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国家终于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极为严峻，于是，在毛泽东指引下，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这意味着城市青年都得离开家乡，去插队或者加入生产建设兵团。
蒋爱珍是江南女子，出生在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蒋爱珍和任何一个初中毕业生一样，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72年，16岁的她追随复员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蒋根土，到农8师144团1营1连落了户，按照当时的说法，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
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虽然还是个孩子，却聪慧勤劳，干活从不惜力，摘棉花、锄地、挑土、赶车，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遇到节假日她到伙房帮助洗洗涮涮，为战友缝缝补补，深得赞誉，人们都很喜爱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不久，蒋爱珍以先进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团共青团代表大会；1973年5月，也就是她来到团里一年以后，蒋爱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同年出席了农8师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4年，144团农场医院招收护理员，蒋爱珍被推荐到短训班学习，结业以后留在团场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1976年，蒋爱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那时候她年仅20岁。
蒋爱珍的哥哥蒋根土跟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战友，蒋爱珍到医院做护理员以后，作为人之常情，他嘱托张国政多关照妹妹。这里说的“关照”当然指的是关心、照顾，但是在那个年代，也一定有请张国政帮助妹妹进步的意思。张国政没有辜负战友的嘱托，果真对蒋爱珍爱护有加，应当说，蒋爱珍工作上的进步与张国政的帮助密不可分，蒋爱珍对张国政很感激，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失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畸形，在当时官方的说法是“派性严重”，即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于群众组织的不同派别，人和人之间很隔阂，有的甚至结着仇怨。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生活形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概括说：“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地，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类群体所发生的这种变化。
中国连续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整个民族群体的非人化，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被打碎了，消失了，个体成为了冰冷的社会机器上的零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机械的和非人际的关系，人几乎全部丧失了自我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出现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出现一些看风使舵、口蜜腹剑、吮痈舐痔、阴鸷狡诈、诛锄异己、狐群狗党、为虎作伥之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结果，我们在边陲一个很小的人类群体中，发现了两个新的类型化的人，一个叫李佩华，团场医院助理医生；一个叫谢世平，团场医院的药剂师。从身份看，这两个人都是144团医院的普通医生。普通医生的身份无法说明问题，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不同了，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这种身份的持有者具有在更高层面进行人生博弈的条件，可以做医生做不了的事——李佩华和谢世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都不是党的领导干部。虽然不能说所有党员都在觊觎党的领导干部手里的权力，但是具体到李佩华和谢世平，我们却完全可以断定，此二人很为自己没有掌握权力而苦恼，简直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程度，他们对144团党支部副书记的张国政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这就是我们通常在观察人与人关系时所说的“矛盾”。
我们可以把这种矛盾的根源理解为人类非常原始的精神心理现象——嫉恨。嫉恨是一种有很强销蚀力量的欲望，就像性欲一样，能够把人折磨得变形、变态，可以使人抓狂。很抓狂的李佩华和谢世平一天到晚不思茶饭，只是想怎样抓住张国政的把柄把他整下去，即使不能取而代之也不能让狗日的在这个位置上人模狗样。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之恶，在一定条件下它是可以恶到没边没沿没有一丝光亮的。结果，此二人就像嗅觉灵敏的狗一样，嗅到了张国政和蒋爱珍关系较好的味道。
32年前的中国，“男女关系”还是一种能够导致人身败名裂乃至于身陷囹圄的极为危险的关系，不像现在动辄“上床”这样简单。如果被确认（往往是“组织”，即单位出面代为行使法律职责）通奸，当事者是要被处分和治罪的，就像今天你跑到天安门广场大放厥词一样，后果很可怕；从社会道德角度来说后果也很严重，通奸者，男人为“流氓”，女人为“破鞋”，会自动失去做人的资格，走到街上都会有人啐骂。所以我们说，李佩华和谢世平想利用张国政和蒋爱珍关系较好这件事做文章，是极为阴狠歹毒的一招。
1978年3月，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17日晚，张国政和医院另一个同事去蒋爱珍的住处（她住在外科值班室的一个房间）向她告别，顺便嘱咐她路上注意安全，没说更多的话就离开了，张国政回到了离这里不远的自己的家。
李佩华和谢世平就像闻到腐尸气味的鬣狗一样亢奋起来，妄断张国政要在这天夜里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是今天所说的“通奸”），在副院长粟有成的支持下，纠集起六七个人（包括谢世平的妻子钟秋）前去“捉奸”，看守住了外科值班室和张国政的家。他们并不知道张国政早已离开。
李佩华和谢世平让一个护士以取纱布为名敲开了蒋爱珍的房门。蒋爱珍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圈套，和颜悦色地把门打开，到另一个房间给护士取纱布，谢世平趁这机会溜进了蒋爱珍的卧室。他原本以为会在这里看到赤身裸体的张国政，没想把到床上床下和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也没见张国政的身影。蒋爱珍取纱布回来发现了谢世平，很奇怪他怎么会在自己房间里，但碍于情面，蒋爱珍还是和谢世平打了招呼，谢世平鬼魅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蒋爱珍送谢世平和护士走出值班室，在门外又看到了躲闪不及的李佩华和钟秋，心里就有些犯嘀咕，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尽管这样她也没把事情往那方面想，而是想到她明天就要上路，行李中放着900元钱，她害怕他们是想偷她的钱。回到房间查看，钱并没有丢，蒋爱珍坐在床上琢磨刚才的事情，越琢磨越心神不安。蒋爱珍耳闻过李佩华、谢世平散布她和张国政关系不正常的流言蜚语，但是她总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从来没有放在心上。今天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莫非他们是想……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来说，这是极大的冒犯和侮辱，蒋爱珍十分生气，决定向医院领导反映，党支部书记徐进义离医院很远，她就转身去找身为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的张国政。
张国政跟随蒋爱珍来到医院值班室了解情况，就在这时，李佩华、谢世平、钟秋等人突然闯了进来。张国政问：“你们要干什么？”李佩华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来抓鬼！明说了吧，就是来捉你和蒋爱珍的奸！”
张国政气得发抖，指着李佩华和谢世平大骂起来，张国政叫人把医院党支部书记徐进义和所有支委都叫到了值班室，想让组织对此事作出判断，谴责和阻止李佩华和谢世平的无耻作为。徐进义问李佩华和谢世平究竟是怎么回事，此二人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
发生了这样的事，蒋爱珍再也没心思回去探亲了。第二天早晨她没有起床，一直在哭，在没有把事情弄清，还她以清白之前，这个22岁的姑娘觉得没脸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哥哥蒋根土的劝说下，蒋爱珍尽管勉强参加了工作，但是她精神恍惚，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个柔弱的女子，这时候只能求助组织，她数次向医院领导申诉，要求组织澄清事实，还她一个清白，蒋根土也劝慰她，让她相信组织一定能够把事情弄清楚，平息这件事在群众中的影响。
蒋根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不知道144团正在酝酿一场风暴。谢世平跑到144团党委去告状，信誓旦旦说张国政和蒋爱珍干了不可告人的事。144团党委没就这件事表态，这意味着也没有对李佩华和谢世平进行批评；而144团医院的领导里有粟有成这样对张国政素有偏见的人，反而更纵容和默许了李佩华和谢世平在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编造说亲眼看见张国政夜里几点几分溜进蒋爱珍的卧室，几点几分出来闪进自家的大门，有鼻子有眼，谎言越编织越密。在李佩华、谢世平及其妻子钟秋等人的煽惑下，关于张国政和蒋爱珍通奸的流言不胫而走，几乎人人皆知，一些人怀着病态心理对他人的绯闻和灾祸津津乐道，舆论对蒋爱珍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一天下午，谢世平和妻子钟秋在走廊里向张国政寻衅，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前者点着名说他和蒋爱珍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言不发。晚上，再也承受不住压力的蒋爱珍独自坐在值班室发呆，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大声叫喊着“冤枉！冤枉！”跑出了医院。同事连哄带拉把她弄了回来，蒋爱珍时而歇斯底里地叫喊，时而哈哈大笑，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蒋爱珍患了精神分裂症，到医院接受过一段时间医治和调养，病情仍旧时好时坏，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发呆，自言自语，有时候甚至像疯人一样跑到医院外面去。有一天晚上，蒋爱珍又跑了出去，初春的戈壁滩寒风凛冽，穿着单衣单裤的蒋爱珍在旷野里转游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蒋根土和几个同事开着卡车找到了她，她脸上有几道血痕，两眼直瞪瞪的，蒋根土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大家把她弄到车上，暖和过来以后，蒋爱珍才呻吟出一句：“妈妈……”
就在这段时间里，李佩华和谢世平如愿地把所谓“张国政与蒋爱珍通奸“的问题弄成了重大事件，1978年3月30日，144团党委派出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所谓的“3·17”事件，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是杨铭三，144团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副参谋长——请注意这个人，正是在这个人的主导下，蒋爱珍和张国政的处境迅速滑向无底的深渊，从而酿成了一场惊天血案。
杨铭三和张国政以往在工作中曾经产生过矛盾，杨铭三对张国政同样“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如果说李佩华和谢世平表达“很烦很不感冒很看不惯眼”使用的是诬陷手段，那么掌握权力的杨铭三就一定要依仗权力使用报复手段了，这是所有权力者的本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杨铭三带领的工作组从一开始就带着有色眼镜，自然要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只能越调查越复杂，越调查对张国政和蒋爱珍越不利。
4月6日，144团团长冯俊发亲自跑到医院做政治动员，号召在144团医院全面开展揭批查运动，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3·17”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揭批查运动工作组，把“3·17”事件放在揭批查运动中一起搞，这样，“3·17“事件就被人为地赋予了一种政治色彩。
上级有人来，蒋爱珍最初满怀希望，马上就去找杨铭三诉说，不料杨铭三并不想听她的申诉，冷冷地说：“3月17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蒋爱珍对杨铭三的话虽感意外，却仍旧没有失去对组织的信任，回来以后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材料，递交给了工作组，满怀着希冀等着杨铭三找她谈话。这一等就是4个月时间。
在这4个月里，李佩华和谢世平等人一刻也没有停歇，写了很多关于张国政和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画了很多污秽不堪的漫画，张贴在医院乃至于团部招待所的墙壁上，尽管144团医院有很多人反感这种做法，但是工作组的态度很明确：张国政、蒋爱珍必须就群众提出的问题做出交代。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动不动就“划线”，工作组的这种态度，实质上就是划出了一条线：认为张国政和蒋爱珍有问题的就是听党的话，立场正确的，不认为有问题的就是不听党的话立场错误的。这样一来，144团员工就被分为了两部分人，一部分受到鼓励，一部分受到打击——因为同情张国政和蒋爱珍而受到歧视打击的就有三四十个人。
因为没有证据，144团医院党支部根据对所谓“3·17”事件最初也倾向于否定，但是工作组对支委进行了严厉批评，把他们称作“保张派”，干脆把党支部排除在了运动之外。一个文教干事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当即就被工作组调离了医院；一个女医生仅仅因为曾经安慰过蒋爱珍，就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让她在全院大会作检查；杨铭三连与蒋爱珍谈恋爱的青年医生也不放过，警告他说：“我以领导的名义和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再跟她谈了。”
蒋爱珍就像有罪的人那样，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没有人敢接近她，更没有人敢于对她表示同情，就连她的信件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22岁的蒋爱珍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1978年8月5日，工作组在医院群众大会上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确认张国政3月17日与蒋爱珍有通奸行为——我无论如何找不到工作组对张国政做了什么处分的材料，按照常识，应当是撤除了他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职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李佩华和谢世平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蒋爱珍成了他们卑劣行为的陪绑。
会后，杨铭三第一次找蒋爱珍谈话，让她“老实交代”与张国政通奸的事。蒋爱珍小声嘟囔一句表达不满，杨铭三厉声说：“这是被组织认定了的，你当然也要深刻检查！即使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跟张国政的接触，你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彻底失望了。
走投无路的蒋爱珍再次去找144团团长冯俊发诉说冤情，这位团长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工作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相当于：“你的事情组织自然心里有数，你说什么也没用！”蒋爱珍还能说什么呢？
蒋爱珍又找到石河子地区派驻144团的工作团团长，后者同样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真正是走投无路了，她曾经想到乌鲁木齐向自治区领导告状，但她又知道，上级领导不可能直接到下面来调查处理，即使出面过问，也必定会通过基层组织，这意味着事情最终还是要落到杨铭三和工作组手里，这只能导致她的处境更为悲惨。
对于这个柔弱女子来说，事情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然而，事态还在发展——144团医院整党工作期间，在要不要开蒋爱珍批判会的问题上，工作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开了；以杨铭三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爱珍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坚持要开，最后，依照杨铭三的意见召开了批判会。
1978年9月26日下午，批判会如期召开。杨铭三显然做了精心策划，火力准备十分充足，就连没有参加整党工作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人员”也邀请出席了会议。蒋爱珍根据杨铭三的要求，就“3·17”事件、“装疯卖傻”以及曾经与张国政等人上山打猎等问题做了检查，虽然没有承认与张国政有通奸行为，为了过关，也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检讨。
蒋爱珍话音刚落，李佩华就站起来质问她：“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他竟然拿出一份与谢世平一同署名的报告，当场宣读，要求144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宣读完毕，李佩华把报告交给了杨铭三。一直在暗中支持李佩华和谢世平的144团医院粟有成副院长在发言中阴阳怪气：“蒋爱珍，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炼嘛！”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更是恶毒地嘲笑和挖苦她，说了很多极为下流和侮辱性的话。
蒋爱珍木然了。
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人也曾经这样侮辱蒋爱珍，当时她头都没抬，任由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她觉得既委屈又愤懑。现在，她不再哭了，整个会议期间，蒋爱珍一直都在认真记笔记，听到谩骂和侮辱，脸上露出了蔑视的笑容。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蒋爱珍的变化，但是谁也没想到，今天是一件事情的转折点，它开始向极为危险的方向发展了。
1978年9月28日，民兵排长通知蒋爱珍参加第二天的实弹打靶训练，绝望的蒋爱珍在这一刻产生出一个想法：用枪打死那几个诬陷和迫害她的人，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知道，作为准军事单位，这里对枪械的管理比较松懈，她完全有把握拿到枪和子弹。
当天晚上蒋爱珍彻夜未眠，想了很多很多。这是一条不归路啊！她才年仅22岁，她是多么不甘心啊！她流了很多眼泪，跟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父亲母亲说了很多话，在哭诉的泪水中，她分头给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写了遗书。
1978年8月29日，蒋爱珍出奇的冷静，毅然决然踏上了用性命反抗命运的道路，没有人看出有什么异常。打靶之前蒋爱珍如愿领到了步枪和子弹，打靶的时候，她偷偷把8发子弹装进了口袋。打靶结束，参加打靶的人往回走，枪支仍旧拿在每个人的手上。蒋爱珍在一个背人的地方把子弹一颗一颗压进弹匣，就像战士一样拿着枪直奔医院，去找陷害她的人寻仇。
蒋爱珍走到内科诊室，第一个就看到了仇人李佩华。蒋爱珍冷笑一声，说：“李医生，你不是想逼我死吗？现在我叫你先死！”还没容李佩华做出反应，随着“砰”的一声枪响，这个作恶多端的小人应声倒下，身子底下流出一团污血。蒋爱珍又直奔外科，在走廊看到谢世平的妻子钟秋正在跟人说话，蒋爱珍举起枪说：“我让你造谣！”话音未落，枪声响起，钟秋扑倒在地，扭曲了几下，断送了性命。李佩华的妻子戴淑芝听见枪声，从一个房间里出来，问：“怎么啦？”蒋爱珍笑道：“你还不知道怎么了？我这就让你知道怎么了！”剧烈的枪击把戴淑芝掀翻在地，顷刻间就停止了呼吸。
蒋爱珍连杀三命，终于出了心中的恶气，身心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走出医院外科诊室，突然撞见一个也曾经参与“捉奸”的医生，二话没说，举枪就打，伤了这个医生……就在这个时候，闻讯赶来的群众把蒋爱珍包围在了球场上，相持一个多小时以后，蒋爱珍被抓。
我似乎讲述了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应当交代一下蒋爱珍案件的最后结局了。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144团领导把蒋爱珍杀人定性为“反革命杀人”，立即拘留了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案的指使者。144团党委还决定，追认被杀的3个人为“烈士”。一个月以后，144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给被杀的人送了花圈予以祭奠。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当时的新闻报道：
“蒋爱珍最初被判处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自治区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后来，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我之所以特意把上一段文字加上引号，一是尊重当时发表文章的作者原意，二是请读者相信，这是最直接的资料，事情的结果真的是“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看来真的是这样。
作者：陈行之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8师144团农场医院蒋爱珍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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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15岁，记得一个阴郁的早晨，家属区高音喇叭新闻和报纸摘要里报道了这个事件，立即引起全国的关注。当时，我的感觉是非常震撼，所以直到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案件的大致梗概。
蒋爱珍一审被判处死刑，当时被团场定为反革命杀人犯，三名被她枪杀的造谣者被追认为烈士。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同情蒋爱珍的遭遇和在绝望状况下的极端行为。甚至，连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法院、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认为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杀了她并不能平息民愤。最高法院院长、中国首席大法官肖扬针对此案说了这样的话：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社会价值。官方《人民日报》专门写了采访报道《蒋爱珍为什么杀人？》，报道发表后，五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就收到了社会各界来信15000余件，这些信的大致内容都是为蒋爱珍求情，恳请法外开恩的。石河子地区法院也收到了大量同样内容的群众来信。
社会舆论最终影响了蒋爱珍案的终审判决。1985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公开审理了蒋爱珍持枪杀人案并做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有意思的是，蒋爱珍服刑期间，一共收到各地群众给她寄来的信件、粮票、食品、衣物等50000多件。蒋爱珍服刑期间被多次减刑，刑满释放后回到原籍浙江绍兴，被安排在一家工厂上班。
蒋爱珍持枪杀人的时间是1978年，其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2年，人民群众对于诬陷、迫害人的坏人充满了厌恶和憎恨。同时，在蒋爱珍被逼杀人的过程中，团场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民群众对于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深恶痛绝的。这一切，就构成了蒋爱珍被枪下留人的民意基础。
在那样一个年代，持自动步枪枪杀现役军官等本来是很严重的罪行，蒋爱珍却能最终逃脱死刑，这在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 姚小远 2008-07-13****************************************************************************************
蒋爱珍在高墙内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虽幸免一死，但代价惨重。
蒋爱珍在狱中和法庭上痛切地追悔自己杀人的罪过，向法庭表示，出狱后愿意照顾被害者家中的老人，并要求法庭释放因参与诬陷她被捕入狱而身患绝症的人。
森严的法律使她大梦初醒。
公正而善良的人们的关心和鼓励，使她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由于蒋爱珍在狱中认罪表现较好，提前获得释放。
噩梦醒来是一个新的早晨。
获得新生后，她渴望平静地生活
1990年7月，蒋爱珍回到故乡C市时，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使C市这座古老的江南水城显得生气勃勃，一片兴旺繁荣。蒋爱珍16岁离家到新疆，转眼之间已经18个春秋，小城变得年轻、漂亮了，但母亲衰老了。蒋爱珍自己心中伤痕累累，可说是身心憔悴。70多岁的老母亲把蒋爱珍紧紧搂在怀里，一行行老泪滴落在34岁女儿的脸颊上：“妈妈再不让你离开了，妈妈讨饭也要把你带在身边……”
蒋爱珍给C市人民政府来信来访办公室写了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的信引起了重视，被安排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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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爱珍一家与本文作者(左) |
这位男同志是某医院的院长。他对蒋爱珍说：“欢迎你到我们医院工作。好吗?”卫生局长也很高兴：“有你院长拍板，那蒋爱珍过两天就办手续到你们医院上班。”蒋爱珍去到这所医院后，默默地工作，平静地生活。她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骑自行车上班来回只需几分钟。穿过两条窄窄的小巷，便是她三哥蒋阿龙的家，三哥三嫂对她都特别关心，做了点好吃的也要通知她。走向了新的生活，蒋爱珍心情很舒畅。她感谢国家改造犯人的政策，感谢许多人对她的关心，她要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报答大家。她与同事友好相处，碰到脏活苦活抢着干。很快，她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受到了好评。1991年度，她被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7月，医院与台商合资建立了一个清洗剂厂，领导上经过研究，任命蒋爱珍为厂长，并在《厂况介绍》中印上了她的名字。蒋爱珍对院长恳切地说：“我干点具体工作可以，但要我当负责人，甚至把我的名字印在说明书上，我不同意。我不要任何出头露面的事情和机会。”后来领导上接受了她的意见，将印好的说明书全部废弃。与此同时，蒋爱珍谢绝一切来访。
她渴望平静地生活。
她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
蒋爱珍回到故乡C市时已经34岁，许多人关心她的婚姻。在服刑期间，她曾收到100多封向她表示爱情的信，但蒋爱珍从未加以考虑。回到故乡后，朝夕有母亲哥嫂相伴，她心情舒畅了，开始注意打扮了。这使她看上去比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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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爱珍与82岁的母亲在一起 |
日子过得很快，待我第二次来到C市在蒋爱珍家里做客时，已是5年以后的事了。
1997年5月下旬，笔者出差在杭州逗留期间，再次往C市造访蒋爱珍。在她家刚坐几分钟，小高提着一只活鸡和一筐枇杷也回来了。于是宰鸡，做饭，屋子里充满温馨。吃饭时，蒋爱珍的三哥蒋根土骑自行车来了，蒋爱珍心爱的小儿子淘淘也由一位带他的阿姨送回家来了。小儿子一进家门便扑在蒋爱珍的怀里。淘淘今年快4岁了，天真活泼，有几分帅气。蒋爱珍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幸福的妻子。尽管家里有几位客人，她的手脚几乎没有闲过，非常麻利地干这干那。小高慢慢地喝着啤酒、抽着烟，与我们谈他的事业、他的收入、他调皮的儿子。
江南小城的夜晚是非常美好的。我望着大街上闪烁着霓虹灯的商店以及喧闹的小商摊，望着夜幕下数不清的万家灯火，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叹。人生，社会，政府，法律，周围的种种环境，对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啊!
但愿正直善良的人们都活得好。
蒋爱珍为什么连杀三人？ （附:蒋爱珍 走向新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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