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云覆雨毛泽东==30、31、后记（完）
30、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
这一节要讲的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上，由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表现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史前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原则，是所谓的“国际主义”。它源于马列主义的“工人无祖国”的理论，其实，有祖国，祖国就是莫斯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即把自己归属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就是很自然的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俄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服从俄国共产党的命令。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政党，其目的就是在本国掀起“武装革命”，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之一规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无条件地支援苏维埃共和国，去进行抵禦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也就是说，各国的共产党都必须把苏联的利益和要求摆在第一位，高于其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要求。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席。1928年6月，中共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是由布哈林作的，题目是《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任务》。就是说，中共的任务是由苏联人指派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是从苏联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原汁原味照搬过来的。“苏维埃”一词在俄文里是“委员会”的意思，这个词由俄文直译过来，中国许多人恐怕到今天都不懂。由此可见，中共紧跟苏联的程度。凡是苏联干的事，中共都响应，都维护。1929年5月，中国政府接管中东铁路及其附属机构，苏联调集军队对中国大举进攻。当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时，中共则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中国军队抵抗失败，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中苏协定》，使苏联继续保有沙俄在中国的特权。2004年中国从俄罗斯要回一半的黑瞎子岛，就是那时苏联侵占的。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员不仅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撤职后，命令他到苏联去“学习”。陈独秀这个人也有胆识，断然拒绝，并说：“我在中国干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请教中国人行吗？”1其他许多老辈共产党人（当然包括毛泽东等人在内）对国际的指示是严格遵行，不敢有违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了，而上海的中共党员，为支援西班牙革命，奉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举行飞行集会，散发“坚决保卫马德里”的传单。
1941年4月13日，中国人民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艰苦时期，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条约附了一份宣言，里面竟然有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宣言发表之后，舆论哗然。“满洲国”就是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三省，而“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当时还属于我国的外蒙古。这个条约置拥有主权的中国予不顾，它对中国人民的伤害，如同1938年8月苏联同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波兰和整个欧洲造成的伤害一样，它理所当然要激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愤慨。共产党的老朋友、救国会的重要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打击，大家推举王造时起草，众多爱国人签字的《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以示抗议。对这样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显然站在苏联的立场上，不仅不予以谴责，更不抗议，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出面，找那些有意见的民主人士谈话，做工作。说：那是斯大林的一个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力量抗击法西斯德国。“不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1 1941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其中说：“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地提高了”。“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和外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干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211如此这般为的苏联辩护，实在是令中国共产党员蒙羞。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的这种奉莫斯科之命行事，成了惯性。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倒向苏联一边，是十分自然的。
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后，从组织上说，再没有人可以对中共发号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后已经本来可以自作主张了。但是就在1947年，苏共又发起组织了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把世界上已经夺得政权的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对各国共产党（不论其夺取政权与否）有不合乎马列主义（实为苏共老子党、斯大林的旨意）的行为与理论的，都进行了批评、处罚以至处死。至少对当时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评得十分严厉；还解散过波兰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处决过匈牙利共产党的拉伊克。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更是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通过当时党的副主席刘少奇还发表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只有国际主义（也就是老老实实地听从斯大林的旨意）才是正确的。根据马列主义，民族利益（亦称国家利益）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实际上是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里顺便提一下，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英国遭到德国法西斯侵略时，斯大林命令法国、英国的共产党员不得起来抵抗侵略军，而是要起来反对率领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本国政府。
由于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所使然，1949年建国前夕，在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的言论。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一边倒”，我们就是要“一边倒”，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2我们不能做美苏的桥梁，只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一边。这就确定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
在以民族国家为国际关系主体的二十世纪，民族利益常有冲突，粗暴一点的通过战争来解决，文明一点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不可能按国际主义来解决，何况共产 国际的所谓国际主义其实就是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讲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为一谈民族利益，那它就是反马列主义的。民族利益这个词组，直到毛泽东逝世以后十年，亦即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现在中国人的嘴上和笔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过去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一律宣布无效，要等以后逐个视情况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用，应当废止，或者予以修订。这一下就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崭新面貌。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的前夕，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下来同共产党当局进行联系”（苏联大使罗申倒是随蒋介石政府到广州去了），表示了试图与新中国结交的姿态。中共党方面曾派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同司徒雷登进行接触，最后还是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而且在他因为活动劳而无功不得不回国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发表一篇题目叫做《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说给苏联听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前面曾提到，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因为铁托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没有完全奉行苏联那一套，就被斯大林认为是在闹“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斯大林也怀疑会走“铁托的道路”，同他们闹独立性；更担心中共靠近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亲英美的路线。所以，毛泽东的文章要向斯大林表明，中国靠在苏联一边的立场坚定，绝无二心。
接着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新中国的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是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会晤，结果就是次年2月由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包括中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中长铁路中苏共管；苏军到1952年撤出旅顺以后中国还要偿付苏联的军港建设费，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苏联也是大股东等；还要使中国政府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即以前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胁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允其独立）。谁都能看得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在党内谁也是不敢说。
二、朝鲜战争，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
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出大陆后，北朝鲜的金日成也想把南朝鲜的李承晚政府打垮。请教斯大林，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苏联的国门向南推移，便唆使金日成冒险向南朝鲜进攻。
1950年6月25日，在苏联支持下，北朝鲜出动几乎所有精锐部队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起突然袭击。南朝鲜方面猝不及防，北朝鲜军队势如破竹，占领汉城，一直把南朝鲜军队打到了釜山。当时南朝鲜驻有美国军队，杜鲁门总统下令出兵相助，不但很快把北朝鲜的军队打退，而且攻下北方的首都平壤，前锋直逼鸭绿江。这时本来应该由挑起事端的苏联派出军队救援北朝鲜的，但苏联借口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应当竭力避免苏联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于是，斯大林要毛泽东出兵朝鲜，去救那惹祸的金日成。中国此时刚刚打完仗，到处破败不堪，百废待新，各方面的困难很大。且不说经济上的困难，就以解放军的力量来说，当时空军、海军初建，陆军的装备很差，要去对抗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完全不是同一个等量级的，明摆着是要付出沉痛代价的。所以不少高级将领都不赞成出兵。可是，要表明紧跟斯大林没有二心，坚决“一边倒”。中国军队以自愿军的名义开赴朝鲜。
由于北朝鲜南侵，导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中国解放台湾构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把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直推迟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完成。毛绎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实在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的一个的决定。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其中很长时间是边谈边打，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一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才在7月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最后的结果是南朝鲜和北朝鲜谁也没有能吃掉谁，迄今仍然在三八线两边对峙。
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
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二、战争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 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 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三、中国参与这一战争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
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
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可是中国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四、遭到国际经济封锁。其结果是迫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
中国经济建设如此依靠苏联，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五、阻碍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本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已提到日程，由于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一方面为我解放台湾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另一方面兵力也被朝鲜战场拖住了。虽然如此，如果早些时候不是拒绝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建议，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
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
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
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有人说，中国救活了北朝鲜，自己却赔上了一个台湾，代价太大，有失无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国为他火中取栗，苏联实在太精，中国实在太傻。…… 这些问题自从事实逐渐暴露，言论逐渐解禁以来迄今一直议论纷纷，也许再讨论几十年也不会平息。 这件事说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国家行为中曾经起到过多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连标榜国际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在对外关系中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把1956年赫鲁晓夫在中国的怂恿下出兵镇压匈牙利的起义和勃列日涅夫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国际主义”。对后者，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是干涉别国内政。不过苏联人自己却认为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而对兄弟国家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同当年镇压匈牙利群众起义一样。
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伤亡代价，保住的北朝鲜的金家王朝，特别是这些年来的金正日政权，国内饥馑几十年，国际上的名声也不好，中国向他赠送无数的财物，仍无好转的迹象，而且对中国并不感谢。
某军校教授以《抗美援朝战争，正义何在？》为题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打起来的原因有千条万条，都不能否定这一条：是金日成经过二战之后几年的精心准备，于50年6月25日向国际公认的主权分治的南朝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战争。如果说美国有什么错误的话，恐怕就是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的谈话给金日成造成了美国并不打算把南朝鲜包括在它的远东防御圈之内。不管怎么说，金日成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给朝、中、美三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幸的是，我们站在了这罪恶的一方，更不幸的是，我们的人民直到今天还认为我们干了一件伸张正义并永远值得骄傲的事情。也许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我们满足和陶醉于与世界上头号强权干了一仗的故事。可是我要说，这是我们建国以来在国际上干的第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顺便提一句，此后的越南战争以及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支持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事情。
……
不管美国在之前或以后的国际事务中有过多少霸道的举动，在朝鲜战争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没有道义错误的。至于它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些错误，那是技术问题。……总之，以我之见，朝鲜战争我们是绝对站在了错误的一方，而且为其付出了我们几十万生命的代价。间接地也将北朝鲜人民投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试想，如果不是那样，北朝鲜人民今天的日子恐怕决没有这样艰难。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北朝鲜人民唾弃现统治者，知道他们原本是早就可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的时候，回想过去，他们是断然不会感激今天为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骄傲和自豪的中国人民的。他们的感觉可能完全相反，就象今天的柬埔寨人民因对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痛恨而滋生出来的对当年强力支持红色高棉的我们的情感一样。有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国际上，我们并不是向官方宣传的那样总是在道义和正义一方的。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是站在非道义和非正义的一方。今天如果我们还不开始清理和认识这些问题，迟早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1
三、短暂的中苏“蜜月”期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很大转变，使中苏关系有一个短暂有“蜜月”期。1954年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周年庆典。这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向中共表示友好，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这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新世纪 www.ncn.org12/13/2006)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是殚思竭虑，两面作战。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为“功大于过”、“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这两篇大文章上，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所坚持的正宗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为标准，对所有国内外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认为是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当时，赫鲁晓夫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崩离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泽东及时地给予了支持，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泽东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表示谦虚，说；“应该以中、苏两家为首。”
毛泽东显得很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资格……”
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努力说服他：“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毛泽东在1957年11月19日与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讲话时，重复了这个思想：“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需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
四、 中苏之间发生分歧
人们一直认为，中苏分歧的起因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其实，毛泽东对赫氏秘密报告的反应是喜多于忧。毛早就不满斯大林了，所以他说秘密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开了盖子。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毛泽东完全可以同赫鲁晓夫平等对话，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在话下。因此，一九五六年中国发表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看法，对中苏关系，没有多大影响，可以说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还在“蜜月期”中。
中苏关系出现比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几件大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和炮击金门问题。
一是建立长波电台问题。一九五七年底，苏联核潜艇研制成功，舰队的航程伸得远了，舰队在远航过程当中的通讯联系，靠当时的电台达不到，苏联希望在中国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当时苏联的军方有过担心，说跟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赫鲁晓夫很有信心地说没有问题。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刚刚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中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达的意向。而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安装了长波电台。但这些电台功率都比较小，不够用，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当时的中国还难以独自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海军方面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这事本来是双方都有需求，而且又是中国向苏联提出在先，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没有问题。但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不干，还为此发火。问题是由投资比例引起的。整个电台大概需要投资1.1亿卢布，苏联提出他们出大半，七千万卢布，中国出小半四千万卢布。这不是还有点优惠中国的意思吗？毛泽东为什么不干呢？他跟彭德怀说，全部投资都由中国来出。毛泽东可能是考虑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其实苏方根本没有提到所有权，甚至连指挥权都没提到，只是提到双方共同使用。
二是苏联建议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就在毛泽东对建设长波电台发火的时候，苏联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转达了苏联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劲光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海军提出了援助中国建造核潜艇和导弹潜艇的问题。苏方表示，中国不必建造这些潜艇，苏联现在尚未研制成功，将来苏联有了，可以提供给中国。中国海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和仔细论证，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尽快获得新技术对于海军建设来说已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苏联现已改进了某些舰艇的动力和结构，且试制成功几种用于潜艇和鱼雷艇的导弹，而中国海军目前仍然按照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五种旧舰艇图纸进行生产。因此，海军急需获得建造新舰艇的设计图纸及其他资料，并建议以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请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苏联趁此提出，建立一支联合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中国的海域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合作建议。出乎意外，毛泽东又发了火。也许是毛泽东认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毛泽东对尤金说：“你们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想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然后又把赫鲁晓夫找到北京来谈，赫鲁晓夫于七月三十一飞来北京，不断向毛泽东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控制中国的意思。毛泽东还是不依不饶，赌着气说：“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泽东借此发火，是想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赫鲁晓夫被镇住了，答应帮助中国建立生产潜水艇的工厂。1其实，中国和苏联既然是军事同盟关系，建立一个联合舰队本是题中之意。
三是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对中国不满。首先是中国炮击金门没有事前向苏方通报，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苏是军事同盟关系，中方采取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不跟苏联通个气，不啻是对盟国的蔑视，赫鲁晓夫非常不满意。其次是在炮击金门时，一九五八年九月，台湾向大陆发射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导弹没有爆炸，完整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中方把这个响尾蛇导弹提供给他们，但中方声称：找不到。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扣下准备给中方的某种导弹技术。这样一来，“响尾蛇”导弹马上就找到了。后来虽然提供给苏方，但最核心的红外线制导装置不见了。赫鲁晓夫非常恼火，他在回忆录裏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1赫鲁晓夫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接着，又撤走在华的苏联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
中苏交恶始于1959年。当年九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卫营会晤，之后便有出了一个“戴卫营精神”的说法。主要意思就是同西方“和平共处”。离开美国後，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敦促毛泽东也与西方搞缓和。而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则不指名地说中国是“好斗的公鸡”。兼之，50年代后期，苏共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一方。本来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不大恭维，这一来就使矛盾激化了。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份的代表团，由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宣传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380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康生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国际形势的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地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国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时年四月二十日列宁九十周年诞辰纪念，经毛泽东决策并审改，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文中按毛泽东的观点及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作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虽然只提了南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
六月五日，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有来自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中国方面政治局成员全体出马，向代表们游说，“和平共处”是骗局。这时还不便直接批判苏联，就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拿来当靶子，说它们搞“和平共处”是帝国主义的臣仆。当时中国方面有一种说法：打在法意共身上，痛在赫鲁晓夫心上。
赫鲁晓夫说，这是“中国人在朝我们脸上吐痰”。莫斯科认为世界工联理事会事件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这么认为。代理局长卡贝尔事後对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说，中国的行为“对苏联领导是一场极大的挑战，赫鲁晓夫不能不迎头痛击”。中苏间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2
同月二十一日，布加勒斯特会议，苏方对中共进行报复。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不点名地强烈抨击毛泽东关於世界要靠战争進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在当天苏方还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国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中共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
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发言，在会上也讲一通《列宁主义万岁》上的观点，但响应者很少。毛泽东承认：“我们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个党也不支持中国。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支持。”1
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后，由北京发来写好的声明，声明中揭露苏共对中共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在会上苏共和中共两个代表团都情绪激动，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
这次会议使分歧更明显、矛盾更尖锐了。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赫鲁晓夫回到苏联就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中共方面，自然不屈服，毛泽东指挥全党全国，顶住压力，迅速组织反击，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
1960年9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会，他在会上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使党内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于是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达成协议的是于当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来代表团继续会谈。不久，由邓小平和刘少奇于10月、11月分别率领代表团连续赴苏，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见争吵一番而已，只有十月革命43周年时，和81国的“兄弟党”一起签署了一项纯属对外宣传的《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这些文件丝毫掩盖不了由中苏两党分歧引起的国际共运间的分裂状况，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1961年的苏共22大，将分裂形势推向了新高潮，赫鲁晓夫等公开攻击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惯例是党代大会得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却不让阿党参加22大。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公开回答苏共对我党的攻击后，提前回国不再参加会议。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决定派中联部部长伍修权为代表团长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党代大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苏共的调子对中共及阿党进行攻击，伍修权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作了回答，苏共及东道国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在捷、德的党代大会上，当伍修权致词中提到苏共时，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吹口哨和跺地板，企图打断中共代表的发言。
与此同时，中联部另一副部长赵毅敏代表我党出席意大利党代大会时，也受到了与伍修权相似的对待。对这股气势不小的政治风潮，我国蔑称之为“反华大合唱”。
苏共指挥的“反华大合唱”，我国针锋相对的“独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帮腔”，正喧闹得不可开交时，与我国友好的越南胡志明等建议停止公开论争，举行中苏会谈以平息争端。几经周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可是因为在此之前，苏共不仅公开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同时，在中苏边境也不断发生冲突。为了取得主动，就在代表团访苏前的6月14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定题定稿的，更加全面地批判驳斥苏共观点的长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作为对 1963年3月3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的答复。原来苏共的信是为它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可以避免，双方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等等一系列观点辩护。（就是后来被毛泽东所说的“三和一少”修正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对世界各国革命少援助。）结果，却激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写作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反驳，这篇建议，是首发的一篇。这一下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
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专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的变化“除了隐含着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因为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上升为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1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对方为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水火不容，其结局必然是关系破裂。
五、中苏大论战
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里，中共中央认为，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和苏共领导的分歧，不是在这个或那个个别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也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
《建议》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名义，一方面系统地解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总路线”，指出 了它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本质”；一方面对当代世界矛盾和当代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给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回答”，提出了一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极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五条》中，还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否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谬论，提出：在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当时 认为，《二十五条》通篇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它在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界线，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对此，世界各国共产党响应者却很少，只有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影响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跟随。从此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大论战，实行了全面大反攻。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产生、发展、走向完全破产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从产生、发展、走向完全破产的转折点。”
中共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7月14日苏共中央发出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建议》的观点予以辩驳，自然也少不了批评毛泽东。同时，也牵涉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从1963年9月6日起陆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即“九评”），对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予系统的批判。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 一评）。
“一评”全面地回顾了几年来中共和苏共中央意见分歧和斗争的历史，指责赫鲁晓夫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说七年来，苏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了一条“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人民，联合叛徒铁托集团、反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评”还论述了反对苏共中央斗争的实质，指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坚持革命路线，同坚持不革命、反革命的路线”，“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同坚持向帝国主义投降的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
“一评”指出了目前这场大论战的意义，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目前的论战，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历史将会证明，经过这场大论战，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评”表明了中共对这场大论战的决心，指出：“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彻底底地弄清楚。”
“一评”指名道姓地批判赫鲁晓夫。把目前这场大论战的责任全推给苏共，说是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的。
9月13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发表。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文章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一是声称应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文章不否认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如“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肃反扩大化”等等。但文章还是极力为斯大林辩解，说什么“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难以避免的错误”。特别关于“肃反”，文章只是轻描淡写，说什么他领导的肃反“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同时也“错判”了“一些”好人。与此同时，文章却把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于是文章就断言，斯大林是“功大于过”，“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从而作结论说：“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文章的这些论据是非常荒唐的。首先，文章毫无根据地臆测斯大林在肃反中杀的坏人是“很多”而错判的好人则只是“一些”，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却是：在性质上，苏联不是叫“肃反”，而是叫“镇压”、“大清洗”。后来查清的结果表明，当年斯大林制造的多个“间谍”集团，都是政治阴谋、陷害。斯大林所杀的坏人是“极少”，而所杀的好人却是“很多”、“很多”，多到数百万，他简直是一个杀人恶魔！其次，文章把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然后拿这些“功绩”同他的罪恶比较，于是借口“全面”、“客观”、“科学”来大肆颂扬斯大林，而全不顾千百万冤死者的呼喊，好象只要斯大林没有把苏联人民的大多数杀光，他就“功大于过”，这纯粹是杀人犯的逻辑。
第二个论据是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前后矛盾，活着时大加“歌颂”，死后却大肆“咒骂”，是“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文章还指责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却“不敢”公布秘密报告的内容，称这种做法是“丑恶的行为”、“卑鄙的阴谋”。其实这些指责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赫鲁晓夫先前颂扬斯大林，其原因，一是在当时个人迷信的氛围中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也无法全面掌握斯大林的罪行；二是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下，谁胆敢指责斯大林就连命都保不住；三是赫鲁晓夫从大局考虑不能不牵就斯大林；四是赫鲁晓夫还没有在自己周围形成一股与斯大林对抗的力量。因此他只能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成熟。而事实上，类似的事情毛泽东本人也是做过的。例如在斯大林无理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时，他也没敢公开与斯大林对抗。又如，在抗战开始后，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他也曾违心地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可见，如果赫鲁晓夫的行为是“丑恶的”、“卑鄙的”，那毛泽东自己的行为也光彩不了多少。其次，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秘密报告开头就声明：“在这个报告里不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同时赫鲁晓夫不想涉及制度本身的问题，因此他只能就事论事，把斯大林的罪行揭露出来而已，以便作为日后的借鉴。这里根本谈不上“全面性”的问题，毛泽东吹毛求疵的手法并不高明。第三，至于指责赫鲁晓夫“不敢”公布秘密报告，似乎是抓住了赫鲁晓夫的辫子。其实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既然是“秘密”报告，原打算就是不公布的，后来报告文本被泄露出去了，赫鲁晓夫自然感到尴尬。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的罪行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毕竟是件丑事，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按毛泽东的反问，真把斯大林的罪行向全世界公布，毛泽东之流的人岂不是更加不能容忍吗？
这个“秘密”报告虽在苏联没有公开发行，但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在中国当时作为高度机密文件传达到十八级以上干部。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另一方面，却不让广大党员和群众知道其真相，而是死死捂住。直到1988年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才在书后面的附录印上了这篇“秘密”报告。到2006年这个“秘密”报告的50周年之际，有的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才有比较多的人知道。可是此时，了解和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已经不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这件事切齿痛恨，是因为：第一，他本人一贯奉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路线，在井冈山肃“AB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在建国初期搞肃反“扩大化”，1955年搞“反胡风集团”运动，1957年搞反“右派”斗争，双手也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而面对成千上万屈死的冤魂他象斯大林一样没有一点歉疚。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性格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专横、固执、阴险、狠毒，这些性格特征也是一切暴君共有的，封建暴君是这样，共产主义暴君也是这样，因为这是任何专制制度所需要的。既然是一路性格，所以当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时，毛泽东就不免感到不自在。所以他阳奉阴违，明面上支持赫鲁晓夫，暗中却对他十分忌恨。第二，他大力维护斯大林的威望，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共产主义专制制度，如果这种制度跨台了，党内民主制确立起来了，那么他个人的专制统治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报告中表示支持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时，他是耿耿于怀的。但当时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苏共一面倒的大气候，他既不便与赫鲁晓夫公开决裂，也不便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措施。等到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他就开始翻旧帐，把刘、邓支持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视为一大罪状，并必欲置之以死地而后快。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的修改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予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1说有一部分人怀念斯大林是有的，但说绝大多数苏联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完全是毛泽东的主观臆想。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到毛泽东写这几句话的时候，苏联人民感受到的政治思想上的环境宽松，经济生活上有所改善，再没有像斯大林那样随便杀人了。就连搞政变的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反党小集团”的人也一个没有杀。而斯大林的罪行仅就滥杀无辜数以百万计这一条来说，除了毛泽东之流外，能有几个人“越来越怀念”他呢？难怪，赫鲁晓夫说“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1
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发表。
“三评”明确地指出了中共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坚定地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标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三评”总结了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三评”指出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
“三评”最后指出：赫鲁晓夫正跟着铁托的脚印走，苏联“ 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
“三评”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铁托的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的苏联都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只有毛泽东自己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证明，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冲破了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比如大量发展私营经济，还有外资经济，减少国营经济的比重等，根本扯不上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满脑子的“左”倾乌托邦思想不可能有这种认识也就罢了。别的国家，别的共产党内部的事务，关你毛泽东什么事？你又不是什么共产国际领导人，谁也没有赋予你对别国别党指手划脚的权利。 对于别国的党和国家的这种指责，邓小平在后来说道：
“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政策、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司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司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司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2
从这个话来看，当年不仅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还有对意大利共产党的乱加指责表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当起“老子党”来了。
10月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发表。
“四评”高度评价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 移。”
“四评”彻底批判了赫鲁晓夫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栽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等，是修正主义路线。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他“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因此，“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四评”明确地阐明了中共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和立场，指出：“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个老调子。实践证明，苏联和中国都按这个调子唱过一阵，就是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而且把自己也几乎拖垮了。像原来那样无偿支援，差不多是个无底洞，谁也支援不起。后来不得不改变政策。
11月14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发表。
“五评”用中共的观点，分析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实行对外扩张，从来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从来是互相为用，互相补充的。”“反动的统治阶级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终是暴力。牧师式的欺骗，是对暴力起辅助作用的。”
“五评”批驳了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种种观点，指出“赫鲁晓夫等人大肆宣扬在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一切战争可以避免，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国人民相信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从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并且在实际上帮助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
“五评”重申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指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要不要支持革命斗争，要不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的分歧。”
这篇评论，是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典型。第一，完全不考虑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仍旧坚持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观点，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绝对不可避免的论断。斯大林认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以后，世界已成为如邓小平所说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第二，资本主义要灭亡，是社会发展规律，但要有条件，特别不是近期的事。仅靠当时中国、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穷朋友，要做到消灭帝国主义，实在太不切实际。苏联在当年就是以消灭帝国主义为战略目标，在国民生产总值不及美国一半的情况下，跟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结果是不堪重负，把自己拖垮了。至于中国，比苏联的实力还差得很远，也走这条路，还要充当什么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真是自不量力。好在后来中国由邓小平主政，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提供了重大前提。
12月12日《两种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发表。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国际关系中开始奉行缓和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因此在“二十大”报告中，他用了很大篇幅专谈“和平共处”问题。他说：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还提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当时反战力量比较薄弱，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运动都已在成长壮大，所以虽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只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和平的力量动员起来，进行不懈的斗争，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争取主动，否则就会陷于被动和孤立。
显然，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建立在理智的现实的基础上的，历史已经证明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却出于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声讨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中共《六评》文章里，列举中苏两党的“原则”分歧。其中的一个要点是：“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是指责赫鲁晓夫只要“共处”而不要“斗争”。这种指责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首先，这种指责在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的事实是，赫鲁晓夫在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中，曾冒着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同西方国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是由于对立双方的克制才避免了冲突的升级。而相反，毛泽东则在战后赔款问题上向日本让步，在有关中国自己领土主权的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向英国和美国也并不是只讲斗争，也讲策略和让步。这说明，他只是希望让人家去“斗”，而自己则只想“坐山观虎斗”。
其次，这种指责在理论上也是没有道理的。按照毛泽东及其御用文人的逻辑，要和平就无需斗争，要斗争就没有和平，而既然要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事实上，毛泽东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制定其外交政策的。直到邓小平当政后，才纠正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指的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当然这种迟来的观点的“变化”使我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时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呢？
第一，1958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饥饿笼罩着全国，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针对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故意渲染国际紧张气氛，用战争威胁来吓唬自己的人民。例如，他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大跃进”失败后提出“备战”、“备荒”，后来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那无非是让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去忍饥挨饿。
第二，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本人对通过和平竞赛在经济上“超英、赶美”已经丧失了信心，因此他希望寻求战争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他提出，要立足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准备死几亿人口。1957年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1
到了1960年，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毫不掩饰地胡吹：“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这些话是表明，毛泽东对于打世界大战精神上多么亢奋！至于是否如他所吹嘘“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那是大可怀疑的：其一，帝国主义是否那么容易死亡，其二，是否能创造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帝国主义死亡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也可能全毁了，像毛泽东这样的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不把人类拖回到原始社会，那才怪了。这仅从他亲自领导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社会大破坏的荒唐事来说，就够了。还用得着其他证明吗？
第三，他希望唆使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引发美苏大战，使其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然后称雄世界。这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危机爆发前，中国政府声明支持苏联进行核试验，危机发生时声明支持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危机结束后又指责苏联对美国退让。西方报纸看出了毛泽东的用心，11月7日美国《纽约时报》说：“北京早已准备好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个美国人和最后一个俄国人”。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初毛泽东想牵着赫鲁晓夫的鼻子走向世界大战，当赫鲁晓夫不肯就范的时候，他后来就转而与美国和解共同对付苏联，反对所谓“社会帝国主义”，同时也跟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闹翻，社会主义阵营也不要了。
本来，1954年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中，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受到国际上的好评，也被人们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天经地义，但是在《六评》中，却引用列宁的话说：“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就把自己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否定了，简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1964年2月《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发表。
“七评”指出，“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他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所谓“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也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还指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挠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七评”阐明了中共坚决支持全世界马列主义兄弟党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踢。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哪里有压迫，哪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哪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修正主义者“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3月31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发表。
首先，他们搬出马克思和列宁来反对赫鲁晓夫。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文章还引用列宁的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还引用斯大林关于搞社会主义没有暴力革命“显然是不能的”的话。显然这种引经据典的学究式的批驳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其次，用所谓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来批驳赫鲁晓夫。例如，批驳苏共领导关于1918年到1919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论点，说这种论点“完全是伪造历史”。又如，批驳赫鲁晓夫等人关于在现实中“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的论点，说这种论点是“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再次，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文章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选票数量的变化，做出结论说：“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这是一个不仅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而且还是一个涉及到历史观的大问题。
首先，赫鲁晓夫不过是想用“和平”的橄榄枝迷惑西方国家，暗中积蓄力量，以便最终以实力地位对资本主义不战而胜。而毛泽东则急于推进世界革命，特别是急于推进所谓“第三世界”的革命。历史的现实是，共产党人只要还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他们就不会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就不会和平地获得政权，相反地倒可能和平地丢掉已经到手的政权，就象后来的东欧和苏联那样。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观点在实践中也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例如他极力支持的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产党暴动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暴力方式来改造社会，历来是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暴力论者。在历史观上，它主张暴力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因此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制定的路线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但历史的事实是，暴力革命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但其破坏性也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都是这样。相反，和平革命的例证也是很多的，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有德国俾斯麦式的革命、俄国的废除农奴制、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都是“和平过渡”。拿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则有西方许多国家里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例子。因此从历史观的角度看，采取和平方式的革命还是暴力方式的革命谁优谁劣的问题，是应当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当历史已经进到今天的文明水平的时候，暴力革命则是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不切实际了。
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发表。
这是九篇评论文章的压轴篇，带有总结性的一篇。文章描绘了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构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文章历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认路线”的种种错误：
“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所谓‘物质剌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差距，……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九评”还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讥讽赫鲁晓夫搞的是“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九评”罗列了一些社会现象来论证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在苏联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九评”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政权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另一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这种形式 的资本主义复辟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危险性更大。“九评”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不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 义复辟，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九评”强调指讲：“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 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 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 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 受害。”
“九评”在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之后 ，把自己吹了一通，说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增 添了新的武器，这种武器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九评”十分肯定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 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 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当时还有这样的舆论：“九评”宣告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同时，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这些梦呓般的豪言壮语，当时的中国人民因为封闭，不知道国际上视为笑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国人也知道了，都不过是瞎吹的大话、空话而已。
事情也有些偶然性，“九评”发表不久，苏共内部搞了一次“宫廷政变”，逼使赫鲁晓夫下台。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了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泽东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不可。赫鲁晓夫一下台，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垮台巧妙地联系到了一起，形象地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后来，就演义为是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下台跟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一点关系也扯不上。
1964年，毛泽东决定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代表团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苏方仅仅撤掉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列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
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纪念日起，中共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1／4个世纪。
这里顺便提一下，当年为中共“独唱”“帮腔”的阿尔巴尼亚。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外，也就剩下了这一个“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泽东誉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之类。可惜，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已无法知道他有何感想了。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场论战时说：“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开展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
毛泽东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只好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对“九评”有一段述评，如下：
20年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他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经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谜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谜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2
六、由反美到联美
上面谈到了毛泽东由亲苏转到反苏这一段，下面再说一下毛泽东从反美转到联美的情况。
原来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以后，中国首先就指桑骂愧，借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陶里亚蒂（意共领袖）和铁托（南共领袖）不能坚持原则（首先是批判他们不尊重苏共领导），到直接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苏联的第一个罪状就是反对美帝不力甚至美化美帝而援助穷国反对美帝不够，然后逐步加温，从称苏联为大国沙文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从批苏共为老子党到称接赫鲁晓夫班的勃列日涅夫为新沙皇，慢慢地苏联党从同美国一样坏而成为比美国还要坏的世界人民第一号敌人。中苏敌意日益升高，竟至在1969年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这时正处“文化大革命”高潮，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为了阻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全国人民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仇恨也煽动起来了，毛泽东也可能被疯狂的个人迷信烧昏了头脑。他就想，在“九大”之前，决定在中苏边境跟苏联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胜利。对这件事，张戎的书上有这样一段：
中苏边境长达七干公里，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毛选择打仗的地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叫珍宝岛。这个地点选得很妙，因为珍宝岛位於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三十二名苏联军人，中方的伤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数苏联是六十，中国八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会入侵，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进来”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连苏军随後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反击。1
珍宝岛这场仗一打，原签定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彻底撕毁,中苏之间的什么“牢不可破的团结”，已经荡然无存。 苏联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征求美国意见。总统尼克松获悉后认为：中国虽然也是敌对国家,但对欧美国家还不是最大威胁,这个最大威胁是苏联。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有损于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尼克松决定要帮助中国,对付苏联。一是把这个重要情报声张出去,让中国人知道后有所防范。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无法用正式的外交渠道把这个情报告诉中国,只得用公开的舆论工具《华盛顿明星报》进行散布。8月28日，该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消息，消息称:
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样,中国方面自然就知道了。
二是美国以强硬语言告诉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准备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核打击。
这一下把苏联镇住了。中国面临的核危机，在尼克松送给的核保护伞下化险为夷。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表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意向。他说：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呀。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2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经过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巧妙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为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进行访问作准备。
1972年2月21日11点27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当日即与毛泽东会谈,而后发表了旋乾转坤的上海公报，中国外交政策就此走上了联美反苏的道路，而毛泽东时代的一边倒,倒向苏联,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也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告结束。
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外政策变化的这种随意性和无原则性真是近于荒唐。为什么呢？因为这时毛泽东正全力以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他看来，“修正主义”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反修、防修”是头等大事。相比之下，美帝国主义倒成了次要的敌人。因此他宁可暂时与美国联合，以反对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
在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形势下，中国同追随美国行事的前敌国日本和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了国民党的代表而取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有些奇怪的事，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高调反对美帝国主义，前不久还在吹嘘要消灭帝国主义，要在“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怎么才这几天就去跟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总统尼克松拥抱了呢？泱泱中国，当时的八亿中国人民，被这英明领袖引领着时而对苏联亲密无间，时而又向仇视了几十年的美帝国主义握手言欢，这叫个什么事呢？这要从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是常态的毛泽东去看，也就不足为奇了。
31、从鼓吹民主到实行独裁
解放前，共产党的势力还不大，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讲民主自由的言论，符合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并由此团结了党内外众多的民族精英和广大群众，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推翻了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民主政权。本应该实行如他向国民党所要求的、向人民所许诺的真正的民主自由了，可是毛泽东翻脸不认人、背信弃义，把当年鼓吹的民主自由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扔到一边，对同他当年一样讲民主自由的党内外人士，统统打成右派或修正主义予以专政，毫无愧疚地大搞独裁。
毛泽东发表的有关讲民主自由的言论
早在1933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装部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是不行的。他提出两条要求：“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发展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收复失地的胜利。”1他还认为，“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都包括在内。”2。在阐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他又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3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了。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4
1943年3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其中说：“现在所进行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法西斯主义。”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问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5
1944年7 月，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等人谈话，鼓励美国人民发挥影响，宣传民主思想。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其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1
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制定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以便动员和统一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还针对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制度”，特别阐明“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府形态。”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在“人民的自由”一节中说：“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的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么？”。他还强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他有力地痛斥蒋介石是“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2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他接受了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采访，甘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如何？”毛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3（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可见，毛泽东不只是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也尊崇西方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民主自由。
1949年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次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也是当时的临时大宪章。《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民主很快被抛弃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1
这段话是讲对人民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可是后来的实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这个讲话时，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在人民之内的。到1952年毛泽东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21953年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3这才几年？民族资产阶级就从朋友成为敌人了。以后一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上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于大的一部分精英被打成右派予以专政，再后，就连革命元勋也被当成“走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予以打倒、专政。毛泽东以前讲的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在他去世前的27年中还有一点综影么？
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行事，本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可是不久，《共同纲领》就被毛泽东抛在一边，他背弃了自己不久前正确立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向人民许诺的人民民主制度。当年他鼓吹的自由民主，突然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了。谁再要求实行民主，不但不允许，还要批判，予以专政。
对民主和专政，毛泽东自有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有以下特点。
第一，民主的性质变了，民主的灵魂也就被阉割了。当年在跟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要争取的民主显然是作为一种目的、作为要建立的制度，而不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譬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一句中“民主”，只能是指的要建立一种制度，且作为目的来追求的。在前面引用的《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的文章里说：“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这里明确地讲“民主”是“制度”，而不什么手段和方法。
当年全社会高唱的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中，有一句歌词：“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里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民主是一种“制度”吗？可是当他掌权后，民主的性质就变了，再不是一种目的和制度了，而仅仅是一种方法。他说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4在他看来，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三反”中斗争资产阶级，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就是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另一方面，他所讲的这种“民主”，只有他才可以用，人民却不能用，人民一旦要使用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他就要实行专政。他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5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还资产阶级的东西，“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他的治下，谁还要实行或坚持他当年提倡的民主，谁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了，那就决不允许了，就要予以专政、制裁、独裁了。毛泽东以前讲过，人民政权建立后“它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还找得到一点影子么？
还可以找一证据，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亲眼看到的多了，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艰难困苦，死里求生，所以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既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松下来了。历时长久，就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因此，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里说的“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显然，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人民具有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即是本来意义上的民主，也就是指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什么方法和手段。而且，也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有了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从这一点来说，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中根本没有做到，他也没有想做到。由于这一谬说的影响，至今50多年来也没有做到。
第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等于专政，或者说专政就是“大民主”。毛泽东说：“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选。把大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一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1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这里说得更加露骨，他可以任意利用“大民主”作为一种专政手段，任意地去整治民主党派和教授，而人民要行使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向共产党和政府提点意见，就给你扣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罪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人民享用的民主，随时都可以被剥夺，人民随时都可以被打成敌人。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整胡风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批判胡风题为《驳“舆论一律”》的文章，对他在《论人民主专政》的基本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方面重申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又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其一，“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其二，“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其三，“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3这里，他虽然说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但在毛泽东眼里，“人民”是随时都可能变成“敌人”的，也就是说，仅凭毛泽东的意志，只要不合他的意，被他看成了“敌人”，不管你是人民内部，或者党的内部甚至党的高层领导内部，不仅一般的人民，甚至是朋友、同事、亲密战友，随时都可以打成“敌人”予专政、独裁。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根本没有道理地把不仅是人民，而且是人民代表的胡风，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的。这和他文章中所说的对人民实行民主的那一大套讲法，完全背道而驰了。以后就更是变本加厉，一切与他意见不一，或是他看不惯、听不顺的意见，都冠以反马克思主义、右派、右倾、修正主义等帽子，予以批判、挞伐、打倒、专政。只有他手里才有马克思主义，无论他怎么说，今天这样说，明天又完全相反的那样说，都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全党奉为“最高指示”，任何人不得异议，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样的事例，在他执政的27年中，何止成千上万 ！
刘少奇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梁漱溟为贫困的农民向他提了一点意见，遭到毛泽东一顿痛斥。
冯雪峰因为没有在《文艺报》刊登两个青年评论《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检讨，毛泽东批评他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对文艺界的问题写了份意见书，毛泽东凭胡风的私人信件，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
邓子恢在合作化的进度问题上，主张慢一点、稳一点，不合他的意，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周恩来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则要反“反‘冒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差50米。
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把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我党多年的朋友，众多的学者、专家、教授、青年学生，因响应他号召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谈了一些意见，而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人数多达55万，占当时知识分子人数的10%。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功勋卓著、名声显赫的彭德怀元帅为“大跃进”中的问题写了一份意见书，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独裁达到登峰造极，除了他和林彪、江青等极少数人外，从中央领导人到基层组织负责人，几乎全都被打倒、打瘫痪了。受国家宪法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刘少奇居然被打成了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且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被残酷迫害致死。刘少奇以下谁还能跑脱？于是邓小平、陶铸、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一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广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被迫害致死的数以万计，受到冲击的人达到一亿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27年，就是大致这样从逐渐加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到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个人独裁，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当年毛泽东痛斥蒋介石是“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1对照一下毛泽东的作为，不是十分相像么！
李慎之说，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2
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实行民主的诚意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还处于弱势时，亟需广交朋友，得到支持，所以通过党掌握的舆论工具——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等，不断地发出民主、自由的呼号，1945年9月，毛泽东初到重庆，即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的书面提问时明确提出，他们的目标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多么美丽动人的口号，各民主党派、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都信以为真，纷纷投向共产党。数十年后，在经过了无数的浩劫之后，当人们蓦然回首，当年鼓吹民主自由的许诺全是空话，实行独裁专制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
这是怎么回事？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鼓吹的民主自由是假的；而从当年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讲的话证明，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有实行民主自由的诚意。
1943年4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抗日根据地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强调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毛泽东恼羞成怒，于6月6日专门样给不懂权谋的彭大将军发去了这样一份电报，对他进行严厉批评：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1
这一文献充分说明，早在1943年以前，毛泽东对民主、自由就没有一点儿兴趣，只不过要把民主、自由完全当成广告来宣传罢了。到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明确说，“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
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3只是那些“一边倒”的民主党派蒙在鼓里罢了，什么“联合政府”，什么“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虚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反右”之所以发生的根源。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当年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各社会贤达和著名的知识分子精英，统统予以打倒，予以专政。
从40年代决定跟毛泽东合作的那一刻起，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等人的命运，早已注定成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迟早都是死路一条。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也许曾看到斯大林那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却没有想到毛泽东也是如出一辙。当自己被打翻在地时才醒悟过来，原来毛泽东打出的那些民主旗号，从来都是只一种策略、权谋、招术，并无丝毫的实行诚意。其实，早在1948年，章伯钧就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4应该说，这还是有点认识的 ，但疏于防范，最后也难免遭劫难。
李慎之的评说
对于毛泽东由鼓吹、追求民主到自己大搞独裁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著名学者李慎之有一段评说，十分中肯、切贴、深刻得鞭辟入里。这里，把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在悼念李慎之文章中的一段摘引如下。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老头儿又如何？这就无须—一细说了。”慎之兄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就毛泽东而言，即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慎之兄说。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414页）
这句话，是马克思1843年5月旅途中到达科隆时，给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以上均见同书411页）“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见412页）“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以上见413—414页）
这封信，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只是普鲁士帝国，“但对于身披共产主义外衣的权欲野心家们也完全适用。你看看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1
为了印证李慎之的灼见不虚，还可回顾一下毛泽东自己的说法。 195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当林彪在他讲话时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符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1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在这里是“坦诚”得十分明白了，“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符实际”。对于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对其独裁统治，滥杀无辜，焚书坑儒，后人们大多是遣责的。但毛泽东却自比秦始皇，还满是自豪，实在是令人吃惊。他还自我标榜是什么“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跟秦始皇怎么能扯得到一起去呢？秦始皇是封建专制的典型代表，而马克思则是痛斥封建专制为“兽性”的。从毛泽东执政后的实践来看，“兽性”的秦始皇封建专制倒是实实在在的，至于马克思，则一点也不沾边，不过是披着马克思的外衣罢了。毛泽东哪里是什么“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由于长期被毛泽东等人隐瞒真相、封锁消息，许多中国人至今也还并不十分了解，这里把毛泽东的一句评价引述下来。 那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传出不久，胡乔木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2胡乔木说过：毛泽东曾“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3可见，说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刘少奇之子刘源在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王君主式个人专断加无产阶级专政（孤家寡人）。”4
学者王康在一篇题为《一钱不值，使我厌恶的东西》的文章中，对毛泽东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一段议论，值得摘录如下：
马克思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听说在他去世十年后出生的中国湖南一名农民把他的学说概括为“造反有理”，看到这名东方暴君将其“无法无天”的弥天大罪说成对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并且自称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个他，不知会作何感想。
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再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不是从学理，而是从最基本的人类感情和文明底线上，马克思对专制制度充满难以掩饰的厌恶：“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难道还需用任何说辞否定文革对中国人的兽性的轻视和作贱吗？难道文革和毛泽东自己一手导演的“造神运动”不正是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专制兽性的狂欢表演吗？！
于是，中国人终于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中国传统专制终于发展成了现代极权主义。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毛泽东曾备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冷落、排斥和挖苦，以毛的性格，他完全有理由拥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参予对斯大林的“鞭尸”，真正汲取斯大林的教训，完全有可能在中国推行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但中国专制主义对毛泽东的毒害实在太深，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吸引力实在太大，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晚年追求的目标。
毛泽东超过斯大林的地方，在于他敢于且能够公开地（当然有长期的秘密筹谋与策动）、广泛地（当然经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反复地（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可以作为不同目的工具）发动人民群众、尤其青年学生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调动一切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武器维护并强化绝对权力，把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性质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无法无天”的高度和广度。
应当承认，这是毛泽东留给历史的最“天才”的发明，他超逾斯大林的最独特的遗产。
……
秦始皇+斯大林+长时间、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的“神圣三位一体”，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极端“厌恶”、必欲弃若敝履的“一钱不值的东西”，这就是“跳蚤”长成“龙卵”的变形方程式。
……
顺便说一句，即使毛泽东对从1949到1966年“十七年”间的社会制度持否定立场（这套制度不是主要由他缔造的吗？），即使这个制度充斥着新的不平等、官僚专横，即使这个制度在不到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已经使中国社会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痛史实已经使这个制度难以为继（这笔代价和教训主要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泽东本人吗？），毛泽东用“造神运动”和绝对个人独裁方式来“砸碎”它，也是更严重的倒退，是更黑暗、更专制、更反动的倒退。个人独裁和暴君统治肯定是比任何官僚主义和等级社会更伤天害理、更不合时宜的统治方式。尤其以“民主”、“自由”、“人民”的名义，以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名义实行个人独裁时，它就不仅不仁不义，无法无天，而且虚伪荒唐，在道德、精神和政治品性上的祸患就更为肆虐，遗害更为深广了。
毛泽东不满足于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学生之一，而自称东方马克思，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除了厚颜无耻外，还暴露出毛泽东的一个隐忧，斯大林太臭名昭著，与之为伍实在不智。但斯大林至少有两点是毛泽东永远望尘莫及的：他领导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制止了法西斯瘟疫在东方的蔓延；苏联用三十余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哪怕代价极高。毛泽东除了“内战内行”外，对中国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毫无任何建树，——除了折腾和破坏。还有一点，妻子娜佳自杀身亡后，斯大林一直鳏居，而毛泽东的私生活一直靡乱不堪。毛泽东的一生、尤其登上权力顶峰的二十七年间，与斯大林何其相似乃尔！斯大林是毛泽东的恩师和资本，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弟子和利息。
对于发誓要“风流”到死的毛泽东，有这种历史地位，应该知足了。1
这些都说明，毛泽东从早先追求民主，到后来背叛了民主；或者说，以前他所鼓吹的民主，根本就是幌子，从来就没有想要付诸实践。所以他大言不惭地以秦始皇自居，成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了。
后记
这部书稿在二00三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与主旋律不合拍甚至是唱反调的书是不可能在今日大陆出版的，那就只好搁着留给后人吧了。我本来也没有想到要急于出版，到是想，我书中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大陆公开出版物上收集到的，书中涉及的各个问题，如果有内部资料解密或能从海外有关论著中获得一些我不曾了解的资料，再根据这些对原书稿作些充实或修改，那不是更好吗？
后来，我学会了电脑上网，这给我打开了窗户，在网上能看到一些我不曾见过的资料，不少的作者不仅提供了新资料，还以锐敏的眼光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分析，对我启发很大，使我的眼界大开。我根据看到的一些新资料，对书稿进行了修改。要修改的地方还有不少，
如今我的年龄也已达八十，以后的身体和精力状况如何，很难逆料，且在此告一段落。
本书得以写出来，得感谢支持和鼓励我的一些朋友和革命前辈，特别是我十分敬仰的李锐老为本书作序，更是给以我很大的鼓舞。我再次向他表示敬意。为了不为朋友们带去麻烦，支持我写此书的朋友们的名字，就不写上了，但是将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刘 鹏
二00九九月九日 于北京西山
附录：
迄今为止，官方对毛泽东的宣传，还在继续造神，继续说谎，毛泽东犯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还在被掩盖，继续蒙骗人民群众。本书本着还历史真面目为指导，与当局目前公开的宣传调子完全不同，当然不会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是，历史真象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更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真相总是要被揭露的，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为此，录下邓小平、胡锦涛的讲话为证。
20多年前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对毛泽东做出科学的全面评价，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所做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的意见并没有写进决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有一些重要的讲话，是值得认真贯彻的。据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透露：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过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的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在邓小平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做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后，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谈话时说：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Ⅵ页，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初版)
以上摘自《胡绩伟谈胡锦涛》（姚监复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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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丁弘：《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第11页。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33页注②。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75－77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页。
1 见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58页。
1 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04页
2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09页
1 桂杰：《“以史解史”揭秘中苏关系破裂真相》，中国青年报2007年1月29日第11版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
1 张戎 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09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4页。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2转引自吴江《1979年理论务虚会追忆——真理标准讨论第二阶段》，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11期第5页。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5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54-257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7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3、704页。
5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6、1094页。
3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05页。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0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159页。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4页。
2转引自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载《怀念李慎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2003年5月出版，第19-20页。
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王永治对李锐专访。
3 199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4转引自朱正：《1957年报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01页。
1摘自戴煌：《 永念慎之兄》，载《怀念李慎之》燕京大学校友会编2003年5月出版，第83-85页。
1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2转引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1 期第9页。
3《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
4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