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上班在地铁上读报，猛然看到了木心去世的消息，心里一惊，想起了一些久远的点滴往事。
陈丹青说：“木心是个无解的迷。”
1986年我独自负笈留学美国，学业和身心都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囫囵吞枣地完成一天的学业之后，走在纽约黑暗冰冷的街道上返回宿舍。每天都顺便在街头的报亭买一份《中报》。回到家中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当时没有互联网，宿舍里连电视也没有，打开报纸，就是打开了通向故乡、通向世界的窗口。当时也有《世界日报》，但是那份台湾报纸上把大陆称为“匪区”，北京称为“北平”，令人很不习惯。我喜欢看《中报》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很好看的文学副刊。主编是台湾美女作家曹又方。我因为后来也在该副刊上登过几篇稿子，所以和曹大主编有过电话联系。后来曹又方回台湾了，六四后《中报》也停办了，再也看不到那么好的文学副刊了。再过几年又听到曹又方去世的消息。
就是在这个文学副刊上，我读到了木心。
当时我刚才国内出来，所读到的除了鲁迅，就是伤痕文学。木心虽然也是大陆人，但他的语言却是那么与众不同。他很男性化的文字冰冷沉重，但反复咀嚼之后，你会发觉他融化了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孤独困顿之际，迎面吹来一股清风，说拍案惊奇也不过分，真让你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语言怎么还可以会这样？我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一向相信我自己的文学嗅觉。我当时就断定：木心这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不久就将如雷贯耳。果然英雄所见略同，才子陈丹青在回忆他在美国遇到木心时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从此我凡是在副刊上见到木心的文章，都剪贴下来，小心地收藏起来。我承认，我能渡过那几年最焦虑困顿的时刻，有一部分要感谢木心。后来木心回国了，我也离开了哥大。以后我再见到木心的文字，虽似曾相识，但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心灵震颤了。的确，文学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当气场正对，才会有那种“如遭雷击”（陈村形容木心的原话）的感觉。
刚才我又翻出我收藏的木心的剪报。拿起那些发黄的报纸，又想起了当时拿起它们的那种悸动的感觉。我收藏的主要有：《昆德拉兄弟们》、《从前的上海人》、《永夜角声》、《木心答客问》等。我相信我是这些作品最早的读者之一。我知道《昆德拉兄弟们》这一篇后来改名为《昆德拉：精神世界的漂泊者》。下面是这篇的全文：
有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
“你打算到哪里去？”
“哪儿都行。”
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
“自己挑吧！”
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道：
“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楼主注：globe一字既有地球的意思也可以指地球仪，可惜中文失去了双关的妙处。）
——Milan Kundera
地形宛如展翅蝙蝠的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东西黩武君主所觊觎的美妙走廊，走来走去就不走了，把走廊充作历史实验室，其味无穷地细细试验极权主义的大纲小节，一切显得天长地久。
位处中欧，东北界波兰，南邻罗马尼亚及奥匈二国，西北接壤德意志。地势高爽，大洋性大陆性气候兼而有之，虽无海口，易北、多瑙两河交通畅洋，农、林、矿、牧的丰饶，皮革和玻璃工业源富技精，俊杰迭出的人文传统，民情醇如醴风俗灿似花，啤酒泡沫潮涌……昆德拉头也不回地背离这五万五千平方英里的蝙蝠形故土——弃而不顾？唯其欲顾无术，毅然弃之，弃，才能顾，他算是弃而后顾吧，他。
放逐与流亡，想想只不过是一回事，再想想觉得是两回事。移民，又是另一回事。入了别的国籍再回出生国，更是但丁、伏尔泰始料未及的现世轮回——“流亡作家”的命运大致如此：浪迹之初，抖擞劲写，不久或稍久，与身俱来的“主见”、“印象”、“块垒”、“浩然之气”消耗殆尽，只落得不期然而然的“绝笔”。有的还白发飘蓬地归了根。据说这是极权主义者心机奇深的一项策略，凡是无论如何驯制不了的异端，便索性让他脱根而去，必将枯死异邦，或萎瘪瘪地咳嗽着回来……但事不尽然，本世纪上叶固多前述的惨例，下叶，却不乏后例的雅范：天空海阔，志足神旺，旧阅历得到了新印证，主体客体间的明视距离伸缩自若，层次的深化导发向度的扩展。这是一种带根的流浪人。昆德拉带根流浪，在法国已近十年，与其说他认法国为祖国，不如说他对任何地理上的历史上的“国”都不具迂腐的情结。
昆德拉在法国不以为是异乡人，稚气盎然地认定捷克千载以来本是欧罗巴之一部分，这是自在的，那么捷克的现状岂非不自在了。所以他曾觉得在布拉格反而比在巴黎更有失根之感。此话总该由他说，说得兄弟们相视莫逆而笑。然后，他用捷克文写小说，最熟悉的事物用最熟悉的文字来表现。流亡作家以中年去国者为佳，昆德拉的经验，想像全渊源于波西米亚、布拉格。
什么是“布拉格精神”？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诠释吗？
《城堡》，《好兵帅克》，谅必就意味着这种精神。
说是对于现实的“特别感觉”（出奇的敏锐吧）。
说是持“普通人”的观点，站在下层，纵观历史（仰视的，倒过来的鸟瞰）。
说是“挑战性的纯朴”（如果作“纯朴的挑战性”呢，即原生的反弹力）。
又说所谓“布拉格精神”具有一种“善于刻画荒谬事物”的才华（那是多么可喜）。
又说还有一种“无限悲观的幽默”（那就真是可钦可爱之极了）
这些，谁说的？米兰·昆德拉，他几乎是在说自己。
算来一百多年了，左，右，左派，右派，左而右之，右而左之，左中右倾，右中左倾……
昆德拉说：“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的。”
这是一则不妙而绝妙的常识。
大家可以基于此则常识而作谠论，无奈S形的环绕依旧不知穷尽，昆德拉这样一句话，就显得如雷贯耳了。以“无限悲观的幽默”来对待，那是昆德拉私人的选择。所幸者“布拉格精神”非昆德拉之独具，亦非布拉格之特产，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域，都有少数被逼成的强者，不得不以思索和批评来营构生活。当一代文学终于周纳为后世的历史信谳，迟是迟了，钟声不断，文学家免不了要担当文学以外的见证。如果灾难多得淹没了文学，那么文学便是“沉钟”。极权主义最大的伎俩，最叵测而可测的居心是：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上帝是坐观者，也从不亲自动手敲几下钟。文学家就此被逼而痛兼史学家，否则企待谁呢。
压迫，会使文艺更严肃更富活力——这个罗曼蒂克的论点，促成许多俊彦牺牲到没有什么再可牺牲为止，相等于梦中死去。昆德拉知道暗里传阅手稿的年代绝不会造成文化昌盛期。一九六六年坦克滚进布拉格，捷克文学全部查禁，聋、哑、盲，捷克只存在于地图上，地球仪上，一块蝙蝠型的斑迹。
政治教条的首功是：强定善恶，立即使两者绝对化，抹掉中间层次，无处不在的厉虐性构成了。这还只是一重奇妙，更是另一种奇妙紧接而来：人们在俯首听令时，甘于殉从最简明易行的令，宗教早就试验了这类蔗民的心理取向。贯彻一种酷烈的意志，以采用几个字、两三句烙印鲜明的话最能生效，最富诱惑力。初受政治教条的控制时，哗嚣折腾中，来不及联想到人的极权乃是神的极权的变相和加剧，等到有所察觉，人的极权的机械器械系统性的完备程度，早已超出神的极权的模式之上了。怎么样。
昆德拉看到的历史实验室是中欧：一个帝国的覆灭——几许小国的再生——民主——法西斯——德军的强占杀戮——苏军霸据、持异见者遭放逐——理想社会的一线希望——希望的熄灭——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昆德拉熊兄弟们的决然去国……对于人，在这样的历史遭遇中活过来，而正在活下去的人，昆德拉看得发证。人可以如此孜孜矻矻苟且营生，文学，比“人”更精炼强韧的“文学”，却窒息而死。
昆德拉毕竟经历过来，他看清幼稚无知是青年的宿命特征，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加上罗曼蒂克的情绪爆炸力，正好被极权的恐怖统治者充分利用，一代青年老去，另一代青年上来……极权主义没有年龄，就这样，总归是没有年龄的东西支配有年龄的东西。
奥国的Hermanu Broch 对昆德拉说了句悄悄话：“作家唯一的道德是知识。”听者一惊而笑，他想，然而怎样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该是彰显人类的尚未昭露过的生命的那些篇章。“宣扬真理”，“呈示真理”，昆德拉以为文学家的能事是“呈示”不是“宣扬”——他算是冷静了，再冷静下去，便见“真理”只供“呈示”无可“宣扬”，唯有被呈示时是纯粹的、一经宣扬便变质的，才可能是真理。文学家在“宣扬真理”这番历时以千年计的繁浩剧情中几乎将文学汩没，而“呈示真理”则已经差不多全是重复重复，徒以呈示的手段为炫耀。所以，再冷静下去，悄悄话也将寂然无闻，不过这毕竟为时还早，文学家之间还有一惊而笑的机缘在。
要说“自然生活”，就涉嫌“理想主义”，尽管理想主义已含羞带愧退场了，剩下的挂念仍然是“怎样才能比较自然地生活”，人类可怜到只求各留一份弹指欲破的隐私，有隐私，就是自然。
“隐私”，“自然生活”，昆德拉乐谈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话题，“任何揭人隐私的行为都该受到鞭挞”。谁来鞭挞呢？“隐私”原本不成其为“权利”，当它受到邻人般的警探和警探般的邻人昼夜作践时，“隐私”才反证为神圣。因此，一旦到了争隐私的时候，必是万难拥有隐私了。而专以摧残隐私为能事、乐事者，却看准被虐者的弱点，久而久之的作践，使人丧失私生活的界范，再久而久之就泯灭了私生活的意识。
“没有隐私，爱情和友谊将是不可能。”昆德拉在塞纳河畔说这话是有深意的，在坦克的履带下，三复斯言也等于梦呓，新的野蛮以极权、官僚、武力为特征，步步袭毁“自然生活”，举凡“严酷”，皆“轻率”出之，昆德拉认为“轻率，是莫大的罪过”，到了“自然生活”被破坏得使人失去“私生活”的意识时，一切更其轻率得不觉其轻率，“无限悲观的幽默”也棘手于架构文学了——中古的“野蛮”在嗜杀“文明”后，会徐徐异化为“文明”，近世的新“野蛮”具有克止异化的特殊功能。至此，信念转为：轮回即使状如中断，实未中止，运行“野蛮“与”文明“的消长的仅是轮回的诸律之一律，此一律始终受诸律的制约。
“轮回观念“怎会是由尼采启示的呢，这个古老观念经尼采重提时滤去了宗教幻想，便赤裸直接得使哲学家们大感困扰——它的无处不在的威胁性，逼使昆德拉作成起生涯，由此联想到尼采之为尼采，他在文学家身上发生的亲和力，往往大于对哲学家的影响。历历可指的是：凡在理念上追踪尼采的那些人，稍后都羼乏而离去，莫知所终，而因缘于品性气质，与尼采每有冥契者，个个完成了自己的风范。昆德拉是不孤独的。带根流浪人，精神世界的漂泊者，在航程中前前后后总有所遇合。一个地球仪也够了。
木心笔下的昆德拉就是木心自己。愿木心这个精神世界的漂泊者能在天国任自己的思绪才情自由地飞翔！
陈丹青说：“木心是个无解的迷。”
1986年我独自负笈留学美国，学业和身心都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囫囵吞枣地完成一天的学业之后，走在纽约黑暗冰冷的街道上返回宿舍。每天都顺便在街头的报亭买一份《中报》。回到家中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当时没有互联网，宿舍里连电视也没有，打开报纸，就是打开了通向故乡、通向世界的窗口。当时也有《世界日报》，但是那份台湾报纸上把大陆称为“匪区”，北京称为“北平”，令人很不习惯。我喜欢看《中报》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很好看的文学副刊。主编是台湾美女作家曹又方。我因为后来也在该副刊上登过几篇稿子，所以和曹大主编有过电话联系。后来曹又方回台湾了，六四后《中报》也停办了，再也看不到那么好的文学副刊了。再过几年又听到曹又方去世的消息。
就是在这个文学副刊上，我读到了木心。
当时我刚才国内出来，所读到的除了鲁迅，就是伤痕文学。木心虽然也是大陆人，但他的语言却是那么与众不同。他很男性化的文字冰冷沉重，但反复咀嚼之后，你会发觉他融化了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孤独困顿之际，迎面吹来一股清风，说拍案惊奇也不过分，真让你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语言怎么还可以会这样？我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一向相信我自己的文学嗅觉。我当时就断定：木心这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不久就将如雷贯耳。果然英雄所见略同，才子陈丹青在回忆他在美国遇到木心时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从此我凡是在副刊上见到木心的文章，都剪贴下来，小心地收藏起来。我承认，我能渡过那几年最焦虑困顿的时刻，有一部分要感谢木心。后来木心回国了，我也离开了哥大。以后我再见到木心的文字，虽似曾相识，但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心灵震颤了。的确，文学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当气场正对，才会有那种“如遭雷击”（陈村形容木心的原话）的感觉。
刚才我又翻出我收藏的木心的剪报。拿起那些发黄的报纸，又想起了当时拿起它们的那种悸动的感觉。我收藏的主要有：《昆德拉兄弟们》、《从前的上海人》、《永夜角声》、《木心答客问》等。我相信我是这些作品最早的读者之一。我知道《昆德拉兄弟们》这一篇后来改名为《昆德拉：精神世界的漂泊者》。下面是这篇的全文：
有个捷克人，申请移民签证，官员问：
“你打算到哪里去？”
“哪儿都行。”
官员给了他一个地球仪：
“自己挑吧！”
他看了看，慢慢转了转，对官员道：
“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楼主注：globe一字既有地球的意思也可以指地球仪，可惜中文失去了双关的妙处。）
——Milan Kundera
地形宛如展翅蝙蝠的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东西黩武君主所觊觎的美妙走廊，走来走去就不走了，把走廊充作历史实验室，其味无穷地细细试验极权主义的大纲小节，一切显得天长地久。
位处中欧，东北界波兰，南邻罗马尼亚及奥匈二国，西北接壤德意志。地势高爽，大洋性大陆性气候兼而有之，虽无海口，易北、多瑙两河交通畅洋，农、林、矿、牧的丰饶，皮革和玻璃工业源富技精，俊杰迭出的人文传统，民情醇如醴风俗灿似花，啤酒泡沫潮涌……昆德拉头也不回地背离这五万五千平方英里的蝙蝠形故土——弃而不顾？唯其欲顾无术，毅然弃之，弃，才能顾，他算是弃而后顾吧，他。
放逐与流亡，想想只不过是一回事，再想想觉得是两回事。移民，又是另一回事。入了别的国籍再回出生国，更是但丁、伏尔泰始料未及的现世轮回——“流亡作家”的命运大致如此：浪迹之初，抖擞劲写，不久或稍久，与身俱来的“主见”、“印象”、“块垒”、“浩然之气”消耗殆尽，只落得不期然而然的“绝笔”。有的还白发飘蓬地归了根。据说这是极权主义者心机奇深的一项策略，凡是无论如何驯制不了的异端，便索性让他脱根而去，必将枯死异邦，或萎瘪瘪地咳嗽着回来……但事不尽然，本世纪上叶固多前述的惨例，下叶，却不乏后例的雅范：天空海阔，志足神旺，旧阅历得到了新印证，主体客体间的明视距离伸缩自若，层次的深化导发向度的扩展。这是一种带根的流浪人。昆德拉带根流浪，在法国已近十年，与其说他认法国为祖国，不如说他对任何地理上的历史上的“国”都不具迂腐的情结。
昆德拉在法国不以为是异乡人，稚气盎然地认定捷克千载以来本是欧罗巴之一部分，这是自在的，那么捷克的现状岂非不自在了。所以他曾觉得在布拉格反而比在巴黎更有失根之感。此话总该由他说，说得兄弟们相视莫逆而笑。然后，他用捷克文写小说，最熟悉的事物用最熟悉的文字来表现。流亡作家以中年去国者为佳，昆德拉的经验，想像全渊源于波西米亚、布拉格。
什么是“布拉格精神”？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诠释吗？
《城堡》，《好兵帅克》，谅必就意味着这种精神。
说是对于现实的“特别感觉”（出奇的敏锐吧）。
说是持“普通人”的观点，站在下层，纵观历史（仰视的，倒过来的鸟瞰）。
说是“挑战性的纯朴”（如果作“纯朴的挑战性”呢，即原生的反弹力）。
又说所谓“布拉格精神”具有一种“善于刻画荒谬事物”的才华（那是多么可喜）。
又说还有一种“无限悲观的幽默”（那就真是可钦可爱之极了）
这些，谁说的？米兰·昆德拉，他几乎是在说自己。
算来一百多年了，左，右，左派，右派，左而右之，右而左之，左中右倾，右中左倾……
昆德拉说：“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的。”
这是一则不妙而绝妙的常识。
大家可以基于此则常识而作谠论，无奈S形的环绕依旧不知穷尽，昆德拉这样一句话，就显得如雷贯耳了。以“无限悲观的幽默”来对待，那是昆德拉私人的选择。所幸者“布拉格精神”非昆德拉之独具，亦非布拉格之特产，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域，都有少数被逼成的强者，不得不以思索和批评来营构生活。当一代文学终于周纳为后世的历史信谳，迟是迟了，钟声不断，文学家免不了要担当文学以外的见证。如果灾难多得淹没了文学，那么文学便是“沉钟”。极权主义最大的伎俩，最叵测而可测的居心是：制造无人堪作见证的历史，上帝是坐观者，也从不亲自动手敲几下钟。文学家就此被逼而痛兼史学家，否则企待谁呢。
压迫，会使文艺更严肃更富活力——这个罗曼蒂克的论点，促成许多俊彦牺牲到没有什么再可牺牲为止，相等于梦中死去。昆德拉知道暗里传阅手稿的年代绝不会造成文化昌盛期。一九六六年坦克滚进布拉格，捷克文学全部查禁，聋、哑、盲，捷克只存在于地图上，地球仪上，一块蝙蝠型的斑迹。
政治教条的首功是：强定善恶，立即使两者绝对化，抹掉中间层次，无处不在的厉虐性构成了。这还只是一重奇妙，更是另一种奇妙紧接而来：人们在俯首听令时，甘于殉从最简明易行的令，宗教早就试验了这类蔗民的心理取向。贯彻一种酷烈的意志，以采用几个字、两三句烙印鲜明的话最能生效，最富诱惑力。初受政治教条的控制时，哗嚣折腾中，来不及联想到人的极权乃是神的极权的变相和加剧，等到有所察觉，人的极权的机械器械系统性的完备程度，早已超出神的极权的模式之上了。怎么样。
昆德拉看到的历史实验室是中欧：一个帝国的覆灭——几许小国的再生——民主——法西斯——德军的强占杀戮——苏军霸据、持异见者遭放逐——理想社会的一线希望——希望的熄灭——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昆德拉熊兄弟们的决然去国……对于人，在这样的历史遭遇中活过来，而正在活下去的人，昆德拉看得发证。人可以如此孜孜矻矻苟且营生，文学，比“人”更精炼强韧的“文学”，却窒息而死。
昆德拉毕竟经历过来，他看清幼稚无知是青年的宿命特征，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加上罗曼蒂克的情绪爆炸力，正好被极权的恐怖统治者充分利用，一代青年老去，另一代青年上来……极权主义没有年龄，就这样，总归是没有年龄的东西支配有年龄的东西。
奥国的Hermanu Broch 对昆德拉说了句悄悄话：“作家唯一的道德是知识。”听者一惊而笑，他想，然而怎样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该是彰显人类的尚未昭露过的生命的那些篇章。“宣扬真理”，“呈示真理”，昆德拉以为文学家的能事是“呈示”不是“宣扬”——他算是冷静了，再冷静下去，便见“真理”只供“呈示”无可“宣扬”，唯有被呈示时是纯粹的、一经宣扬便变质的，才可能是真理。文学家在“宣扬真理”这番历时以千年计的繁浩剧情中几乎将文学汩没，而“呈示真理”则已经差不多全是重复重复，徒以呈示的手段为炫耀。所以，再冷静下去，悄悄话也将寂然无闻，不过这毕竟为时还早，文学家之间还有一惊而笑的机缘在。
要说“自然生活”，就涉嫌“理想主义”，尽管理想主义已含羞带愧退场了，剩下的挂念仍然是“怎样才能比较自然地生活”，人类可怜到只求各留一份弹指欲破的隐私，有隐私，就是自然。
“隐私”，“自然生活”，昆德拉乐谈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话题，“任何揭人隐私的行为都该受到鞭挞”。谁来鞭挞呢？“隐私”原本不成其为“权利”，当它受到邻人般的警探和警探般的邻人昼夜作践时，“隐私”才反证为神圣。因此，一旦到了争隐私的时候，必是万难拥有隐私了。而专以摧残隐私为能事、乐事者，却看准被虐者的弱点，久而久之的作践，使人丧失私生活的界范，再久而久之就泯灭了私生活的意识。
“没有隐私，爱情和友谊将是不可能。”昆德拉在塞纳河畔说这话是有深意的，在坦克的履带下，三复斯言也等于梦呓，新的野蛮以极权、官僚、武力为特征，步步袭毁“自然生活”，举凡“严酷”，皆“轻率”出之，昆德拉认为“轻率，是莫大的罪过”，到了“自然生活”被破坏得使人失去“私生活”的意识时，一切更其轻率得不觉其轻率，“无限悲观的幽默”也棘手于架构文学了——中古的“野蛮”在嗜杀“文明”后，会徐徐异化为“文明”，近世的新“野蛮”具有克止异化的特殊功能。至此，信念转为：轮回即使状如中断，实未中止，运行“野蛮“与”文明“的消长的仅是轮回的诸律之一律，此一律始终受诸律的制约。
“轮回观念“怎会是由尼采启示的呢，这个古老观念经尼采重提时滤去了宗教幻想，便赤裸直接得使哲学家们大感困扰——它的无处不在的威胁性，逼使昆德拉作成起生涯，由此联想到尼采之为尼采，他在文学家身上发生的亲和力，往往大于对哲学家的影响。历历可指的是：凡在理念上追踪尼采的那些人，稍后都羼乏而离去，莫知所终，而因缘于品性气质，与尼采每有冥契者，个个完成了自己的风范。昆德拉是不孤独的。带根流浪人，精神世界的漂泊者，在航程中前前后后总有所遇合。一个地球仪也够了。
木心笔下的昆德拉就是木心自己。愿木心这个精神世界的漂泊者能在天国任自己的思绪才情自由地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