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的作者斯丹达尔，描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人们做着最残忍的事，却没有残忍的精神。”一部分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部分人，常见于人类“以文明的名义惩罚野蛮”之时。事后则引经据典、举证说明其必要性。与此相对的是流氓作风、强盗行径，做时避人耳目，事败低头认罪。两种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实施方的心境：受谋取私利的卑劣心理驱使，参与者少或为时不久；出以公心的正义暴力，很容易形成运动，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中长时间、大规模地展开。 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那些优秀民族，概莫能外。比如：我们在史书和小说中看到的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双城记》。德国的纳粹主义，最直观的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等。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像不多、苏联的大清洗文字不少。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美国长年种族歧视……。在中国，则军阀混战、国共内战，还有史称“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而是正大光明、有根有据，并且得到过大多数国民的热烈响应。 当然，这些都可以看作“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合理”。其无奈的部分，如列宁开导高尔基时所举的一个例子：两个人打架，你怎么能分辨哪一拳必要、哪一脚多余？于是，许多野蛮和血腥，一句：跌跌撞撞、代价高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则，就轻轻带过了。 文革之初两三年，打砸抢、武斗遍及全国，死人无算，公私财物的损毁难以数计。人们知道这是一种破坏行为，却乐此不疲。沉溺其中的，绝大多数是文质彬彬的学生、老实持重的职员和本本份份的工农。他们认真、有条理、按计划地强迫他们的同事、上司、亲友低头认罪，大量毁坏珍贵文物、书籍、建筑。真正趁机泄私愤图报复的是极少数，不具代表性。面对尸体、碎片和瓦砾，林彪宣布：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于是，革命行为更加猛烈有力、义正辞严。 根据是一种寝食难安的危机感：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和共产党告诉人们：国内的阶级敌人控制了经济、文化命脉；国际帝修反，把我们包围了起来。解脱之道，唯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进而，我们还要用类似的手段，让世界人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云云。肩负这样的理想和抱负，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坦然之意、毫无残忍之心。就像蛮荒时代的原始人，放火烧山，并无破坏植被的动机，只道火种刀耕人能胜天。 这种于理有据、出自真诚的破坏行为至今漫延。最近的大例子就是殉道式的“911恐怖袭击”了。目前，大陆因崇尚名利地位而遵循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在一本正经地制造另一种民族悲剧。不仅自相残杀，人类还以同样的壮志豪情，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向自然开战。人类之间，灾难制造者均以“正义的代表”自诩；磨刀霍霍向自然，则因贵为“万物之灵”，理应享有更高水准的物质生活。 对于自己、对于地球，人类之可怕正在这里。伸张正义、追求幸福无界无限，尺度分寸没有标准，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借鉴历史教训，“冤有头、债有主”，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迁怒、不贰过”把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