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中国富人被迫移民海外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有消息说，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亿万富翁中，有移民意向的更高达74％。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移民似乎成了一种潮流。
这些人为何要走?这是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难题。其实，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不想走。即使移民了，也无非是像裸官一样，把老婆孩子放到国外，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依旧在国内打拼。这样的现象，不止官员如此，企业家和演员也如此。试问，眼下当红的有了外国国籍的一线演员，有几个是去好莱坞发展的呢?还不都是拿着国外的护照，照旧在中国混。在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拿的不是发达国家的护照，但是，就是泰国的护照，似乎也有必要拿。很多企业家，生于斯长于斯，创业和生活，都在国内。很多人连国外生活的经历都没有，连起码的外语都不懂。他们去国外，如果全家迁走，不仅意味着此前生活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挣钱历程的结束，从此以后，只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寂寞地生活了。对于已经习惯了国内生活的人来说，国外的好山好水，其实跟他们无关，好山好水，只意味着好寂寞、好无聊。
不想走，却不得不走，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踏实。在中国古代，富人、贵人，哪怕高官厚禄，哪怕皇亲国戚，只要风云转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财产，包括家室，就都会一风吹。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法律的切实保障。“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里《好了歌》描绘的场景，其实是社会严酷的现实。严格说来，今天尽管有了物权法，但这样的场景并没有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抹去。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都没有真切的安全感。说句大白话，他们不踏实。即使有些人很有权势，但他们仍然不敢确定，一旦他们出了事，能否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有人说，这些人是在用脚投票，其实并不确然。至少，对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而言，他们只是求一个踏实，一个保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投票和选择，不如说是在买保险。
不用说，这几部分有心思移民的人，都是现阶段中国的精英。无论哪个国家，精英流失，绝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制这种移民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给他们安全感。
据日前招商银行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透露，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报告称，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高达47％。
关于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数量大增的话题，近年来媒体上已经讨论了不止一两次，而且也确实不仅仅只是富人们在接受调查时表达的意愿，还有各种数据支持。比如，《财新网》提供的数据就显示：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在美国，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73％。
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国外?富人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综合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在中国，富人们虽然有钱，但很多东西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而移民却可以。
如果不移民，与穷人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富人们就必须考虑要与穷人分享那些“不幸福”，比如食品安全。去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说，当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女士被问到何要移民海外时，她的回答是：“三鹿”。另外还有所谓的社会“仇富”情绪，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穷人抱怨而富人害怕，有富人说移民是因为担心“再来一次均贫富”，这听起来有些杞人忧天，但仇富民意一旦沸腾，谁又能预测其能量有多大呢?
更重要的是，富人们确实也应该为财富的不公平转移承担部分责任，所谓财富“原罪”并非无稽之谈，而且富人们很难收手。很多富人处在一个比较恶劣的市场环境下，不作恶就无法生存，于是不得不作恶，但继续作恶又怕随时可能被拿下导致财富毁灭，还不如壮士断腕，选择去国离乡，洗白从头再来。
当然，如果仅仅是少数富人自身的去留，其实问题不大，保证合法财富转移的自由也是法制社会的题内应有之义，但是一旦成为风潮，其负面影响却不可小觑。富人移民一旦成潮流，不但意味着精英和财富的双重流失，而且还可能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对社会其他阶层造成负面影响。
更深层次的隐忧在于，富人们纷纷携带财富移民不但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更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推脱，不管富人们有什么合理理由，不幸福也好，不安全也好，都难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这个社会中赚到了财富，却“为富不仁”，拒绝留下来回馈社会；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但却缺乏公民精神，拒绝将不满化作有益于社会的积极行动。很多人甚至还有一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想法，想在移民之前大捞一把。结果就是，富人们移民走了，却给社会留一个死结：他们因为不满社会而走，却给社会留下了更多的不满，比如，民间的仇富情绪驱动他们离开，但他们不负责任的离去却激发了更多的仇富情绪……这同时给坚守在本土没走的富人们（当然也包括穷人）制造了一个更恶劣的环境，这对人心和社会都是莫大的伤害。
解密中国富人移民潮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汪又这样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富裕阶层们，不想再让后辈继续在这片焕发巨大经济活力的土地上重复他们的财富神话和生活焦躁，他们选择迁徙。
姓名：汪又
年龄：26岁
所在地：温哥华
职业：移民置业顾问
走在北京建外SOHO白色的塔楼群落之间，不时会遇到派发移民广告传单的姑娘和小伙子。A座的大厅里每进来一个生面孔，守在那的四五个人就会围追堵截上来，往你手里塞出国英语培训和移民业务的传单。
上到27层，整整一层都是中国最大移民公司之一的和中移民的北京办公室。前台挂着职业微笑的女接待员多达五六个——她们绝不像一些门可罗雀的公司前台那样百无聊赖地闲聊，而都是半倾着身体，坐得笔直，随时殷勤地回答着来客们关于移民的任何咨询。
“自从和中搬到建外SOHO以后，这里已经成为不光是北京乃至全国的出国社区了。全都扎堆了，尤其是A座B座。现在27层整层是和中的，29层的3/4层，还有10层，7层一部分。我们北京现在有270多人，全国有500人。北京的业务占了全国的一半。”坐在窗户正对北京CBD的大办公室里，和中移民董事长王力民不无自豪地说。
做了16年移民中介生意的王力民自己也没想到公司的业务能做那么大，国外的移民公司一般有十几个员工就算上规模了，在中国，他却雇佣了500人，在十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在国外也有自己的办事处。
从1995年到现在，王力民亲自见证了中国移民的两个阶段：1995年到2000年是以技术移民为主的阶段，当时出去的移民都非常苦，被称为“洋插队”；2000年后，越来越多中国的富裕人群开始申请投资移民。
中国并不是今日才成为迁徙之国。今年8月15日，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中指出：大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逾450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只要你做到中国第一，那你一定就是世界第一。”王力民说。
但眼下，越来越多中国的富裕人群正在加入移民的行列。据招商银行（12.34，0.20，1.65％）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的调研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跟中国几乎所有大的移民公司一样，和中公司也是做加拿大移民起家的。加拿大地广人稀、社会福利好、移民门槛低，一直是中国移民的首选。国内相应的服务也最成熟，和中不仅为客户办理移民手续，甚至提供保姆式的全程服务。从到加拿大后的机场接机，专人帮助办理安家国外的手续，到子女教育学校的选择，甚至还提供置业购房的咨询。
甚至，王力民还把自己的客户做成了自己的员工：2008年通过和中完成了自己、父母、弟弟妹妹一家五口移民加拿大后，26岁的小伙子汪又在加拿大温哥华，当起了和中在温哥华的安家服务中心的置业顾问。
交给加拿大政府12万加元的投资移民费用、证明自己在中国持有超过80万加元的资产后，2008年12月，汪又全家踏上了加拿大的土地。在他们身后，还有很多中国同乡选择的是在加拿大的银行存入为期3年的相当于300万元人民币无息存款。这一年，中国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技术移民。
2004年，还在读大学的汪又就不时听做地产的父亲说起，自己一个生意上的伙伴移民加拿大之后，在那边生活轻松多了，老婆孩子过的也很好。
在国内，汪又的父亲在武汉是一个小有规模的地产商，今年还不到50岁，白手起家，伴随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但应酬很多，身心疲惫，在国内基本上很少着家。“我父亲性格比较霸道，很有冲劲，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做到最好。”在国内从未向任何困难低过头，凡事自己扛的汪父却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再走自己的道路，甚至对于自己辛苦打拼下的事业，他也没有准备让自己的小孩再去继承。
2006年，汪又父亲下了决心：“叔叔他们在加拿大挺好的，反正你弟弟也要过去。这样可以全家办个移民，你们生活在那边也简单一点。你看看我每天应酬，很少有时间跟你们呆在一起，而且根本没有保障。移民加拿大不仅为了你们，你们之后的下一代也会更好。”
决定一出，汪又自己倒没多震惊。他在2006年大学毕业后就去了英国学了一年房地产管理，适应了国外的生活，也为未来能在加拿大找工作打下了基础。父亲不强求他接班，他自己也没有这个意愿：想起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管理，每天不断的应酬，协调各种关系，还要对付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我没有父亲那么大的魄力可以去忍受这一切”。
汪又的母亲却顾虑很多。她一直在家做全职太太，朋友都在当地。突然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自己英语又不好，她害怕不适应。
但汪父一摆出加拿大充满了安全感的硬件条件，汪母也不再抗拒：法制健全，国土面积比中国还大，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淡水资源世界第一，人口密度低，总人口还不及北京和上海的总和……“当时没考虑去美国，在我爸心目中觉得美国比较混乱，不安全。”汪又说。
在一位“先行者”朋友的引荐下，汪又的父亲就找到了和中。2008年，汪又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5位家庭成员的任务分配是，汪又、母亲和弟弟妹妹在温哥华购买了别墅，安顿了下来，父亲则拿着枫叶卡留在国内，仍旧打理房地产生意。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规定，移民者必须5年里在加拿大居住满3年才能申请成为公民，而只要夫妻双方一方先成为了加拿大公民，再回到迁出国与配偶同住3年，另一方也就相当于坐满了3年的移民监。所以汪父的计划是，自己不耽误国内生意，让汪母先拿到加拿大公民身份后，回中国陪自己。
到加拿大的第一年，因为感觉孤单，汪又的母亲还经常回国。但住了一段时间后，她逐渐喜欢上了气候温和、到处都是森林湖泊的温哥华。同时通过去移民培训中心学英语，汪母认识了很多中国来的移民朋友，刚来加拿大时的寂寞感也减少了。今年汪又母亲国内的朋友结婚，她回武汉呆了几个月，突然发现，自己反而无法适应家乡武汉的酷热夏天了。
汪又的弟弟和妹妹都在高考前就来到加拿大读书，两个孩子都为自己能逃脱高考而庆幸。21岁的弟弟如今在读大学，对拍电影情有独钟。虽然母亲受中国的传统观念影响，觉得干这行不踏实，但他们的父亲却非常支持。“我父亲比较开明，觉得既然我们到了加拿大，就过得简单快乐一点，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就行。”
伴随中国移民的不断涌入，温哥华已经形成了商业非常发达的华人聚集区，那里不仅有很多地道的中餐厅，还有一年到头从不休息的中国超市，甚至国内流行的KTV也满街可见。居住在这些区域就算不会英语也能生活得很自如。
“温哥华可以成为你的故乡，加拿大就是移民国家，他们不会说我们才是本地人，你们不是。”对比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汪又觉得加拿大让人更有归属感。
而不常住加拿大的父亲也毫不犹豫地把这里当成了“避风港”，每年回加拿大与家人团聚几个月是他最享受的日子：全然不像国内的忙碌和紧张，不必应酬，每天只是旅行、在户外烧烤、跟朋友聚会，或简单地走在温哥华的公园里。
“我父亲每次来都很轻松，感觉回国就是受罪。”汪又觉得，移民加拿大后，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父亲）老了之后能有一个轻松的环境度过晚年的生活，同时他也不希望我们重蹈他自己的覆辙，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成天的在各种应酬场合里周旋。”
汪又理解父亲的痛苦。虽然在国内也是富裕之家，但2007年，汪又在英国读完硕士后，也进过上海一家地产公司打拼。每天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九十点，周末还有一天必须自己加班才能把公司交待的任务完成。没有自己的时间，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在了工作上。
2008年12月，踏上加拿大的土地后，汪又按照自己原来的专长，在和中温哥华的安家中心做起了地产销售。他每天九点半上班，四点半就能下班，周末也从不加班。闲暇的时间他会自己带着相机到处去拍照，每年还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到全世界去旅行。
汪又自己也承认在国内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机会比较多，有各种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在吸引着人们拼命地工作。他国内的朋友还都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加班是家常便饭，每次回国朋友都羡慕他在国外悠闲的生活。
最近，汪又的父亲又说服了身边的三个生意上的朋友申请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已经定居温哥华的汪又，每年还会回中国好几次，为中国那些希望移民的富裕阶层们介绍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他们可以预知的美好生活。
中国富人们的移民潮会越演越烈吗?王力民认为很多人所担心的“移民潮”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这些移民国家，每年对中国移民的受理数量都有限制，不是你想扎堆往国外移民就可以的。”今年7月份，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局正式推出配额限制，投资移民加拿大的大门正在收紧：从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联邦投资移民在全球范围内仅接收700份申请，远远低于2010年发布的3000个申请配额。
但这并未能拦截住想要迁徙的人们的热情。和中公司北京总部的通道两旁设置了密集的咨询会议室。会议室巨大的落地窗外，北京滚滚车流拥挤在三环桥上缓慢地蠕动着。扭曲的央视大楼和直指云霄的国贸三期遥相呼应，夜幕下它们都在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经济的巨大活力。
这一间间移民中介公司的会议室里，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富裕阶层们却并不想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在这片燥热的土地上重复他们的财富神话和生活焦躁。加拿大成为了他们的避风港，也是他们为自己留的一张随时可以脱身的“船票”。
兰恒敏：为何富人们急于移民 国人出路在哪
来源：经济导报
有消息说，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亿元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更高达74％。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民营企业家办绿卡。有权有钱有名者急于移居海外———即使人不出去，手里也要有“卡”，做一名“待在中国的外国人”，以便想出去时能够拔腿就走。
这部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只能算“一小撮”。但毫无疑问，他们居于政、商、知识界等最顶端，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所思、所为，往往能起到社会思潮风向标的作用。
按说，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名有名，他们在国内已经得到了普通大众为之奋斗一辈子却很难得到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马斯洛在《管理学概论》中把人的需求分成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对这些精英来说，衣食住行、好车好房、良好的医疗和教育、稳定的工作职位和事业等，都已不成为问题；剩下的就是希望被尊重，希望自我实现，希望少受一些束缚、多一点个性张扬和自由。
中国的富人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担心受到政府和法律的公正对待；一类是担心受不到政府和法律的公正对待。前者主要指为官不廉者和个人财富来路不正者，他们担心自己过去的斑斑劣迹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受到追究，三十六计走为上；后者虽然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但他们也和大众一样，面临贵而不平、富而不公等体制性压制，他们移民只是希望活得更有尊严、更自由、更少束缚，“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李娜夺得法网冠军后那句“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的名言，与其说体现了李娜爱好网球、享受比赛的良好心态，不如说她在借此委婉地表达对抑制个性的国内体制的不满。而这句话，也就在国外的“自由运动员”敢于说出来，林丹敢说吗?
贫富差距巨大和社会各阶层结构冲突的内在压力，也使居住在国内的富贵阶层感到隐隐不安。想象一下，一个富豪在一群面如菜色的饥民面前大吃大嚼会发生什么事情。笔者老家是一个贫穷的村庄，村里有位能人在外面发了财，后来想家搬回来住，结果村里遇到集资的事情他都要出一半，屋外养的花被人折断，养的狗也不见踪影，最后不得不搬到县城住。有的人富，但更多的人穷，那么富人就别想过自在。只有移民到显不出富的地方，富人才可稍感安心。
富人移民属于“肥水流向别人田”，但对富人移民要两分看。央行反洗钱部门日前发布《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些钱是人民的血汗钱，这些外逃分子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应对其采取事前严防、事后追逃的严打手段。但对那些合法致富的富人移民，我们不妨抱以宽容的态度：我们尚为温饱和医疗、住房、教育等基本需求而苦苦奔波的时候，人家已经追求“自由”了，这说明社会在进步，没什么不好的。
据日前招商银行（600036）和贝恩顾问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透露，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人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投资移民意愿强烈。报告称，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投资移民考虑，这一行为在越富有的人群，如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其明显，约27％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占比高达47％。
关于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数量大增的话题，近年来媒体上已经讨论了不止一两次，而且也确实不仅仅只是富人们在接受调查时表达的意愿，还有各种数据支持，比如，《财新网》提供的数据就显示：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在美国，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73％。
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国外?富人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但综合起来其实就一句话：在中国，富人们虽然有钱，但很多东西却是花钱也买不到的，而移民却可以。
国内富人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而在中国，有哪些问题富人们花钱也解决不了而只能移民呢?大概分两类，一类来自物质，一类出自心结。前者包括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健康的投资环境、健康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能够给予居民足够幸福感的社会所能提供的那些基本物质要素。这些东西，显然是转型期的中国尚不具备的。而所谓心结，则一般可以解释为缺乏安全感，它既包括富人们对当下人身安全、财富安全的担忧，也包括在预期未来时的信心不足。
可以看出富人们热衷于移民，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不幸福”，这实际上跟当前中国大多数人的生存感悟相一致。据最新的盖洛普健康调查（Gallup Wellbeing Survey）显示，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幸福感调查将他们分成了三类，分别是“蒸蒸日上”、“勉强糊口”和“非常痛苦”。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让步履蹒跚的欧洲经济体和美国深感羡慕，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只有12％，“勉强糊口”的占71％，“非常痛苦”的为17％。作为比较，中国人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比率与阿富汗和也门相同，感觉“勉强糊口”的比率，与海地、阿塞拜疆和尼泊尔差不多。可见，在中国人整体不幸福的氛围中，富人也未能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