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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看雨通三统2011-11-4
先分析一下现实的能源供应地的中东发生的事情。卡扎菲终于结束了自己极富戏剧性的一生。除了还在苦撑的巴沙尔政权，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基本划上了一个句号。阿拉伯民族寻求现代化的努力，实际责任个主导权，都已经归于海湾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君主独裁政权。本人无意于评论政教合一的君主独裁政体、世俗化的一党专政政体，以及它的变种的世俗化强人独裁政体，以及某些人理想中的宪政民主政体，或者政教合一的民主政体，其各自的优劣。因为，对今天的中东地区而言，能够带来稳定和繁荣的政体，就是最适合这个地区的政体。这里，只是分析一下现在在各个“中东波”国家发生的，建立新的政体的斗争中的大国干预活动中，究竟体现了这些外部势力怎样的新的战略构想。
在已经完成了比较温和的政治变动的地区，基本上是“土耳其模式”在初露端倪。因为没有经历过利比亚那样的“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因此，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体制外”军事力量，政局尚属“平稳”。对于和西方有着各种联系的强力部门的领导人而言，目前不宜出头建立起独裁政体。因为一旦建立起这样的政体，就等于把已经被推翻的前独裁政权承担的那些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责任，自己揽下来。而这些强力部门的领导群体，基本不具备承担起这些责任的能力。因此，在“看守”一段时间之后，及时“还政于民”，把管理日常事务的权力和责任，都还给一个民选的政府，自己退居原来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就可以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就既保住了自己已有的权益，也可以实现自己对背后的西方势力的利益关切与国家发展的双重的责任。因此，我们应该相信这些新的军事独裁“过渡政权”的“还政于民”的诚意。
另一方面，作为这次风波的最大的政治受益者的，迎合和驾驭了青年对于民主自由和富足体面的生活——即本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的追求的伊斯兰宗教势力，同样在坚持着一种温和的带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纲领。他们同样意识到，在现实的西方对于中东地区的深度介入，市场经济意识深刻影响了最有行动力的年青知识群体的背景下，继续坚持基地组织式原教旨主义的诉求，已经无力稳定控制住国家。因此，以相对温和的，甚至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的政纲，首先在民主选举中获得执政权，再以政权的平台来发展经济，特别是调动一些资源，回应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基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益受损，看不到自己的发展空间的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就可以驾驭住一个脆弱而微妙的平衡。这个平衡的核心在于：以民选获得在西方和西方支持的强力部门面前的具有合法性的筹码，使其投鼠忌器——这个“器”，就是所谓的“民主宪政”的正当性的道义制高点。只要没有击穿西方容忍的底线，西方就不敢冒自己的意识形态之大不韪，随意出手干预甚至强势介入这些国家的政治。而只要西方不能强势介入这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他们就有把握逐步地扎稳根基，控制住整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一些比较“普世价值”的话语策略，应付一下在现实中焦虑躁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连实际的利益诉求都不必回应，就可以稳定住整个社会。
这种模式，就是典型的土耳其模式——以伊斯兰宗教教义为核心价值观，同时又适应本国政治生态现实的政治组织，先以民选的方式掌握政权，然后以政权的力量，以回应自己的政治基本盘的利益诉求为幌子，动用政权的力量，在全社会重新分配资源，巩固和动员自己的政治社会基础。待自己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就可以逐步边缘化被西方全面控制的强力部门——特别是军方的高级军官群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终极的影响力。最终，就可以降服消解这种影响力。在冷战结束后，西方对土耳其的控制放松的大背景下，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这个模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个成功的标志，就是今年八月，土耳其撤换了总参谋长和各军种参谋长，居然没有招致军方的“激烈反弹”。直到这个事件发生了两个半月的今天，仍然会让了解土耳其的凯末尔体制的人感觉“恍如梦中”。土耳其能够在“历史终结”的背景下以“文明冲突”的思路，采取切实可行的政治策略，调整和丰富自己的意识形态诉求，最终基本取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平演变”的成功，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没有理由不能照方抓药，趁势快上取得成功。事实上，在埃及、突尼斯，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而在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强人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加上一个在既有体制下看不到出路的也门，可以预期，环地中海的北非地区的政治体制的“土耳其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而看似已经被彻底终结的卡扎菲政权，实际为那些“胜利者”留下了一个噩梦。由于利比亚的部族格局的现实，加上卡扎菲的强烈的独立意识，所以，在卡扎菲建立起自己的独裁政权之后，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支以正规化、现代化为诉求的，有一个核心的军官团的武装力量。这一点对今日的利比亚，实际是决定性的。
我们都清楚，对于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而言，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其建设的唯一方式，就是全面的引进。因此，武装力量的军官和技术士官群体，就必须不断接受提供这些武器装备的国家的培训。如此，这些国家的武装力量，实际是被发达国家渗透得四面透风，甚至是完全透明的。因此，这种引进如果是印度那样的采购，其结果就是：靠着不同培训背景的军官和技术士官的相互依赖和制衡，还能使本国政治主权勉强控制住军队。但是，自己的武器装备的独立发展，以及现有的武器装备系统的有效整合，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对军队的军官和技术士官群体而言，只有保持武器装备的杂乱和对于引进国的依赖，才能保证他们在军队中的既得利益。如此，则政治家，包括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一些有独立进取精神的技术官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就会一次次沦为“未来的计划”。这样的“等待戈多”的戏码，让中国的军迷已经失去了嘲笑的兴趣。但是，又有多少中国军迷能够理解印度领导人和军迷的辛酸和无奈呢？
而比之印度还不如的，就是一些块头有限，又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好邻居”的那些国家。它们的军队现代化，基本就是被发达国家彻底瓜分的状态。随着苏联自废武功，美国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后发展国家的武器装备的供应和强力部门的骨干的培训业务。这种状况，其实使得美国的军工集团不仅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强力部门，也挟持了美国自己。这里就不展开了。
而卡扎菲则走出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相信所谓的“在德不在险”。他的国家安全理念的前提就是：让西方不愿、不敢、不能颠覆其政权。所谓“不愿”，就是积极迎合西方的各种要求，使西方在代理人的选择中，确认卡扎菲政权是“最不坏”的选择；所谓“不敢”，就是占住非洲团结独立发展的制高点，颠覆卡扎菲政权，就是摧毁非洲团结独立发展的基础。如此，出于种种顾忌，使西方不敢颠覆卡扎菲政权；所谓“不能”，不是靠着自己的军队建设的加强，而是杜绝任何大国对于利比亚的军队的渗透，而在本国内部的各种势力面前，他又保持着绝对的强势。因此，西方无法在利比亚内部找到合适的代理人来颠覆卡扎菲，又不愿、不敢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赤膊上阵，自然也就不能颠覆卡扎菲政权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卡扎菲的这套设计，也算是算无遗策了。当然，这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最主要的，在冷战时期，因为不在阿以斗争的第一线，因此就不是两大阵营在中东的斗争中必须控制的对象，反倒是需要优容的“统战对象”，也就由着他胡折腾了。而在冷战之后，卡扎菲又能审时度势，近交远攻，在经济上成为非盟的大金主，在政治上全面迎合西方的需要，也算长袖善舞了。因此，卡扎菲政权本来是很安全的。不想，却遇到了萨科奇这样一个活宝，只能哀叹“天欲绝我”了。待到北约硬着头皮开始“武力支持利比亚人民的民主解放事业”后，才痛苦地意识到：不论自己是否情愿，都只能和基地组织合作，才能既维护住自己的“普世价值”的道义制高点，又不至于深陷利比亚。如此，在卡扎菲的军事独裁政权崩溃之后，原来的利比亚军事力量的核心——卡扎菲自己的卡达法部落和外国雇佣军，都已经彻底退出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的军事体系了。在这场“解放战争”中的主力，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武装，成为新的利比亚的核心武装力量。对于利比亚新的主宰者——西方势力而言，如果不把这些武装力量转化成合法的军队，然后合法地装备这些力量，他们就会成为新的“解放军”。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北约不直接消灭他们，而指望利比亚新政权建立新的政府军，再由北约装备和培训这个新的政府军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新的政府军，也就是一个“运输大队”。因此，目前北约只能接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控制利比亚的现实。对北约而言，只要能够保证自己现实的能源利益，对利比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军事力量做出妥协，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考虑到其它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变化，以及基地组织复杂模糊的背景，阿拉伯世界的脱西方化甚至反西方化，实际已经不可避免。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再去追究萨科奇或者希拉里的责任，已经毫无意义了。西方必须在自己全面衰退的背景下，打起精神面对这个现实状况，拿出新的战略构想，以求继续控制中东，最起码可以稳定在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止损点。这个新的构想，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分析一下现在的叙利亚局势了。
分析叙利亚局势，就必须分析西方对于伊朗的策略。原因很简单：叙利亚是什叶派阿拉伯人占人口的少数，却统治着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这一一个格局。所以，如果是卡扎菲政权是被自己的军事集团内的卡达法部落和外国雇佣军挟持，无力推动政改——一旦改革，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失去。因此，只能挟持卡扎菲政权强势镇压“民主运动”。所以，不论卡扎菲在自己西化的子女的影响下有什么想法，他都只能作为一个“斗士”坚持到最后。那么，对巴沙尔而言，也可以说：不论他本人有什么政治理念，他都必须作为一个“斗士”死挺在那个“千夫所指”的位置上。而来自伊朗的支持，使他有能力在那个位置上挺下去。所以，如果不能确信可以摆平来自伊朗方面的抵制，西方在叙利亚是无法复制利比亚的模式的。那么，如何摆平伊朗呢？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文攻武吓，使伊朗不敢动弹。但这种方式，似乎没有什么成算。所以，基本可以肯定，西方只能以“大棋局”的模式，使中东局势尽快平息下来。
所谓“大棋局”，就是本来无力完全控制住世界或者某一地区的事务的大国，或者逐步衰落的曾经的霸主，作为控制局势的玩家，不是谋求全面的控制，而是以“巧实力”的思维，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格局，选择自己可以依靠和操控的力量，进行积极的支持，在与其它各方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争取在一次次利益博弈，而非“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斗争中，取得博弈中的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能够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关切的实现。这是和霸主的“赢者通吃”的逻辑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冷战时期，美苏一方面“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在全球进行针锋相对的实地争夺，也是一种“大棋局”，却是遵循的西方的国际象棋的思维：在各个要害地区进行“赢者通吃，负者出局”的原则，以实地的控制作为斗争的主要目的。而所谓“巧实力”思维，就是意识到：霸主——当前主要是美国——无力完全解决某一个地区的问题，更无力阻止新兴的大国崛起或者复苏之后，对一些重要敏感地区的影响。因此，对于曾经的霸主而言，比较现实的策略，就是放弃霸主思维，改为全球大国的思维，重新部署自己的力量，分配自己的资源，在全球各个重要的节点，也包括那些崛起和复苏的大国有着重大利益和安全关切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支持和培养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性诉求，在现实政治中又不能不依赖自己的力量，从而保证自己在任何一个其它大国敏感，甚至极度敏感的地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利益关切。这样，可能在某些地区，自己的利益不是最大的。但是全球的总账算下来，自己还是最大的受益者。
当前，不仅美国从包揽一切的霸主地位，在向世界大国的方向转变，更重要的，也是迫使美国开始这个转变的，是崛起的中国和复苏的俄罗斯，在确立和重建自己的全球大国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俄三国的传统的利益关切和战略安全关切集中的敏感地区，三方都在互相下招子搅局，搅局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别的大国难受的问题上发难，然后积极落子布局。在中东地区，就是中国的谨慎有序的深化介入，俄罗斯则是全面试图回归中东，中俄两国在中东地区的着力点是一致的，就是伊朗。这种着力点的一致，使得中俄两国在保护伊朗不受美国威胁时，在行动上高度一致。但另一方面，中俄两国又有相当的斗争。
对美国而言，现在有必要在中东建立一个美国主导，又不比深度介入的格局。这就需要美国适应中东政治生态的基本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中东本地而言，大致有四种势力直接发挥着影响：土耳其是一股势力，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穆斯林是一股势力，海合会为核心的逊尼派穆斯林是一股势力，以色列是一股势力。其中，以色列除了依赖外部大国，是没有任何出路和空间的。另外，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影响也在加大和部分恢复。这几大力量中，关系又很复杂。
以色列因为没有独立性，现在自然是依附于美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挟持了美国。而且，如果美国不足以庇护其安全，则随时可能寻找新的中东之外的力量作为自己新的庇护者。对以色列而言，它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不停搅局，就是它对于非伊斯兰大国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各个大国既要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又乐得阿拉伯国家不断在非实质性问题上不断对以色列和美国发难，侵削美国在中东的基础。对美国而言，还是要对以色列采取庇护和羁縻的策略，既要拉住这个中东地区的“关键少数”，又要避免被这个“关键少数”拖累，和大多数东道主彻底翻脸。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平衡。但是，如果把握不住，就会彻底消耗掉美国的实力。
至于其它三方，都有各自掣肘的力量。外部的来自其它教派和民族的制约就不说了。就是在各自的内部，也是因利益多元，又未能有效整合社会，导致矛盾重重，被外部势力见缝下蛆的机会甚多。
因此，美国现在的基本策略，就是既然在中东地区无力阻止某些势力发展，也无力阻拦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玩家介入，索性就在全球进入一个围棋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在原来作为对方禁脔的地区落子布局，由实力的硬撼和封堵，转化成持久的力道和意志智慧积淀的比拼。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在犹疑五个月之后，美国断然发力，给了卡扎菲政权致命的一击。在美国看来，需要的是尽快使利比亚局面结束混沌的状态。且不说西方自身的危机，仅仅是这个混沌拖延的状态，就使美国的决断力和意志力，受到广泛的质疑。当美国失去那些小国对它的敬畏，不仅会使那些小国的独裁政权不再畏惧美国，而且会使分布世界各地的“精神美国人”失去行动甚至幻想的勇气和热情。那样，等于自己拔断了在全世界的桩脚。这对于今天的美国，才是致命的。可以肯定，在那之前五个月的僵持，不是因为卡扎菲真的有什么实力，而是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还在顾虑卡扎菲原来布局的“不能、不愿、不敢”的那些掣肘。而在八月下旬突然发力，实际是八月中旬，美国彻底下定了决心：要在全世界的“精神美国人”心目中，巩固自己的最核心的政治资源。然后，马上转入新的中东和世界格局布局的正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在中国的虚拟网络空间，迅速掀起了一个对一切“独裁政权”进行恶毒的诅咒和威胁的口腔运动的高潮。而在英法领导人徒劳地喊话，在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战场却久攻不下近两个月后，希拉里“突访”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然后仅用一天的时间，卡扎菲就惨死于北约空中和地面全力支持的“利比亚自由战士”的凌虐。而后，奥巴马立即宣布，这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当萨科奇有气无力地表功之后，在新的过渡委执委会主席——相当于“过渡政权总理”的“选举”中，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的凯卜，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欧盟支持的候选人。这是美国深度介入利比亚局势后，全面压制欧盟战略企图的标志性行动。可以肯定，不论欧盟是否情愿，在战后中东新的格局的安排中，欧盟已经被边缘化了。除了卡扎菲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的仇恨，以及被卡扎菲长期在财政上支持的非盟的强烈不满，以及全世界的蔑视，欧盟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
至于忽起忽落的所谓“伊朗阴谋暗杀沙特驻美国大使案”，基本就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威胁而已。一方面，直接挑拨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关系，为自己的进一步制造和驾驭矛盾先完成破题；另一方面，故意放出一个漏洞百出的“案件”，实际是为美国在对伊朗政策上可进可退创造条件：既可以把这归结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伊朗裔移民的个人臆想，也可以因其“企图在一个人流量很大的快餐店制造爆炸，将危及100至150名美国公民的生命”而制造出一个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的“依据”。这显然是配合在利比亚的“抽刀断水”之后，为更进一步掌控中东的乱局埋下一个引线。比之实实在在的“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的事实，这个“案件”的因应的弹性空间更大。这实际是向伊朗展示了两种可能：如果愿意接受美国对中东事务的新格局的主导，则不仅可以安心消化自己在伊拉克的收获，成为八年的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的最大赢家，而且其掌握核武器的进程，也将得到美国的默许；如果选择和美国全面对抗，则美国的军事打击，完全可以略过安理会“从天而降”——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伊朗企图拥有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基石“核不扩散条约”，而是因为伊朗企图直接危及美国公民的生命。因此，对伊朗的任何行动，只需美国国会授权即可，不关安理会什么事情。所以，看似忽起忽落的一个极其幼稚的“阴谋”，其实尽显霸权失落的美国的最丑陋的一面：今天的美国，已经无力做出起码的样子货，只能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来维持自己对局势的控制力。对中东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对这样一个“胡打乱撞，不按规矩出牌”的恼羞成怒的霸权，尽可以在战略上蔑视。但在战术上，却不能不重视。很有可能，美国最后就要交代在今天的利比亚乱局中。但是，在美国彻底崩溃之前，它是完全有能力摧毁所有的中东地区的现政权的。这些政权，应该没有哪个愿意去和美国的世界霸权兑命。我们不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了什么样的妥协，也无从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做了怎样的斡旋。我们直接看到的是，伊朗内部的最高领袖和总统之间的分歧的公开化，还有，就是美国驻叙利亚大使被“召回磋商”后又遣回任所。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各方暂时认可了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领导地位，而伊朗和叙利亚政权，也暂时解除了直接遭到北约军事打击的危险。但是，西方实际上无法控制掌握了国家合法政权，得到国际活动空间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合纵连横，协调一致的行动。美国主动夺回掌控中东事务的核心地位，也就是把压制这一势力的国际责任主动承担了下来。为了争取其它大国的支持，幕后的折冲交易将是很精彩的过程。对中国而言，起码会要求美国做到两条：第一，保证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利益的关切；第二，承诺中国下了大本钱的伊朗和叙利亚的政权的绝对安全。至于那些“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地区的下一步的事态，目前只能是“密切关注”了。需要注意的是，那个势力，似乎很有耐心一次次刺激美国的神经，却不急于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所以，后面中东的舞台，一定还会是精彩纷呈的。当然，这种精彩，那些满脑子只有“民主-独裁，自由-专制”的两分法的人，是欣赏不来的。
而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空间中，更加热闹的，是关于南海的乱象。其实，观察美国的言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反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美国在整个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都是收缩的趋势。但是，在姿态上，却是“重返”的姿态。其意图，不在于直接遏制中国，而是利用这个“重返”的姿态，鼓励包括中国内部在内的，各个东亚国家内部的“精神美国人”：美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只要在中国有一个和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政权在掌权，美国不论怎样衰落，都不会放松对任何与这个政权对抗的力量的支持。所谓“瘦死骆驼比马大”，只要你们能从东亚内部，包括中国内部配合美国，起码因为有美国撑腰，你们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在中国内部，只要鼓吹“民主自由”，在东亚其它国家内部，只要鼓吹“国家利益”，就可以吸引眼球，站稳脚跟，和执政者分庭抗礼，甚至挟持执政者接受你们的部分利益诉求。而东亚其它国家的执政集团，似乎也乐于以自己国内的民意为依托，加大与中国政府进行博弈时的筹码，谋求中国政府尽可能多的让步。
对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很多人感觉很不耐烦。他们简单照搬美国突破英国的遏制，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经验，认为首先应该借鉴美国的“门罗主义”的经验，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清洗掉美俄的代理人，然后再照搬美国的“门户开放”的经验，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这种思路的根源且不分析。只需明确一点即可：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当年美国的环境，和今日的中国的环境，有着诸多根本的不同。今天的美国，不是当年的英国；今日的亚洲，也不是当年的美洲。因此，中国也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简单地说，就是发挥自己的“围棋性思维”的智慧积淀，摒弃美国曾经很有效，今天又使其陷入战略绝境的“国际象棋式的思维”，和美国展开全球性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折冲，逐步侵削美国的实力，补强自己的实力，最后实现与美国之间的“和平超越”。具体内涵，这里就先不展开了。这里只需确立起一个标准：和平崛起，不应该是逃避斗争，无所作为的托词，而应该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有着实实在在成果的基本国策。今天，就东亚局势而言，衡量其是否成功的标志，不是表面的一团和气，也不是妄想通过痛殴某一个国家，使其它国家的“精神美国人”都一起噤声，然后就“亚洲门罗主义”了。而是要确立全新的亚洲门罗主义格局：允许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大国在这个地区保有自己的利益关切的立脚点。但是，这个“利益关切”，必须由实际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向维持那些“精神美国人”的幻象转化。也就是说，原来美国不仅在这个地区实实在在地保有军事基地，而且即便是中国开发一些海洋油气资源，也是要争取和美国公司合作的。无他，既是弥补自己核心技术的不足，也是交一笔保护费而已。今天，只能允许那些“精神美国人”过一下嘴瘾，至于那些资源，首先由中国政府明确宣示主权，进而要以实际行动，让所有企图染指的国家，包括美国明确一点：不能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任何对于中国周边的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行动，都是不会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贸然投资在这里进行勘探开采，所有的投入最后只能付诸东流。这样，就可以杜绝对争议海域的真正的资源开发活动。这是守的一面。而这一面的意图要得到实现，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自己的军事力量的不断展示。要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明白：一旦触动了中国不断上升的战略底线，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对任何撞线的国家使用自己的力量。中国要谋求的，不是和任何国家的全面战争，但中国并不惧怕，也不会回避与任何军事力量，在自己的近海的武装冲突。因为，中国有能力赢得这些武装冲突的胜利。所以，没有必要一一回应除了美国以外的各个国家单独或者联合玩弄的花活儿，只要瞄住美国不断展示自己有针对性的杀手锏，所谓军事斗争以求守势的一面，基本就会达成目标了。这就是现在的军队建设，特别是针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的装备、战法的研究和展示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就是攻势的一方面。基本方略，就是完成对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合，并利用诸如“湄南河惨案”这样的机会，不失时机地推进安全领域的深化合作，使得这些东亚国家的真正的有决策权的群体，可以回应那些“精神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呼声”，和中国政府在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但是，在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安全事务，将逐步被整合进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睦邻、富邻、安邻”的总盘子里。
目前看来，这个方略还是基本成功的：尽管相关国家的花活儿很多，口气很硬，但在中国的“大型海监渔政船”面前，那些花活儿基本没有什么落实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整合，对中南半岛的经济和安全事务的整合，却在积极稳步地推进。因此，中国必须继续高举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旗帜。如此，才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又不失时机地实现新的“亚洲门罗主义”。因为这个新的“亚洲门罗主义”是和新的“门户开放”相配套的，下一步的大棋局，才每一步落子都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具体的落子，需要随着事态的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一大批“精神美国人”。他们把任何国际关系中的策略性处理，都要渲染成“后清丧权辱国，人民无以聊生”的经典案例。他们表面上是一片近乎洁癖的“忧国之心”，实际都是指向一个结论：现在的政权，已经彻底退化成“后清”，完全无力回应任何民生和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诉求。怎么办呢？只有追求一个让人民可以用选票选举自己的执政者的机制。如果不能逼迫当权者接受这个机制，那么，就只能是“带路”一个办法了。有趣的是，东亚其它国家的“精神美国人”也是这样一个模板。只不过中国的“带路党”的目标是引入一个先进的制度，而东亚那些国家的“带路党”的目标是“有力量对抗中国的地区霸权”。共同的斗争目标，都是中共政权及其在各个国家的合作者。对这种逻辑，必须进行一些历史经验和基本理论的澄清。这属于另一个帖子连载的书稿要讨论的问题了。本文只是提出对新形势下的“乱局”中已经露出端倪的新的国际斗争的基本逻辑的认识。在这种新的逻辑下，对于“和平崛起”的基本方略，也应该有新的更深刻的认识。那些“精神美国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美国利益的工具。因此，诸位“五毛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