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中国年

    圣诞和新年后，农历新年也快到了。有国内的友人问起有否回国的计划，倒让我开始思考最后一次认认真真地过年是什么时候。
    最早有过年的印象，是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住在城中心母亲单位照顾分的一间阁楼上。厨房就是门外走道的拐角。楼下就是母亲上班的商店。虽然在文革中间，物质生活都不富裕，过年还是很重要的大事。大人们还是会给孩子们置些东西。最常见的是新文具，象印着梅花的铅笔。如果能力允许，又有多的棉花票布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会给孩子们做身新衣服，尤其是新棉袄。还记得女孩新衣服最常见的颜色就是红，而男孩子多是深蓝色。衣服上一般没有什么图案，纯色的多。
    吃，照例是过年的重头戏。我生长在西南的一个中等城市。由于是省会的缘故，人们的生活稍微好过一些，物资供应也稍微丰富一些。到了腊月里，人们就开时拿着购物证去菜场买每家定量的木耳，黄花，肉，鸡，蛋和豆制品。碰到好年景，还有些冻带鱼。当然肉和鸡也多是冻的。新鲜的肉，活鸡和新鲜蛋大概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买了这些东西，爸爸妈妈会再拿着购粮证去粮店买糯米，或糯米面。不记得汤圆芯是不是也要凭票供应，只记得就算不凭票，也只是很少的几种。
    隐约记得，预备年夜饭多是妈妈和奶奶的事情。她们把省下来的菜油和猪油都拿出来。就着有限的材料，能做上满满一桌的，我和妹妹平时吃不上的好菜。
    到了晚上，一家三代六口人在饭桌前坐好。爷爷奶奶会高高兴兴地发压岁钱，全是两个老人特地去银行取的新票子。一角的，二角的，偶尔有五角的。我和妹妹最大的嗜好，就是过完年后数我们放在一个小包里的新票子。吃饭时，爷爷也会用筷子，蘸一点酒，点在我和妹妹的舌尖上。那酒也是喝散白酒的爷爷平时舍不得的瓶装酒。
    尽管家乡盛产名酒。那时候有名的酒，家里的人级别不够，也买不起。到了过年，多是平坝窖酒，鸭溪窖酒，金沙窖酒。这些酒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等到我后来长大了，再喝这些酒时，才能品尝出其香韵。当时我和妹妹都没这水平。看见大人喝的津津有味的，也要试试。不记得爷爷把酒点在我舌头上时是什么感觉，只记得大人们一阵快活的笑。
    电视是没有的。家里的半导体播的也都是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消息。不记得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有谁去开收音机，也不记得有鞭炮和烟花。大概是吃完收拾好，爷爷奶奶才打开半导体听的声响。不用多久，就会听到播音员报告全天节目结束的声音。随后响起的《国际歌》，就是我和妹妹该去睡觉的信号。
    到了大年初一那天，街上的很多孩子们都不再穿钉着补钉的衣服。再困难的孩子们也会穿上平时不舍得的，被妈妈洗得干干净净的稍微象样一点的衣裤。脚上也不再是漏出大拇趾的步鞋。换上的有时会是一双白球鞋。对我们来说，那时的白球鞋，就象今天的耐克一样，有一双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穿戴整齐，吃过汤圆，就该去拜年了。这是我很喜欢干的事，尤其是去外婆家。象很多人家一样，过年这几天，外婆家有几个盘子是一直放在外面的。有炒的葵花，瓜子，花生，有各样的糖果。大人们托去上海出差的同事朋友带回来的上海糖也在里面。和平时不同的是，那几天我和妹妹可以敞开了吃，而不用担心母亲吃糖长蛀牙的唠叨。
    后来，形势趋于稳定。通过一系列的熟人关系，从部队院校转业的父亲不用再去蛋禽站出板报,又回到教书的行当，在当地一所师范学院当上了数学老师。我们家也随后得到了师院分配的两间房。
    这学院就在山脚下，地方比城中心宽多了。随着文革的结束，生活在很短的几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年也就热闹多了。
    印象最深的，是楼里的孩子们年三十晚上在楼前的平地上放烟花爆竹。那时候在学校里男女同学不讲话的，称为男女界线。然而这界线也只限于学校。到了大年夜，孩子们就在一起，把所有的烟花集中在一起，一个一个地放。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比较常见的烟花，象什么茶花香，海螺，夜明灯，冲天炮等等。如果哪个小孩有葡萄花，宫灯花这一类少许贵一点的种类，那是很让人羡慕的。等到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大人的催促下回到家里吃年夜饭时，就会不断地提起，巴巴的希望明年大人也会给自己买这些东西。
    男孩子的游戏会多一些。因为除了放烟花，还可以放炮仗。胆子小一点的，是把炮仗放好，拿黄纸或蚊香做的火去点点。一旦引信开始冒火花，他们多是扭头就跑，再躲在墙后，等着听那一声响。胆子大的，会把炮拿在手上。点好火后，丢到天上上去。听到的是一声爆响，看到的是一刹那的火光，闻到的是炮仗爆后的硝烟味道。如果问起来，那时候的男孩子，大概都干过甩炮仗和用炮仗炸土块，炸稀泥这样的事。
    那时候，要如果让孩子们放鞭炮，那是舍不得的。放炮的乐趣，就在于一颗一颗慢慢地放。一下全放光，对大人来说，可以是气派。对孩子们而言，除了耳朵生疼，实在是没有任何意义。记得父亲第一次给我买炮仗，是一小版二十响的红炮。当时我正在做作业。从外面回来的父亲不声不响地把炮放在我的面前。我赶紧做完作业，连谢都没有说，就跑到外面去乐了。可是，等到我小心翼翼，一颗一颗地把炮放完以后，心里却有一点可惜的感觉。真地希望那不是二十响，而是一百响，两百响。
   凭心而论，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桌上的食物变化最快。市面上有新鲜肉，蛋，鸡，鸭供应了。粮食不再定量了。那山城过年甚至有活鱼了。八十年代初调回军校教书的父亲也不用从安徽往回带腌过的鱼了。我从上海带的松糕也有卖的。逛年市也开始让我头晕了。比方说，除了服装玩具外，卖各样的食物的摊贩就是一家挨着一家。光是汤圆芯就有好几家，每家又是好几种，每种又是几大盆。那时候，除了靖江假药外，人们也不担心买到是人造食品。
    年夜饭开始丰富，年夜的节目也多了。到了年三十，家家户户急急忙忙吃完年夜饭后，除了父亲和母亲要收拾杯盘碗筷，大家都会坐在高高低低的板凳上，看着9吋或12吋的黑白电视机，等着中央台自1984年就开始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等着李谷一，侯宝林，姜昆，袁世海。在歌声，笑声，喝彩声中，听着外面时不时响的炮响，等着全国人民一起喊：“十，九。。。。。三，二，一，新年好。”
    与日渐丰富的年夜饭，年夜节目相比，大年夜在外面玩的孩子们是越来越少。等到我上了大学，家里搬到了独门独户的房子，门上加了几把锁，门外又加了铁门后，年夜能听到的，就只剩下震耳欲聋的鞭炮，和电视里声嘶力竭叫喊的春节晚会主持人的声音了。
    等到二十七岁去国，过年就只是电话，网络以及和一群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小聚而已。尽管在教会，在团契里每年都有春节的聚餐，中国年却好象不能挽留的岁月，渐渐远去。
    虽然在春节期间，法盛的商家都会披红挂绿，让我们多多少少感受到节日的气氛。在唐人街还有传统的游行，舞龙，舞狮，一些机构也会借机搞些团拜的活动。近年来，随着华人和华人文化影响力的发展，政客们也开始利用春节争取华人的好印象，以得到更多的选票。春节也就越来越热闹了。
    然而，再怎么热闹，也还是少了过去那种淳朴的，原汁原味的，年的感觉。过年也就只能是遥远梦中的事。就连最后一次认认真真过年是什么时候，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