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虽然道德是贫富贱贵无法逾越的社会法则，然而真道德却又不可道的。尽管法律可道，却不是真道。很多国家的法律的制定和裁决都是以民意，陪审团所体现的道德为准，所以，最终道德与法律殊途同归。
道德的执行不需要代表法律的人力资源，费用比较低，适用于平和，稳定发展缓慢的社会。
在剧变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由于道德显现的周期很长，很多社会的矛盾都围绕着以道德为核心的周期旋转，不利于社会的迅速发展，这时可循可道的法律变得十分重要，尽管涉及大量的人力资源，费用高，可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巨大浪费，所以法家在剧变的时代成为社会的主导。
比如战国时秦国的法家，比之齐国的道德家（儒墨）更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所以秦国很快就强大起来。三国时，寒族法家曹操比之士族道德家袁绍更加强悍，有力，在乱世容易称雄。
没有宪法的法律很容易背离道德的归宿，比如拆迁法，很容易因为道德上的谬误而引起民意的纠结，所以法律不可背离道德的约束，这体现在基于民意的，至高无上的宪法。
飞速发展的社会如果没有基于民众道德制定的宪法为基础，在无所不在的道德力量的制约下，飞速发展的个体和集团会在各种冲突中急度盘旋震荡，造成漩涡，形成不必要的停滞和浪废，比如基于社会公益的红十字会，因为没有基本和公平的法律监督，制约，在丑闻引起的社会道德巨大冲击下，受到惨重的打击，使本来十分重要的公益事业受到不必要的打击，公益事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成分，没有强大的法律制约就没有正常发展的保障和条件。
然而没有宪法基准的重典只是后世伤痕文学的题材，过度的法家逃不过五马分尸，车裂万剐的道德制裁。GDP，航母，股市，外汇都是神马浮云。在剧变的时代拥有强大健全，合乎道德，公平合理的法律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和这个民族最好的祝福。商鞅，韩非没有出国，崇洋。法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代有过各种各样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瑰宝，健全的法律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良药，不能让玩弄法律的政治强人霸占，法制的文化是道德，智慧和社会集体的精华，是中华民族腾飞的真正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