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
中评社北京6月22日电(评论员 田文林)当前，中东陷入政局动荡，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垮台，利比亚、也门现政权也岌岌可危，中东政治转型已经提上日程。很多人相信，中东国家转向民主，将使中东国家未来前途更加美好。这样说似乎不错，但实际仍过于简单化。
前些日子我去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开会，研讨西亚北非形势。世界史所张顺洪所长在总结时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美国为了保持其世界霸主，一直把那些凡是能够支撑其霸权地位的好东西，如高科技、先进武器等，总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学了去，唯有对“民主”这样东西例外。如果说“民主”真是国家强盛的秘诀，美国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大方，总是不遗余力地到处推销民主呢？这个问题确实发人深省。
理论上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凡事大家商量着办，并遵从多数人意见，显然比一个人独断专行、自行其是要好得多。但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贸然实现民主化的风险和代价，远大于其可能带来的好处。
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所谓新一轮的“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
这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同时面临这些难题。一般来说，在国家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的情况下，国家首要任务是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而民主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相连，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分散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
换句话说，推行民主化并非这些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因此，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后面。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
事实上，当年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时，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统治地位，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翻开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的现代化，美国黑人投票权到l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在现当代，有学者比较了韩国、巴西、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后得出结论：“后开发地区的有效力国家一般创立于工业化经济崛起之前，因为以支持投资者获取利润为主旨的国家干预，己被证明是工业在后发展国家崛起的先期条件。”因此，那种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从现实来看，那些急于向民主化过渡的第三世界国家，多数情况非但未能扩大政治参与，反而使国家陷入政治衰朽状态。在这方面，前苏联和伊拉克的教训最为深刻。苏联建国伊始，按照列宁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起党国一体的中央集权统治，这种模式尽管屡遭病诟，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使俄国由最初“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一跃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尤其是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丘吉尔曾公允地评价斯大林说：“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相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吹“民主化”和“新思维”，并从l989年开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对党一国体制核心的、累积的、无可挽回的侵蚀”，为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加盟共和国动员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契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伊拉克“民主改造”同样是个政治悲剧。伊战前，萨达姆政权的主要问题是统治基础日益变窄，但该国政治效能依然强大。“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凭借这种有效性优势，伊拉克如果一旦重新走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仍具备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但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建立的所谓议会制民主，表面使伊各派利益均得到照顾，但却极大摧毁了该国政府的行政效能。
该国百废待兴，本来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但现行政体却使其陷入教派矛盾抬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的孱弱状态。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而很难恢复原先地区强国地位。
而当下的中东政治变迁大潮中，强人政治越来越难以维系，“第四波”民主化似乎已不可阻挡。然而，看看目前战火纷飞的利比亚，以及政局动荡的也门，其未来前途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无限悲观，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说不民主类似于肌体病灶的话，那么国家盛衰就相当人的生死。想要去除身体病灶固然是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要把命搭进入。这种改进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民主化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以导致国家衰落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民主化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