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中国海陆边疆一起骚动起来，这边厢菲律宾牵头瓜分南海，那边厢印度虎视眈眈要牵制中国，南方的越南若即若离，而北方的蒙古也要加入欧安组织。抛开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的日本、韩国不说，中国现今是处在四面合围的境地。上海合作组织的出发点再怎么正大光明，也架不住中亚的成员国贪图蝇头小利，允许美国建立军事基地。卡扎菲一倒台，敢与西方叫板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少，中东强人时代已经日薄西山，未来的中国将会面临日益孤立的处境，为数不多的牧羊犬被猎杀，最后的盛宴只剩下中国这一只东方的雄狮了。
中华民族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西方列强身陷债务危机，会不会祸水东引，到中国来转嫁国内矛盾呢？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伊拉克之后是阿富汗，阿富汗之后是利比亚，现在利比亚尘埃落定之后是叙利亚和伊朗，原子能组织和阿盟都成了西方十字军的盾牌。如果叙利亚和伊朗也都一一落入彀中，下一个会是谁？或者换个问题，在叙利亚和伊朗之后，还剩下几个肯为中国仗义执言的朋友？如今，日本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在东海组织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从阿富汗到越南的一条漫长弧线基本上划到了西方一侧，中国的东南西北边界都已经潜伏着不稳定因素。昨天看央视的“军情观察”，张召忠教授纵论时局，认为俄罗斯加强北方四岛驻军的决心是对中国的鼓舞，言下之意是日本将最精锐的第七师团从北海道调动到西南沿海，是为了向俄罗斯示好，但却是犯了兵家大忌。这些话的潜台词昭然若揭：中国对俄罗斯的倚重已经成为思维定式，中国始终将俄罗斯视为国际大局中的一种制衡力量，并常常以画饼充饥的念头认为一旦中国遭遇困境，俄罗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到那时美国和西方也都投鼠忌器。中国，就是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思维框架下玩韬光养晦，做了几十年的缩头乌龟，到最后成了一个守着万贯家产的守财奴。而自古以来，但凡守财奴，都摆脱不了怯懦的影子。俄罗斯出口到越南的苏—27SK战机单价3150万美元，单价比出口到中国的同型号战机便宜约300万美元，也没见中国人提出过什么反对暴利、有违诚信的抗议。
其实，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归根结底是在于中国人这种自欺欺人的世界观。总以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本敢在东海耀武扬威，俄罗斯就能抄他的后路。岂不知日本人耀武扬威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看穿了中国的软弱。中国宁可穿起长衫，彬彬有礼，也不敢赤膊上阵亮一亮肱二头肌。维稳费用高于国防开支的事实证明了国策：只要安定繁荣的局面不受影响，中国就不会与别国有冲突，为此中国宁肯丢面子，宁肯在被别人甩一耳光以后，再主动送上另一面脸颊讨打下一个耳光。正因为中国的骨气日益衰微，所以在邻国看来中国仅仅是表面上好大喜功，却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从没当一个心连心的朋友。而最可怕的，不止是自欺欺人的世界观，而是闭目塞听之后的颟顸。总是认为世界按照我们想当然的程序和方式在走，认为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全世界都会感激我们；认为我们手里持有天量的美国国债，美国就会听我们招呼；认为全国人民都唱红歌了，全国人民都要欢天喜地重新庆祝解放。这种想当然的心理来自于文山会海之中的夸夸其谈，和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现状的误判。当一个社会不允许有第二种声音出现，全社会犹如同时敲鼓打锣，一声巨响，其余的声音统统听不见。没人说话了，就以为是垂拱而治了；没人反对了，就以为是施政有方了；没人上访了，就以为是天下太平了。甚至陈陈相因，全国上下都拥有了一整套的规范语境，谁打破这个语境，就是妄想争夺话语权，就是违反了既定秩序，就是异类，就是潜在的社会公敌。在这种局面下，谁敢说真话，谁又能说真话？
话说回来，真话是随便能说的吗？就像我们寄希望于俄罗斯克制日本一般，俄罗斯社会存在着尖锐的社会反差，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跌至十年来最低。俄罗斯的危机和中国一样都存在于萧墙之内。按照扎斯拉夫斯卡的推测，现在的俄罗斯社会结构模式如下：
1、统治阶层：0.5%；
2、上层（大、中等企业家，大中等私有化企业经理）：6.5%；
3、中等阶层（小企业家、生产领域的管理人员、预算领域机关领导者、高层知识分子、军官）：20%；
4、基础阶层（大众知识分子、工人阶层、贸易工作者、中等技能的工人、农民）：61%；
5、下层（无固定职业工作人员）：7%；
6、社会底层（失业者、吸毒者、娼妓等等）：5%。
扎斯拉夫斯卡调查发现，国家社会阶层的应变能力，优势是逐渐降低的。而与上层紧密相连的阴暗和犯罪活动上升。上层在许多方面依靠把国家财产私有化，依靠淘得阴暗的资本而发达。7个工业股份公司操纵着俄罗斯经济的一半，5.5%的俄罗斯富人掌握着72%的货币存款，并且通常把钱存到国外，国外存款达300亿美元。
我想说的是：俄罗斯现在的社会结构是不是与中国相近似？2010年中国的GDP已达40万亿元人民币，移民风潮却一波接着一波。2011年4月，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了《2011私人财富报告》，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俄罗斯相差无几，那么若以一千万元作为划分上层的统计门槛，可以想见如今中国的统治阶层和上层已经有绝大部分放弃了中国国籍，留下来的都是中等阶层以下的公民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使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日益狭窄，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往上爬的期望值还不如安于现状，整个社会逐渐向下流动，中产阶层正在消失。当一个社会上层逃离、中层下流的时候，底层的沦陷和暴戾的出场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兴起后，掀起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血腥杀戮，革命者最后也被革命。可是路易十六治内法国人口在增加，民间财富激增，工业家、进出口贸易商、批发商与小贩甚至食利者大量出现，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导致大革命的到来？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社会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第三等级，可为什么大革命却由其发起？贵族作为第二等级，理论上本是革命对象，为什么大革命的领导者中却充满贵族人士？为此，当年茨威格曾经做出如下分析：问题出在哪？或许是当权者耗用国力过度却又缺乏平衡感所致。的确，北美战争已使法兰西负债累累，而官方同时还要倾力促进国内的公共繁荣，通过带头消费、实施多项公共工程、广为发放穷人救济金和增加贵族年金等做法，国家成为本国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和最大的工程承包人。以常识的眼光看，王室的花销再怎么铺张，在庞大国家预算中其实占不到多少比例。国库开支浩大，税收却入不敷出，路易十六的财政窘况因而甚于前任。像先王一样，他向四面八方举债，进而不断使他的债权人收不回债款，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出现了普遍的纠缠不清，在恶性循环的债务链中，民间债权人接连沦落为债务人，政府公共财政管理不善随时都会演变成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为了化解危机，路易十六的大臣再次提议向从不纳税的第一、第二等级征税，此事不适时宜地大大扩散了社会敌意，促使分布于不同等级间的怨恨者、恐慌者和受损者都有可能不可思议地联合起来。如果把这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三个等级对应到中国，究竟如何对号入座？
今时今日的中国，全国倾尽全力拉动内需，以至于70%的GDP是钢筋水泥；通胀率居高不下，民生捉襟见肘，而全国“财政”收入却有望达到历史性的11万亿元。购买力下降时，税却在涨。在强敌环伺的世界上，中国却大力标榜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来，中国可以用白菜价卖稀土，可以支援非洲建立希望小学，可以在领土争议面前空谈几句严正抗议，似乎中国是正人君子，中国的道德准则是超一流的水准，可是中国的老人跌倒了却没人敢扶，中国的食物随时会含有化学毒素，中国的慈善事业施主都变成了冤大头，连中国的官员都已经喊出睡够一千个女人的口号，以上种种，至今也没看见中国的媒体说几句逆耳忠言。中国的未来还有希望吗？中国人虽然至死不做亡国奴，但中国却在靡靡之音中不知不觉与殖民地划了等号。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得了软骨病的中国人现在一定没再站着，而且手无缚鸡之力。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险史无前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