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韩毓海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以下简称《五》），给读者提供了审视中国身份的一个全新 的角度，这种角度力求将中国搁置于世界话语体系中，复原真实的历史语境，给中国一个身份还原。所谓“身份还原”是本书一再运行的写作策略，该策略的另一个 暗喻是：中国五百年来正遭遇着身份的丧失。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的身份被西方的殖民者重构，在内部逐渐形成了中国自身对其根性的否定与自我颠覆。如果说清末的康 梁一代知识分子尚有其“中国认同感”，那么到了“五四”时期，这种认同感已发生了本质裂变：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恰是企图通过变异中国语法结构与行 为规范，来建构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以“主一谓一宾”（一般来讲，中国古文的语法中很少见到谓语）为基本语法的西文行文范式确定下来，这便造成了这样一 个结果：话语权力全盘西化，对封建王朝几千年来的文化的否定从内部、本质上加速了中国身份的重构，形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主体的某种异化的中国身份认同。而这 种中国身份的认同在至今仍是影响不浅，甚至是主流观点，并且在不断地强化，这是与当今西方后殖民侵略的文化输入与精神洗礼密不可分的。以《五》为例，本书 恰恰针对这样畸形的身份认同，以历史语境为背景，折射当代中国的自身定位的症结所在。当代中国的“世界”仅仅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与世界接轨” （1980年代官方文本中最常见的主流活语）与“争做世界强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事实上，当代中国人仍然习惯性地在西方的凹凸镜中认同自 己，寻找自己的身份。
在这种意义上，本书并非意在澄清中国的“世界”这界定的偏差，也无意再次重构中国的身份，而是从中国身份认同产生变 异的时间，找到1500年这个起点，从“以中国为本位”的视角，根据“上看财政金融，下看基层组织，外看世界大局”的治史角度还原历史语境，给出了一个不 同于主流观念的中国。本书乍一看或许给人带来这样一个震撼力：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竟如此盛大，完全不是当代中国主流教育所形容的“闭关锁国”、“昏 庸腐败”那般。而究其根本而言，本书的发力点在于，中国身份是如何迷失的，迷失的身份又是如何被建构，被什么样的人建构的——中国的历史是由什么人写的， 而书写者本身的身份与野心又何在。
在十九世纪中丧失与重构
主流观念默认的一个状况是，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与西方，在各自生产关系方面，中国是静止不前的，而西方则是经过了工 业革命的洗礼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代表文明与进步开始主导一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五》则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在孟席斯、阿瑞吉等人看来，相对 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来说，明朝率先发起的农业革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阿瑞吉等人冠之以名日：“勤劳革命”，并认为这才是中国商品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席卷世 界市场的根本原因。在当时十六世纪，世界对中国俨然不是如今的评价：闭关锁国、保守愚昧，而清末的海禁政策与明隆庆年间的开放海禁也不是出于什么“清廷自 大”与明朝“固步自封”的这样一个自我身份定位的原因，二者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金融问题。
通读本书可以发现，明朝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正处于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之矛盾加剧的时期，而十六世纪又是西欧海盗 式掠夺资本的时期。为缓解本国的货币短缺之压力，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美洲白银大规模出口中国，由于大明宝钞在其经济学意义上的失败，中国财政不得不借助 外力来填充内在的货币需求，以达到“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目的。后来张居正所大力推行的“一条鞭”政策，使得白银变成官银，最后彻底货币化。这 也是明朝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失误：明朝的决策者没有通过建立、改革、完善自身的货币体系以解决经济问题，而是依赖外部市场；政治上由于皇权与六部的矛盾日 益激化，行政速度迟缓，缺乏强健有力的行动力，这导致了整个国家能力的下降。而此时在中国大面积的土地上，关于土地的“革命”又是十分超前的，所谓“勤劳 革命”就是中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国情与资源分配体系后，进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劳动力寻觅型投资”与“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为标志，使得在外交贸易 上，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输出的商品瓷器、丝绸、茶叶席卷全球，长期领先于世界。这是中国对自身主体性身份的内在认同。
中国身份的外在认同是鸦片战争以后被异化的，这是与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给予自身的定位完全不同的、带有西方探索世界时的强烈的殖民意识的。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将自身首先定为一个文化帝国，而非推广霸权的殖民策略。
在过去，清朝对外族区域的基本策略是“统而不治”，采取的是“中央——地方”的政治结构，这完全不同于西方殖民者看 待世界的“宗主国——殖民地”之眼光。对于外邦，如高丽、琉球等地，施行的则是朝贡贸易。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讲，这一贸易体系是从郑和下西洋就建立的，中 国几乎不以营利为目的。明朝的航海大发现大大促进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交流，同时美洲的白银流入也使中国无意中推动了白银体系的全球化。
这一局面在十九世纪被以“工业革命”而崛起的西方人打破了。带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英国人为了扭转持续几个世纪的贸 易逆差，以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根本目的打开了中国国门，强行输入商品——但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西方的锦、睡帽等商品在中国依然缺乏市场。纵观十九世纪 的中国贸易的转变，英国人的倾销策略竟然是通过销售鸦片来攫取最大利润。同时，通过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变，使得自明代以来的中国货币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 中国被迫充当“中国——印度——英国”这三角关系中的汇兑贸易差额的角色，再加上由于中国战败的巨额赔款，使得中国彻底沦为债券的奴隶。也正是在这个期 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的分工体系中逐渐完成。至此，中国几千年来构建的自我身份的主体性被瓦解，中国身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有意误认下迷失了。
西方建构了这样一套话语体系：“西方一中国”；“文明一野蛮”；“进步一落后”。这是一套顺承的话语策略，其背后的 语法规则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无限贬低，最后产生各殖民地为西方利益服务甘愿为奴的效果。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引领世界的潮流，无论在政治、文化还是经济方 面均领先于西方。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打破了这种神话，重构了中国身份：殖民地、未开化的、落后的和保守的。如本书所言，所谓“闭关锁国”乃是近代以来才 产生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界定，实际上仍传承了西方人的观念。“五四”时期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所致力于的是改变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以“救亡图存”为爱国旗帜、对于民族自尊与种族延续的一种捍卫。但根本上来说，对于中国身份的界定，已从外在（即西方）贬低内 化为内部的自我否定。“阿Q”、“祥林嫂”等对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乃是建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要素的幻想与不切实际的文化否 定上。这仍是对中国身份的否定，在西方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后对中国身份的否定与侮辱在“五四”运动中并未得到澄清，相反，后者更是以觉醒式的审慎姿态将这 种否定加以强化，试图对中国表征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做出改变。换句话讲，“五四”时期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力图重构的不是中国身份，而是中 国的面貌，而这一套话语策略恰恰建立于对中国身份的否定的基础之上。
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身份的丧失在如今的主流观念中，依然大行于世。如今主流观念中对于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航海 行为，所谓推动地理大发现与冒险精神的褒奖背后，隐含着西方殖民主义中心的话语权力体系的策略：是他们开辟了新大陆，是他们加速了全球化，是他们引领世界 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而主语的“他们”是谁？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是一群为了缓解国内的重重压力、以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为根本目的的海盗；而当嵌入这样一 套褒奖之词之后，“他们”便是代表着文明、进步、科学、理性的西方人，主语中的“他们”从已开始就被纳入到世界范畴来褒奖，最后在经济、文化越来越全球化 的当今，主语的“他们”俨然变成了一个“大他者”，成为在貌似和平、友好、多元的表面的和谐世界背后默默的操纵者和最大受益者。
到了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的来临，这一策略隐含在后殖民主义的行为中悄然进行着。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娱乐产业的各种商业行为中，一场影响力不亚于十九世纪中西方的沉重相遇的战争已经打响：文化霸权。
在“世界”中寻找身份认同
在1980年代有句十分流行的官方话语是：“与世界接轨”。这一口号隐含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认同的现象：中国的 “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异己的概念，仅指西方发达国家。“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中的“世界一中国”苟同于十九世纪西方人建立的“西方一中国”这一话语 体系，具有强烈的等级差异的权力建构。“与世界接轨”指涉一种中国为消除这种等级差异的焦虑和野心，表达一种从“边缘化”跻身于“主流化”的诉求，而这一 认同方式也呈现出中国身份认同的模糊性，这便产生了这样一个质询：“我是谁？”
中国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从西方人眼中建构自己的身份，从他者的注视中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与优劣，这是很危险的。诚 然，中国依然保持着几千年来的“帝国幻想”，但如今这种帝国想象已经完全建构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价值观中。例如“中国人荣获了诺贝尔奖”的现象就可以作为中 国“大国崛起”的标志自豪一番；中国电影冲奥或者获得了戛纳提名甚至国外一个不知名的电影节的奖项后，便可以认作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已位居世界前列的特 征……而无论是诺贝尔奖的评选还是国际电影节的设置，背后均熟练地进行着一套由西方、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一个丧失身份认同的国家在遵循他者的价值体系后 取得了优异的名次，便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已获得了某种不同于别人的优势位置，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此自我认同的逻辑在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是难以理喻的。
纵观世界艺术史、人类思想史等以介绍与教育为目的的绝大多数出版物，均以西方为中心讲述关于整个人类的各种历史。毛 泽东所批判的“言必称希腊”就是针对这种文化失语现象而言的。有意建构以西方为主导的历史的书写行为发生在世界探索完成之后，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侵略，西方 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建构理性、树立西方意识的记录历史的开端，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或民族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直到如今当我们看到印度女孩穿戴普通 的印度服饰在跳舞的时候，心中已本能地将这种文化审美归置为“异国情调”的范畴；但当我们看到美国街头有年轻人跳街舞的画面时，却习惯性地认作为属于年轻 人的一种时尚文化。这种认同的差异在于，前者被认作为“地方化”、“边缘化”，后者则包含着“时尚性”，而“时尚性”自身的一个特质就是“主流化”乃至 “全球化”。关于文化艺术的中西变迁，在二战之后，美国以后殖民侵略的文化霸权政策，改变法国青年的艺术审美口味，大力推广美国新兴的后现代艺术，并扶植 意识形态与之吻合的法国艺术家，最后成功地将世界艺术中心从法国移至美国纽约。在当代中国，这一情景依然在复制：好莱坞商业大片中对美国精神的一再确立， 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宣传，使后殖民行为伪装在对普世价值的赞扬中进行。例如奥斯卡最佳影片《蜘蛛侠I》中的标志性台词：“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其 看似以惩治罪恶、维护和平为己任的英雄行为是不容置疑的，实际上是为美国在世界范畴内的各种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称霸全球的美国人手中掌握着全球大部分 债券，世界重金属产业体系完全被美国人操控，军事力量强大，国家能力全球第一，因此，美国在“力量越大，责任越大”的英雄口号中得以不顾联合国反对进军阿 富汗、攻打伊拉克，有“责任”对全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际上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掠夺行为。而单从《蜘蛛侠I》中美国国旗的出现次数——二十七次就可 以看出美国霸权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策略在视觉效果上有多么明显。到了200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里，更是将美国兵在中东地区维护和平、打击恐怖分 子的行为夸大至神话，这是对美国精神与霸主地位的又一次赤裸裸的肯定与宣扬。诚然，片中仍不乏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关于武器与玩具的讨论。如此，中国作为失语 的主体，不仅不反思如何建构自身话语权力、向内寻求身份认同，反而以西方（当代乃是以美国为主导）为马首是瞻来验明身份，得到的永远是异化的认同。这来源 于十九世纪以来对自身的内在否定造成的缺失。
因此，中国的“世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而是异己的、他者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包括同样处于失语状态国家在内 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之中寻找身份认同，永远不可能得到自我身份的捕获，即便是获得了中国想要的赞扬，那更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来自他者的认同背 后，必定隐藏着他者为实现自身利益的野心。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不难看出，中国身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缺失的，而是 通过西方的否定，使得中国身份迷失在十九世纪的两种意识形态与文化语境的遭遇之中。经过近代中国对其身份主体性的进一步反思式的自我否定，本质上完全认同 西方奴隶主对中国这块殖民地身份的判断后，丧失的中国身份一直未得到根本性的重构。
而所谓大国崛起的现实已被即定，但在思想观念上仍持续着十九世纪以来的自我否定，依然致力于从“世界”眼光中寻求认 同的逻辑。那么，在后殖民主义盛行的全球化体系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再强大，国家能力再强盛，也不过是为西方人作嫁衣裳，甚至沦为替西方人进行殖民侵略的 帮凶。
因此，建构自我身份，重视、正视历史中的中国，创建属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其核心在于中国身份的自我认同。
陈亦水，在读研究生，现居北京。已发表散文、诗歌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