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脑店打工的时候，遇到一个上海人，他说他是偷渡过来，在地下制衣厂打黑工的。他使劲纠缠着我讲价。他说，他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工厂在地下，空气又不流通，噪音又大。每个月他有半天时间逛街，他脑子里还总是嗡嗡地响，眼睛晃啊晃，到处都是模糊的。我的老板，一个胖胖的青田人，居高临下带着蔑视地笑着看了我们一眼。我只好一言不发。
其实，比起我的温州朋友阿东，这上海人也不算辛苦。阿东和他老婆是办了假护照先后到法国的。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最初就在地下制衣厂工作。那前后他们还生了两个孩子。孩子背在背上。缝纫机旁边放一个小炉子，上面长年累月熬着粥。有时候里面还放个鸡蛋。饿了就扒拉一口。吃饭也是在缝纫机前面，自己吃一口，给孩子塞一口。“工作是不能停下来的，因为你做的东西，下一个人正等着用呢”。每天他们只有五六个小时睡觉。他们有个朋友就是打瞌睡，打着打着，手就跟着衣服料子从缝纫机底下扎了过去了。
后来，实在不行，他们把孩子偷偷送回了国，直到十几年过后，他们都拿到居留，生活略略稳定了，才又把孩子接过来。
又过了几年，他们找到更赚钱的工作了。就是做皮衣。在家里做就行了。但是，做皮衣需要一种胶水，味道很难闻。他们又不能开窗户。害怕招来警察。“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闷热得不行了，那个味道真是难闻得要死”，阿东的妻子说，不过，收入很高，一天有两，三千法郎的收入。他们就这样还清了蛇头的债务。本来做得好好的，有一天，阿东的妻子突然就倒在地上。一查，是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
“就在这里面”，阿东的妻子指着她眉毛的一处说，“做手术的时候，阿东还忙着，我一个人去的。他们说把我的脸皮都揭开了，翻上去，然后做的手术”。我看着她不过四十来岁，却皱皱巴巴到不成样子的脸，突然就明白了。
后来，有一天阿东自己也突然摔倒了，也得了一样的脑瘤。
我认识阿东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在巴黎很偏僻的地方，开了一小餐馆，生意本来就不好，经济危机以来，更是艰难，连生计都有些成问题了。
阿东回忆说，以前他做皮衣，那个真是赚阿。只是后来病了，借了他哥哥的合法护照回国去看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从此干活，就再也没力气了。
前年，一个做黑工的东北女子在家里听到警察的声音，惊惶之中，翻身从窗户上跳下去，而横死在异乡街头。其实，当时那班警察根本就不是来找她的。
常常听到偷渡客不幸遇难的轰动新闻。然而，那些躲过了凶险的偷渡之旅，最终却直接，或间接地死于黑工的同胞，更不知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