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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野火：上本网难，发文更难。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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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群：
出版条例也要符合宪法规定
因为“出版门”的原因，我第一次仔细阅读了由朱镕基总理2001年12月25日签发的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
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吓一跳，不是因为我的唠什子言论和出的书有什么非法之嫌，，而是因为堂堂的国务院条例，竟然如此大胆地公开违宪。
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晓得，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一切法律、政策、条例、规章制度，统统都要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否则，就是违宪。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我理解，所谓言论自由，即公民说什么、写什么是个人的私权利，公权力不得干涉；
我理解，所谓出版自由，即公民办报、办刊物、出书、出音像碟子是公民个人的私权利，公权力不得干涉。
我理解错了吗？不这样理解，何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也抓，哪也管，自由何来之有？
既然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那么，公权力的任何干涉都是违法。
那我们来看看国务院制定的《出版管理条例》又作出了那些规定？
略其要者：一是国家设立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计划经济模式在出版界仍然阴魂不散。这样一来，本来属于私权范围内的出版事宜，完全由国家一手掌控，私权就必须服从公权。——笔者，下同）
二是设立出版单位有8个条件，要命的有两条，即有国家认定的上级主管机关、符合出版规划。（出版单位自己找国家认可的“婆婆”，是硬刀子。仅此一条，就会难倒许多英雄好汉；至于出版规划，是可卡可不卡的软刀子。）
三是设立出版单位向省一级申请、上报，由国家审批。（上省城难，跑京城更难。）
四是经批准成立的出版单位到省一级登记，领取出版许可证，再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公民成立出版机构，到所在地工商部门备个案或办个营业执照是必要的。）
五是出版社的年度出版计划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须报经省一级部门审核并报国家备案。（这是出版内容的指令性计划！于是，出书有书号也随之而来。如今，买卖书号也成了一些人的发财之道。本来，出版单位出版什么只能根据文化市场的需要，自由出版。）
六是出版物发行前，免费向国家三家机构送交样本。（这又给出版物加了一把锁。）
七是出版物不得有的内容：涉及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国家统一，国家秘密、安全、荣誉和利益，民族团结，邪教与迷信，社会治安，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侮辱、诽谤他人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德和民族文化传统，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这可利害呀！许多内容不能写了，写了也出版不了，出版了也是非法。这样一来，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被逼进了狭窄空间。）
八是从事出版物印刷或复制业务的单位，由省一级批准；发行单位经国家或省一级批准；从事出版物零售的经县一级批准。（从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到零售各环节，完全置于公权力的掌控之中，私权利简直一点儿也不能动弹。）
九是处罚，包括刑事处罚、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多管齐下，谁敢乱说乱动？）
十是出版行政部门要对出版活动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出版单位应将从事出版活动的情况向出版行政部门提出书面报告。（政府是娘，出版单位是崽。娘管崽，天经地义。）
够了！
请问读者诸君，以上规定都符合宪法的言论、出版自由精神吗？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权利还有吗？试问，这样的条例能用吗？
从这个条例规定的种种条条框框，我们看不出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出版界带来的新气象，而是象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计划一切、一切计划一样，呈现着肃杀、呆板、凝滞的倒春寒气氛。
该条例还煞有介事地说，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意见，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天啊！这叫自由吧？如果说这也叫自由，只能叫鸟笼子里的“自由”飞翔，戴着镣铐的“自由”跳舞。
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是神圣宪法的赋予，不可让渡，即使是国家公权力也不可剥夺。当然，我不反对法律和政府对公民言论、出版进行适当的规范和管理。但这种规范与管理，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尊重与认可而不是侵犯，是引导为主、限制为辅，是增强活力而不是套枷锁、捆绳索，是思想、言论、出版的百家争鸣和多元发展而不是一枝独秀、万马齐喑。
写到这里，我想起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书《论美国的民主》。他在175年以前就把我今天想说的话都说了，且说得很经典。下面，我摘录几段：
“出版检查制度的存在是一件荒谬而危险的事情”；
“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只要不是以暴力方式违抗现行法律，仅从语言上批判现行法律并不算犯罪”；
“在美国创办报刊是一件简单且容易的事情，因为不用向有关部门去申请注册，办理执照。只要有读者征订，任何一种报刊即可生存”；
“报刊终究是美国社会一个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权力”。
说得何等的精彩啊！
我从托克维尔的说教中，寻求到了一丝精神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