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中有一段这样回忆伦敦岁月：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我所谓极端的、浪漫的或实际的都无关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这大概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记述。十六岁女孩热切地期盼爱情,所以期盼，因为爱情还没有发生，她“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难道也包括经常登门经常来信的徐志摩在内？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她所写的是在遇到徐志摩之前还是之后？假如在之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假如在认识他之后，这话把排除与志摩恋情说得再明白不过。但即使是在之后，她自己的解释就是准确的吗？在与志摩的感情上，她的话不能全信，因为那些深沉意识里，潜意识里的东西在作怪。
情窦初开的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无疑是一件影响他俩人生的重要事情。对徐志摩说尤其如此，她的活泼，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气质深深打动了他，这段交往完全改变了他人生航向，中国汉弥尔顿变成了中国的雪莱。林徽因应当是他第一个真正爱上的人。当他发现这一点时，他的狂热、他的急切便在一霎时迸发，他顾不上那个已有的婚姻，他顾不上家庭以及社会对他的反对。徐志摩的忧郁正是追求林徽因未能遂愿所致，失恋造就了诗人。
世人津津乐道于徐、林相恋，是不是好心人以为象林徽因这样的新派女性岂能对诗人的追求无动于衷，将愿望当成事实？徐志摩怀着赤子之心、真诚之心，他有没有感动林徽因？林徽因可能也被他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少女的心弦被拨动了，至少是被他迷住了。但少女的心机总是揣摩不透，而且多变，感动过之后，会不会后来又变了？
诸多传闻，例如说他们当年在剑桥拜伦潭前的两点盟誓：“一、创作诗歌，二、落实爱情”；例如他们在英国一块儿坐火车，经过长长的山洞时，两人拥而长吻。”是否只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它们的始作甬者陈从周在他所撰写的《徐志摩年谱》有关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陈从周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散文家和书画家，也是近现代文史掌故专家。他和徐志摩是亲戚，徐志摩的表妹蒋定是陈从周的夫人，他的二嫂又是徐志摩的堂妹，应该知道一点内幕。陈从周的材料多来自走亲访友。关于林徽因“论婚嫁”的事情他并未举证材料，相关信息仅是传闻。以后袭用这种说法的众多文章，描述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是根据“年谱”所作的文学演义罢了。有的更确切的说她当时回了一封信：“我不是那种滥用感情的女子，你若真的能够爱我，就不能给我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对两个女人都不负责任。”不论有没有这回事，徐志摩疯了， 她已决意跟张幼仪离婚，为了方便离婚，他甚至逼着妻子打胎，在妻子生产后不久，又逼迫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此成为中国离婚第一人。
就算林徽因有回那封要求离婚的信，是不是说明她爱上志摩？有没有可能她想试一试自己有多少魅力？十六岁少女的心思谁猜得透？也许当时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徐志摩是可爱的，对林徽因来说，这是否只是朋友式的可爱，还是超过了友谊的界限？估计她有些迷茫，把他们的亲切交往告诉了父亲。后来他们与志摩不辞而别。林徽因和父亲在1921年底回国，早诗人一年回国。
即使徽因深爱着志摩，但因为她家庭的特殊经历，她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吗？她说过那些早年的争斗对她的伤害是如此持久。虽然父亲一直宠爱林徽因，可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她，作为长女，一个失宠的太太诞下的女儿，因为她的童年际遇，对人情世故到底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验。她有一张相片，清秀的脸庞还没退尽婴儿肥，眼神里就已经含着忧郁了。她的朋友费慰梅曾经说：“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的确，她几乎没有别人那样天真烂漫的童年。
也许她终究不忍心别人因她而像自己母亲那般被遗弃吧？志摩的妻子——幼仪的影子会在她心中拂之不去。再说初出国门的林徽因，仍满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难以新派到毫无顾忌地爱上有了家室的男子。直至徐志摩死后，林徽因还有的放矢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成什么新的人来。”这似乎也是在否定和徐的恋情。而且一旦回到传统的现实社会，就不再浪漫，即使发生过的爱情故事仿佛也变得不真实。林年龄还小，自主决定的能力和自信都不够，会受到家里的影响，特别是林徽因的生母和她那几位姑姑对十七岁的林徽因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她们怎么能容忍徽因插足别人的家庭？假设她想插足的话，怎么能容忍这样有辱名节的事情发生？而且志摩今天既可以为另一个人疯狂而去离婚，谁可担保他明天不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今天的人呢？家族的极力反对对她感情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林徽因虽然浪漫，骨子里却是冷静而清醒的。她能够理智地面对婚姻，就如同她理性地面对爱情。在关键时刻，她清楚谁才是真正适合陪她一生的伴侣。林徽因经过一翻理性的考虑，回到了现实，没有选择志摩，同意了父亲为她定了一桩婚事，和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林父和梁父启超是世交，梁启超很希望林作儿媳。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美国主攻建筑设计。
即使从当时门当户对的观念来看，徐志摩和林徽因也不般配，一个是官宦世家的千金，已名满京城，一个充其量属偏于一隅的富家子弟，尚未是后人眼中的倜傥诗人。而且徐已婚有子，热情易变，婚姻不稳定。 假如徐和梁有同样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比如未婚、祖上世交、家族显赫等），徐绝对是胜者。
假如徽因说过要诗人离婚之后才有可能与之在一起的话后，忙不迭的与名门贵族的公子结秦晋之好，不管别人抛妻弃子背负的恶名，只顾虑自己，自己的未来与清誉是断然毁不得的，这未免也太自私了。她会这么做吗？
梁思成对费慰梅说，不管徐志摩向林徽因求婚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他说这话未必只是替妻子避讳。
徐志摩的狂热追求已经众人皆知，但林徽因陷入爱河与否，在学界也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今无人提供林徽因热恋徐志摩的确凿证据。
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确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还说自己曾经劝说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
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也问及林对徐有没有过恋情，和徽因有过过节的冰心断然否认：“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其实只大七岁）。
林徽因莫逆之交费梅的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所有徐、林同时代的知情人，除了否认的证言，没有一人证实过林徽因回应了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这决非共谋的集体沉默。但说实在的，他们又能了解多少？所有的秘密都在他们俩的心里，和遗失了的志摩的康桥日记里。
一年后徐志摩也回到北京，徽因和志摩之间加深了交往和相知。他继续他不懈的追求，哪怕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公开了恋爱关系。当这对恋人在松坡图书馆小屋幽会，徐志摩竟然不知趣地常来打扰，忠厚如梁思成也不得不贴一张字条在门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虽如此受挫，泱泱而去，但仍未罢干休。经过一年多无奈的等待，直到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还有梁思成）一起接待，一起演戏，徐误以为曙光已经出现，再度加紧追求，甚至搬出了泰戈尔说项。最终的结果依旧是徒劳。泰戈尔离开中国临行时为她留下了一首小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梁、林到美国留学后有时闹矛盾，激烈的时候，林曾给国内的徐志摩写信，可能因为这样，徐志摩对林一直心存幻想。
梁、林学成归国后任教于东北大学， 少帅张学良见了这位女教授十分倾倒，嘱人向她致意，请她做家庭教师，她婉辞谢绝。1931年因林身体欠佳，曾在北京西山养病一段时间，梁未在身边。为何梁思成要徽因离开东北宁可让徐志摩在北平陪她？一来是气候的关系，二来毕竟徐志摩至少不会象少帅那样乱来。这一时期，徐经常去西山看望徽因，把她看作可以一诉衷肠的人。梁思成并不是没有警惕性，也不是宽容到无边无际，他对徐志摩也有一些防备。据林徽因堂弟林宣说：“二哥(梁思成)给我的任务，就是陪徐志摩上山。”而且梁思成极尽东主之谊，徐志摩与林宣入住旅店的住宿费都是他掏的。
“我和徐志摩都住在香山的甘露旅馆。每天吃了早饭就去林徽因住处，我们的中晚餐一起吃，夜里回来。”林徽因徐志摩谈诗论艺时，他就坐另一旁看书作陪。
林宣还说，徐志摩去主要是为了“躲气”，“陆小曼生活奢侈浪漫，在上海搞得乌烟瘴气，弄得徐志摩心情很不好。他在北京城里有许多熟人，但没去，就是要上香山，并说‘我很不幸’，‘我只有到这里来了?’他到香山跟我姐姐是叙旧，舒舒心气。”
志摩还说了很多陆小曼的不是。林宣认为，徐志摩讲得有点夸张，且毫无自我反省之意，对此他甚有微词。和陆小曼结婚后，徐志摩依然恋着林徽因，想着他的梦中情人。徐志摩爱林徽因，也不一定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他是一个精神至上的诗人。
志摩和徽因并不能自由地交往，有些忌讳，去她那里时志摩有时还带上朋友，金岳霖和徽因就是这么认识的。
因为这样一段经历，后世研究者总以为徐、林之间的关系已经越过雷池了，然而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因此，徐、林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一步，至今还是个悬案。
徐志摩想过上比诗歌还诗意的人生，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他这一生，追求什么，什么都得不到，命运总是让他和他所要得到的人与事前隔一条河，只能让他隔岸呐喊，纵然他喊得撕心裂肺，对岸的人有没有反应？他的内心火热，远远胜过了人间的悲凉与冷淡，他生来就是为敏感而生，为多情而生，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是所有男人痛苦的根源。其实不管是林徽因还是陆小曼，都不适合做徐志摩的老婆，做情人差不多。最适合的是张幼仪，可是徐志摩到死都不明白。
徐志摩活在本人的诗里，本人的爱情里。他为爱情，付出太多，收获的却很少，可是他依旧夸奖爱情。
才子追佳人未能终成眷属的故事并不少见。少见的倒是，虽不能成眷属，却一直保持着情谊。尤其是林徽因，不拘陋习，仍与志摩坦然大度地保持往来，假如只是引为知己，堪称女性中的超凡脱俗之辈。假如有私情，那又另当别论。
徽因是从徐志摩诗歌里走出的女子，从他们相遇的那刻开始，她就摆脱不掉成为诗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梦想，一个被诗人无数次理想诗化的女子，一个脱离了现实只存在梦幻之中的女子，于是诗人得不到而辗转反侧。她的理性让她游刃有余地把握着分寸，让自己永远理想的存活在诗人的梦里。她是一个有心计有城府的女子，没有博大宽阔的胸怀，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恋，是断然容纳不下她的，她需要一个海洋去包容，去娇纵。一个诗人，无法给予她这些，也给予不了这些，诗人除了真情与激情，什么都给予不了她。
他死了，在林徽因的悲哀里，除了惋惜，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情感？
在志摩飞机失事以后，她发表悼文寄托哀思，更让梁思成拣来一块志摩罹难飞机残骸悬挂在卧室，表达对逝者深情的怀念，以绅士式的坦荡，一直到死。林徽因有些易为常人误解的举动，使外界捕风捉影飞短流长，人们越来越深信他们相爱的传闻。残骸碎片，持中国常情的人看它几乎是林徽因“恋徐”的铁证。具有君子之风的林徽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假如珍藏残骸碎片真含有异样情愫的话，那么此举置同居一室的梁思成于何地？思成容忍爱妻这般怀念恋人（如果是恋人），在中国常人眼里这又是匪夷所思了，他真的有大海般的胸怀？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可以证明林徽因是爱徐志摩的？很明显，他们之间不可能只是纯真的友谊，肯定林徽因对徐志摩是有感情的，但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徐志摩死后，林在1931年和1934年分别写过两篇纪念徐的文章，流露真情。林徽因比任何人都了解徐志摩，她写到： 志摩的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切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几年新诗尝试的运命并不太令人踊跃，冷嘲热骂只是家常便饭——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我说神秘，其实竟许是傻，是痴！
林徽因不否认自己与徐志摩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有时也不隐瞒自己对他的真实情感，“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 这种感情是爱情吗？
最初林徽因接到了徐志摩的死亡消息时，她仅仅是无从释怀于一种伤心与愕然的情绪而已，并且在一个多月后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里强调：“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她在《纪念志摩去世四年》中写到：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不晓得是不是徽因对自己的一种反思和感叹，至少她是遗憾的，在生活的选择中并不能完全遂了她的意。
林徽因在写给沈从文先生的信上说：“我方才所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感情全觉得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闻，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这种体验，估计只有和志摩相处时才有吧。
在1947年病危时，她以为自己不行了，特地央人请来张幼仪母子到医院来，虽然虚弱到不能说话，依然仔仔细细打量了眼前的两个人，她这样的举动是耐人寻味的。林徽因有没有伤害过她？假如有，张女士会来见她吗？见到时，还会对她保有深深的敬意吗？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徐志摩的影响下，林徽因开始进行文学创作。那个得不到梦的诗人鼓励她写诗，也成了她诗歌里的主角，林徽因的下面这一首名作《那一晚》,写的就是1921年康桥的“那一晚”，追忆10年前与徐志摩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初次相遇。
《那一晚》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这是她初试啼声的早期作品，但作品的写作技巧却异常成熟，根本让人看不出是一位初出道的诗人所写的，而字里行间总散发出诗人的慧质兰心与不沾凡尘的飘逸灵气，可以说是林徽因对一段隐秘情感的真实、细腻的回顾，也是她不多的诗作中艺术质量上乘的作品。《那一晚》用隽婉、纤丽的笔调向读者敞开自己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感到作者是如何轻溯这虽已过去但仍萦绕在心的神圣、纯洁的精神边境。在这里，没有幽怨，有的是理智认取分定方向的生活，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缱绻和物是人非、难系流光的遗憾。
诗人临死的那年，有一首诗歌是这样的，在所有诗歌中最能体现她的矛盾心理。
《深夜里听到乐声》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轻弹着，
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
静听着，
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
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
忒凄凉
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
太薄弱
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
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
你和我
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一些研究者把这首诗认定为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恋歌。“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这一句是林徽因对于徐志摩自始至终的一种态度，因为理想的爱情总是脆弱的，所以她只希望有一天，也仅仅是在梦中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1932年自从徐志摩逝世之后，林徽因一整年都陷进一种极度的悲伤之中，但她那一年还是写了三首诗，一首是1932年年中的夏天写的《别丢掉》，但不敢发表，因为感情太露、太明显了，所以，一直压到1936年3月15日才发表。也许1932年那一整年她可能是特别伤心，写了三首诗都没有意愿去发表，可见她实在无法接受徐志摩逝世这个事实。1933年林徽因便开始振作起来，在家里举办文艺沙龙，积极投入新文学各方面的举措，写作、奖掖提拔新人、一直做到1937年抗战被迫离开北平才结束。这些活动，是继承徐志摩的遗志吗？是贯彻当年他们在康桥时的“约定”吗？一个建筑学家为什么突然会这么起劲地从事新文艺的事业，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奥妙？
是不是因为志摩是她的初恋，特别美丽，无法忘怀？是不是和志摩的爱情对她来说就像断臂的维纳斯，残缺对她来说更美，所谓得不到的才最美，才更显得珍贵？
她虽然说过爱得不够深，但还是爱了，也承认爱了。也许并不是她爱得不够深，而是传统的观念太强大，名誉、婚姻和家庭还是捆住了她的手脚。林真正深爱徐应该在徐去世后，这从她写的那些诗文中表露出来了。从徐志摩飞机出事半年后林徽因的那首悼亡诗《别丢掉》可以看出，也许林徽因一生都深爱着徐志摩：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 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使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徽因的谐音）
林徽因重新真正面对徐志摩对她诚挚的真情也许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因为真正面对了，她联结起自他们的相识相恋开始，如何到后来走向分手一途，直至徐志摩遇难为止的点点滴滴，真是牵扯不清，她又岂止是“抱歉、遗憾”？我们可以从她的诗歌中清晰地读出她那种孤独、悲伤、内疚、自责与绝望。她甚至认为自己正是造成徐志摩一生悲剧结局的始作俑者。这种深切的内疚自责，发展到她后期诗歌里，竟转变成为绝对的悲伤，终其一生，一直无法从这种绝对的悲伤中走出来。读到她在1947年的《展缓》一诗的“绝望的结论”，不能不为为她神伤。
“可是我爱的多么疯狂”，林徽因在1933年写出《给秋天》时，她已真正重新面对了自己的感情与内心世界，原来也是同样刻骨铭心，但是，她是有家室的人，在她的诗歌、散文中，不能太着痕迹表露自己，所以她写得异常隐晦，尤其是诗！然而在这里，她却完全披露出来，在徐志摩逝世之后，她对他的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疯狂。
林徽因以爱情为主题的诗篇广为读者传诵。这些诗到底能说明什么，有没有可能志摩只是灵感的源泉，正如朋友之间的应酬诗一样，只是在相互调侃？或者有的只是文人雅士淡淡的幽情感喟而已。欣赏这类作品，是不是要拘泥诗人生活里的情事，索隐她写给哪位异性、眷恋什么情状？针对林徽因这样的作者，这样读诗对不对？一些被解读为与徐志摩相关的作品，会不会是写给她儿子或金岳霖的？或者她写诗有没有可能用的是另一个人的声音，和作者本身的情感无关？诗到底该怎么解读？这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但假如把她的情诗和悼念的散文联系起来读，会发觉她的诗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带着深深的爱意。
一个林徽因，造诣了一代诗人——徐志摩。一位徐志摩，成就了一个诗人林徽因。
回顾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一生，他们有三次比较密切的接触，第一次是剑桥，第二次是1923—1924年回国后在北京，第三次是1931香山双清别墅。
香山，是他们感情的积淀期。如果说，剑桥的感情有点泛滥，北京的情感有点火爆，那香山的感情，就成了一种默契，一种更加真挚的信赖。香山的日子，他们有一种回归到剑桥的感觉，他们一起吟诗，一起散步，一起秉烛夜谈，一起加入新月派诗人友人的聚首。可以这样说，香山使林徽因成为一个作家，她最初的诗歌，就是在这个期间写的。林徽因在一生中浪费了大部分时间精力在一些跟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无关的人事物上，比如上梁量尺寸这种事，很普通的建筑工作者都可以胜任，却占去她生命中许多时间。林徽因的文学才华也许在志摩之上，几乎她的每首诗都是佳作，志摩却写了许多平庸的诗。她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的创作才华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令人惋惜。
若, 人生只如初见，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