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
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
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21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
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
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
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
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荣国、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20元，多的40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