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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武斗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
2001年4月29日 11:25
重庆沙坪坝公园，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埋葬着４００余名当年的武斗死难者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１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１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１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１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１5”的名声坐大了。“8·１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１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１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１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１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１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１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２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２6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法官某某，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１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１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１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１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8·１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１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29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6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4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
陈国英回忆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3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１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5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9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29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18岁的陈国英18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34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0·２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11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
(转自《南方周末》/作者：余刘文韩平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