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新加坡岛国狭小的面积一样，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心灵空间也是逼仄的。我们常说做人要能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大腹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其实要做到这点何其难哉。首先你的心灵要有一块腹地，你见识过世间百态，你要能容忍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规范、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生存意态。你要承认每个人自有其生命的特点，每个人自有其生命的光彩。你要承认“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不必是勇往直前的，也许很多方面你是落于人后的。甚至你要承认自己在生活中可能是个失败者。你可以效阮籍穷徒之哭，你也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现代社会的统一化管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让人们遵守同样的社会价值观念，在给社会带来文明秩序的同时，也让人们的生命失去了多种色彩。什么“名士风流”、“潇洒倜傥”、“洒脱不羁”这些代表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人格魅力的字眼很难用在新加坡人身上。当然，新加坡人也有自己所欣赏的人格魅力，比如说“绅士”风度。有些男校还把这条作为学生的培养目标。“绅士”与“名士”最大的不同是，“绅士”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它首先要求的不是你个性的张扬，而是对社会规范的遵守。如果你在新加坡想玩一下“名士风流”，一定会被斥之为懒惰、不思进取、散漫。在激烈竞争的职场中恐怕是很难有你的一席之地的。怕输的新加坡人是视不断进取，主动、积极、热情、奉公守法、关心他人为优良品质。这些品质保证了新加坡社会文明的质量。但不允许人性中阴影的存在，也使新加坡人的心理缺少了文化的纵深向度。
过去我们所受的教育总是教导我们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已”，现在想来能做到这点的真是圣人，普通人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新加坡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的要求同样严格，他们是不宽容的。一个小小的对比，我们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如果学校有一个外教，哪怕一句中文也不能讲，学生都会用一种钦慕的眼光看着他（她），如果他能别腔别调地说出几句中文，大家都会为他鼓掌。因为我们尊重他现有的知识与文化，他给我们的文化带来了不同，带来了色彩。到新加坡教书，我们也成了外教，但却从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中国人的英语说不好，新加坡人会问你，我可以会，你为什么不能会？我能做到的事，你为什么不能做到。这种文化心态也有好处，它逼着你往前走，你不需要也不能够给自己找一些懈怠的理由。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心态也显示了对别人的文化、对别人的知识缺乏应有的尊重与肯定，抺杀了多种文化并存的可能。
与此相关联的一个文化性格，就是新加坡人的规矩与顺从。说起新加坡人的规矩与守秩序，那也是世界一流的。曾有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一对情侣去电影院看电影，他们买了中间靠在一起的两个座位，但一个是双号，一个是单号。检票员在他们进门时，坚持让他们分开，一个走左门，一个走右门。这种近乎笑话的对规矩的遵守，其实体现了一种近乎僵化的思维模式。诚然，守法使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低，但装在套子里的思想，也使得新加坡人缺少了创意需要的灵动与弹性。
新加坡人的规矩还表现在对上司的顺从上。新加坡人很提倡儒家思想中的忠诚和孝顺。在职场上则表现为对单位的忠诚，从一而终，对上司则要服从、顺从。为了强化这种品德，新加坡不少单位都有长期服务奖，奖励那些在该单位长期工作的员工，一些单位还在工资之外，留出一笔可观的津贴，在员工服务达到一定的年限之后发放给员工。这和日本的企业倒有些相似，日本企业更加讲究员工对单位的忠诚。日本的员工也不会轻易跳槽，离开原来的单位。这样的忠诚，使得上司对员工具有一定的控制权，现代的日本企业竟也会有上司抽下属耳光的事发生。新加坡似乎好得多，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但下属对上司的低眉顺眼，百般奉承也是司空见惯的。毕竟上司们掌握着对员工的考评、晋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经济收入。
我们汉语里有一个成语“不敢越雷池一步”，说明对规矩的遵守和“不敢”这一怯懦的性格也是有关联的。对规矩的过分遵守和思维的僵化会导致怯懦的性格，而怯懦的性格也会使人亦步亦趋，失去人格的独立与创造所需要的自主性。新加坡人的胆小怕事、不敢承担责任，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刚来新加坡不久，我承担了一项为学校图书馆采买中文书籍的任务，有一个好心的资深老师就告诫我：最好不要去做，我们是教会学校，进书时若不小心进了和我们学校教义相违背的书，出了事，没有人会帮你承担责任的。当然我从来没想过要别人帮我承担责任，但也没想过会碰到上级将自己的责任推给下级，以求自己脱身的事。记得有一年碰到一起家长投诉的事情，因为班级调整，一个学生没能事先知道测验的范围，致使测验成绩不理想。家长一封电子邮件写给校长。在新加坡奉行的是“顾客就是上帝”，家长、学生也是学校、老师的上帝，被上帝投诉是件非常严重的事，轻则被严厉批评，重则拿不到全年的表现花红。校长下令清查事故原因。调整班级，尤其是不同源流的调整，需要部门主任做出周密、详细的安排。有什么事情发生，部门主任当然难辞其咎。胆小的主任被吓慌了，马上去找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级的，想把责任推给任课老师。转班之前的任课老师说：“我是教高级源流的，我当然不知道他要转去的快捷源流班要测验什么内容，我怎么通知他？”接任的老师说：“这个学生是在测验前一天才转来，测验之前还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学生，我也没法通知他呵”。幸好两个老师中的一个，在这个学生转班的当日生病没来学校，主任乘机找了个借口，将原因归结到老师生病，未及通知上，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新加坡人的怯懦可见一斑。我们非常欣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之气，虽然现代社会很难见到了，但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人格力量。在新加坡实在很难看到。在一个缺乏纵深心理向度、评价标准单一、思维单一的社会里，人们只知道谨小慎微地遵守既定的规则、唯唯诺诺服从领导的旨意，害怕犯错误，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疏忽。因为这和你的经济利益，和你的职业前途密切相关。精于算计的现代人不会血气方刚地充当好汉，而不顾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毕竟都是在为稻梁谋，现代人是要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还有“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的宅院，还有可以种豆的南山，现代人失去了赖以谋生的职业，可就真的没有立锥之地了。
环境造就性格。新加坡人的缺乏勇气当然和这个社会的缺少宽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每个人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疏忽，这是工作、生活中都难免的。《易经》里有一卦，叫“无咎”，不是“无错”，“无咎”不是无错，而是有了错，也能得到原谅，没有人追究。《易经》将此作为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其实也应该是一个社会应该达到的境界。宽容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缺少宽容的，就缺少个人性情的舒展，缺少勇于创造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造成人格力量的阳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