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家的理论，不一而足。依尼采(Nietzsche)之说，国家建立在争竞斗争的原理上。人生所循的律，即原野生番所循的律，人类原来不是合群的动物，乃是争夺劫掠的动物。强者为王，所以国家理当建立在政治的极权统治原理上。
卢梭(Rousseau)把国家讲成一种矫强的装作，提倡人类社会要回复到自然的境地，故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见解与史实不合，因为从历史看起来，原始社会的人极少自由。原始人是最受风俗遗传束缚的。照卢梭讲，人类因为要谋安全和保障，是以制订法律，相约共同遵守，于是国家成立，而个人失去了自由。
得鲁蒙(nenry Drummond)则以为人的主要性格不是争夺劫掠，而是友爱。这种友爱之情即进化最初阶段，也能看得出来。母亲爱子女也是出于天性。所以在进化律与道德进步之中并无抵触。固然有所谓适者生存之律，但所谓适者乃道德上的适者。爱人与合群的态度也包含在人性之中，应该视为国家建立的基础。
国家的职务是要团结一些人，共同居住在一个接着正义保持秩序的社交生活中，国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在那社会中，人人得以相互保障的谋求身体、智力、道德和宗教各方面活动的发展。国家就是政治的社团。这社团在一定土地范围以内，成为一个制订执行法律的社交单位。说得狭义些，这样一个社交单位，就是行使这种社团政治职务的一种或多种制度。说得广义些，这社交单位就是由许多人结合拢来，接受遵循这些制度而生活的团体(William Adams Brown．Church and state．p.32)。牛津会议对这问题采纳以下陈述：「我们承认所有现存的国家，都是历史造成的事实，在政治范围以内，它们有最高的权威，但因为它们自己也隶属于上帝的权威以下，归上帝审判，所以它们应该服从上帝的旨意，要照他的计划实施法治，维持秩序，并要为它们所团结一致的国内人民服务，又要向普世人民的福利有所贡献。……我们既然相信上帝及正义之源，我们就不能把国家看为最高的立法者，只能把它看为法律的保障机关。国家不是正义之所，乃是正义之仆。就基督徒而言，除了上帝以外，别无最高的权威。」(J.Oldham,The Oxford Conference,pp．66,67)
基督教不能把国家看为是由于一党一派的人操纵权势所造成。也不能把它看作单是一种人类相互利用的契约。上帝要人类按着规矩秩序相互发生关系，所以国家是建立在他的旨意之上。基督教把国家看作属上帝的制度，源出于上帝的旨意。这自然不是说，对每一个政府我们都要抱这种态度，乃是就政府之为政府而言(罗十三：1－4；多三：1；彼前二：13；箴八：15)。国家是上帝所创设的制度。有上帝所赐予的权威，就是世上人民都作了基督徒，我们也不能没有政府，因为即使到了那个地步，社会若要治理得有条不乱，也得有些条例。
第二节 关于国家机构如何组成的各种理论
(一)各种乌托邦理想──人类作乌托邦梦已有数千年之久。其中最显着的要算柏拉图的共和国与旧约的弥赛亚期望。在希伯来人历史的进程上，这种旧约弥赛亚期望经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演进。但这一切期望都集中在一点，就是上帝的统制要以公义、正直与仁爱实现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新约把弥赛亚的期望看作应验了(成全了)在耶稣身上，而耶稣一生对于应验这些前人的渴望实有深意存乎其间，在人以信心接受耶稣的条件下，上帝的统治便建立了，上帝的国便已降临。弥赛亚的期望是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虽说不是照历史的形式作了字句的应验，但总是按照道德的和宗教的实质。
乌托邦理想中有些共同之点。政府要为大众利益而行使职权。社会中要有平等、团结、公德以及互相友助。科学要以促进一切人生活的共同利益为职责。工业的理想乃是要藉组织以应付人的需要，保全人的价值，劳力要减少到最低限度；要以合作代替争竞；人人都要以道德的和文化的生活，较之物质的福利更加重要。要以信仰人生成就的可能，注重人格的价值和尊严。言语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都要有保障，评论应受欢迎，任何可以引起违反社会福利的个人企图，都要以规例制止。看这些出于乌托邦理想的普通要素，可见人类道德感对于国家应当如何建立组成的见解，是大同而小异的。
(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最显着的一种主张，乃要废除私有制，使一切归为公有，为社会所有，或为国家所有。基督教伦理并不要求私有财产制之废除。耶稣的朋友中，好些占有财产，新约并无记载耶稣反对这种制度的态度(路八：3)。虽然，单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或制度看，不一定违反基督教。有好些共产社团是依基督教原理建设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即实行共产制(约十二：4－6)。最初聚居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即抱共产主义，实行「凡物公用」(徒二：43－47，又四：32－35)。但最初基督徒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斯式的共产主义有所不同，前者乃出于自愿。亚拿尼亚犯罪(徒五)不是因为他没有将全部财产交归共管，乃是因为他立意欺骗。耶路撒冷的共产主义建立在灵性的，并非物质的条件之下，乃由无阶级的爱所激成，并非由于阶级斗争。它到底没有十分成功，因为过不多久，耶路撒冷的信徒在日用所需的事物上，都要仰给于各处教会的救济。我们也要指明，那是一种单消耗的，而非生产的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不能拿耶路撒冷教会共产尝试的失败，证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来试行不会成功。
在今日通常所谓之「共产主义」，乃指马克斯式的共产主义而言，最显着的一个例子，即今日在俄国所试行的共产主义。这一派的共产主义以马克斯为先知，他所讲的乃是经济决定论。他以为各种不同社会生活之所由发起，均以物质生产力为客观的条件，此即所谓唯物史观。这种共产主义亦以国家为最高的善，提倡无产阶级凭藉武力起而专政。马克斯这种思想出自黑格尔(Hegelian)的辩证哲学，不过由他用来解释历史的进程。
但历史的进程，不能单拿经济的因素来解释。文艺、政治、宗教以及科学，均曾影响过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人对待财富的态度，经济决定论是不合实情的，不然，人就总不能上升到更高的地位，而且共产主义自身的唯心论也不会发动起来。共产主义以消除阶级为主旨，但同时又把无产阶级扶持起来使之专政，因而阶级之消除便不能成功。因为有产阶级便成了被剥削的阶级，共产主义对于财富之分配，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一个国家要如何设立一种标准，来规定人各所能，和人各所需呢？这种分毫不爽的尺度，从来没有发现过。
基督教与马克斯的哲学难于调和。基督教不能承认国家至上。就基督徒而言，上帝的旨意和律法有最高权威，在上帝旨意之前，连国家也当屈服。基督教不相信历史的经济决定论，乃相信历史的道德决定论。基督教也须起而反对共产党人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用暴力争取独栽政权。无论目的如何，基督教总不能赞成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目的。耶稣不是革命党人，总不主张用武力。事实上，他反对用武力。暴力只能产生更多的暴力，恶不能用恶来减少。基督徒须得拒用暴力达到目的，要把他们一切的奋斗精神用在道德的抗议上。而且马克斯主义仇视宗教，硬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无疑的这种印象之造成实由于俄国教会，但无论如何，基督教总不能与一种否认有超自然具体的运动调和。共产主义所遗留于人心中的重负，惟有宗教能予解除。共产主义倡唯物论，基督教倡有神论，两下不能和谐。共产主义在实行上，亦趋于忽视基督教的婚姻理想。
(三)国家主义──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暂且用「国家主义」这一个名词，讲到一种政体的形式，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德、士耳其、波斯、南斯拉夫、西班牙和波兰所兴起的，这种运动由特权有产阶级所发起，揭筑一些民族固有的保守理想，压抑无产阶级的期望。像共产主义一样，这运动也是由一位独裁领导，这样的国家都是极权的国家。共产主义以政客为独裁，国家主义则以一位独裁者代表资本家发言。国家主义通常反对自由、平等、民主、以及各种代议式的政体。民众只要盲目的服从，不当思想。国家主义致力于自足自给的经济制度，通常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
现代的极权国家压迫个人至极，以致个人想要促成的任何福利皆无法进行，假借一种独裁制度来提高一个民族的地位，就算目的达到了，那些独裁者终必被推翻，所以这样一种运动必终归消灭。
国家主义不但在实行上仇视基督教，连它的理论也不能与基督教的信仰相调和。把一个人种或一个民族高举过于其它，这与基督教所揭示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不能调和。基督教的主要德行是爱，由于这主德而生的有慈怜、谦卑与舍弃，而国家主义所重视的则为勇敢、高傲、以及征服欲。国家主义有时以反闪的(Antisemitic)姿态出现。这种主义总想假借名义，把罪归到什么人身上，特别是在德国，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这样逼迫犹太人便不能与基督教调和。共产主义想要消灭教会，国家主义则想用来作为工具，以达到它的目的。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教会都不能依照它的性格执行任务。基督教也讲极权，故不能与极权国家的理论相调和。这两下不能并立而无冲突。
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好些共同之点。它们都不邀人自愿参加，只命令人服从。它们都不作劝导的尝试，只知发号施令。它们禁止批评，不准讨论。它们两下都有独裁。它们都有宗教的迹象，它们各有拯救个人和社会的福音；它们崇拜它们的英雄为救主；它们的经典、教义，以及祟拜仪式都有威权；它们的信徒为主义奉献己身、舍弃性命；他们倍奉主义以及勾引别人信奉之情，都是极其热烈的；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为道殉难的烈士，他们也发动圣战，且有活泼的末世盼望；这些都是宗教所有的迹象，也是这两种运动与基督教发生冲突的原因。
(四) 民主──在一种民主政体中，国家的主权操于民众之手，由人民选出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主建立在一种人道理想上，以为一切人民对于生活、自由、以及追求福乐，都有平等的权利。凡为达到社会效能所必需有的集体行动，以及发展个人才能所必需有的自由，两方面它都同时承认，但难处是在乎如何求得两下适中的注意。一切民主政体在理论上都保证人身、信仰、出版、集会、以及投票选举之自由。
不论个人经济地位如何，人人一律有选举权。这是将个人权利和价值置于射产权利之上，这一点与基督教的一个理想相似。但在实行起来的时候，这个理想不见得每次都能实践。民主提倡出版自由，但这种自由常为既得利益阶级所操纵，用以作自私的宣传。在人种关系上，民主的理想也常受摧残。民主原要作一切人民经济的安全保障，但在许多民主国家中，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之手，造成贫富对立之势，而且归根结底的说起来，没有经济的民主，不会有政治的民主。
如果要一种民主政体得以维持下去，政府必须在各人与各团体之间保持秩序与正义；要推进各阶级的福利，改良教育，广播知识。民众习于无知，民主是无法推行的。要等到民主的理想实现了，于是才能形成一种风气，使基督教的伦理得以行使其职务。
第三节 国家对于产业和财富的关系
在任何循规例守秩序的社会中，政府务必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使剥削榨取不致发生极富与极贫之对立是不堪忍受的，自来文明之崩溃均由于此。在一种文明将近崩溃之先，是社会大量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由其任意支配，对于何社会之存在都是很危险的。在少数人极富，大多数人极贫的状态之下，便无所谓正义，正义既亡，社会便从此解体，因为正义乃团结社会之要素。国家用以预防此等恶事发生，可用之方法有如下数种：限制土地占有；对土地、遗产、以及个人收入、征级增税；采公有制或严格取缔专利和操纵；禁止一切不正当的交易；严厉处分囤积和投机。
（一）资本主义
就财富的生产而言，资本主义乃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就生产速度而言，或就生产量而言，资本主义都有好的成绩。发展机器生产的能量，减少生产的费用，提高生活的水准，都是由资本主义而来。虽然，我们也不可把太多的功迹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应该知道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进步．大半是由科学之昌明，以及科学化的技术而来。不拘在何种社会制度中，科学都能作成大事。且看今日的俄国，它运用科学方法生产，至少在物质方面，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我们也得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生产与分配工作的，也有好些是很好的人，但社会制度与人生总有连带关系，在有些制度中要作好人比较容易。把一个食人的生番迁到文明社会，他就不能还是按生番社会的方式生活下去。他必得要改变原来的社会方式，采用一种合于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有些社会制度造成一种较善的环境，使人易于表现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开始发展时代，实行资本主义是相当有效的。那时土地与天然的富源好象是无穷尽的。但后来失业与周转性的严重不景气相继发生，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否健全，许多基督徒拿基督教伦理的观点来向这种制度挑战。在今日 多代表基督教思想的着名领袖都采取这个立场。实在，在今日几无一基督教领袖不从一些方面向资本主义制度攻击。
资本主义制度以谋利为出发点。如果把谋利的动机取消，资本主义便不复存在。所以要推翻资本主义，必先除灭这谋利的动机。所谓利益，就是把生产费用付清之后，所剩馀下来的。我们并不反对，凡以冒险、负责的态度服务的，按理当得报酬，但用资本得来的利益，是不付服务代价的。我们也知道，人求利并非单为得利，也是为个人及眷属的安全，或为别助一种有高尚目的的事业。但通常以谋利为动机的企业都是唯利是图的，只求利息增加，不求社会和人道福利，基督教伦理学家反对这种唯利是图的制度，而且指明基督教伦理是以服务的动机来代替谋利的动机的。他们也能以事实指明，这种由谋利动机所产生的一连串的恶事，即如：浪费资源；为提高物价而减少消费量；食物中掺假；制造药物，不但与人有害，且可促短寿命；童工；剥削妇女的工业；低微的工价等。为求多得利润，机器重要的部分用贱劣质料制成，以致失事，丧失生命。火车失事以致丧失旅客生命，亦因贪图重利，不讲究安全，所用多贱劣材料。因为要防备贪图重利的危险，必得订立成千成万的条例，设置警察、法院、稽查、监狱等。忠厚仁术存心的人，也能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的特点在乎公司组织，是不以人作人看待的，是无灵魂、无良心的机构。基督教主张工业为人而设，并非人为工业而设，教会应当努力提倡，把服务动机置于谋利为动机之上。工业应该以合作为出发点，要充分的供给一切人的需要。如果我们认为，除非以谋利为动机，不然则不足以促成工业成功，那么结果必致不堪设想。除了以谋利为动机以外，还有别的动机可以激动人努力从事工业，如；服务、舆论嘉奖、事业兴趣、冒险精神等。人类许多最高贵的贡献并非由于谋利的激动。今日苏联自有它的弱点错误，但它已显明的证实，除了谋利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动机可以催促人从事工业的发展。
除了谋利动机以外，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其它特点。这种制度让那些有夺取能力的人争得大量的财富。据一九二六年的统计，美国财富有百分之六十归于百分之一人民之手，其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所占财富仅百分之四十。又据最近一次之调查，美国人民平均每年收入为七百元，而其中有五百零四人之收入竟超过百万以上。又据一九二九年之统计，百分之十富有阶级所积蓄的，四倍于其馀百分之九十之人民所有积蓄之总和，等于那收入最少的一千一百万家庭收入之总和。对于凡有理性的人，这样的制度，造成不合正义的财富分配，是不能长久容忍下去的。
资本主义的第二特点是它的争竞性，「争竞是工商业的生命」。所谓争竞就是一个人应该尽他所能的争夺财利。在这一种争夺制度之下，一人得利即等于另一人失利。用于争竞致使善意消亡，嫉妒和私心油然生起，把弟兄友爱之情一概抹煞了。争竞亦常使人作欺诈虚伪的企图，这是常人之情所难于胜过的。许多基督教伦理学家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外，存在一种制度可以更有效的实现弟兄友爱之情，以及服务和仁爱的精神。他们特意指明，作基督徒的应该追求一种经济制度，使得基督徒个人的人生观与社会经济的模式，不致发生这样大的冲突。一切开明的基督徒，不得不灵敏的感觉到，基督教服务的动机，与现有社会中争竞的思想，两下是何等的相互抵触。
资本主义的第四特点，为其继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基督教标榜无阶级的爱。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交阶级。在一方面有占有阶级，一切生产器具都为他们所有，归他们管理。在另一方面则为劳工阶级。劳工阶级通常无权管理事务，对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除非有了劳工的组织，不然是无发言权的。这两个阶级成为对立的形势，而资本主义的本身并无可以使两下调和之路。这两下所有利益完全互相冲突。即或有时偶有调和之可言。其因素并非来自资本主义之自身。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夺去了劳工阶级的独立地位，在这方面既失了独立，在人生的其它方面亦无独立可言，如在政治方面。就经济而言，基督教把人的价值看为至上，要求把财产权看为次要，要使之为人权服务。然而资本主义却把财产权看为首要，把人当作生产财富的工具。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两下势不兼容。「我们大发其财，是因为整个的人种民族因我们而死，一洲一洲的人口因我们而减少。」(Walter Rauschenbush．Chri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p.245)因为这样重看财产权，而不顾人权，实行资本主义的结果总是引起战争。现代战争大都是以经济为原因。
现代马克斯式的共产主义有好些与资本主义类似之点。许多抱资本主义的人攻击共产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它的唯物论与无神论，乃是因为他们要保全资本制度中自私的利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二者均为唯物思想，为暴力之源。上面所举资本主义各特点，是不能与一种灵性的人生意义相调和的。人的灵性生活多因资本主义而腐化，在它的怀抱中归于窒息。资本主义并不显然反对基督教，反而依附它，求它的祝福，而且太多时候竟公然蒙了它的祝福。然而这却是最大的危险。资本主义这样利用基督教而得的成功，常把基督徒蒙蔽住了，而看不出这两下相互矛盾的地方。
那些攻击资本制度的基督教伦理学家，谴责这种制度，因为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因为它以争夺财利为出发点，置物权于人权之上，引起战争。他们也感觉得现代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的人生观立于敌对地位。(参贺川丰彦之著述及Barclay 着The World Miss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均对此点有透彻发挥)。失业以及因繁荣与不景气之循环而引起的社会痛苦，致使人们对这种经济制度之建立基础发生疑问。
（二）合作
合作包含有相互扶助之意，使大家有一共同目的。合作可以养成好意，以及团结的精神。友爱的心也可由此促成。个人的智力技能，在合作条件之下，可以用来完成群众的利益，而不为一己的私利作想，因为有这些好处，所以许多人把合作运动看为一种促进社会基督化的方法。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缺点很多，所以现代人士都注意到这一运动。合作运动可以从工业中消除谋利的动机。只要政府准许资本主义照样进行，这种运动并不想用政治的势力去求改革，它也不提倡革命，又不凭藉任何武力。它也不像社会主义，因为它不提倡财产国有。它所攻击的只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生产分配，不为多数人的需用作想。它要用实用与服务来代替义。
合作运动在历史上也并非新奇的事。人很少知道有这回事，是因为这运动不作宣传，也不必要宣传。这运动积极开始于十八世纪之下半期。到了今天，世界各文明国家大部分的买卖都是用这合作的方法。世界最有名的合作社要算英国北都罗克兑(Rochdale)所办的这合作社办了将近一世纪之久，大半成功的合作社均以此为榜样。它的起源是这样：一八四三年冬季在罗克兑城中，有些织布匠人，聚集讨论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之道。把劳工组织起来谋求工资增益在他们看来似无补于事。于是他们计划开办一所合作社以求减少生活费用，于无形中增加工资。这著名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为征集开店所需资本费了些时间，但资本终于征集够了。在店门开放的时间内，各社员轮流充任店员。店中货物仍照市价售出。但顾主得按购物之多少分得利润。又将利润之一部分充保留基金。原来投资的资本按当时的流行率算息。社中事务每个社员不论股分的多少，都有投票权。这种办法无非要把财产价值置于人权价值之下。这种制度是不以谋利为出发点的。由购物多少所得的利润，不算利益，不过是将物价退回一部分。合作社的经理有一定的薪俸。照这种办法不必取消私有制度，也不必废除交易，更不必因图改革把一种文化消灭。合作社也不消灭私人贸易。它的活动无非是稳定商务和交易。罗克兑的办法作了后来 多成功的合作社之基础。合作社的办法消灭了争夺的气息，代之以服务的精神，至少使得服务的精神有能表现的馀地。这运动所提倡的原则是不能反对的。假如个人或公司应该占有管理个生产分配的机构，一个合作社岂不也可以这样作么？这运动还有一个伦理的含义，那就是可以省去一些无益有害的广告。凡是合作运动成功之处，合作思想的教育亦必发达，与其它社交生活亦有很大的利益。
(三) 劳工
在牛津所开生活与事工会议，对这问题采取了如下立场：「既然上帝为人的福利而规定劳工，其中自有它的价值和尊严。工作是人所当行的本分，是应当重视的。在工业上，总不可把劳工看作货物，人应当在日常工作上，承认成就他基督徒的天职。工人，无论在田野或工厂，所得工资应该能以维持生活。所处环境当清洁卫生，凡与工人福利有关的事都当有发言的权利。」(The Church And The Economic Order)
美国基督教协会，订有一种社会信经，其中关于教会所当采取的立场有如下各点：「一切保全己身应享的权利；财富更普遍更合正义的分配；在生活的起码工资以外，工人对于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要有一分合理的享受。担保城市和乡村的工人，不受劳工情况的损害，免去受扰和致疾的危险。关于疾病、失事、养老，以及失业的社会保险。工业生产普遍增加，工作时间随之减少；七日之中至少有一日休假，以期每周工作日数逐渐减少。女人工作当订特别规章，保证她们的福利，以及家庭和社团的福利。雇主和雇员同有权利团结组织起来，争取一己的利益；两下有权保护自己，两下亦有为社会福利工作的义务。
公理宗的社会行动协会对于这问题(一九三五)亦有如下的话说：「美国工业工人应有组织的权利，不受阻碍；应当有权集体的争取利益，对于决定他工作状况的问题，他应当多享参与的权利」
南部教会领袖团契(The Fellowship of Southern Churchmen)最近通过了如下的一条议案：「把人的劳力作为货物买卖，把它放在剥削者手中作为工具，这种观念我们拒绝，因为这种观念违反男女人们参与经济生活组织中应有的权利，不把他们看作负责的人格，而把他们的地位看作与一架现代社会的机器同等。因为我们相信人的价值超过财产的价值，所以我们主张一种以服务为动机的经济制度，来代替这种以谋利为动机的制度。我们相信要维持工人的自尊，唯有让他们自由参加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是以我们主张工人都要加入工会，而且要教导我们教会的教友们，欣赏护卫一切男女人们集体为争取利益而行动之权利，但不要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暴力. 」
罗马教会，尤其是经教皇利欧十三世(Leo XIII) 和庇乌十一世(pius XI )发出通谕之后，不但承认了劳工有组织起来集体争取利益之权利，而且有此必要。
国家政府应该保让劳工团结组织起来，达到集体争取一己利益的目的。在目前经济制度之下，单独的一个工人想要抵抗偌大的工业机构是不可能的。有的雇主对工人抱提搞态度，这种态度也许不可厚非。不过，若将工业的管理改变一下，这种由提搞主义(paternalism)而来的利益依然可以保存。而且，假如不是因为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发生恐惧，也许连这提搞主义也不会有。还有，提搞主义并非民主，它也不让劳工对他一己的工作状况，发表任何决定的意见。工人也享有工业一部分的主权，那就是他的工作。工作与机器一样同占一部分主权，如果民主要实行，出力工作的人对于如何应用他的力气也得有所主张。工作与工资之多少普通是工会争取的目的，但有时也有事实证明，工会之组织使女工不受侮辱。
为护卫它的权利起见，劳工是该组织起来的，但追求社会全体的利益，不妄用组织而来的权力，也是今日工人应负的责任。
第四节 违法与犯罪
国家应该保护公民免受罪犯以及一切违法行为之害。讲到罪犯，我们应当记得犯罪不单是个人的事，乃是由个人与社会秩序联合产生的。国家与教会同有职责，把使人犯罪的原因由社会挪去。如果国家改革经济方面各种不良的制度，一定可以减少许多犯罪的行为；例如：为公民设各种正当的娱乐和运动，消除那直接或间接使人犯罪的童工制。国家和教会对于安定结婚的生活以及免使家庭破裂，都有许多事可作。儿童犯罪的事与家庭分裂有密切关联，应以后者之挽救补救前者。
照基督教的精神讲，作奸犯科的人应该设法对付，但不可以报复的态度出之，应该由改善的观点出发，社会秩序应当维持，但要用改善罪犯的方法。对罪犯不可纵容，虽当同情因罪犯而牺牲者，不当同情罪犯，但以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还是要以人道对罪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就是那些对罪犯加以严刑酷罚的记录。非人道的刑罚只有使罪犯的人生更加恶化。监狱中最成功的看守，均将罪犯所应得的自由和特权尽他们享受。这就是寓刑律于人道之中的一种原则。囚犯在狱中也应为之安排合适的工作。古谚有云：「 懒惰人的头脑是魔鬼工作的场所。」把这句话引用到囚犯身上，更为恰切。囚犯由监狱中出来应当作较好的公民。达到这目的可用的方法，如：学习手艺、各种教育、提高健康的体育、图书室、宗教训导和感动。囚犯出监以后当有合适的职业以及恢复生活的指导。
许多基督徒认为死刑是不能与基督的精神相调和的。在新约中他们找不到根据。他们注重人性能被改善的思想，而指明死刑却将这个可能消没。他们也注重人的生命是由上帝而来的事实，只有那赐人生命的主才有权利把人的生命夺去。其它反对死刑的理由，如：不能一例平等的执行，有冤枉的可能，根据统计，死刑并不减少罪犯。在执行死刑的国家，并不比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少有犯法的事。而在那些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中，犯法的事平均并未增加。
第五节 战争
基督教的创建人称为「和平的君」(赛九：6)。耶稣申斥当时军阀主义的弥赛亚思想是很显然的(太廿：1－9，廿六：52)。耶稣虽未明说反对战争，但他整个思想的精神是不能与战争调和的(参太五：9、22、39、44)。耶稣与他以前时代先知的理想，都是一个无战争的世界(赛一：4；弥四：1－5)。初期基督徒的一般态度也是反对战争。要等到康士坦丁时代，国家与教会携手，武力主义才在教会中打下根基。(参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gy．Vol. XIX, Art, by Prof. Mcgiffert)
战争的本身以及种种引起战争的原因都与基督教的精神抵触。引起战争的一个原因乃为国家主义。基督教能承认一种贤明的爱国主义，但不能承认一种否认天下一家的爱国主义，或是否认上帝的旨意高过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另一种引起战争的原因为经济的私心利己。就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现代的战争也不显明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冒险，而基督教又坚决的主张人的价值高过财产的价值。把人当作炮灰，来争取权利或保护财产，都是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制造军火的商人以及军阀阶级所作宣传，均与基督教精神根本抵触。提倡战争的心理与基督教的精神不可同日语。
那些对于消弭战争一问题研究最深的人士，莫不一致同意，欲想为世界谋和平，必须使财富在各人与各团体之间有较公平的分配；必须撤消国际间关税的壁垒，使各国间经济水准不致相差太甚；对种族与人口问题要抱宽大态度；对其它民族的愿望和需要要有更大的同情。这样的态度都是出于基督教的精神，如果基督徒的态度是解决战争的唯一方法，那么，战争便是违反基督教的。用战争造成违反基督教的态度，如何与基督教符合呢？想要保证和平，必须有眼光远大的政治家，根据基督教的原则为和平设想。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包含的反基督教态度，就算不是唯一的，也是造成战争的最大原因。C.O.P.E.C．报告中有话说：「任何战争均与耶稣基督的教训和精神背道而驰。对一切造成战争的政策，教会都应该反对，教会也要主张，凡为良心所主使不愿参加战争的人，都当免除兵役。在任何争执未经法院公断之前，教会不当支持战争，如果公断不被尊重，亦不可支持战争。」
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所编社会信经第十六条有云：教会应该主张「废除战争，尽量裁减军备，参加一切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执的机构；建设一个合作的世界秩序。」
该联合会又在一篇宣言中有云：「 我们相信战争违反基督的精神，与我们所承认的相爱如弟兄的福音大相抵触。战争是危害人类最大最深的社会罪恶。战争所用的方法，所激起的情绪，侮辱基督所讲人类互相信赖、友爱、宽恕、帮助的天国。我们知道战争的凶横、残暴，由于现代科学的进步益加可怕，不但威胁文明，而且将和平的君王置之度外。」
我们主张一切教会机关再不要为战争所利用，只用必然促进和平的工具。基督的教会不可被人利用作为培养国际间猜忌和仇恨的工具。教会不可赞成或拥护战争。支持战争，便是推翻我们认为我们相信的福音。
「唯有上帝是人良心的主，故此我们主张，国民地位之获得不能以参加战争为条件，违反个人道德的信念。我们相信以参加战争来试验国民之忠诚，不但对个人不公道，而且违反社会公众的福利，又与建立一个国家的理想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之上的理想相抵触。我们的国家需要那些百折不挠服从良心指使的国民，他们只以上帝为生活和行为最高的权威。国立教育机关不当强制施行军训，政府不当把效忠于国家或效忠于基督视为同等，使人左右为难。如果真有这种难处发生，我们唯有跟随基督!．」
关于战争问题，教会人士抱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以为当战事发生，服从政府的命令去从军，乃是基督徒的本分。把道德的责任交由政府去负，这样一种态度真有些不合新约的基督教精神，因为当时使徒们也曾抗拒政府，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
第二种人的立场是以为基督徒可以参加正义的战争。但如果我们以此为参战的条件，我们须要知道，就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说，任何战争都是正义的，至少要等到战争平息之后，方不作如此宣传。
第三种人则取非战态度。这种人决不以恶的武器去对付恶，因为知道这样行只会足以增加恶。就是有野蛮人前来侵犯文明，也不好用现代战争的毁灭方法，去扩大野蛮行为，以求制止。抱非战主义的人，对于侵略的行为，也无需采取一种中立态度。他可以采用各种可能的劝导方法，不假恶的势力以任何助力，但不要采用任何暴力。以暴力对付暴力，只会助长恶的势力。基督教的非战派坚决的相信战争违反耶稣的心意，因为他明明地对彼得说过：「收刀人鞘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廿六：52)基督教和平主义派相信，那最后的胜利不归于恨，必归于爱。
第六节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说一国国民为国效忠，自愿牺牲为国服务。爱国主义并不为对国家所作牺牲或所服之务下定义。通常人都拿军国主义的名词，来解说爱国的意义。
有生活力的宗教，常与那些冒充爱国主义思想相冲突。旧约中第一位留下有著作的先知，就是因遭不爱国的攻击，而被放逐(摩七：11)。使徒保罗也常受不忠于国的攻击(徒十六：21)。耶稣所受的诬告，也有一种不忠于国。路廿三：2记着：「 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有一种自命为爱国的态度是与耶稣基督的福音绝难调和的。任何爱国的行为，如果建立于虚伪的宣传，或对别国人民心怀仇恨，都是不能与有生活力的宗教相调和的。在战争期间伤亡最大的要算真理，战争的精神是要由制造谣言，宣传敌人方面如何残暴凶杀，来支持振作的。事实上，一切战争贩子在战争期间都坚决主张采用这种造谣的策略，而且要在发动战争时，或在战争发动以后，能成功的继续进行，并求忠于真理，是很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如果把爱国主义建立于虚谎欺骗上，绝不能为基督的精神所容忍。
虽然，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德行。基督徒可能爱他自己的家，比爱别人的家更甚，因为是他自己的，他这样作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爱他自己的家，无需仇恨别人的家，也无需拿爱自己家的态度去爱别人的家。基督徒也可同样爱自己的国甚于别人的国，自己的国旗甚于别国的旗，欲求这种爱国心合乎基督教的精神，对于别的国家便当常怀善意。正如同爱自己与爱别人可以并行不背，爱国心与对别国怀好意的心，也可以相得益彰，不必有所抵触。在任何情形之下，基督徒必须铭记不忘，人类中一切人种民族都是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