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入党吗？－我父亲的红色记忆（８）

一九三八年，戊寅，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延安。

我到达延安，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但还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从长沙带出来的简单行李，一部分丢在临汾，一部分丢在黄河东岸山头的土坑里。只剩下一支钢笔一枚印章和一套山西民大发的破棉军衣穿在身上。此外，一无所有。

在宜川，晚上睡住老乡家的热炕上，没有铺的，没有盖的，完全可以。在延安抗大招待所里，睡的是冷冰冰的地铺。一间大房子里，四周铺着稻草，要睡很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抗大学习的青年们，他们都有自己带来的行李衣物，有的带得很多，很齐全。在地铺上，一人只能占两尺宽的位置，各人的毛毯需折叠成双幅才能摊得开。铺到我的位置时，我只有稻草，于是，我两边的同学，把自己的毯子全部摊平，让我“共”他们的“产”，睡在他们的毯子上。

五月的延安，晚上还是很冷的，必须盖棉被，而且要裹得严严实实的，不透风才行。垫被可以“共产”，盖的棉被却不能“共产”。招待所也无法解决表示抱歉。还是一位同学（忘记了他的姓名）把他的棉大衣扔给我。从此，我每晚就盖着这件大衣，但是，总不如宜川睡热炕，什么也不盖更暖和。每天都有从大后方来的学生，每天也有从宜川“民大”来的学生。当人数积聚到一百人左右时，便编成一个连队，离开抗大招待所，开赴离城十五里的柳树店。

这里是抗大的第五大队，大队长是何长工，我所在的连为第二连队，队长杜义德，指导员叶世政。抗大给每人发一套灰布军装，打绑腿，军帽无帽徽，开始了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经常要步行十五里到城里抗大总校参加大会，或听报告。要涉水过延河，水枯时，踏脚石露出水面，不脱鞋也可过河，水涨时，踏脚石浸入水中，就要脱鞋，卷裤。开完会回队往往是摸黑，摸黑过河更觉有趣。

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他当着抗大的各级干部许诺，抗大要保障通信自由，任何人不得拆阅学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队上干部拆阅某学生的信件，不仅是一起两起。还听说有一个红军干部追求一个女学生的爱情，女的不同意而枪杀了她，结果这个红军干部受到了党纪的严厉制裁，杀人偿命。这两件事给从外面涌进延安的青年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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