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花儿种树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自打搬入现在这所房子，有了自己的院子，从开春儿到秋后很少闲着，跟个蜜蜂似的，天天房前屋后的忙活，皮肤晒得捂一冬都白不过来。几年下来，原来基本上全绿的院子里上了颜色，春夏秋不停变换着。有我最喜欢的牡丹、紫藤、玫瑰，迎春花、金银花、紫玉兰，有樱桃、苹果、蟠桃，还有一棵种了三年就结了果儿的亚洲梨。
喜欢侍弄花草这一点，我随了母亲。
我生长在北京的胡同儿里，所住的院子既不是人们常说的大杂院儿，也不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地道四合院儿，是大部分北京老百姓住的一普通小院儿。院儿里有不少植物，花草树木有的盆栽有的地长，没有母亲不喜欢的。
先说盆栽的。开花儿的有各色绣球、玻璃翠、扶桑、蟹子莲等，还有一盆名副其实的迎春，在我家总是春来第一枝，没出屋，没长叶儿，就开了鲜黄的花儿。不开花的有八宝儿（万年青）、仙人掌、吊兰等。早年还有一棵无花果，果没少吃，可从来没想起过问问母亲这棵无花果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花儿伺候好了能生长多年，年年儿开花。所谓伺候好就是养花的人要勤快，除了人人皆知的浇水施肥外，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搬进挪出，对北京人来说基本上是冬天搬进屋，春天再搬出去。这听起来不难，可要没点儿经验，进晚了出早了都不行，白天还好好儿的天儿突然夜里来个寒流，花儿死不了也且得缓一阵子。不过还真没见母亲怎么施肥，只是吃鸡蛋时把鸡蛋壳倒扣在花盆儿里，天长日久花盆儿里不见了土――上面层层叠叠全是蛋壳。什么时候想起来把它们胡虏走了，这土才又见了青天。觉着快入冬了，家里就开始忙活几件大事，除了抓把白面倒上水熬上一小锅糨子早早儿把窗户上的纱窗儿换上高丽纸、搪好炉子、找出旧烟囱往屋里安火、排队买大白菜、再叫上几车煤准备过冬以外，就是往屋里搬花儿。其实，费半天劲一盆盆搬进屋，这些花儿也不见得开，就为让它们活着，为什么呢？因为屋里地儿小，水缸、煤炉子必得搁屋里，为了往炉子里添煤方便，避免开门关门往外放热气，靠炉子边儿上还得放两三摞煤饼儿。这么一来，花儿就只好受点儿委屈了，得哪儿塞哪儿。条案下，旮旯儿里的花儿见不着阳光，甭说开花儿了，经常是叶子也掉的精光。冬仨月母亲最精心的是那盆蟹子莲，每年都有个固定的靠窗朝阳的地方搁它，这花儿也争气，逢阴历年前准开，满满一盆粉红的花儿给屋里添了不少喜兴。开了春儿，在屋里忍了一冬的花儿冒出了小芽儿，人也出来进去的活动起来了，摘厚厚的门帘子，清理冬天吃剩下的大白菜。我呢，开始琢磨往外搬东西。某一天艳阳高照，温度骤升，我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张罗着拆炉子、往院儿里挪水缸、搬花儿。把它们都请出了屋，我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屋里宽绰了，干净了，每天早上扫屋地痛快了。可母亲有经验，“不能老早的搬出去，甭看今儿暖和，还得冷几天呢。冷了再往里搬你不嫌麻烦呐”。年年儿我们娘儿俩得争上几次，我才得逞。大大小小的花盆儿按母亲的安排摆在院子里的窗台儿上，台阶儿上，树底下，这时的小院儿是一年里最有生气的。有关花儿的伤心事儿有一件给我印象极深，母亲养了多年的那盆八宝儿，在父亲去世那年突然耷拉了脑袋，无论母亲怎么折腾都没起色，眼看着不行了，母亲发了话，“把它扔了吧，这可不吉利”，这盆母亲很心爱的绿油油儿的八宝儿就这么没了。
说起院儿里长的那可就多了。年头儿最长、个头儿最大的，是两个相连院子的西院东屋门口儿、院门影背后头那棵俩人抱大槐树，树冠可盖大半个院子。落实房屋政策后的某一年，有人要花200块钱买这棵树，家里没卖。母亲说，打我过门儿就有这棵树，不能卖。母亲1911年生人，这树可不是有年头儿了嘛。再后来政府来人给树上钉上了带着编号的小红牌儿――保护起来了，想卖还卖不成了。按说院儿里有这么大棵树夏天可是造化，树荫儿底下摆个小桌儿，摘个菜吃个饭做个针线活儿，多好哇。可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呢？――它长槐树虫儿，又叫吊死鬼儿。有一年虫儿泛滥，每天得不停的挥舞着苕帚簸箕从屋里往外扫，漏网的过几天就成了蛹出现在犄角旮旯。除了槐树，北屋前是几棵半人高的月季；小南屋窗根儿底下有一片玉春棒，这种花儿喜荫，这地方正对它的脾气，所以春天只要冒了头儿，窜得飞快。初秋时，水水灵灵儿的大绿叶子衬着花瓣儿洁白，气味儿醇香的花串儿特招人爱。母亲常常捡大的摘几朵，找个小罐头瓶儿插里头搁屋里闻香味儿；西屋窗下是一棵金银花，花开时先白后黄伴着清香，这花儿爬蔓儿，下午的西屋本来就黑，经它一挡早早儿就得开灯。再说东院儿，靠西墙有一棵香椿树，开春儿时香椿芽疯长，一天一样儿。吃香椿得抓紧，味儿浓口儿嫩的香椿芽儿没几天吃头。找根竹竿，头上用粗绳儿栓个套，套上嫩芽儿轻轻一拧，芽儿就下来了，洗干净拿开水一浇，倍儿香！这时节基本上每天都吃香椿，拌豆腐，拌黄豆，炒鸡蛋，做面码儿，一直吃到树上的叶尖儿不泛紫了――老了。这棵香椿树有一年被胡同儿里的一家儿邻居“毁”过一次，那一次他七尺咔嚓把能吃的芽全掰了兜走了。树眼看着秃了，来年就死了一大枝。母亲心疼坏了，年年儿开春儿时叨叨，“就是那年给掰的太苦了”。除了香椿，北屋窗前有一棵每年能挂百十个大红石榴的石榴树；铺着砖的院子当中的那块地儿――当年家家院子里挖防空洞，后来改冬天存萝卜大白菜，再后来又给填了留下来的――就种的比较杂了，一棵不大的山楂树，几棵月季，年年儿还撒点儿花籽儿，什么草茉莉花、喇叭花儿、指甲草，还有可以熏蚊子的一种说花儿不开花儿说草不像草的绿色植物，母亲很喜欢那种我觉得很不正的味儿，还经常随手揪个尖儿插在脑后发篹儿上，走到哪儿把人熏到哪儿。这块地儿靠北这边儿还种过一棵“酒葡萄”，葡萄架就搭到北屋房檐儿上。长了几年好不容易盼到开了花儿，结了果儿，吃到嘴里才发现不是好品种――全是籽儿，在嘴里鼓捣半天那牙也碰不到一点儿果肉儿，不过还真能咂扒出点儿酒味儿来。后来挂架上那看着还想吃的一串串紫葡萄再没人动了，变成看景儿了。另外，北京人喜欢种菜，巴掌大点儿的地儿都得种点儿什么。我们家也不例外。所谓种菜，其实就是种点儿“大扁儿”，几棵“倭瓜”，也就是这“倭瓜”把那棵没人待见的葡萄取代了――吃总比看景儿重要实惠。不过倭瓜不像葡萄，得年年留籽儿年年种。到了秋后，架上吊着、房上躺着全是大大小小直的弯的到后来上了一层白霜的倭瓜。虽然全家老小都爱吃这甭管白蒸还是酱焖都腼口儿的倭瓜，可种起来也有麻烦人的时候，怎么呢？――经常得站得远远儿的，踮着脚儿抻着脖儿仰着脸儿的看看倭瓜是不是卡在大瓦房的瓦缝儿里，发现了就得赶紧上房，倍加小心的把瓜请出来横在瓦脊上，需要时还得在瓦和瓜之间放块木板儿。这活儿没得说，肯定落在半大小子身上。这时候母亲绝对站院子里提心吊胆目不转睛地盯着房上，嘴里不停地喊着：慢着，别把房踩漏喽。这里得注明一下，不是母亲不关心人的安全，实在因为那时候的人都猴儿，爱爬高儿，也灵巧，上房爬树是常事儿，碰上这公差那是巴不得的呢。对这种行为，由于家里孩子多，大人管不过来，也就随他们去了，习惯了自然就不担心了。这块宝地还有一物件儿必须得提，那就是搁置在由几大块青砖摆起的高台儿上的那极为作实的灰瓦大鱼缸。无冬历夏坐在这里的大鱼缸里游着的大小金鱼儿全是从爱养鱼的邻居家淘换来的。虽然这鱼缸没见挪过窝儿，可是鱼儿们却是一年请进请出一次。进了屋，鱼就得换小间儿了――一个圆玻璃鱼缸，为好看，还从大鱼缸里揪几根水草扔里头。鱼住外头时，天一擦黑儿就得用一块大青瓦片把大鱼缸盖上，只露一个小缝儿，为什么呢？这还用说，怕猫叼呗。每年有几天，南屋房上准点儿闹猫，夜里吵得人睡不着。一到这时候，母亲就说了，“出去轰轰去”，我就披上衣服趿拉着塑料拖鞋跟着母亲出去轰猫。有一次，轰完猫进了屋，觉得脚上不对劲，开开灯一看，妈呀，全是蚂蚁！敢情轰猫时站蚂蚁窝上了！当时一点儿没吓矇，开开门跑出去，把鞋一甩，拿起台阶儿上水缸里的水舀子就往脚上浇水。打那以后，再出去轰猫时都是俩脚倒着，不敢犯懒站一地儿不动窝儿了。
说起母亲，说起老家的院子，就会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现在，母亲走了，老家的院子，院子里的所有，也因拆迁而不复存在。只有那棵枝杈没了树皮、死去了一大半的槐树还站在那里，它是母亲过世那年开始凋零的。被一排排来京打工人员居住的简易房屋和残砖破瓦包围着的大槐树已不见了当年的挺拔。站在树下，仰望着残枝破叶，凝视着几只寂静的鸟窝，抚摸着干皱苍老的树干，眼水不尽涌出。孤独的老槐树，我和你一样的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