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生日那天，由于自己在连队召开的斗争大会上拒绝“检举揭发”投河自尽的和我一起来这个连队的同校女青年顾丽华“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被恼羞成怒生产连队的连长王阿虎五花大绑用手扶拖拉机押送到了场部的“思想改造”的学习班的“牛棚”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随后，王阿虎又即刻连续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父亲在上海的工作单位，另一份给祖母在镇江的居委会，通报了我的“反革命行为”。
后来听父亲说，祖母知道以后，那一段时间内，她什么事也不做，只是一个人趔趔趄趄地独自徘徊在清凉的古镇小巷，有时她会抬着昏花的老眼，绝望地向着天空喃喃自语：“我作了什么孽，我作了什么孽啦！”声音凄惨，谁听了都会掉泪，谁听了都会心酸。
她几次托人写信给父亲，说是要到农场来为我烧饭洗衣，顶替改造......
那年秋天，从不出远门的祖母老人家终于不顾自己八十的高龄、终于不顾自己患有气喘的疾病，在街坊邻居洪兴中叔叔的陪同下，由家乡的镇江走水路一路颠沛地来到了上海。
父亲慌了，只好用自己也将信将疑的大道理安慰祖母老人家，说是现在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错综复杂，“树欲静而风不止”，帝修反无时不刻梦想中国变色，使人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他们把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梦想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身上。最近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游泳池又语重心长的对亿万人民群众发出了振奋人心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所以这次生产连队的连长王阿虎把我送到农场的学习班上，来一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这对于我阶级斗争的意识提高肯定有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巨大帮助，对社会主义的铁打的红彤彤革命江山一万年后继有人更是提供一个根本保证。
父亲喋喋不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祖母宽心放心，要理解也要相信，不理解也要相信当地农场的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一定会很好的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贯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正确区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之间的关系，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果的。
父亲一边说教，一边还装模作样的念起我写给家里的“广阔天地，茁壮成长”思想汇报。
这里父亲用心良苦费尽口沫的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那里祖母还是顽固不化的一个劲的摇头叹气，老泪纵横。她执意要来崇明农场找有关领导当面谈谈，向他们说明我这个孙子犯错误的主要根源在于她这个祖母，是她从小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把我教育灌输好，因此接受改造应该是她，不是我，应该由她去农场的学习班替换我。
父亲被祖母的一番话说得也热泪盈眶，但是他一个无职无权的平民百姓也真的没有一点其他办法了。
在上海祖母心情烦躁郁闷的呆了几天，便嚷着让父亲送她回镇江去。于是，无可奈何的祖母，带着满肚子的怨愁来，只得又带着满肚子怨愁的走。
祖母一向信佛,在我们住着的简陋小屋的正中,她很虔诚地贡着一尊金光闪闪的观音菩萨.在古镇老家和祖母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时常看见她有事没事都站在观音面前,手里拿着佛珠,嘴里在喃喃的不知在念着甚么。
现在回镇江了，老人家的精神世界愈加昏弱了，求佛拜神倚天祈命宗教高潮，淹没了她的全意识。为了表示虔诚，祖母在观音菩萨面前不知磕了多少头，不知烧了多少香。而这些买香的钱有的是我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每月寄给她的，有的则是她为邻居洗衣服挣来的。
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清苦，使得我的祖母终于病倒了，而且从此一病不起。
我得知祖母病重的消息是在我劳动改造的最艰苦的时刻，当时的我忍着泪水忐忑不安地跑到王阿虎那里，抖颤地呈敬父亲给我的加急电报单子，可他连看也不看一眼，还没等我开口向他请假，阿虎就操着嘶哑的嗓子向我大声的吼道“不行！不行！！”
就这样，几天以后，在寒风凛冽的开河工地上，挑着满满两筐泥土正向高高的陡坡上艰难的爬行着的我，意外的又收到了祖母去世的噩耗，当我看到电报上写着的“祖母临终前一直在喊着你的名字。”时，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世界一片昏暗，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冰冷刺骨的泥浆里。
呵！我的情感被人残忍的撕碎了，我的精神似乎彻底崩溃了，我恨不能放把火，焚灭一切。
就在这天的傍晚，我不顾一天苦役后的劳累，拿着偷偷买来的一瓶崇明老白酒，拿着偷偷采来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翻过大堤，来到了长江边。
我找得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把酒瓶打开，将野花放好，面对着浊浪翻滚的江水，面对着苍茫的天空致祭。
料峭的江风使我的脸象刀割般的疼痛，更把我的心吹的要炸了。我止不住地放声哭了起来，愈痛哭愈悲伤，愈悲伤愈痛哭，哭着，哭着，我忽然感到自己的灵魂似乎已离开自己的身躯，迷迷糊糊地飞到了对面北方那古镇老巷，只见那南郊坟山的一角，那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祖母的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积好后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我，跪在祖母的坟前，泪潮已将坟土涌得透湿、透湿，萧条的枝桠上，时有几声寒鸦的哀鸣，那夕阳微弱的光线残照着新迈掩的丘土，更显现出一种凄凉的红黄色......
注释：帝修反在文革当时指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