判彭老总”呢？⑦“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这一句话露出了一些破绽。彭德怀的信不正是对着“第一线工作的”人去的吗？原来王光美也承认了“左”的错误是“第一线工作的”人犯下的，而不是在第二线的毛泽东啊，但不知周总理这个“第一线工作的”当时是否主持经济工作？⑨“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看来这些会议毛泽东的确是没有参加，否则就不会有“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了，因为若毛泽东在场，谁也不会这样，谁也不敢这样。
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他虽不够级别参加会议，但是他有条件最近距离地观察毛泽东。关于八届八中全会这一个时间段，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里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注：毛泽东宣布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但为何没去参加？会议为何吵得很厉害？吵的内容是什么？会议是否违背了毛泽东7月29日宣布召开中央全会时的初衷？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的内情是什么？为何只是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剃光头的心态是什么？）。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这是后话。
7月31日--8月1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注：这两次会议目前都没见到正式的会议记录和文件资料。现社会上所引会议内容资料，均来自一本李锐的所谓《庐山会议实录》，属孤证。据曾大骂毛泽东并反马克思、列宁及孙中山的李锐自己称，《庐山会议实录》是根据他三四十年前的笔记整理出的。自1960年3月被下放，1967年8月被收监，直到1979年才被“昭雪”的李锐，其笔记保存的可真是完好啊。尽管如此，从李锐所述的毛泽东的谈话中，仍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是掌握了各方面的大量的会议信息的。然而，并没多少参加会议的毛泽东，这些信息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8月1日，毛泽东把29日印发的三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并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毛泽东主席讲话。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晚，刘少奇主持会议，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四)、庐山会议之后
八届八中全会后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这个时期，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自1958年4月份刘少奇就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并由他组阁；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了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了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主要是反修、防修等。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事组合，使得庐山会议之后，自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就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在有些方面有些区域故态复萌。
8月24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第7天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毛泽东既反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又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当时的反右，是反右倾保守思想，是以严肃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和压制群众等“左”倾做法为前提的。
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自1958年8月以来毛泽东一直大力纠正的浮夸风等，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下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说：“（当时）常委们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这样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在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3、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这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河南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就是这样糟糕，被批判的右倾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从1958年8月以来对反“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是1959年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后，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程度普遍有了提高，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并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五）、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的时间（1958年8月—1959年4月）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58年11月2日—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11月21日—27日的武昌会议上苦口婆心地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11月28日—12月1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严肃批评否定商品生产、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和“浮夸风”，亲自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严厉批评“共产风”，说“‘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这些场面是何等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8个月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正着的事，“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他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已选定的接班人，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一个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政府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而是要循循善诱，“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这就是毛泽东在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起秦穆公故事的原因。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另—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德怀于死地。正如毛泽东所说“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没有人肯为了大局退一步，党的团结面临严峻挑战。党的团结这条底线此时是触不得的，这是有现实原因的：由于过去工作上的一些错误，尤其是毛泽东一再批评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错误，加上1959年开春的全国大范围干旱，造成了夏收的严重减产，形式非常严峻，在这关键时刻，假如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不能团结一致战胜困难，那么经济上全面崩盘、社会政治上出现混乱的可能是极大的。那时建国的时间还不长，且刚刚完成了社会义改造，社会上反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反集体化道路的势力还很大。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注：《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注：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注：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意思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企图搞军事政变的伪君子！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李自成，说彭德怀就像刘宗敏。刘少奇十分了解毛泽东，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最痛恨刘宗敏那样的人。等等，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本不想打倒彭德怀。一是他认为彭德怀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二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需要搞好政治平衡。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但刘少奇—些人却咬住彭德怀不松口。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彻底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必将导致党内、政府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仅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就这样作了一次钟馗。“196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批判彭德怀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