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团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个社会团体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历史欺骗舆论，那么，真正面对历史，它就可能没有未来。所以，这样的社会团体最害怕面对真实的历史。
这个社会团体就是中国 GCD。
2011 年 8 月 27 日，《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在北京北达广场索菲特酒店举办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高尚全、胡德平、江平、张维迎、吴思、杨继绳、展江、张鸣、陈有西，王长江、胡舒立等 100 余位各界人士。
讲得最精彩的，是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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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杨继绳
这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说的“历史”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第二个概念是对人们所经历的社会实践过程的记录和评论。第一个概念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第二个概念的历史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在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利害得失不同，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表述和评论这段经历。100个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但他们的记录和评论可能有100种。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指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着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用集体认识来记录和评述历史，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为了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种非常困难的事还必须做。做的结果必然不可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为什么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第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局限：这个历史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真相还同有完全显现出来；人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第二个原因是是利害关系的约束，只能按照各种不同的要求取其折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属于第二个概念的历史。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用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它难免受时代的局限。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
人们说：一个民族如果不能面对历史，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团体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个社会团体的历史有很多不光彩的方面、而且歪曲历史欺骗舆论，那么，真正面对历史，它就可能没有未来。所以，这样的社会团体最害怕面对真实的历史。如果一个政党是负责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断进步的，它对过去因政治原因或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历史，它会适时进行修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出已经30年了，虽然还没有作出新的决议，但在实践中，对这个决议中很多结论已经有了修正。
这个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全面肯定。实际上，中国的合作化是集体化，而且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了剥夺，限制了农民的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20年徘徊不前，还是1958－1961年全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决议以后的实践中，废除了农业集体化，给农民以自由，农业生产很快就迸发出空前的活力。
这个决议对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全面肯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消灭私有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一作法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中国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私有经济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它的逆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私有经济利到了蓬勃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社会活力。
这个决议全面肯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所谓“两类矛盾”的划分，完全没有法律界限，任何一级领导人都可以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敌我矛盾面加以迫害。在这个决议以后实践中已经不再采用按政治标准将人们划成敌人和朋友的做法。
由于上述原因，这个决议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历史事实：
这个决议说：“1956年到1966年这10年，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利了很大成就。”完全回避了1958年冬到1962年春全面大饥荒造成三四千万人不正常死亡的史无前例的悲剧。
这个决议把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批评党的政策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发要的”，只不过是“被严重扩大化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完全回避了这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中国文化和别政治生态的全面伤害。
这个决议说文化革命“是一场上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说“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对的，但是，这个决议完全回避了造成文化革命的制度背景，完全回避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官民矛盾。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把罪恶推到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年轻的“造反派”身上并对他们进行惩罚，也是不应该的。
刚才德平说“在党中央出现反革命集团真有点荒唐”，其实，党中央是最容易出“反革命集团”的地方，建国60年来党中央出现了多少个“反革命集团”？这是有制度原因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大的错误。”这个决议对我党的错误作了一些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仅限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仅限于政策层面。对错误的揭露和分析很不全面，很不彻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30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时间又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以后，暴露了大量的过去不知道的重要信息。这些事件和信息使人类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原来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这些反思和重新认识，使中国人回到了启蒙时代：人类本来是要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从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学发展。而我们却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人类这个发展轨道。脱轨时间正是两个决议（1945年不宜一个决议）所涵盖的时间。用这些新的思想成果来重新审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会对它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我这里说前30年是极权政治，不是照抄西方学者的那种概念(talitariansystem)，而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的一种描述：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中央行政权力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而在毛泽东时代现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寸国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专政的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什么不说前30年是计划经济、而称它为统制经济？因为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没有计划好，但高度集中是实实在在的。
改革开放建立的“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社会很不公平，很难持续下去。只有建立了“宪政民主中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国才真正走出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三峡”。
2011年8月2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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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杨继绳的发言，还有许多精彩的片段：
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那就开放言论、真正选举等。如何举邓小平旗帜？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挡，不要阻挡；二、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
清华大学郭道晖：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他是和国家至上相对立的，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三件重要事，一、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应该公布十一届六中全会四千人党内大讨论的全部档案。）;二、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开放对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时刻，要再次解放思想，进行大讨论。
胡德平：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只有封闭的社会才感觉自己什么都好？开放社会才知道这儿那儿不如人。孤立于世界有什么好？
清华大学李楯：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历史还不知道！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改革早已停滞。党把人民当小孩子，看中学教科书，国家没有前途。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左派有市场，因为制度有问题。坚持，还是回潮？当然是往前走。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 劲头特别大。不能再收权中央，要向社会放权，民主。不能后退。
北京大学张维迎：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要公开档案。要落实宪法。我认真看了《宪法》，只有一条是真正得到落实的。那就是党的领导。其他的，我们的宪法条款都落空了。……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
何 方：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好好反思。邓小平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到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江 平：两个谬论，一是稳定高于一切论，谁来判断是否稳定？有违法治。二是中国情况特殊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过分强调了特殊性，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此言一出，全场鼓掌)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开明专制，新加坡这样。有个基本条件是规模小，大国从来学不好。十几亿中国还可能搞这个。四、暴民运动。前提要有个权力极强的君主，今天没这种人。中国只有一条路，民主和法治。这个绕不开。中国拖的时间太长，代价将更大。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当年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案，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新民主主义第一版框里只有两字，宪政。有人笑评，现在最困难的是，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真正思想。
社科院雷 颐：历史经常被遗忘，要和遗忘作斗争。血统论也起来了，文革时有。揭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央党校王长江：一、悲哀在于声称要长期执政，实际上没人有这想法;二、当年决议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全党讨论，我们讨论成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进行，成为部门谋权。
中国驻瑞典哥德堡原总领事：现状是一部分人掌握政治权力，还掌握经济权力，还害怕，往外跑。国外报纸从来没说领导英明的，那有这么干的？现在在火山上，有钱人跑了，我这没钱人只好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