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汉家风骨的绝响
——崖山圣战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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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中，有些伟大文明的沉沦，往往只是为偶然的。这种悲难的事故，不免催人泪下。
公元1279年初，在新会县（南宋时隶属广东东路）的崖门，爆发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惨烈的、意义重大的海战。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濒临绝境、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的南宋军民，与凶悍野蛮的蒙古军队，在崖山（今新会南崖门镇）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殊死决战。这场战役，关系到南宋流亡朝廷的最后兴亡，也是汉、蒙两个民族之间，为了文明救亡与野蛮征服而进行的最后对决。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血战，最终却以粗犷彪悍的蒙元军队大获全胜、汉宋船队及流亡朝廷全军覆灭而告终。肆无忌惮的野蛮力量终于战胜了文明。这是人类的悲哀！而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史，因此而被改写了！
长久以来，日本一些史学界人士认为，崖山战役的悲惨结果，标志着古典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中国开始了由非中国的蛮夷外族介入主导统治的历史。汉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颠覆。“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也在史学界弥漫开来。
13世纪中叶之后，蒙古族对以汉人为主体的南宋王朝的入侵，可以界定为是落后野蛮的政权对文明的肆无忌惮的大践踏。尽管后来元蒙统治集团在巩固了对中国的占领后，对这段凶残的、令人发指的历史进行了美化，但是它们对华夏文明几近畸形的、变态的的肆虐，却是不争的事实。元代的汉人官僚刘敏中在《平宋录》中记载：
“至元十一年（1274年）甲戌正月，上（忽必烈）命右丞相巴延（伯颜）节制诸军伐宋。七月，巴延陛辞，上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亦曹彬也。’”
这段粉饰意味浓厚的话语，其实只能说是对蒙元暴行一个的蹩脚的注脚。实际上，蒙古军队在南征宋朝时，却是凶狠残暴地对无辜的汉宋军民高举屠刀，残酷滥杀屠戮，从而遭受到了不屈的汉人的顽强抵抗。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通俗宋元军谈》一书中就记载：
“北虏（蒙元军）虎狼之性，动辄大肆屠戮，残害忠臣，实令人憎恶至极。”
一直深爱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被称为中国色彩浓厚的日本作家田中芳树（1952年10月22日－），在他的的历史小说《海啸——南宋灭亡剧》（1997，中译本由台湾尖端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中，生动讲述了从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到崖山海战三年多的时期中，宋朝文臣武将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陈宜中等人率领汉人军民抗击蒙古军队的壮举，以及元军的凶残，汉奸的丑恶嘴脸。他尽情讴歌了汉族英烈们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在第二章《临安府开城》中，田中这样描写了常州之战：
【一连串惨不忍睹之激烈攻击行动于是展开。元军首先驱赶常州周边之居民为其建造高台，倘若高台之高度不够，便杀害居民，将尸体重叠堆积，在上面覆盖泥土，然 后再从高台之上发射弓箭及石弹攻击城内。不但如此，还将居民之尸体丢进巨型锅炉之中熬煮，提炼出脂肪之后，涂在城墙壁上放火点燃。一项项的残虐暴行可谓是前所未见。在大火和烟雾之中，总算有部分的城墙遭到破坏，元兵纷纷拥入城内。
此时，朝将军们之奋勇战斗，几乎震慑了所有元军。】
宋朝军民的这种大无畏的英勇的抵抗精神，一直持续到两年多后的崖山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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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忽必烈至元十六年）正月，蒙元军主帅、镇国大将军、汉人张弘范，以及西夏的后裔李恒，率领着气焰嚣张的蒙元军（据考证，追击残宋的元军主力约有30万人，由宰相伯颜统帅，其中大都是追随张弘范的汉人降军）沿着东南海岸攻击前进，浩浩荡荡进抵崖山。余勇可贾的蒙元军，派出了精锐2万余人（蒙古军人约1000多），分乘50余艘大战船，杀气腾腾地围追堵截着流亡中的宋人船队。
汉宋军民约有20万人（主要是“海上朝廷”的臣僚以及家属、平民等），此时正纷乱地挤在千余艘的大船上。他们人数虽多，却是落魄疲惫之师，而且大多数是未经军事训练的平民百姓。此前，南宋朝廷已几乎丢失全部陆地，宋朝的最后有生力量，差不多都囤积在崖门这个不大的海湾里。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南宋时代，汉人的水上航运规模，以及造船技术，都已经高臻世界第一水准。能够负载300多吨货物和600多名人员的大船，时常出现在长江以及沿海一带。这些船只不止是帆船，还有在船体左右装有巨大转轮的外轮船。它们的航行速度快的惊人，犹如在平原上急驰的快马一样。而南宋海军的实力，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前列的水准。例如，在12世纪中叶左右（约宋高宗赵构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女真人以六十万的庞大军队，悍然南下侵宋。女真人尽管倾尽全力，以前所未有的财力、物力、人力组建成了一支大船队，在海上追击宋朝流亡政权，但是最后却在宋军船队的迎击之下，一战而溃。
当时的宋朝，还创下了在世界海战史中，首例使用火器的记录。它将女真人的大船队全数击溃了。从此之后，南宋政权便经常维持着约有二十支的庞大的舰队，以及52000余名的精锐水军。——想想看，在鸦片战争时，号称世界第一的英国舰队，首批抵达广东的也不过16艘战舰，7000余水兵而已。
因此在13世纪中叶，尽管在陆战中宋军与元军交战时基本上处于劣势，但是在水战方面，大部分还是宋军占有优势。蒙元水军之能够与宋朝水军抗衡，不过是1270年代后的事。
此时，统帅着南宋水军的将领，正是矢志抗蒙的太傅张世杰。不过，历史事件往往令人难以逆料。在海战的部署中，张世杰让人匪夷所思地命令南宋士兵，用铁索和大麻绳，将千余艘大船呈一字形地连成一线，像一个巨大的移动的长形陆地一样，迎击元军的进攻。将上千艘的军船集中在一起，以便建立起坚固收缩的海上要塞，以防御敌军的攻击，这就是张世杰的总体战术构想。
然而，上千艘的军船，显然无法在战斗中对敌展开机动的攻击。随后迅速导致的败绩也证明了这个军事构想的失败。张世杰因此也每每受到后世的诟病。“铁索连船”的战法，堪称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失败的战术发明之一。水战讲究的是灵活机动，而把船固定成陆地一般，就变机动为被动，无疑是自掘坟墓了。像三国赤壁之战时，曹操大军就是因为使用了庞统献上的连环计，将铁索连船，最后几乎全军覆没。而南宋船队的这种铤而走险的布局，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失败了。
早年从北方南归的张世杰，他的忠诚与勇武，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他虽然是河北的汉人（涿州范阳），年轻时曾经效力于元军悍将张柔部下，但后来却是南宋的一条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然而，出身北方的他，在战略思想方面，却似乎彻头彻尾地完全以陆战为基础的，包括在海战中将船队连成一体的战法。
蒙元军的主帅，是原金国治下的汉人张弘范，河北易州人。此人是典型的橘逾淮则为枳。他率元军“破襄樊、下郢汉”，直至“收福建、平岒南”，充当攻宋的急先锋，而且战功彪炳。
“两张”在零丁洋一带对峙。同是汉人，却剑拔弩张，各为其主。
二月初六拂晓，彤云漫天，怒涛翻滚，海啸震天。养精蓄锐的元军开始发动了总攻。元军选择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发动总攻，就是想在精神上一举压垮仓惶疲惫的宋军。
凶猛的元军在战斗一开始，就针对宋军船队的密集布局，使用了火攻。无奈宋军船只都涂上了污泥，并且有长木阻挡着前来的船只。因此火攻并不奏效。张弘范在初战失利之后，经过斟酌，就命令元军封锁海湾，断绝了宋军的淡水供应。他想从后勤供应上，拖垮并最后击溃人数众多的宋人船队。
十余天后，宋军果然水尽粮绝。士兵们无奈只好汲取海水解渴，结果脸部浮肿，呕吐不止。此时，胜负的天平已经无法逆转地倾向元军了。
应该说，在整体战役的部署上，张弘范技高一筹，眼光比张世杰要高远。在交战之前，张弘范就把元军精锐分成了四路，自己亲率一路。在向将校部署出击路线时，他认为，宋军舰船停泊在厓山西面，涨潮之后必然向东漂移，元军要趁此有利天时发起猛攻。同时他还命令，各路水军以旗舰发动的鼓乐为号，闻风而动，不得有误，违令者斩！这种进退有序的战斗组织，对战局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在激战中，张世杰率部英勇抗击，双方火拚厮杀，几经较量，未分胜负。到了中午，潮水开始猛涨了，宋军的舰船果真被迫向东漂移。张弘范眼见时机已到，就下令旗舰上大奏鼓乐。而张世杰却误以为这些鼓乐是元军的官兵们，正在战斗的间隙，饮酒作乐，所以未加戒备。不料，元军竟在鼓乐声中从南北两面同时冲杀过来，迫使宋军腹背受敌，仓促迎战。由于连年海上劳顿，宋军不得休整，士卒体力大都衰竭，突然遭到凌厉攻势，士气很难振作。倘在此时有一环瓦解，整个防线就会全部崩溃。
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关系南宋命运的决战中，一件惨淡的、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难道这就是天意？！——在蒙元军各路舟师的强攻下，宋军的船队中，突然有一艘战船的桅顶绳断旗落，顷刻之间，许多舰船的樯旗，也随之纷纷降落。蒙元船队便用布幔遮盖着船楼，冒着箭雨快速驶向宋船，元兵们背负盾牌，俯伏在船内，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战。元军大都是北方的士兵，原本大都晕船，可是眼下宋军船队已经被绳索连为一体，极为平稳。他们一登上宋船，就如履平地，正好大开杀戒了。
宋军败绩凸现，顷刻间兵败如山倒。张世杰眼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好慌忙调集亲兵砍断了船缆，然后保护着随船的杨太后，冲开血路，杀出重围，以图再举。
此时，刚刚八岁多的宋朝幼赵昺，正立身于船队的最中央。看到眼前如此惨烈的情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顿时吓得大哭起来。左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就沉静地持剑先让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悲壮地对赵昺说：
“皇上，三年前不幸投降的德祐皇帝，已经受尽蒙古人的侮辱，（德祐帝三年前由太皇太后抱着出临安城投降，只有五岁），您不可再受辱了啊！眼看咱们国朝就要灭亡，皇上，你还是以身殉国吧！”
说着，他含泪将宋室的玉玺栓在赵昺身上，然后背起赵昺，跳海而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一个年幼的皇帝，在一个中年忠烈士子的背负下，坦然赴死。它宣示了一种民族精神的永生，那就是，不屈的死亡，永远都是挺立在生存的最前列的！
眼见着幼帝投海之后，纷纷随同跳海殉国的朝廷诸臣和后宫女眷，不计其数。海战后几天，“浮尸出于海者，十馀万人”。这真是一幅空前的惨景！或者说，那是汉家儿女不屈灵魂的祭礼！
在张世杰的护卫下逃出元军包围的杨太后，在知悉年幼的儿子赵昺的死讯后，悲痛欲绝，随即也跳海自尽。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张世杰，也在瓢泼的暴雨中，无比愤慨地自我溺死于平章山下。——此时，后来成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的外祖父陈氏，也在张世杰的手下。海战后在血肉横飞中侥幸死里逃生，朱元璋年幼时他尚在人世。朱元璋长大后，对他外祖父讲述的崖山故事，应该是耿耿于怀的。
南宋就这样在滔滔大海中沦亡了。
至此，汉人政权第一次悲剧性地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蒙元朝的脱脱主修的《宋史》，对崖山海战的评价是：
“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这些话，虽是出自曾经的屠夫之手，不过还算公允。
崖山海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为了标榜自己创下的“丰功伟业”，命工匠在石崖上刻上“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几个大字。身为北方金国治下汉人的张弘范， 如此大言不惭的狂妄之举，不但令世人义愤填膺，也让他自己在华夏史上，遗臭万年！——也许是不屈的华夏英魂们的愆怒，不过一年，张弘范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 富贵，就因病一命呜呼了！后人为了悼念亡宋以及陆秀夫等殉难的义士，表达对汉奸的痛恨，在崖山石壁上题诗一首：
“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
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在这次关乎民族生存与文明延续的的海战中，曾经一直在四处奔波救亡的文天祥，已经被俘。他的事迹可见于他本人的《指南录》等文章。在崖山战役中，他被张弘范特意押解到了崖山。这无疑是一种侮辱。张弘范屡次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劝降信，可是文天祥却大义凛然地告诉他：
“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崖山海战后，张弘范再次劝说文天祥：宋朝已经灭亡，你的忠孝也已经尽到了，如果你能以事宋朝之心，来为元朝做事，你一定会当上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冷漠地回答说：国家灭亡不能救，我身为大臣，已经死有馀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改变心意吗？
文天祥还写了一首《过零丁洋》，做为对张弘范的答复：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看了诗后，就不再对文天祥劝降了：在民族的气节上，他输了。但是他可能至死都不明白，在昂扬的汉文化中，对于一个真正的士来说，个人的功名利禄，是远远不能跟气节相提并论的。他秉承的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世俗生存之道。
在崖山海战时，文天祥作为战俘，在元船上目睹了悲惨壮烈的全过程。没有什么比这种情景更让人惨不忍睹的了！当文天祥看到宋军大败，宋室后宫及大臣纷纷跳海自尽时，他悲痛欲绝。这也是支撑他走完悲壮人生最后路程的强大支点。
随后，文天祥在狱中度过四年生不如死的时间。在这期间，有各色的人物对他劝降，他甚至还收到了他女儿的信，告诉他她们姐妹二人和母亲都在宫中为奴，十分凄惨。文天祥每次在痛哭之后，依然不为所动。
最后，忽必烈召见了 文天祥，亲自劝降。此时，文天祥所赖以寄托的宋朝，早已经灰飞烟灭了。可是，忽必烈给他这么大面子的事，文天祥却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他慷慨激昂地答复忽必烈：
“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于是，文天祥坦然走上刑场，在向南方拜后，从容就义。数日后，他的妻子前来收尸，在他衣带中发现了四言遗诗一首：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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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的汉家汉子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被后世并称“宋亡三杰”。他们是南宋文化中坚与汉家精神骨质的结晶，也是汉文化中人格魅力塑像的“士”的化身。他们坦然赴死的气度，在七百多年后，仍然让我情不自禁地想仰天长啸！
宋朝的灭亡，算来也不意外。除了众所周知的内忧外患，导致了王朝的最终覆灭，还有着带有传奇色彩的宿命：它昭示着，暴力往往更容易受到上苍的垂青！我个人是更倾向于这种宿命论的，——在宋亡的两个多世纪前的北宋易学大师邵雍（世称百源先生，与张世杰同为河北涿州人，被程颢赞誉为“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就已经在他着名的《梅花诗》里，预言到赵宋王朝将毙灭于海上的悲剧：
“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
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
令人发指的是，在蒙元兵刚刚攻破南宋京城杭州没过几个月，当时的江南佛门大总管、西域色目僧人杨琏真伽，对南宋皇陵进行了疯狂的盗掘，销毁。他前后挖开101多座古墓，把多数皇陵以及一些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功勋大臣的坟墓，全部挖开，尸骨抛撒遍地，一片惨不忍睹的狼藉景象。杨琏真加还将六位皇帝的骨骸，杂以牛马枯骨，在临安故宫中筑塔十三丈，名曰镇本，以此镇压江南义士们的反抗意志。历代的皇家陵寝，尽管多被盗掘，但是惨酷如斯的，也只有蒙元豢养的杨琏僧伽这种畜生，才能做得出来。
然而，历史的旧账总会得到清算的。
——“毕竟英雄起布衣，朱门不是旧黄畿。”
九十年后，正如陆秀夫所预言的：大汉子民们，将来必定会为大宋的耻辱复仇的！明朝奠基伊始，就开始了对盘踞中原的蒙元的讨伐。从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大明帝国在朱元璋的积极倡导下，为肃清蒙古胡虏的残余部队，共发动了八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给予蒙古人以极大的打击。
洪武元年初，大将军徐达与副将常遇春，率二十五万中国大军北伐。他们先后光复攻陷山东，河南，河北，冲进元大都(今北京地区)，解放了这座沦陷百年的大城市，造孽深重的蒙元政权终于彻底灭亡了。这也是时隔250年后，汉家军队再次进入这座北方军事重镇。
由于以前蒙古鞑子和色目回回对汉族的大肆残杀迫害，在元大都居住的，大都是蒙古鞑子和色目回 回。在攻占大都后，大将军徐达果断地下令明军刀不入鞘地血洗大都城三日。在大都的一些汉人居民的配合引导下，大明军队将城中的蒙古鞑子达鲁花赤（蒙语：掌印者，意为长官，只有蒙古人和色目人才能担任，明朝以后被废除），怯薛（蒙语，是具有贵族特权性质的侍卫团体，也是蒙古军队的中心力量），理事诸官员，亲属等全部斩杀。大将军徐达亲自坐阵指挥，下令斩杀这些作恶多端的蒙古鞑虏。最后，除了逃走的一部分蒙古鞑子和色目人之外，80万人口的伪元大都城中，只剩1万3千多人。
在大汉铁军进入大都之后，伪蒙元的顺帝逃往上都。大将军徐达果断下令追击，对抵抗的胡虏一律斩杀。彪悍的大汉铁骑一路势如破竹，成千上万的蒙古族鞑子，被大明将士砍杀得抱头鼠窜，道路上都是被汉族铁骑的钢刀斩碎的蒙古族鞑子的尸体。伪蒙元的顺帝手下随从人等，相继枕尸二十里，道路相死，十之八九。副将常遇春统兵杀到了塞外的张家口，他下令在靼子界，部队不封刀，痛杀胡虏五百余里，威震塞上。
在这次讨伐暴元的战争中，曾经拥有40万户、150多万人的蒙古族群，顿时损失了34万户，只有6万余户仓惶逃窜回到了大漠里，从此再也无力进占中原，为非作歹。
这也是对侵略者的一种宿命的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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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宋朝立国三百余年的历史，北边异族的外患无穷，两宋朝廷一再忍让，可说是窝囊到极点。但是，南宋最后的灭亡，却令人意外与震惊地是轰轰烈烈的。这一点，是宋朝与历代王朝政权消亡的最大区别。可以说，宋朝正是在亡国的那一刻，才显出这个王朝姗姗来迟的悲壮血性和尊严。
而前述陆秀夫临终遗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其实算不得受尽侮辱。三年前，他被太皇太后谢氏抱着出临安城，向蒙元军投降时，还是个不谙世事的五岁多的黄毛小孩。德祐的一生颇为传奇，他19岁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为高僧。当他年长后，渐渐知晓了当年国破家亡的耻辱，悲愤难抑，开始借诗歌抒怀，暗中悼念故国，然而因此却被元朝统治者给赐死了。
崖山之战，是宋朝对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10万余人投海殉难，宁死不降，这是何其壮烈的、感天动地的悲难！此战之后，华夏汉人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
崖山之战，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 中断了，文明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轻工商业和更加集权的制度，并正式以程朱理学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和政府的官方思想；而之后推翻蒙元 建立的明朝又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宋的灭亡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南宋灭亡的时候，深受汉宋文化影响，受惠于大汉文明的日本国民，用“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颇有些兔死狐悲的凄凉。然而，正是在日本列岛上，正宗的汉文化和华夏风骨，却部分地得到了保存。
元朝代宋而建国，虽然在形式上又一次完成中国的统一，但这个王朝对中国历史的破坏同样惊人。蒙元虽在一些政策上促进了国内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 的开发，但许多狭隘的民族主义手段（如四等人制度）都进一步使中国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虽然软弱的南宋朝廷比不上蒙古帝国的霸气，却也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演变。事实也证明，落后野蛮的民族，仅仅依靠武力取得的胜利，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南宋十几万军民投海不屈的悲壮故事，将永远镌刻在崖山的海石上，支撑起汉民族永远生存的高傲挺拔的脊梁。
只要汉民族还存在，崖山海战就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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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早已经“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蒙古国建立800周年。
回想1206年的春天，天苍苍，野茫茫，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号角长鸣。踌躇满志的蒙古贵族们，正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加上蒙语尊号“成吉思汗”，又称为成吉思皇帝，成吉思合罕，成吉思可汗。铁木真正式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蒙古帝国大汗），这是蒙古帝国的开始。铁木真建立起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有自决的权利，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是，此后铁木真以及他的子孙们的野蛮之举，却是触及天怒的反人类的极端暴力。
让人难堪的是，在蒙古国建国的仪式上，前中国驻蒙古大使XXX，居然说出了“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这样笼统的话，结果，他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一，真是自讨没趣。
我们知道，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这是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而这位大使却像是找不着自己的祖宗了。鲁迅在《那破仑与隋那》中曾经说过：
“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 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集》）
以耻辱为荣耀，无疑让我们的汉人再次蒙羞！回想崖山圣战，我不觉产生出一种自豪感，然而更多的却是凝重。
一个垂死挣扎的国家，是难以改变自身的处境的。因为没有强大的军事支撑力，外忧内患让自身无法脱离命中注定的险境。——崖山圣战，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反思两宋发展的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是，外因很多时候都是无奈的。倘若我们全面地看待宋朝的文明，就会发现，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方面都，南宋其实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繁荣的巅峰。它的其成就，甚至超过了隋唐和之后的明清。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朝代，并且极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是个外向型的政体。虽然几乎在每个皇帝时，它都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而且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远远地领先于世界。它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这个开放、宽容的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而当时的世界，仍然属于草莽状态：它们正在追求物欲的极致，而宋人却已经在抨击这种欲望的蔓延了。
在南宋鼎盛的年代，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超过了世界总和的大多半（其中尚不包括科技的含量）。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以及文明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都毫无争议地位列第一。
时光浸蚀了一切。历史在我们的眼前，永远都是模糊不堪的。我们仿佛永远也看不清它的真正面目，因为暴力永远都是人类进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面对暴力以及它们的阴影，我们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而已。
也许我们只能把渴求正义的手，疲弱地伸向上帝。
——宋亡之后的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从北宋末期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喷薄茁壮的人性独立意识（正如《水浒》中好汉们所表现的），新型商业经济模式的孕育，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在野蛮民族的蹂躏下，基本上都无从谈起了。也就是在蒙元统治的14世纪初期，汉文明群体，丧失了最好的发展阶段，以及千载难逢的机会。——其时，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虽然汉人在南宋灭亡之后八十多年复国成功，但是继起的明王朝，无形中还是受到了蛮族政权体制的巨大影响。它继承了暴力统治的格局，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的价值，并且自觉地抑制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毫无疑问地，我们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汉人的精神渐趋于麻木了。
因此，回望南宋的灭亡，更加让人倍觉凄惨。
“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 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 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就是这个悲剧论断。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
曾经是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虎次郎(1866-1934)说过：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日本的汉学中，“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我们暂且不论侧重于清史研究的内藤的这种划分是否具有科学性，不过，将宋代的文明贡献摆到如此的高度，不能不说是眼光独到：它的意义在于商业经济的萌芽与近代文明的发轫。
【支那学：以1920年9月与小岛佑马、青木正儿、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武内义雄等创办的《支那学》杂志为标志，一些明治时代出身的文学工作者们，就在这种语感下长大。其时，一直属于日本国文学范畴的汉学，被重新界定，其中绝大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回归它应处位置，就被命名为“支那学”。此后，许多受“支那学”熏陶的日本学人对“支那”一词一往情深。诗人夏目耿之介（1890-1971）曾在《唐山感情集》的“叙”中这样写道：“对我来说，支那这两个字本身就令我无条件地敬重酷爱……，支那就是china，支那两字强烈地，充满世界一流文化国家的传统和历史的神韵。”】
而穷毕生之精力研究宋史的历史专家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题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证》的序言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天水一朝。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认为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者“新宋学”建立的道路。
这一些论断，无一不道出了宋代曾经的辉煌。
南宋的文化是积极的、开放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在他1959年出版的专著《蒙元入侵前夜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很有意思地认为，宋代其实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如果从哲学，诗词，戏曲，平话，绘画等等文艺形式的活跃和成就来考察，以及与此后不久的欧州文艺复兴的中枢思想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他的这个论断的科学性。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宋朝的确就像是一个全方位的文艺活跃时期。那么，这样的文艺活跃局面，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呢？！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了它的生存状态，弓马娴熟的蒙元王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宋，就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昂扬向上的朝代。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却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凋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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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汉人对自我之任人宰割的命运，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奴性是一种自觉的精神堕落和自我价值的沦灭，对此我深信不疑。是的，我们汉人的个体性命，其实并不比一个屠宰过自己的暴力文物更重要：崖山之后，面对强权，我们汉人早就自甘堕落了。汉文化的积极精神已经被野蛮民族摧残得体无完肤！
宋之后的蒙古人和满洲人先后交替的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两个野蛮暴力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南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的史学家，也将宋朝的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上中国的结束：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南宋王朝所曾经具有的微弱的、然而却是英勇的抵抗精神。它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曾经独立支撑了数十年，为人类文明与正义的伸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典范作用。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令人发指！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 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 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南宋人到中原后震惊地看到，蒙元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千里荒无人烟，白骨遍地，死尸相枕，水质腐臭不堪。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而300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时，身边却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陆秀夫般的血性忠臣了……。 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和精神支柱，在蒙元屠夫的屠刀下，可悲地萎缩甚至泯灭了。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乎全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从近似现代的“丛林规则”的法则中，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
因此，宋代之后的社会，充满了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 清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汉人文明，基本上散透着一种腐朽的气息。虽然古老，却无时无刻地不在戗害着人们的精神和生存气质。暮气沉沉的黄昏式的智慧，限制了积极的思维。
南宋之亡，像贾似道、史弥远这些奸臣当道朝政，而在对蒙古战争中，像刘整、吕文焕等汉奸望风而降，固然是一些导致朝政倾覆、让蒙古人乘虚而入的重要因素。但是，它跟蒙古民族强盛彪悍的武力、野蛮凶残的反人类手段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宋毕竟是在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的围攻，昂然挺立之后，才悲壮不屈地消亡的。而综观欧亚大陆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有几个能够在蒙古铁骑的肆虐之下，长期顽抗的？！实际上，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的颠扑不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华夏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的民族。南宋官员就曾经不无自豪地批评过，“世风日靡，黔首犹着丝衣”。宋代冶铁，陶瓷，造船和 火药技术都获得了远远领袖世界。深深地影响了日后日本人的文明发展的哲学，禅道，茶艺，绘画，陶瓷，丝绸，冶金技术等，差不多都是在南宋时期传到日本列岛的。而元朝时，为了防止汉人军事武装，蒙古人严禁汉人炼铁，因而一些冶金技术在大陆失传了。然而，这些工艺却在日本得到了较完善的保存。日本的刀具也因此被誉为世界三大名刀之一。
在惨烈的崖山海战中，南宋舰队的战船的先进程度，是当时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实际上，当时南宋的造船技术，甚至比18世纪蒸汽船出现之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根据刚打捞上来的南宋船“南海一号”和相关史料，南宋船长三十米。阿拉伯人曾经惊叹，“东方的宝船，简直是一个城市”。宋军还是世界上最早将火药应用于战争的。他们制作了当时最好的火器。可是，后来蒙元严禁汉人制造火药，致使火药的军事化被迟滞了。
南宋时期，皇帝的权力其实并不是至尊无上的。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之后，才会有效。而一般百姓可以集会议论朝政。比如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就是太学生陈东，以及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朝廷，才导致的结果。丁大全当政时，陈宗则联合杭州市民，集会要求宋理宗罢免他。而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这一些也是其他的政权体所不及的。
南宋发达的航运，促进了大型贸易，商业文明的巨大发展。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的纸的流行， 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在悄然地孕育、成长。
然而，就在华夏文明正茁壮展现和喷薄吐露出它的辉煌灿烂的曙光的时候，却遭受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野蛮的游牧部落反人类的侵略。蒙古人在1234年与南宋联合灭金之后，他们的马蹄很快地就践踏了他们的诺言，开始动用他们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打击华夏历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然而却是最为内敛软弱的南宋王朝政权。不过，即便这样，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拉子模，横扫俄罗斯大地，夷灭了东欧列国，击溃了不可一世的中欧条顿骑士团。但是，在充满诗意的江南文明地区，它们的进攻，还是被顽强地阻遏了将近50年！
貌似内敛的文化张力的韧劲，有时也会锋芒毕露的。
蒙古人攻打襄阳，前后共围攻了五年，却硬是打不下来。那时的襄阳，比二战时的列宁格勒还要牛逼。而蒙古人在攻打四川合川的钓鱼城时，川中军民奋力反抗，并击毙了蒙哥大汗。钓鱼城因此成为历史上最神奇的战略堡垒之一。川民到快要被杀光了，仍然不放弃抵抗。而这就是文化转化成武化的力量！
而即便是宋朝皇帝投降了的时候（像德祐帝），抗击蒙元大军的汉人力量，依然在抵抗着。根据宋制，投降诏书，是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的。倘若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在崖山海战后，20余万的汉宋军民，除了2万余人无奈之下被强行俘虏外，其余的上至年幼的皇帝，下至普通的落魄军民，差不多不是战死，就是自杀殉国了。
这种壮举，跟抗战初期的所谓“南京保卫战”比起来，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海啸》的《崖山》一章结尾，田中芳树至为感人地抒写了视死如归的陆秀夫和帝景（赵昺）的赴难：
“帝景的眼神透露着对陆秀夫之完全信赖。人称沉着刚毅的陆秀夫虽然极力忍住眼泪，可是却无法抑制声音里的颤抖。
‘首先请面向北方。向祖先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之御灵叩拜。接着再向父皇度宗皇帝及兄皇端宗皇帝之卸灵叩拜。对，这样就可以了。皇上做得非常好。再来请皇上攀住臣的后背。’
帝景天真地倚在陆秀夫的背上，两只小手环往了他的肩膀，陆秀夫准备了两条带子。一条缠绕在腰上将帝景和自己绑在一起，另一条则绑住了自己的脚踝和铁锚。
‘那么，我们就出发了。’”陆秀夫淡定地说。
在《通俗宋元军谈》中，作者无名氏这样哀叹道：“呜乎，祥兴二年乙卯春二月甲申之日。今为何日啊？大宋三百二十年之天下，一朝亡矢。”
宋朝最后三任皇帝，都不是并虐骄奢之无道昏君，而是不该背负亡国责任的童稚。不论是当时之人或是后世之人，无不格外感到悲恸衷伤。
而在原先南宋的地域，遗民们在听闻宋灭后，无不悲怆震惊，已经沦陷的浙江大地上，十万士子痛不欲生，纷纷蹈海自杀。在福建，自戕殉难的汉民，约有四万余人！
请相信，这就是华夏精神，一种久经磨难的、颠扑不破的精神风骨！
明末的钱谦益在《后秋兴.十三》中沉痛地写道：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
只可惜在他的身上，已经没有南宋汉人的那种气节了。
秦無衣 02/2012
于Santa Mon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