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高岗夫人李力群
文章来源:高岗研究会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被中央监管时服用过多的安眠药不幸离开了人世。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年方四十九岁。
1953年至1954年，正当全国人民为抗美援朝取得胜利而欢欣鼓舞、工农业生产战线捷报频传，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掀起恢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中央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斗争，使中央在建国伊始的1955年做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以后，高岗的“罪名”几乎与见过后的历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揪出了“彭、高反党集团”，把彭德怀说成是高岗的后台；1962年，又出现了“以小说反党”的文字狱案，把小说《刘志丹》定为“西北反党集团”的“纲领”，揪出了“彭、高、习反党集团”，“习、贾（拓夫）、刘（刘景范）反党集团”，冤狱涉及到5万多名曾经参加过创建西北根据地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把高岗与刘少奇在1953年争论的问题又拿出来，作为“刘邓反党集团”的内容，在1968年八届二中全会上，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走了和处理高岗一样的路。刘少奇在被批斗时说：“我不学高岗，我不去自杀。”彭德怀在被逼写的检讨书上毫不避讳地写下“高岗、林彪是坏人，我彭德怀也是坏人！”高岗成了衡量党内站队划线的标准。
总之，高岗事件就像一块沉重的政治巨石，压在我们党的身上，压在许多受害人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高岗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党的许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无法客观描述，成了“禁区”：如陕北根据地、东北根据地、抗美援朝、建国初期政治经济战线所发生的重大史实都无法客观评价，而这些史实对于我党总结执政的历史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已经是87岁的老人，我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我们党历史上，追求真理、实现理想的勇气；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奋斗；中国人民永垂史册的胜利；和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作为高岗的遗孀和老共产党员，在暮年，我有责任写出50多年前高岗同志从建国初期到去世这一段的真实情况，好对历史、对党，以及对我们的晚辈有个交代。也是我对英年早逝亲人深深的怀念。
一、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从1948年开始到建国初期，党内对建国方针已经存在着思想分歧。主要分歧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中，保证其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还是维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社会秩序不变。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全国广大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重大改变，使中国革命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是继续与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留下的经济基础和平共处，还是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这是两个中国前途的决战！1948年，毛主席在政治局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在经济方面，毛主席思考的核心是怎样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保证这种经济形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建国前夕，我们党还作出了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个是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另一个是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并对私人资本注意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方针。这两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现代产业最主要部分和社会属性，从整体上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些路线、方针和任务的实施，首先是从东北解放区开始的，并取得成功的经验。这与高岗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一直参加筹备会议，与毛主席和中央的负责同志共同研讨，并参与制定建国大政方针有着极大的关系。
高岗是在1948年12月被中央召回西柏坡的。高岗从1945年离开党中央、毛主席，去东北创建根据地，据此已经整整4年了。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胜利以后，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将要执政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毛主席急迫要向全党指明的。毛主席急切要了解各个解放区的现状，实施了什么有效的建政方法，经济状况怎样，如何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党的中心工作从农村到城市，从军事到经济的转变等等问题。高岗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东北解放后，在政权建设和恢复经济方面的做法；主要是迅速没收伪满蒋时期的官僚资本为国家资本；对中小资本家采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人运动方针、政策；在农村完成土改后，通过互助合作，把农民组织起来，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防止退回到封建主义的旧的两极分化的老路上去。东北的经验使毛主席十分兴奋，毛主席与高岗是彻夜长谈，两个人还谈到将来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问题，高岗认为应该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高岗应该是中央最早开始研究执政党历史经验的高级干部之一。
12月30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元旦未休息，继续开会，座谈讨论了准备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前，如何将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逐步统一起来的问题，研究了消除分散主义倾向，妥善解决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座谈会产生了纪要，毛主席亲自审阅，他对“纪要”很满意。这次座谈会，为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统一全党的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席座谈会的有朱德、董必武、高岗、刘伯承、陈毅、林彪、饶漱石、薄一波等各野战军的负责人。
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经常向党的领导干部讲到李自成，说：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长着哩，千万不能像李自成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忘记肘腋之下的吴三桂哟。
2月，高岗在从西柏坡返回东北的路上，与黄克诚、张明远见面时都谈到毛主席所说的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报告。毛主席高瞻远瞩，精辟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不是军事问题了，而是由军事斗争开始转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国，怎样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巩固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告诫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会成为对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主席正是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建国后的方针、路线，和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总任务，避免来自“左”和右的糊涂思想。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将要执政960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3月14日，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3月24日，高岗被召回西柏坡与中央一起进京。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不学李自成。
1949年8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东北地区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代表东北局向大会提出了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
建议报告指出，解放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对于胜利了的人们来说，是个护身法宝，万万不可弃置不用。”
建议报告专题阐述了“政权进一步民主化”的方针，提出“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基本形式。”高岗要求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立即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县区村则在今年秋后建立，省人民代表大会早日建立。“一俟条件成熟，这种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各地的权力机构，选举各地人民政府。”
高岗在报告中，要求干部在政权建设中“发扬为人民服务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贪污腐化以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要建立人民检察制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发动人民检举各种渎职乱纪现象，并向之开展坚决斗争。”
报告中强调了“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是党的政策”的问题，以及“精简政府组织”。改善会议制度，加强政府职能转变，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等措施。
东北局的《施政方针》是高岗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组织了一批党内理论界的精英，系统地、有理论地制订的执政党的方针路线，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政建理论政策上的重要贡献。
二、主政东北，成绩斐然
（一）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面对解放前日伪和国民党统治留给东北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敌对势力预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等破坏捣乱；面对一些民主人士甚至也有党内高级干部怀抱杞忧，认为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不靠资本家就没有饭吃等的怀疑态度和悲观情绪，有着鲜明政治主张的共产党人对治天下却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建国前后，高岗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旺盛精力，带领解放了的东北人民开始了东北的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取得了举目共瞩的伟大成绩。
1948年11月下旬，高岗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报告，提出“建设新东北”的号召。1949年开春，高岗主持制定1949年东北经济恢复和重建计划，并为恢复经济投入资金，选拔派遣上万名优秀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到1949年春就基本恢复了东北铁路、公路交通的营运，疏通了东北与关内的大动脉，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关内作战部队，保障了平津战役和南下作战顺利进行。从1949年4月起到12月份，已有307家工厂开工。1949年，东北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原计划。其中炼钢、炼铁、炼焦、采煤、发电、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都超额完成了原计划，铁路运输计划提前完成。轻工业除了自己恢复生产，又从苏联易货进口了部分工业品，保障了商品市场的供应。
由于美蒋的封锁、禁运，国内不法资本家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破坏市场，给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造成了极大的财经危机，为平抑华北和南方一些城市的物价上涨，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调出大批粮食、布匹、木材、钢材等紧俏物资入关，为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做出了努力。
东北1949年实行的有计划地经济恢复和重建工作，始终得到毛主席的及时赞扬。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总结了东北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成绩。毛主席强调，“关内要学习关外，要向高岗他们请教”，全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二）走工业强国之路
东北在经济建设中，突出抓了工业化基础建设，这是高岗在东北最大成就之一。高岗在建国后念的一本工业“经”，是他总结近代中国人民倍受屈辱的历史教训，和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尤其是朝鲜战场的残酷现实而形成的，他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带动不了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商业的大发展，农业的机械化就是空想。所以，建国初始，高岗就咬住工业不放，即使经济再困难，咬紧牙关也要给工业建设让路，正如毛主席所讲的：“没有工业，就没有国家的富强”。
1948年8月在东北人民代表大会上，高岗所作“施政方针”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应该首先以全力来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东北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将工业列为第一位，在发展工业方面，他强调要努力恢复和建立国营工业，如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学及有色金属业，“这是全国工业化的基础”。
1951年2月，针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高岗反复强调要把工业生产提到巩固国防的战略地位，他在东北政府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在1951年东北国民经济计划中，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上，并提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的“两个强大”的号召。
高岗和东北人民政府带领广大的东北人民，在一边医治战争的创伤，一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经济负担下，经过紧张而有计划的奋斗，使东北的工业建设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转变。各经济部门干部，紧紧依靠职工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建立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鼓励群众钻研技术，革新生产手段，加强生产管理，表彰先进，引进人才，激发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巨大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工业产值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的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52年已增加到56%。不少大型工业基本建设工程上马，沈阳飞机城、鞍山钢铁城、富拉尔基机械城、北满特钢厂等大型国有企业初具规模，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出机器、出钢铁、出干部、出技术，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现出新型的生产关系的强大生命力，确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多次通电嘉勉。
（三）开展农村合作互助化运动
早在延安时期，高岗就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的伟大思想，把陕甘宁边区的农民组成互助组、合作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抗日战争胜利积累了物质条件。同时，通过组织起来，改造了农民散漫自发的习性，移风易俗，改造地痞、二流子，巩固了农村的人民民主政权。高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刻地领会了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论断。
1946年，高岗在北满根据地推广了陕甘宁边区变工互助的促进生产发展的经验，各地组建了一批变工互助组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8年冬，东北一解放，东北局就建立了几个示范性的农业合作社和农场，制定了鼓励发展农业的政策。土改以后，东北农村废除了封建与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但在旧的生产关系破除后，如何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引导解放了的生产力向正确的方向上发展，避免回到旧中国两极分化的老路上去，避免产生新富农、新地主，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问题摆在党和人民政府面前。针对建国后东北农村出现的问题，东北局在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上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高岗在东北的“施政方针”和《共同纲领》中提出了解决办法，他指出：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科技发财，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的向集体方向发展。”他说：“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村社会主义，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他突出强调发展互助合作，通过合作组织改造“二流子”，组织起来，共同富裕。他说：“共产党爱穷人，绝不是爱人穷。”纠正了党内一些人的糊涂偏见。
但东北局的这些做法和给中央写的《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受到中央一些负责人的批评和指责。
1950年春，毛主席从苏联回来途经哈尔滨，高岗和黑龙江省的领导张策等人向毛主席请示如何看待这些分歧，如何在农村土改完成后，发展农村的经济工作。毛主席讲：“这是个大问题，要经过中央讨论后再答复。”与东北出现的问题一样，山西，山东都出现了类似的分歧意见。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立即派人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取汇报，看了大量材料。毛主席给高岗打电话，表示支持东北搞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试验，建立示范农场。毛主席同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时，明确表示：我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你们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现在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指出：“你们的思想落后与群众的觉悟，做了广大农民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假象迷惑住了双眼。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啊！”
195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0月l4日，高岗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互助合作的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东北局对农业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和具体作法，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这份报告，后来成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政治投机”的“罪状”。
高岗在领导东北局和东北广大翻身农民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果实，引导农村经济工作走向社会主义方向上，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封建腐朽的生产关系的破坏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农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东北政府积极引导，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把开发水利资源与治水、发电、灌溉、航运结合起来，逐渐控制或减少了水害，使东北著名的“四大灌区”恢复灌溉，根治了辽河的泛滥，使两岸人民免除了水患。为了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高岗对东北的自然环境做了大量的考察，认为东北农业发展的自然障碍，就是水灾、风灾和旱灾，而林业的长期破坏是造成这些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1949年8月，高岗在东北人代会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护林和造林的指导方针，并带领干部和群众身体力行，与自然灾害展开艰苦斗争，史无前例地建设了东北西部防护林带。西部防护林带营造范围等于东北整个面积的20%。东北人民政府更规定每年的四月五日至二十日为“植树造林和护林运动节”。这些工程至今仍使人民受益。
（四）发动“三反运动”
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东北各地、各部门暴露和发现大量的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使国家财产流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更严重的是不少干部在经济上贪污腐化，在政治上蜕化变质，损害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高岗亲身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有着执著的追求。在主持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工作中，在领导东北的政权建设中，一贯的，自觉地坚持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敢有须臾的松懈。
1951年8月，东北局召开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高岗针对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在会议上作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在东北经济建设中暴露的一些党的干部与私商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财产；机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敷衍搪塞、例行公事、滥发文件、公文旅行、不检查、不解决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政治上敌我不分，无原则地任用私人，包庇有严重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亲友；对贪污盗窃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有些党员不愿过组织生活，不重视理论学习，甚至拒绝做党的工作，不愿作党的支部书记，热衷于吃吃喝喝，请客送礼，不坐英美的汽车就不能工作，不送礼就不足以表现革命的友爱，开会不请客就不足以表现会议的成就，等等大量丑恶现象。高岗愤怒地说：“这些官僚主义者，对盗窃公产的事实，简直是熟视无睹，他们从不对这些罪恶行为加以起码的检查和追究。”他大声质问：“这些人的共产主义原则到哪里去了！”
为保证政府的廉洁奉公，政达民拥，9月6日，东北局做出《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按照高岗提出的“两个肃清”，“四条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
中共东北局开展的三反运动是一次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补偏救弊的社会改革运动，对一些丧失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模范性的党的干部敲响了警钟，清理了一批贪污腐化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清除了党的肌体上的腐败现象，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对于建设为政廉洁高效，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五）东北的“五反运动”
东北解放时，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生活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加，国家同私人工商业建立了大规模的加工、订货、代销的关系，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国营企业的发展也是带动私营企业的快步前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三反运动中，高岗亲自指导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的调查，发现私人工商户中，有70%以上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错误和罪行，偷漏税款将近一半。在揭发、清理和审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和使用的手段，跟社会上的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不法资本家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腐蚀国家干部，引诱和助长他们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习气，同时严重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他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进行贿赂、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不法分子在承办抗美援朝的军用物资中，用旧油桶皮做军用铁锨，用废次胶制军鞋，高价卖给志愿军。更严重的是，用坏鸡蛋、臭牛肉、死牛肉制作罐头，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送到前线，严重危害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安全。高岗是抗美援朝后勤供应的总负责人，深知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正处于何等的艰苦条件，他对不法分子唯利是图的做法深恶痛绝。
不法资本家还采用“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段，在国家经济部门安插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兴风作浪，破坏市场和价格。他们用行贿的办法，拉拢、腐蚀、收买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是靠拉关系、吹捧拍马、称兄道弟、请吃请喝、请看戏、请打牌、请跳舞，建立感情；然后送东西，先送食品、衣料服装，后送高级商品、满堂家具、大把钞票；或送佣金、回扣、干薪、干股，一步一步把干部拉过去，打下水。有的不法资本家在企业里专设了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有的吹嘘他的企业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到他们企业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捍卫党的纯洁性，打退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从1951年开始，东北局在高岗的领导下，发动了向资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领导权的斗争，使不法资本家受到了沉重打击。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针对“三反”运动中东北地区党员干部在思想方面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他说：东北地区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主席早已向全党发出警告，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于党的侵蚀，在过去一个时期还是有增无减。
他说，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主要是两条：“拉过去，派进来”。他指出，在三反运动中已经发现干部中贪污现象是严重的。“这些贪污事件，特别是财经机关和企业中贪污，绝大多数是在资产阶级的勾引下进行的”。在资产阶级勾引下，“这些贪污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安置在国家机构，人民企业中的暗盗。他们倒卖商业情报，倒卖资料、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充好、涂改单据、假造账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本家追逐暴利。”他说：资本家为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本钱”，资本家说：“公家开除你，我养活你。”高岗气愤地说，资本家和这些贪污分子订立合同，规定“各守据点，掉头不谈。谁也不讲谁，攻破谁算谁。”
他说，资产阶级腐蚀党的另一种手法是“派进来”，我们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有相当多的人员是资本家派进来的，“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报员，物价一变商人先知道，并争先抢购”。等等。高岗在报告中郑重指出：“依靠资产阶级，就会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大众，就会亡党亡国。”
他严厉批评党内的一些干部：他们不竭力壮大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天天盘算“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更有甚者，则要当商人和工厂老板，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让私商占便宜。还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级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家庭、通过亲属、投资私人商店、工厂，为自己牟利。他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受到党纪制裁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应该赶快回过头来，向党坦白，改正错误。”
高岗在动员报告中，从五个方面指明执行政策上右倾（放弃领导权）的表现：1、在贸易政策上，对私商向国营商业把握和投资违法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加以帮助，而对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业务则很不积极。这就助长了投机商的活动，抬高物价。2、对于委托资本家加工和订货时，资本家偷工减料，获取暴利和勾结公家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惩处。3、在税收政策上，商业税轻于工业税，而行商税又轻于坐商税，这就助长了资本家投机倒把活动，把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坐商转为行商。4、在私人企业中工人运动和政策上，对虐待工人、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令行为，很少制裁。有些劳资协商会议，沦为资本家蒙蔽国家、蒙蔽工人、偷工减料、投机漏税的工具。5、无原则地提倡私商联营。他说，在思想战线上对反动思想缺乏严肃的斗争，忽视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致使各种敌对阶级的思想与作风自由泛滥而无人过问，造成执行政策上的偏移。
高岗在报告中还对“五反”运动的组织方式，处理的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高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他及时根据各方面暴露的许多严重问题，精辟阐述了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现实表现和党内错误思想的危害性，制订了运动的方针、政策、措施和处理的办法，表现出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中央及时转发了高岗的这个报告，《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等报刊发表和出版了高岗的报告，推动全国的“五反运动”蓬勃发展。
由于领导得力，政策明确，“三反五反”运动到1952年4月基本结束。5月13日，东北局举行全体委员会议。高岗作了《关于东北地区“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关于这一运动的收获，高岗说：“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制止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活动，保证了共同纲领的贯彻。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制止了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增强了廉洁奉公的观点，改变了国家机关中若干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丰富了整党的内容，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更加纯洁和巩固了，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六）临危受命，构建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
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体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有关资料记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方投入的兵力为130万人，还有朝鲜人民军40万人。战线绵延几百公里。部队的运送、返回和物资供应的运输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从战争一开始，敌机就增加到2000架，每天有60多架飞机对我运输线、给养仓库进行狂轰滥炸，实施所谓的“绞杀战”，我后方供应的物资只有60—70%可以运到前线。高岗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针对前线“三怕”即怕没粮吃，怕没子弹，怕伤兵抬不下来等战场的实际情况，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废寝忘食，昼夜工作，发明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土办法”。他抽调了东北局6个委员、东北政府的4个部长专门做好战勤工作，组织2千辆汽车，9千辆大车、人力车，6万头骡马，动用400多万人次参加战勤，不分白天黑夜抢运兵员和军用物资。为抢救伤员，东北安排93家医院接受伤病员治疗，并建立了前线血库，号召东北人民为前线献血，将鲜血及时送往前线使用。
1950年11月23日，第二次战役发动前夜，高岗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深入到志愿军大榆洞指挥部，与彭德怀同志对第二次战役作最后部署。彭总说，朝鲜战争对手是美帝国主义，打的是现代化战争，物资消耗量相当大，和国内战争不能比哟，一次20分钟的火炮准备，就要用去弹药2000吨。你老高不把后勤保障工作搞好，这个仗我怎么打，搞不好，我们谁也向老毛（毛主席）交不了帐。高岗说，那你就得给我保住鸭绿江大桥。彭总说，这个好办，我再给你加派两个高炮团，一个工兵团，由你直接指挥，坚决保住鸭绿江大桥畅通。高岗说，那我就敢打保票，后勤供应决不中断，前方需要的，我用人背也给你彭老总背到。第二天，高、彭、和金日成及苏驻朝大使举行会谈，就作战部署、任务、后勤安排、中朝军队统一指挥、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的训练安置、伤员治疗等问题进行商谈，基本达成共识。高岗立即回国，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二次战役的准备情况。
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到12月初结束。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万多人，收复平壤，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二次战役是二战结束后的经典战役，美国称之是美国军事史上的”黑暗时代″，美国出版的《用兵之道》中，把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16个重大战役之一，成为西点军校研究中国军事史的必修课。
1951年1月25日，高岗再次入朝，代表党中央出席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在君子里的大榆洞里，高岗说：“我是一个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人员，因为住在后方，对前方的情况不了解。关于战争准备问题，中心是把前方所需要的物资运上来，历史上有好多部队由于供应不上而遭受挫折。”他说，抗美援朝战争把我军后勤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后勤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勤工作要适应这些新的重大变化和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这是用无数战士的生命换来的经验啊！
朝鲜战争的胜利，击碎了国外敌对势力颠覆新中国的企图，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就和平统一、志愿军回国和朝鲜重建家园等问题与毛主席会谈。周恩来、高岗参加会谈。11月23日，朝鲜与中国缔结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毛主席、金日成和周恩来、高岗出席签字仪式，《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最后一次刊登高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高岗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忠诚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为共和国的建设，党的建设和军事建设贡献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思想财富。高岗为新中国的建设所倾注的心血，所取得成绩，足以彰显出他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是脚踏实地的，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忠诚的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只要是善良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他为人民的长久幸福，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作的贡献。
三、党内思想斗争公开化的1953年
就在东北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时候，党内两种思想的斗争日渐突出。有些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阶段，现在应该维持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有些同志还提出“新区和老区”的意见，认为“老区”可以提前过渡，“新区”等到条件成熟再过渡。建国以后这种不同意见和思想的交锋是非常激烈的，经常会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两种不同的指示和做法。
为了引起全党重视，1953年，毛主席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进一步确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言论、讲话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要求刘少奇立即收回他在马列学院的讲话，同时，对中央领导机构和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保证总路线、总任务的前进方向。
1952年底，中央提出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命高岗担任主席。陈云同志亲自到沈阳向高岗宣布任命。高岗对陈云讲：你对经济工作有经验，资格也老，还是你来当家，我给你当助手。陈云说：这是中央定的，你这几年在东北干得好，工业搞上去了，方针、路线都执行的好，毛主席信任你，说你可以管20年。你不要再推脱了。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高岗是1952年10月奉调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层。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唯一最高机构，不隶属于政务院，各大区的一二把手都是国家计委的委员，责任之大，可想而知。高岗在组建国家计委，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高度执行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对如何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加速工商业改造、在沿海地区设立更多新工厂、调整轻重工业比例、提高工业计划水平等等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搭建了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格局，还提出成立航空工业部等军事工业部的建议。如果没有54年的事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计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不会出现后20年各自为政、叠床架屋的经济管理现象，导致国民经济的左右摇摆，发展缓慢。
高岗在主持国家经济的重组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党内核心层早已存在，并日益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有高岗自身的思想意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来自于毛主席对他的谈话和历史上他对毛主席的敬仰。这些谈话，对一个长期从事地方工作，思想朴素，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来说，很容易达成共识。毛主席与高岗的谈话反映出毛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不满，对党内一些同志不努力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两种声音感到焦虑。
其实，早在1948年高岗被中央召回西柏坡汇报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就隐隐感到中央内部对建国路线有不同意见的。高岗第一次从主席那里听到有关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意见，主席认为：刘少奇不怎么稳，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负责中央工委时领导土地改革中有“左”倾；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也没有搞过军队工作等等。这些看法都是高岗在向主席汇报东北情况时毛主席提出来的，高岗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东北局三年工作的肯定，说清楚了，高岗很高兴。后来，高岗在恢复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忠实地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农业、工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主张农村发展互助合作；在政治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等都得益于他在西柏坡时与毛主席的谈话。
高岗到北京那段日子里，中央几乎每天都要开会到深夜凌晨，会后主席还要留高岗谈话，高岗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这段时间，高岗与主席接触的时间多了，感觉到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放心；对周恩来事务缠身，不抓大事，不愿负责，迁就各方的工作作风不满意。毛主席对高岗讲：刘少奇进城后没有作多少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搞分散主义，自己批发文件，想架空主席；尤其是主席讲到“刘少奇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并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刘少奇历史上的怀疑时，高岗才真正感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并自觉地站在毛主席一边。
1953年3月至6月间，毛主席多次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让中央的领导酝酿一下，由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中央已经实行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制）。高岗就此事找过陈云商量。高岗明确表示不同意设总书记，建议多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陈云完全同意高岗的意见，并让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先提出来。陈云对高岗说：可以搞轮流制，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参加，这样可以避免片面，出现差错也能及时纠正。
到1953年夏天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党内的思想分歧已经在会议上公开，期间毛主席作过许多指示，讲过许多话，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搞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支持，而热心去搞资本主义的东西。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反复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并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1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的会议期间，毛主席还明确地指出：“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高岗在1953年党内思想激烈交锋的这段期间，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政治上，经济建设上保障了总路线的实施，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四、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1953年，全党全国人民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以忘我的革命热情，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热潮，全国各地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新中国的新气象，国民经济逐渐实现好转，国际环境逐渐向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化，政府职能机构日渐趋于合理稳定，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一步统一到毛主席所提出的“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然而，就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在1953年的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突然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说出：“东郊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的惊人骇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他曾经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表扬的高岗。
1954年2月6日至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会议上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作出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毛主席这两个会都没有参加。座谈会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有32个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早已准备好了）。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把两个人对中央人事安排交换意见说成是高岗有阴谋篡党夺权的企图。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厉地制止高岗再说下去。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会场一片嘘笑。其中陈正人揭发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大量言行，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搞倒，自己做毛主席的助手，高岗愤怒地说：你在东北时期就对刘少奇意见一大把，到处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以老资格自居，对刘少奇不让你当组织部长耿耿于怀，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反对刘少奇！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批判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高岗被上纲上线地定为“阴谋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高岗不承认揭发的都是事实，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对他的诬陷，要求中央对质，拿出证据，更不承认对刘少奇提意见就是要反党夺权。座谈会上揭发的情况显然对毛主席不利，大有高岗是毛主席指使所从事反党、分裂党的活动的“嫌疑”，使毛主席始料不及。当邓小平代表中央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后，毛主席作出“公开揭露”的意见。“公开揭露”把高岗的问题升级了，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民主生活升级到政治斗争。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这一件事是由毛主席在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的，可是毛主席在1954年2月为四中全会制定的开会方针又与他在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了很大的转变。毛主席反复强调“不展开对犯错同志的批评，等待觉悟”，强调发言人数要少。毛主席要求把会议压缩到两天时间，要各派力量都作自我批评，避免扩大化，提出不搞“对质”，并说：“高岗的目的是要过关”，让他过关。毛主席态度的转变，表明毛主席的洞察力已经感觉到事态的发展隐盖着另外一种倾向。然而，四中全会的主持人并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一些人以“左”的面貌出现，抬出历史问题搅和事非，搞出所谓的“五虎将”案，“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案，“杨帆反革命案”中又牵扯上与江青的关系，“潘汉年反革命案”中又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有关联，案中有案，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次会议从主席开始时提出开二天，到1955年4月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整整延续了一年时间，整肃一大批同志，影响了建国后党内斗争的20年，丧失了多少强国富民的大好时机啊！
1954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件，发人深省。历史就开了这样一场玩笑，1954年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刘少奇，在1968年，同样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的被用“阴谋篡党夺权”的罪名而被“永远开除出党”。当然为刘少奇罗列的“罪状”有几大本，而为高岗罗列的“罪状”，我们在1953年所看到的中央对“高饶反党集团”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除了大帽子外，没有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四中全会，为党的八大召开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在总结与“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教训，形成的党的八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否定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上提出的：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立了维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政治路线。这一结果，与毛主席发动对高岗批评，给高岗开民主生活会的初衷所相悖。
高岗事件发生后，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开始不正常了。党内不同思想的争论都被冠于“路线斗争”，愈演愈烈。“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被看成是企图“翻案”的代名词。对党内历次发生的“路线斗争”的评价更是随心所欲，采取了很不负责任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对党的民主建设，对执政党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1954年在党内发生的事件，真是需要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而至今却仍然不敢有人问津的“党内禁区”啊！
五、1953年12月15日至12月24日
1953年，是什么原因使毛主席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信任，急于要解决高岗的问题呢？
1953年12月15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主席讲：我要带秀才们去南方写“宪法”。我走后，中央由谁主持？是由少奇主持，还是轮流主持？周恩来提出还是由少奇主持；刘少奇说：还是轮流吧；朱老总当场表示同意，说：“轮流好”；高岗表示同意轮流；邓小平同意由少奇主持，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表态同意由少奇主持。主席最后说：“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以后再定。”
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从主席家到停车场，在等车的时候，高岗对邓小平讲：主席去南方后，中央的工作轮流主持比较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主持好。高岗又说：总理主持好一些。邓小平说：总理事务性工作多，还是由少奇主持好（当时高岗的警卫员也在场）。
另一件事，是高岗没有坐自己的车，而是搭陈云的车去了陈云家，到陈云家后，高岗问陈云：“你怎么在会议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地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议上跟着同意由少奇主持。你跟我是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你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讲：“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个人争的不欢而散。高岗回到家中显得非常激动，他对我说：“主席从1942年开始就对陈云不信任，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候，他就拉稀（生病），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从现在的文献记载看，邓小平和陈云同志1953年12月15日主席召集的会议后，都向主席报告过高岗的情况。使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1953年12月24日，在毛主席离京前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东郊民巷8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谁都知道这是说的高岗。主席讲完这番话，当天夜里就离京去了杭州。
那么邓小平和陈云都向主席报告了什么话，使毛主席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呢？我认真阅读了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找到了一些答案。邓小平讲到：高岗对西南，他采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这证实了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时间和主席对高岗的态度转变的时间是在12月15日到24日之间发生的，这是其一；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内容该是：“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
邓小平在主席离京之前对主席的这番“忠言”无异于醍醐灌顶：军队高级将领支持高岗，六个大区有四个大区支持高岗。使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12月24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突然提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而使党内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1954年4月，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定，撤销了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使事态更加严峻，连罗荣桓同志的住处都派部队监控起来了。四中全会后，解决党内的团结问题已经演变成政治事件。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有依据的。高岗到中央后，与邓小平的直接对话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3年2月，邓小平主动来高岗家中与高岗商谈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两个人谈得很融洽。
第二次，就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后，高岗在停车场与邓小平就“轮流”问题交流了一下意见，高岗从来没有为“拉拢西南局”与邓小平有过其它“正式谈判”。双方也没有时间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地位这样重大的题材。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内容是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即高岗与邓小平“正式谈判”，邓小平向主席“反映”，“引起主席的注意”，时间应该是对得上的。另外，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这也证明主席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时间。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中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话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斗争都是由毛主席来指挥的。
陈云到主席那里报告高岗的问题，应该是在主席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后，让陈云来，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向主席承认他与高岗交流过中央人选，并向主席透露，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说：“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主席听过以后，勃然大怒，让陈云立即去杭州找林彪谈话，并说：林彪不与高岗决裂，我就与林彪决裂！陈云感到事情严重了，很快转变了态度。
四中全会结束后，马上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陈云在高岗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把他与高岗之间酝酿中央副主席人选的意见公开化，并作为指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根据，是高岗没有想到的。高岗对陈云的做法感到极大愤怒。尤其是陈云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流的意见统统指责为高岗说的，以洗清自己，使高岗突然失去了真实感。
2月16日，陈云来到家里和高岗谈话，这次两个人彻底谈崩了。陈云要高岗承认“你一个，我一个”是高岗说的，高岗质问陈云，“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要说是我说的，你是在出卖我。高岗连“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两个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气氛很紧张，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去送他，是我和秘书赵家梁送他下的楼。
毛主席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但是，他后来多次谈过高岗的问题。这些谈话有批评的，也有反思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高岗的感情，就是在高岗去世的当天，主席就打来电话到家里，要求中央对高岗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这是周总理在事情现场（东郊民巷8号）接的电话，并当着大家的面宣布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除刘少奇、彭真等外，基本都在现场。
1977年，我去医院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讲：“东北日报”在东北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许多干部派遣到全国。不能因为上层的斗争，形势有变化就说东北局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品德所不允许的。现在一些社会上的报刊、读物出现许多造谣、诬陷，写出一些下流的、极不道德的文章来诬陷高岗，是对我们共产党的形象的极大损害。东北解放初期的历史对于我们共产党建党建政的历史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啊。吴冷西同志还对我说：“听说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说：“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听说高岗的检讨送上来，也无人与他谈话，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吴冷西告诉我，他曾经问过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你可以找叶子龙问问当时的情况。（胡、田当时已经去世）
后来，我去看望叶子龙同志，向他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叶子龙对我说：“主席接到高岗死讯后，一直不相信，反复打电话给总理和罗瑞卿，让派人抢救，心情非常不好。后来总理来北戴河向主席汇报情况时，主席生气地对总理说：多大的事情啊，让你们搞得这么复杂！我让你们告诉高岗，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陕北工作，当地委书记也可以，他会愿意去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他说！总理说：后来高岗的专案是由邓小平和杨尚昆管着，我没过问，我有责任，主席说：党内死人了，总不是好事。苏联党死人，我们党也死人，你们快处理好，此事要向苏联通报吧。
一个曾经被毛主席称为”可以管20年”的高岗，在进京不到二年时间里，就被党内政治斗争的漩涡淹没。
六、1953年，与高岗”阴谋分裂党”有关的四件事
在中央说明高岗“阴谋分裂党”的主要事实中，把高岗“四处活动”，“造谣”等作为主要罪状。其主要的根据是1953年发生的与高岗有关的党和国家的四件事情：一件是全国财经会议；一件是高岗代表中央去苏联听取苏共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一件是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一件是高岗去南方休假期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53年，也是党内对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应最强烈的时期，这是“高饶反党集团”一案发生的大背景。让我们把这四件事情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看历史的真实情况。
（一）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
1953年6月13日，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始是对吴波同志工作的意见，又是税收制度问题，对周总理有意见。毛主席对周恩来也有意见，说税收制度这个大问题没有向毛主席报告和说明，毛主席生气，都对着周总理。这时外交部的同志和军队有一些将领出来替总理说话，认为总理的事情太多，党内党外的事情都是总理来处理。税收制度的变革不是总理之过。这样一来，矛头转向了薄一波和刘少奇。
财经会议开始，高岗并没有参加，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当时正忙着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毛主席知道高岗没有参加会议，就要高岗参加会议发言。高岗让秘书赵家梁、马洪、梅行拟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后，高岗才在会上发言（发言稿目前还未解密，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高岗的发言应该主要是阐述毛主席的意见。薄一波听说高岗要发言，便亲自到东交民巷8号找高岗。高岗知道薄一波的来意，即将毛主席修改过的发言稿给薄一波看了，薄一波看后头上直出汗，就走了。听说，在财经会议上大家发言很激烈，尤其是李先念和谭震林的发言提到薄一波被捕的问题；又有人说，党权、财权、政权都不在毛主席手里：党权是安子文（私自草拟八大政治局名单）；政权是彭真，财权是薄一波。“三权”是当时会议上最热烈的话题。财经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财经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找了高岗和张明远同志谈话说：“谭震林和有的同志对我说，党权、财权、政权都不在我手里，你们说说是真是假？”张明远没吭声，高岗说：“不会吧？”毛主席后来还是对党内“分散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高岗曾经对我说过：“财经会议时，是主席让我作个发言，我的发言实际上是保护周总理的。新税制是薄一波搞的嘛！总理事务性工作太多，能够把主席的事应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人党内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税制，就得让他承担责任。会议期间，陈毅来跟我说过。后来陶铸，李先念来开会，说要见林彪，拉我一起去，说军队的同志对新税法意见大，要我多做解释工作，总理不容易，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跟林彪说，给军队的同志做些工作，不要再给总理加压力了。后来，我的发言写好后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问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告诉主席是党内问题，主席说：“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高岗并没有把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的批判作为政治问题，而是作为党内思想问题来对待的。在历史上，高岗从没陷害过同志，从来就是争论清楚了，继续共同工作，不会玩政治伎俩。对薄一波也是一样，在主席那里保了薄一波。后来，对薄一波也没有作什么组织处理。这与四中全会后处理高岗问题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说高岗在中央财经会议上的发言中“批薄射刘”，并把它说成是高岗分裂党的活动。高岗在讲话中引用了部分刘少奇讲的话，这是事实，高岗在讲话中还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这应该也是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在财经会议上讲：“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这是对全党错误倾向的“敲打”。在四中全会上，刘少奇对他本人从1945年到1952年的一些言行作了检讨，这说明高岗当时对刘少奇的意见不全是错误的，有的是正确的，这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与搞阴谋诡计，分裂党完全是两码事！除非现在有人“阴谋”想翻党史的案。
（二）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财经会议期间，大约在6月中旬，苏共中央发来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说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苏联，陪同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同志。苏共正式通报中共的事件就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回来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并上交了苏共提供的全部有关文件和材料。从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接班，到赫鲁晓夫上台，出现“贝利亚”事件，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大事，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加重了财经工作会议的政治气氛。
之前，高岗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是由陈云同志负责的（好像还在外地修养）。高岗从苏联回来后，毛主席让他参加财经会议并讲话。当时，各地的领导干部基本都集聚在北京开会，我记得曾有许多同志到家里来打听苏联方面的消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汽车也很多，公安部门还专门派了警察疏导车辆。这应该是当时“车水马龙”的真实写照。这些情况肯定会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成为高岗搞“分裂”的“口实”。毛主席在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一句“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非常形象地给高岗定了“罪”。
（三）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
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是在1953年8月20日通知，9月10日正式召开，10月27日结束，会议历时47天。东北局决定由郭峰同志（东北局组织部长）带队参加会议。10月14日，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会议上发言，对组织工作谈了五点意见。这次会议后来被有些人说成是高岗、饶漱石“这边打一枪，那边打一炮”的有组织的分裂党的活动。高岗并没有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但是，有两件事确与高岗有关。一件事，是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的事，说：“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愤怒不满。毛主席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对安子文进行了严肃地批评，说：安子文胆子太大了！
这件事怎么又与高岗牵连上了呢？
1953年夏天，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机要秘书马上过来给高岗送一个文件，由高岗亲自看过后送回。毛主席没有通过高岗的秘书转文件而是直接将文件送高岗看，说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
机要秘书把文件交给高岗后，站在高岗办公室门口等候，高岗看完文件，机要秘书立即取走，并交待高岗说：“主席说：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樑回忆，高岗对他讲是安子文拟定的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名单中有谁高岗没有说。据高岗后来对我讲，名单中有薄一波，没有林彪，也没有朱老总。这个名单高岗只跟陈云谈过。至于怎么传出去的，高岗并不知道。这个名单当时在党内流传很广。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追问是谁将名单传出去的，证明毛主席并不是仅仅跟高岗说过此事。高岗不敢说是他告诉陈云的，其他人也没敢承认。毛主席生气地说：“一个中组部的副部长怎么敢私自拟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胆子也太大了。”直接点了安子文的名。
后来，党内议论纷纷、谣言四起，说是安子文拟的名单，找高岗商量，高岗认为问题严重，将名单交给毛主席，引起毛主席的愤怒，致使饶漱石在会议上利用“名单”斗安子文，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此作为高饶联盟的依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件事，是张秀山在中央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高岗与饶漱石结盟分裂党的事实。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正在北京开粮食工作会议。先是安子文，后来刘少奇都找到张秀山，让他在会议上发言，介绍东北的组织工作经验。张秀山与高岗商量，高岗不同意张秀山去发言，理由是东北的经验比较特殊，解放的早，工作也做得早，党内有不同意见，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不要提了。张秀山就没有同意刘少奇、安子文的邀请。后来是毛主席把张秀山找去，让他在会议上讲讲。张秀山准备好发言稿，送给主席看，主席支持张秀山去讲，张秀山才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张秀山的发言对“发展富农党员”、“党员可以剥削”的做法提出了意见，使当时党内对组织工作的两种不同意见公开化了，引起了很大争论。这一事件，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行为上，都不能被扣上“阴谋诡计”、“阴谋分裂党”的罪名。
（四）高岗去南方休假，见了林彪、陶铸等人，被定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是在53年9月底开始休养。在中央批准他休养时，他一直准备带着孩子全家去大连休息。是毛主席坚持让他到南方走走，做些调查研究，顺便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岗才改变了去大连休养的计划。我因为觉得路途太远，时间又长，没有陪他南行，他只带了小女儿跟着他。毛主席找他谈了些什么，有何交待，他没有说。但是从表情上看，他很高兴。他对我说：“主席让我去南方看望林彪同志，又能见到老首长了，很长时间没见他了”。高岗到杭州见到林彪，应该会向他介绍到中央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交流一下即将召开的八大领导层的人选问题。作为林彪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高岗与他交流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主席想要听一下林彪的意见，不能算为“非组织行为”，与“分裂党”更沾不上边。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一没贪污，二没陷害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其工作的任何地区和岗位上从没有出现过结党营私的行为，从不计较权力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创建根据地时，都是服从中央和地方中央局的安排，从基层工作开始的），真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1955年，在中央全会上以“搞阴谋诡计”“阴谋分裂党”的罪名给高岗盖棺定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阴谋”一词本身就有虚拟假想的成分，在法律上更不能作“有罪”的依据。
七、高岗两次自杀的前后情况
（一）第一次为什么要开枪
1954年2月10日四中全会结束，第二天就召开高岗座谈会。这一切都是已经准备好的，但是没有任何人给高岗打过招呼。会议一上来就开始揭发高岗的问题，高岗没有任何准备，而且根本不给高岗任何答辩的机会。高岗回到家中，情绪非常激动，不断地说：这是诬陷，这是造谣！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对毛主席呢！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吗？弼时同志等着我呢！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
16日，陈云不知为什么来到家中，高岗与陈云在办公室争论的面红耳赤，说了许多难听的话。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像过去高高兴兴地去送他，是我和秘书送陈云下的楼。他俩曾经是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搞得不欢而散。陈云走后，高岗彻夜未睡，一直自己在楼上小客厅写东西，不许任何人打扰。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秘书赵家樑、董文彬、警卫员白俊杰，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央是不是出事了，高岗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呀！秘书让我去习仲勋家问问情况。
17日，我一大早就赶到西直门南草场胡同习仲勋家。习仲勋正独自一人坐在卧室外的一个房间里。我告诉习仲勋，高岗昨天开完座谈会后，回到家一夜不睡，情绪非常坏，一直激动的胡说。习仲勋听了之后，还未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说：“我也不明白，这次座谈会气势汹汹的对着高岗，从来没见过总理这样过。第一个发言的是陈云。他把过去给高岗说的话，出的点子，通通说成是高岗对他陈云说的，高岗站起来反驳，总理不准高岗讲话。接着就是刘亚楼、陈正人的揭发，都说了莫须有的事实。刘亚楼造谣，说高岗如何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将中央领导内部的事告诉苏联人，高岗回答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场下的人哈哈大笑。陈正人说在杭州时，高岗对他说了许多对刘少奇的不满，其实都是陈正人自己的意见，他对刘少奇不让他当组织部长早就牢骚满腹，还到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习仲勋说：“这次对待高岗好像1934年郭洪涛对待我们一样的凶狠，不知道还要整谁呢？要死就死在一起吧！根本不像是对待同志式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哪有实事求是的，都是在扣帽子！高岗的个性太刚烈，他怎么能受得了这样对待他呢。”习仲勋叫我马上回家，以免高岗发生意外。我知道了情况，才真正感到事情严重了，急忙坐汽车回到东郊民巷8号。一走进大院，警卫员焦洪亮就对我说：首长向我要了枪，说他要去打靶。我听后就大步小步往楼上跑，到各个房间找高岗。我在楼上的储藏室找到高岗，将他拉到小餐厅坐下，我看见他的脸色发青发白，就拉住他的手，问：“你干嘛了？”我看见他的手摸裤子口袋，拔出枪就要往自己头上开枪，我紧紧地拉住他的手。哭着喊：“你不能这样啊！”这时他的大儿子高毅急忙跑上楼，看见他手里的枪，就将他的胳膊使劲往上推，高岗还是扳动了枪击，子弹打到天花板上（高岗开枪，现在回忆起来，只能说是一种愤怒的宣泄。否则，以我和高毅的力量是无法阻止他自杀的）。这时，秘书都赶上楼来，高岗也已恢复了平静。高岗让机要秘书董文彬将他写的两封信烧了。不多时，安志文来到家中，与高岗说了几句话，就去向中央汇报了。周恩来很快过来，批评了高岗莽撞的行为，说：中央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高岗的表情非常平淡。后来听说周总理让赵家樑追忆出来高岗写的信的内容。一封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信里边写了毛主席对高岗的私人谈话，承认把这些谈话对陈云、林彪、罗荣桓讲了。他写到，党内对刘少奇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在东北局时，陈云、林彪、王鹤寿、何凯丰、陈正人等人都对刘少奇有意见。信封上的名字却是写给刘少奇的（应该是让刘少奇转给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信、是拜托总理看在他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能照顾他几个孩子，是一封托孤的信。听说写给总理的信很凄惨、有感情。
高岗开枪后，中央成立了”高岗管教组”，相当于专案组。高岗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绝望，使他第二次服药自杀
据高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高岗被管教初期，是由周恩来亲自过问的。总理几乎天天要问高岗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稳定高岗的情绪。周总理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后，由邓小平管了2个月，然后是由杨尚昆接着管。邓小平、杨尚昆接管后，根本是不闻不问，有事汇报，无事连问都不问。各种消息都对高岗封锁。高岗经常让我出去了解情况。4月，当他得知东北高干会议揪出许多同志时，高岗真是心痛心急，无法入睡。高岗经常唠叨：“这些同志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东北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了呢？这些罪行都由我来承担吧！”他在四月份抓紧写完《我的反省》，违心地承认“实际上企图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反省》交给中央后，他焦急地等待中央派人找他谈话。
大约是在54年7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已经很热。杨尚昆打来电话，让我去他那里谈话。我去了中南海杨尚昆的住处，我记得是在外屋谈的。我当时已经怀孕5个月，身体有明显症状。杨尚昆问：“你身体怎么样？”
我说：“身体不方便，更觉很累。”
杨尚昆明知故问地说：“你怀孕了？”又说：“你要到医院住，去做个手术，不然将来生孩子还麻烦。你还要去上班嘛！你要离开高岗！”
我说：“高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现在做手术也晚了。”
杨尚昆说：“我准备给他换个地方，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我心里一惊，赶快问：“你要把他换到什么地方？”
杨尚昆说：“还未定，可能在公主坟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听到杨尚昆说的话，我紧张极了，感到高岗要大祸临头了。谁都知道杨尚昆说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地对杨尚昆说：“我会服从组织上对高岗的处理。”
回到家后，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感觉到中央已经准备要对高岗下最后手段了，或者被枪毙，或者被关进监狱。我怎么对高岗说啊？这是生离死别啊！赵家樑追问我杨尚昆找我谈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杨尚昆让我把孩子打掉。赵家樑说：“杨的意思就是让你和高岗离婚。你不要和他再在一起了！”我生气地对他说：“我是他妻子，我们在一起是正当的，你们管不着！”我心里想：高岗对不起我，我们还有几个孩子，我要把他们抚养成人，高岗现在处境这样为难，我怎么能提出离开他？总有一天，中央会给高岗一个说法吧，他给中国革命作了多大贡献呢！
晚上，我把杨尚昆对我说的话告诉了高岗，高岗露出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被冤枉了，我对不起你，有一天你能见到主席，一定要帮我说清楚。”
8月17日，高岗在惊恐不安中，服用过多的安眠药不幸离开人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岗被管教的8个月时间里，除了高岗第一次开枪，总理来过一次外，中央没有任何人前来与高岗谈话。高岗交完《我的反省》后，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请求中央与他谈话，焦灼地等待中央对他的安排，然而，没有得到任何音信。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如此脆弱，真让人感到心寒啊！
天空无痕，鸟已飞过。高岗在1954年8月17日离开了人世。54年过去，也就是转眼瞬间的事情。高岗没有给我和我们的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只有屈辱和别人的白眼。但是，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所作的事情，却如历史的丰碑，永存世间！
李力群
2007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