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翻云覆雨毛泽东==13、14、15
两次赞赏邓子恢，两次对他猛烈批评
50年代初，邓子恢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毛泽东调他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任国务院 副总理，主管中央农林口工作。毛泽东向他交待的任务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的时间内，把四亿多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逐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农村走集体化道路。
对于农业合作化，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二）自愿互利，不搞强迫；（三）由低到高，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社—一高级社）。据此， 邓子恢强调，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要按农村生产力发 展的需要和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他从调查中发现两大问题：一是农业合作社发展中有贪多求快的倾向； 二是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出现强迫命令。由此引起农民思想恐慌，严重干扰了农业生产，也为农业合作化的正常 发展增加了困难和阻力。邓子恢及时将这些情况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持代中央起草《关于春耕生产 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提醒全党认识：中国农业合作化必须从小 农经济的现实出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对此高度赞扬。毛泽东特意将这两个文件和中央早先通过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合编为小册子，并亲自冠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还动手起草通知说：“这三个文件，揭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所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的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方法”“希望通过这一次学习，能够把各种人员的思想水平在全体规模上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业战线工作中的不断胜利。”
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邓子恢随即协助中央对各地的合作社进行了两次整顿，及时克服了冒进倾向。全国巩固了一万多个合作社，也收缩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使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健康发展。1954年初， 原先问题比较突出的华北地区，在整顿后向中央报告称；“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稳定。部分地区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了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合作）社轻（互助）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1953年全国农业合作社为1·4万个，1954年发展到22万个，l955年1月达到40万个。中央原定1955年春耕前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可是到3月已发展到67万个。发展得这样快，引起了 许多问题；不少地方违背自愿原则，搞强迫入社，农民不满，干群关系再度紧张。如浙江省的合作社发展过 快，由原来3800个发展到5·5万个，农民怕“共产”，又大批卖牲口、杀猪、宰羊、砍树、闹退社等现象不断出现，又呈现人为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两次找邓子恢交谈，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宰羊杀猪，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还明确表态：“农业合作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一1957年）发展到三分之一就行了，不一定要50％。 ”接着，他就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并同邓子恢共同安排：华北、东北一般停止发展，浙江、河北 收缩一些；其他新区可适当发展一些。经过整顿，全国共收缩上万个合作社、巩固65万个合作社，效果是好的，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群关系缓解了，农业合作社重新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
可是到5月初，毛泽东的思想变了。他两次找邓子恢谈话，他问邓子恢：“1957年化到40％可以不可以。”邓答“上次化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为好。”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5月中旬，毛泽东召集15个省市委书记开会，他在会上说：“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加以 改变，否则会犯大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农村工作部调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提出1956年由6 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即“翻半番”。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认真讨论后批准了这一计划。毛泽东未出席这次会议，他在6月底回京后找邓子恢谈话，认为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翻半番”的计划， 似乎少了一些，提出要“翻一番”，即由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征求了部里同志们的意见，认为还是以“ 翻半番”为好。一天夜里邓了恢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坦诚相谈。他说；（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二）现有的65万个农业社，质量并不高，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三）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一，互助合作经验千差万别。（四）干部尚缺乏经验。（五）农业社的会计数量不足。（六）苏联和匈牙利合作化过急的教训，值得注意。这些恳切之谈，没有说服毛泽东改变主意，反而加深了同毛的分歧，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不久，毛泽东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谈话，批评他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吓破了胆”，毛泽东见邓子恢无意改变观点，表示：“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了”。
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炮轰”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决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 ，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政策。”“ 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少数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人民打主意。”他还逐一批驳了邓子恢所述的几个观点，并归结为“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 ，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都被升级为“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迅速出现在全国各地， “左”倾情绪更是乘机兴起。原定15年基本上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如今3 年就“化”完了。可是问题接踵而至，农民闹退社、散社现象，此起彼伏，但被归结为阶级斗争，认为是“阶级敌人和富裕中农的进攻。”用大辩论、大批判的方式予以击退。之后，就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出现。在1960年前后的危难之际，邓子恢又受 到中央的重视，他率工作组到山西、河北、江苏等地调查后，草拟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以图通过法 规形式加强公社内部管理，解决平均主义问题、限制“共产风”和辖指挥。毛泽东看到后也很高兴。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毛泽东在会上赞扬了邓子恢重视调查研究，称邓子恢是“农村工作专家”，说“他在山西、河北、江苏的调查是正 确的。我过去同邓老有点小冲突，现在统一了，他是正确的。我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这几年（农村）犯的错误，没有他的份。”“搞农村工作找谁呀！还是要找邓老。你们不要瞧不起邓老，他搞了一个《人民公 社内务条例》，办了一件好事！中央农村工部的工作，还是要靠邓老。”
1962年3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安徽包产到户责任制，邓子恢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产到户。邓小平说过：“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子恢表示：“包产到户是 集体经济管理的一种好形式，能够调动集体和个人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克服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是搞好集体 经济经营管理的好路子。”接着，邓子恢又到中南海见毛泽东，详细汇报中央农村工作部到安徽调查的情况。 毛泽东不赞成包产到户。邓子恢没有灰心。又再次派人到安徽淮北调查。淮南、淮北两次调查的大量数据均 表明。实行包产到户比上年增产增收，群众普遍满意。
事也凑巧，这期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到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那里的包产到户问题 ，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他们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审阅了这 份报告，亲自写批语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邓子恢听后，感到包产到户有了些希望，于是趁热打铁。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带着陈正人、廖鲁言等人去中南海，再次向毛泽东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理由。这次谈话，谈得很艰难，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终于表示：“同意试一试”。
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重点研究大家关心的农村问题。会上人们对安徽、广东的包产到户表现出浓厚的兴趔，决定推举广东领导人牵头，起草包产到户的文件。一天，邓子恢手持包产到户的材料，满怀 希望去见毛泽东。他滔滔不绝地陈述支持包产到户的种种论点和论据。殊不知，毛泽东此时又变了。他原先在 中南海答应过试一试包产到户，如今又不同意试了。邓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变得这样快，他以为是 自己的话没有说透；因此继续对毛泽东做工作，试图说服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维持允许试一试的态度。而毛泽 东主意已定，态度强硬，毫不松动。两人辩来辩去。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毛泽东很不满意。
8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是无产阶级专 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问大家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的，越到上层越大 。”他说：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6 0％，留4 0％，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 。以上谈的算什么矛盾，我也说不清楚。概括起来首先要承认阶级，阶级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 。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 ，我是不赞成的，全部闹单干就是退到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 势必分裂。
他还批评邓子恢“很自负，谈了半天，就是听不进意见，还在要求武一试，试什么！中国农民不是试了几 千年了嘛！”这句反问，说服力很强，可不是吗？中国农民确是一家一户生产搞了几千年，没有摆脱贫困。对此，原先赞成包产到户的人，也一时语塞，心悦诚服。但邓子恢很倔强，依然不跟风。他在中心组发言时说“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民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土地仍 然是集体所有，只是超产部分归个人，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然而，北戴河的政治风云一变，邓子恢 的这些真理般的语言，没有人听，反而形成批判邓子恢一边倒的局面。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 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化，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说邓子恢“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
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邓子恢被撤职。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也被批判为“十年一贯制”、 “没有办一件好事”而撤消了。
“文化大革命”中，邓子恢被造反派从外地揪回北京，无休止地遭到批斗。
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数十年风雨的实践检验，邓子恢主张的那一套是正确的。中央正式为他平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责任制的观点……在当时和 以后都有重大意义。”这是对邓子恢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4、同意曾希圣搞责任田，又批判曾希圣搞单干风
曾希圣当年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狂热中，大放“卫 星”浮夸中，十分著名。安徽省也成为全国“跃进”得很有名的省分之一。也就是说，灾难遭受得很重，饿死的人之多也是名列前茅的省分之一。1960年，山东省省委书记舒同因错误被免职后，曾希圣还兼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人 担任两个省的省委的书记，是空前绝后的，可见，曾氏当年之红，也可见是如何得到毛泽东的尝识。曾希圣逐渐了解到安徽省的灾荒严重，粮食短缺，人口大量外流，饥民遍省，到处都有饿死 人的事件。这使曾希圣和省委一班人的头脑，有一点清醒。他们了解到，农民搞“包产到户”，能够增产，也真有积极性。但是，“包产到户”又是被认为“搞资本主义”，不敢完全支持，就改个名字，叫做“责任田”。
1961年3月，安徽省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普遍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简 称“责任田”。这种生产形式能够大幅度增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 ，曾希圣把实行责任田的做法及优缺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听毛泽东同意“试验”，很高兴，立即打电话给安徽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可 以继续试行下去。3月20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等人写信，说明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多于坏处。毛泽东未表态。7月曾希圣赶到蚌埠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说：“你们 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还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
正因为两次得到 毛泽东的明确支持，曾希圣才敢放手在安徽省推广责任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7月24日安徽省委向中央报告说：经过几个月 的试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第一，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不是“单干 ”，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它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 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第二，这个方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第三，这个方法不会加重 社员的私心。总的说来，这个办法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 手工操作为主要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是能够发挥农民生产积极作用的。
至当年10月份，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84·.4％。据省里对36个县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生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这一年，不少地方出现了特殊的人口流动现象——城里干部、教师、职工返乡种田。太和县政府干部就有20多人到农村种田。王油坊生产队从外地回来30多个工人。
安徽搞责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调查资料显示，1961－1962年，甘肃临夏74％的生产队、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有70％的生产队、广西胜县和福建连城有42％的生产队、贵州全省有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全国大约占20％。这时，一场恶梦已悄悄向曾希圣袭来。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就作出明确规定；“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说服教育，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作法改变过来。”这实际已经在批评被称为“单干”的“责任田”了。
同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把曾希圣找去对他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原来的办法饿死人，正因为实行“责任田”才恢复了生产，一个正常思维的逻辑应该是继续实行责任田。而毛泽东却提出舍弃恢复生产的责任田，硬要坚持那饿死人的办法。曾希圣当然难以理解，便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沉默不语。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曾希圣受到了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在刮“单干风”，“犯了方向性路线 性错谋”，“带有修正主义色彩”。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两极分化的祸害”。批判曾希圣的会上，气氛很紧张，曾希圣连坐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听批判。会上，他对安徽省锇死人的事作了检查，但对其推广责任制仍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还有人提出要杀他的头。会上，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安徽省的曾希圣，还批评 了支持安徽省搞“责任田”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严厉批评曾希圣“要代表富裕农民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接着曾希圣被免去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对于此事，曾希圣夫人余叙说：“ 老曾搞责任田，是主席同意了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主席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呢？”1
在曾希圣被批判撤职后，安徽省搞的“责任田”得到邓子恢、邓小平、刘少奇等的支持。邓子恢认为， 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做到“五统一”，怎么能说是方向错误呢！“责任田”就是社员劳动和 产量直接结合起来，加强了社员责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体生产的一条出路。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田家英受毛泽东的委派率调查组回来汇报说，群众欢迎“ 包产到户”。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邓小平再次表示：赞成。可是毛泽东却认为，“包产到 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 ，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包产到户”当成“单干风”作了系统的 批评。7月20日，毛泽东提出：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接着，他自己回答，当然不会主张 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这里他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了。8月6日他在大会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报告，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问大家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 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的，越到上层越大。他还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吗！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 的。全部闹单干就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这个要议—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邓子恢，说他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多次批评他 主持的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这时曾希圣早已经撤职，但这一套批判也少不了有他的一份。
曾希圣被撤职后，闲呆在家。1965年调他到西南大区任职。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被造反派批斗、摧 残，1968年7月15日他带着一腔委屈、愤懑和遗憾与世长辞。
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责任田”和“包产到户”，就是后来经过拨乱反正，先在安徽省、四川省继而在 全国得到普遍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从此解决了农村和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再也没有发生当年那样饿死人的大饥荒。这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历史已经作了评判。
曾希圣在安徽省出现大饥荒的情况下，提出搞“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也就是“救命田”，正处于天 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地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被说 成是“两极分化的祸害。”
l958年农村实行公社化以后；为了限制农民的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给步入“大同社会”作准备，“自留地”被严格取缔，安徽省对此坚决执行。然而1959年以后，经济危机使安徽农村饥荒严重。饿殍遍野，人口大量外流。面对现实。省委领导痛感“失职”、“内疚”，采取了“定户到田、责任到人”等补救措施，“自留地”也是措施之一。不过仅一年，曾被毛泽东同意试验的“责任田”就被毛泽东斥为“单干风”、“翻案风”、“方向路线错误”。安徽省领导人没有因为全省大量饿死人而受处分，却因亡羊补牢、想出解民众于倒悬的措施而“挨批”，“责任田”随之被取缔。
关于饿死人的情况，李锐下放劳动所在的地方——安徽省霍山县大别山磨子潭水库边上的白水板大队，当地农民这样说：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断粮。1959、1960年最严重，开始每人每天还有二两粮，后来竟几个月都不见粮食。树皮、树根、各种野菜都吃遍了。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李锐。他队有96人死了24人。旁的人说这个数字很平常，有的队死的人还要多。有人说，他们队就死了45人。死者中老年人居多，也有青壮年、小孩，很壮实的人也死了。干部则要大家不准说是饿死的。去食堂吃饭要走几里路，去晚了就没有吃的。干部、司务长、做饭的以及他们的家属则没有饿死的。外面参观的来了，食堂就把剩下的点粮食搜出来做干饭，参观的一走，就几天没有吃的。“跃进”时，日夜逼着干，不干就打人、抓人，不给口粮，调到别的生产队去“劳改”。谁不怕倒霉，谁还敢说一句老实话！
公社的彭主任谈起那时的“大食堂”的情况说：“二三百人吃饭，要走五里路，就那么一点稀的。I961年下种时，饥饿的农民把种下的稻谷和玉米种籽都从地里抠出来吃了！死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事，人死了倒在路上的、衣服都被剥去了。但当时省委向中央汇报时，却说只死了一千人。”1
曾希圣受到批判的责任制，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和民心，在毛泽东死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带头搞起了“包产到户”，把517亩土地和10头耕牛分到人头承包到户经营。当年产量等于1966-1970年5年的总和，“讨饭村”变成 了“冒尖村”。这个经验很快像“冲击波”一样席卷神州大地，势不可挡。全国农村的生产队从1979年1·02%到1989年的99%都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毛泽东竭力鼓吹的乌托邦——人民公社，随之土崩瓦解。
15、罗瑞卿蒙难
从红军时代起，罗瑞卿就是毛泽东的保护神，为保卫毛泽东，罗瑞卿效尽了忠心。毛泽东对罗瑞卿也是十分关爱和器重，多次表扬罗瑞卿。可是，当毛泽东要预谋发动“文化大革命”搞掉刘少奇时，对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掌握兵权而又受到刘少奇器重的罗瑞卿很不放心，疑心罗会支持刘少奇，故而决心搞掉罗瑞卿。要使这一企图得以实现，亟需要林彪的支持与配合，而林彪也对罗瑞卿有所不满，于是积极配合毛泽东搞掉罗瑞卿。以往的材料都说是林彪诬陷和整倒罗瑞卿，其实，要整倒罗瑞卿从谋划到定性、定调直到作出处理，都是毛泽东主使，林彪也趁机对罗诬陷、罗织罪名，那也只是胁从而已。
据何蜀在《林彪与九一一》一文中说，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是毛泽东首先有整倒罗的意图，林在得悉毛泽东的意图后，按毛泽东的安排，顺水推舟地除掉自己心中不满的罗瑞卿。
何蜀的文章写道：1965年1月的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诀心打倒刘少奇。在19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1965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便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牌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19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19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税：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 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 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开始于1965年5月。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备战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终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会议刚结束，叶剑英、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林报告，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脑怒，随即下达指示‘收回军委63期作战会议简报’。此时林彪已知毛泽东及众多元帅、将领对罗不满，但林又不能明说。罗瑞卿除与贺龙能保持密切的关系外，与军委大多教成员关系很差。
“罗自认为在军中有毛、林、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少奇、彭真支持，在党内有邓小平支持，舍我其谁？殊不知此时毛泽东在其打倒刘少奇的全面战役中对罗的立场已产生怀疑。庐山会议后，按中央军委分工，贺龙兼管国防工委、聂荣臻兼管国防科委。但贺龙的工委与聂荣臻的科委关系如同水火，军委无奈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前期，罗瑞卿基本处事公道，后期不免有失公允，……。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现了林彪与罗瑞卿的谈话，要加强‘通气’。……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权的准备，以确保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杨成武，李天佑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收集罗瑞卿材料的工作进展顺利。这其中包括海军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鹏提供的材料，总参杨成武转来的兰州军区的材料，雷英夫的材料。
“11月，总政召开军队政工会议，批判萧向荣，矛头指向罗瑞卿。而罗此时尚蒙在鼓里。11月，在完成这些部署后，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林彪，向其和盘托出准备扳倒罗瑞卿，但还要看其最后表现。毛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因与罗瑞卿关系密切，而罗瑞卿本身又是林彪提名回军队工作。林彪没有选择，只能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毛表示如林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l965年9月，毛泽东以建设三线为名，将可能为刘少奇所用的彭德怀支到西南……把黄克成送到山西。这两人自1959年被打倒后仍然有一定影响，而且，如果在同刘少奇摊牌中，彭、黄很可能支持刘。 先断绝后患。11月，叶剑英，杨成武被秘密召到杭州， 对倒罗作出最后安排。同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解职。确保中南海安全。同月IO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姚文元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
“11月29日，是毛泽东决定打倒罗瑞卿的日子。‘一组’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自己打倒罗瑞卿找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同时也暂时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不暴露真实意图，一个‘罗瑞卿反对林彪’的说法也就出现了。……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罗瑞卿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职务。常委会表决：七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政治局及书记处共38人，表决结果：29票赞成，2票反对（他们是：彭真，刘伯承），7票弃权（他们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1966年3月18日倔强的罗瑞卿大将无法忍受军委会上的同僚批判，纵身跳楼。叶剑英元帅为此做诗一首：将军一跳身名裂，……罗瑞卿被打倒后5个月，彭真垮台，又4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相继垮台。”1
根据这一说法，对有关问题作一些补充。
毛泽东的保护神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毛泽东非常器重和喜欢罗瑞卿，也经常表扬罗瑞卿的工作。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始于长征时期。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动，因此，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了保卫局长罗瑞卿的重要职责。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罗瑞卿总是形影不离地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是其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亲自过问。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守护。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在三峡下江游泳，罗瑞卿就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游泳有危险，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到那里去游泳。l959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毛泽东要在湘江边游湘江，马上赶去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毛泽东的警卫，陪毛泽东游韶山，并一直妥善安排毛泽东上了庐山。在节日期间，罗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后。他总是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尽心尽责，可谓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保护神。他为了能在毛泽东游泳时紧随左右，在年近五旬时，还刻苦地学会了游泳。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毛泽东的诚实、忠厚，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使毛泽东对他的工作也是满意的，他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对这样一个忠诚不已，自己也如此放心的保护神，到时候，这些话全不见了，要开刀时，毫不留情。
林彪和罗瑞卿交恶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在红军时期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政委；林彪当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局长。到陕北后林彪当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当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从公安部长到军队任总参谋长，还是林彪提议的。这都说明，林罗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可是，不久，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矛盾，林彪对罗也产生了嫉妒。
1961年，林彪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自己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指出，死背硬记，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当林彪提出“革命化”、“骡马化”的口号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针对林彪空喊政治，在军队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
1964年，罗瑞卿开展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军队素质。并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当即表扬了罗瑞卿，并建议罗瑞卿在全军普及北京、济南军区的经验。可是，林彪却说“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击了，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之后，林彪又提出：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罗瑞卿则说：“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也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林彪长期以来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对此持反对意见。1965年，《解放军报》社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篇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 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过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见过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或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都不好，于是便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表示：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几个字删去了。
6月 29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写上了“最高最活”。罗瑞卿又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 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
由于罗瑞卿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见，“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而在用这一条整罗瑞卿时，康生保持沉默，而田家英已经去世了。
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这位怕风怕光的部长的身体原因，许多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罗瑞卿来具体抓。有关军队的事，毛泽东往往都通过罗瑞卿来办。以对此，刘少奇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不为他的威逼利透所动，自然对罗十分不满。
毛林合谋
林彪正在谋划如何对付罗瑞卿时，获悉毛泽东要除掉罗瑞卿的意图，于是毛、林之间作了一笔交易。据张戎的书上说：1965年“12月1日夜里，毛把林彪接到住处，许诺林取代刘少奇做他的第二号人物。毛还要林在大批清洗共产党干部后，统领军队出面把中国管起来。林彪提出要先除掉罗瑞卿：‘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林彪跟毛这样讨价还价，表明他很清楚，毛要搞文化大革命，只能依靠他。”1于是毛林合谋整倒罗瑞卿，林彪积极配合，为到处搜集罗瑞卿的黑材料。对此，辛子陵的书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毛林12月1日这次深夜会见，颇有些‘阴谋’气氛……毛意在倒彭(真)倒刘(少奇)，嘱林抓紧军队的指挥权,千万不能落在别人手里。要保证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正常进行。”林说‘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我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促使毛泽东整倒罗瑞卿的决心。”
“‘毛还说，这些年你进步很大。有马列主义。。。。希望你再作一次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的报告，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林彪会意地回答：‘我回去就考虑准备。’这是一次‘路线交底’，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打倒刘少奇以后他将成为主席的接班人。”2
1965年11月底，毛泽东策划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此时，在毛泽东看来搞掉罗瑞卿的时机成熟，遂于11月29日召林彪老婆叶群到杭州他的住处去谈罗瑞卿的问题。据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过，是“伟大领袖在上海把她召了去，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32林彪趁机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诬陷罗瑞卿的信，并让叶群带去一些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 彪 11月30日
这封信从头到尾一个字没有提到罗瑞卿的“罪行”，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写上。但是，带去的11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却说明问题了。
11月30日，林彪 老婆叶群携带着这一批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由于这一汇报只有毛泽东和叶群两人在场，其内容已无从知晓。但从后来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知其大概。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作了批复。其中写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表明，不仅毛泽东认可林彪对罗瑞卿的诬告，而且还可以此作为整罗的一个罪名。毛泽东唯恐上述批语不够明确，特地又作了一些说明：“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13这样的定性、定调，正合林彪心意。
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即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会议开始，常委们到会，除毛泽东外，谁也不知道会议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
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以为要开作战会议，从北京带了作战地图去。
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还向贺龙打听：开什么会？
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总理周恩来说：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但不知道开什么会。
从这一情况可知，整倒罗瑞卿并不是中央的决定，也没有把毛林的意图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完全是毛林合谋向其他 中央领导人搞突然袭击。
为了整倒罗瑞卿，总得有个在桌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且不能“打草惊蛇”，让刘少奇等到人知道是要收拾他们的底牌。于是编出一个“罗瑞卿反对林彪”的谎言来。
会上最活跃的人物是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的、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他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内容也可推之是她在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的一部分 。
她毫无根据地指责罗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她说，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她还说，罗瑞卿当面对林彪叫嚷：“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不要挡路。”把林彪气昏过去了。
叶群讲话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这样一段：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瑞卿交代的。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家后林彪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这完全是叶群编造的，没有任何证据。当事人刘亚楼已去逝，查无对证。
2月19日，刘亚楼要见林彪，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我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唉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
刘亚楼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2
叶群的指责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然而，这全部是凭空捏造的。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要害问题是刘亚楼那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通知正在边防视察的罗瑞卿来上海。罗瑞卿于12月11日赶飞上海，听了周恩来、邓小平传达的会议内容，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林彪那些捏造和诬陷，他争辩道：“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
16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讲了一句话：“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由于还没有搞清楚，只得把问题先挂起来。
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林彪、叶群不满意。为此，他们需要将罗瑞卿的罪名坐实，让吴法宪去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翟云英也记不清当时刘亚楼说了些什么，吴法宪只得自己来写。12月25日，他给林彪写了一信，全文如下：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谈：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需要经常向林彪同志请示，也不要到处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 月23日晚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 25日1
谈来说去，仍然是死无对证。
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
在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始终没有让他出席。当他的事情被敲定后，才让他到上海来，罗一下飞机，就被软禁起来了。之后，回到北京，1966年3月，在军队总部机关和军以上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罗瑞卿的揭发。吴法宪制造的伪证说罗瑞卿 要夺林彪的权，是这次揭发的重点和核心。此外，还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为了给罗瑞卿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揭发材料提供的罗瑞卿这方面的“罪证”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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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瑶：《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载杜导正 、 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4页。
一、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
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二、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学习30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第一、第二两条是对林彪的提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那荒诞的年代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3月 4日下午召开的京西宾馆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如此等等大得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帽子，一顶顶往罗瑞卿头上扣，它对罗瑞卿的灵魂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有时更甚于遭受皮肉之苦。
种种屈辱、冤枉，使罗瑞卿有口难辩，陷入无可名状的深渊。他想到了死，以求得永远的解脱。终于在3 月18日夜晚，从三层楼顶上纵身跳了下去。好在老天有眼，没有 让他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文化大革命”中的罗瑞卿
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罗瑞卿被关进了他亲自建起来关押敌人的监狱，他的遭遇就是“交侍罪行”，不断的挨批判、斗争。1966年冬天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一帮造反派用柳条筐把腿已残的罗瑞卿抬了出来 “示众”，遭到“红卫兵”们的拳打脚踢，受尽了诽谤、暴打、屈辱和撕肝裂胆的折磨。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似有点悔悟地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这算什么自我批评？自己是整罗的主谋，一点不认账，把责任全推到林彪头上，反正林彪死了，没有人跟他对质。
直到1 974年，罗瑞卿才重新恢复了工作。无端地被关押了7年，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
罗瑞卿对毛泽东可以说是效尽了忠心，毛泽东对罗瑞卿也不是不了解，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整倒罗瑞卿？
一位研究罗瑞卿蒙难问题名叫黄瑶的人写道：
当时，由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主观主义的 “左”的错误日益严重，他和处于中央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日益加剧。至于罗瑞卿虽然也在第一线，但由于他在军队工作，不似其他处理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那样同毛泽东有那么多分歧，他仍然绝对信赖毛泽东。对他来说，不存在对毛泽东的指示有任何抵制的现象。因此，到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还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毛泽东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误认为是保卫马列主义纯洁性，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和分歧误认为是路线斗争，并担心苏联赫鲁晓夫事件在中国重演，因此他对党中央第一线的一些干部已不再信任。认为已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企图依靠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防修反修的问题，并更换接班人。他认为林彪是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发动“文革”角度还是从选定接班人角度看，毛泽东都需要林彪也信任林彪。可是林彪却在这时告了罗瑞卿的恶状，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厉指责，说罗瑞卿伸手要夺权。如果对林彪告状不予认可，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他只有相信林彪的指责，罗瑞卿便被推上了被告席。1
上述说法，也是国内流行的一般说法，其要点在于说明毛泽东对于整倒罗瑞卿，多少是有点被动，迎合了林彪的企图，主要罪责在林彪。但是，如果按文章前面所引何蜀文章的材料，是毛泽东首先要扳倒罗瑞卿，并且出谋划策，定性、定调，让林彪作了个帮手，主要罪责就不只是林彪了，而是毛泽东了。
辛子陵的书中也持这个观点。他对毛泽东要搞掉罗瑞卿的原因，提出了两点。一是刘少奇说过：“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兼之，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说“刘少奇抓军权，已经把罗瑞卿拉过去了。”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二是，江青向罗瑞卿要一套军装，罗答可发一套军服，因江无军籍，不能给帽徽、领章。江青不满，毛泽东也不满。“从这件小事他进一步看出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太强。原则性强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但在与刘少奇摊牌的这场斗争中，不需要刚直不阿的君子，需要的是随风转舵的机灵人。像罗瑞卿这样爱论个是非曲直，办事爱讲个‘理’，这么一个人在未来这场大搏斗中让他无条件地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而军队如果分裂，林拉一股，罗拉一股，就可能破坏了自己的全盘战略部署。他要牺牲自己的忠心耿耿的大卫士长了。” 1
林彪死后，“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罗瑞卿”好一个错整？想一股脑推给林彪，推得掉吗？2
在《吴法宪回忆录》中说得更清楚了：“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 32
无论以上哪一种说法，都可视为毛泽东与林彪两人勾结，制造的阴谋，陷害罗瑞卿。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说明，为了达到卑鄙的政治目的，对他忠心耿耿的保护神——罗瑞卿，也是不惜丢而弃之。毛泽东翻云覆雨的权术，六亲不认的痞子性，从罗瑞卿的遭遇可窥一斑也。
1杜导正、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秘》，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 9 8页。
1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4、115页。
1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一线46页。
2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458-459页。
3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与文革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载《多维时报》2004 年8月13日C12版。
1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与文革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关系》，载《多维时报》2004 年8月13日C12版。2黄瑶：《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载杜导正 、 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6页。
1黄瑶：《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载杜导正 、 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3-184页。
1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465、459页。
2黄瑶：《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载杜导正 、 廖盖隆主编《历史谜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3页。
3《吴法宪回忆录》香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