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盐碱地（上篇）
-----袁家坝学农回忆
七十年代中旬，杭州市教育局在七堡附近的钱塘江滩涂上搞了一个学农基地，各个学校在那里垦荒种地，搞基建，白手起家建起了所谓的“学农分校”。离分校七里左右有一条大堤，堤上是公路。学农基地在堤外靠江的一面，堤的另一侧有个叫“袁家坝”的镇，汽车站也叫这个名。 因此，大家都习惯把去学农分校叫作去“袁家坝”。
我先后去过“袁家坝”大约六次，初三暑假和一批学生干部去过一次，高中和一班、二班、三班各去过一次，最后两次是跟着生物老师张美卿在那里做菌肥试验。我在那片土地上经历了春夏秋冬。现在，我将分上下两篇写下我对那段时期的回忆。
（一）
所谓滩涂地，就是钱塘江和大堤之间的围堰地带，袁家坝那一段，大约有10到20里的宽度，是钱塘江的防洪缓冲地。农民曾经用作晒盐场。这种地“生”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盐碱地，像橡胶一样，踩着挺软，有弹性，但想捅个洞的话绝非易事。不过，这种地，种上几年，土质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一旦成为“熟”田，种水稻，番薯、棉花、花生、甘蔗、瓜果等各种农作物都不错，尤其适合种植西瓜。
与学农基地一河之隔有一个很大的农场，这就是杭州著名的劳改农场---乔司农场。我不知道那里的犯人有没有被改造成“良民”，但我亲眼目睹的是，农场的土地已经被犯人改造成了一望无际的“良田”。在那里走上一遭，不要说是农民，就是“皇上”也会啧啧称赞---那农作物长得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学校起步较晚，分到了最靠江边的一片荒地------据说是最差的一片盐碱地，太阳一晒，白茫茫一片，盐晶闪着亮光。我们高一的时候，作为宿舍的房子刚建起。是我们上一届的学生自己一砖一瓦建造的，质量不能和其它学校比。我们的房子有点像建筑工地的简易房，其它学校的则是挺括的水泥平房，整整齐齐有好几排，像军营，还有礼堂、食堂等。如果想找“富农”或 “贫农”的话，不用问，一眼就可以看出。
我第一次去，是初三那年的暑假跟随我们年级一批学生干部去的，记得是周又红老师和王寄明老师带的队。那时我们学校的“贫农屋”还没有造好，我们都住在杭一中的“富农屋”里。
我们住的是“富农屋”，但种的是不是 “地主地”-- 杭一中的地，则不得而知。记忆中那土颜色较深，看上去比较肥沃，属“地主地”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我们学校的地当时多数还是“生”的，是沙色的。我们的老师周又红是个从北大荒回城的女知青，圆脸短发，英姿飒爽，走路甩着胳膊，浑身透着男孩子般的朝气。她锄地特别厉害，又快又深，问我要不要和她比试比试。我自忖我是女生里干活最有力气的，心想，谁怕你啊？结果，拼着老命一顿猛刨后，一抬头，人家已经拐了个弯和咱碰头了。唉，谁叫咱自不量力，栽了活该，于是，干脆“拜”她做“大姐大”，成了她的“小尾巴”。
那次学农，最开心的莫过于吃瓜了。我们人不多，又是暑假，学校从乔司农场给我们买来了许多菜瓜和甜瓜，当作“冷饮”。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脸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甜瓜，圆圆的，比拳头大一些，青皮绿囊。味道很像“黄金瓜”，但比黄金瓜更甜、更脆、还有一股“鲜”味。吃起来口感清香，虽然闻起来不如黄金瓜香。我到美国后吃过各式各样的瓜，包括新疆哈密瓜，在我看来，所有的瓜都不如甜瓜。 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好的瓜以前在杭州市场没有见过呢？估计甜瓜只适合种植在滩涂沙地，产量不是很多。我去年回国时，朋友送给了我一些种子，发现那里面竟有甜瓜的种子，真是喜出望外！回美后，我先生在我家后院里种了一些，结出了几个，但长得不好，只有鸡蛋那么大。虽然小，味道还是很甜脆，聊解了我三十多年的思念。
甜瓜可以被我当饭吃，然而分得多吃得也多，我总觉得自己分到的不够，特别惦念周又红老师的瓜，总想伺机“学雷锋”。因为老师分到的比我们多，我怕她一个人吃不完。
那时正是唐山大地震过后不久，全国一片恐慌，到处都在疯传要地震了，我们在江边也不例外。这种恐慌其实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浙大天天在大操场放电影，为得是吸引大家待在室外。各幢房子都有专人轮流值班，一有情况就鸣锣敲鼓，通知房子里的人出来。有一天新村15幢的值班人员半夜打扑克打得迷糊，突然听到警报大响，紧张得抄起脸盆就大敲大喊“地震啦！”，房子里的人听到喊声都冲了出来，奔向附近的田野。等惊魂甫定，大家才发觉不对，再仔细一听，远处传来了《平原游击队》的电影声。原来是值班人员把电影里的警报声误当成了地震警报声。明媚的月光下，田野里无遮无拦，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顿时尴尬得无地自容，恨不得跺个地洞儿钻进去-----原来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赤身裸体地就跑了出来。这些人平时可都是堂堂正正衣着体面的大学教师啊，此时众目睽睽之下如此“不修边幅”，可以想象有多难为情了！
一次次“狼来了”，让我们积累了经验。那天周老师开会回来，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接到了劳改农场的通知，今晚极有可能要发生地震，会有海啸，大家听到劳改农场的警报声必须立即朝大堤跑。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衣服要穿好，再就是吃的要带上。其实，大堤离我们那么远，真的有海啸来了，我们即使长了飞毛腿也跑不到呀。然而，那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甜瓜了，心想有了甜瓜，就是被压在废墟下，或被冲到沟里，我也能活命。于是，我把甜瓜全部装到网线袋里，挂在床头最容易够得着的地方，准备到时候什么也不带，就背着这个网线袋逃命。睡我斜下铺的同学对此不以为然，她郑重宣布，到时候什么都不带，就背着书包跑。我看到她认真仔细地把她的“红宝书”装进了书包，其它什么都没放。那天晚上，我和衣而躺，一直盼着听到警报声，好验证一下，到底哪种“粮食”管用？
令人失望的是，那又是一次“狼来了”。
钱江大潮名闻天下，“海啸”我则是第一次听说。唐山大地震后，听说浙江麻纺厂的工人天天“三班倒”日夜赶制麻袋， 一火车一火车的尸体被运往了大海。钱塘江连通大海，如果有海啸，海啸会把那些麻袋卷上岸吗？江也会有海啸吗？我思来想去，心存疑问。很多年以后我“考古”发现，钱塘江确实有过海啸！20年代初，一次特大的海啸造成过浙东一带严重洪灾，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当时我的曾外祖父是上海商会董事，著名的绍兴旅沪七邑同乡会会长，曾经组织过上海各界规模宏大的赈灾活动，募得55万赈款，购买10万石玉米和几万床棉衣棉被赶赴灾区，募捐数量之巨震惊上海滩。同时，他临危受命，被推举为总指挥，主持连通钱塘江的曹娥江段的筑塘修堤工程，并为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资料显示，那次“海啸”是钱塘江沿海一带发生的最后一次海啸。
（二）
菜瓜我在杭州时就吃过，因为不是甜的，我不太喜欢。但乔司农场的菜瓜特别好，又大又脆，水分极多。我们干活口干舌燥时，就以菜瓜当水解渴。我的“大姐大”每次去地里，总会带上满满一脸盆菜瓜。她知道我“有贼心没贼胆”，慷慨地把她的菜瓜都给了我。不吃白不吃，我放开肚子猛吃，结果吃过了头，彻底倒胃，从此看到菜瓜碰也不敢碰了。但不知为什么，我最喜欢的甜瓜她一个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王寄明老师带了一帮男生去劳改农场买瓜，说好晚饭前会回来的，结果等了又等，他们还没有回来，大家都挺着急。我的甜瓜已经吃完有好几天了，正口水千丈，等待补给。周老师说去路上接接他们，拉我和赵萱同去。那天，白天干活干得累，时值晚饭，我的肚子已经严重抗议，想吃了饭再说。周老师说，先去吧，接到他们就有甜瓜吃了，我一听二话不说，拔腿就走。没想到，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也不见他们的踪影。我饿得撑不住了，怪周老师没吃饭就把我忽悠出来，要她“赔”。周老师没办法，说，那我们就厚着脸皮去劳改农场讨饭吧。于是，我们就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劳改中队，向解放军买瓜吃，他们说没有瓜卖，向他们要饭吃，说食堂关门了。我们只好满怀希望地去找另一个中队，不幸也是如此。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周老师说，那我们去找瓜田吧，偷它几个瓜，学解放军把钱埋在地里就是了。于是我们强打精神去找瓜田，看到远处有绿油油的一片地，想一定是瓜瓞绵绵。咬牙走到，结果是一片番薯地，还没有长出番薯呢！希望和失望之中，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第一次发现饥饿中的绝望原来是那么难受！夜深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吃的东西，又累、又饿、又渴，我赖在路边，死活不愿走了，这时，周老师再怎么劝我“要向上甘岭英雄学习”也不管用了-----回去有同样远的路，走不动；再往前走，不知道买瓜的师生们究竟去了哪里。
扶不起“阿斗”，周老师无可奈何。就在这个时候，前方出现了人影。啊，救星来了？鳖（瘪）头立即变成长颈鹿。人影走近，果然是“粮队”回来了！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为了买到西瓜，去了最远的劳改中队！一听说有西瓜，周老师冲到板车旁，抱起一个，一记老拳砸开，一人一大块塞给我们，饿着肚子回来的“运粮队”，一看我们提前吃开了，不甘心，也跟着一起砸。一群人像饿死鬼似地捧着西瓜猛啃，吃得满脸都是瓜汁瓜籽。那副吃相，可以和《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媲美。
（三）
浮瓜沉李，“富农”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暑假一过完，我们就进入高中了。我和赵萱分在不同的班，她老大，我老二。四个班轮流去学农分校，“老大”班先去。余兴未尽的我，看到好朋友要先我而去“享福”，哪肯“落后”？就决定和她一起去。那时“劳动”永远是比“读书”优先，学校正为有学生想尽办法逃避学农头痛，一听有人主动请缨，求之不得，立马批准。
于是，背包朝大卡车里一扔，在一片同学和家长告别的涕泪声中，我高高兴兴地又去了“分校”。
这次还是住在“地主庄园”，但换到了最靠近我们学校西首的头一排房子。不过这次，不知是因为季节已过，还是因为人太多，我们一个瓜也吃不到了。好在吃饭还是在杭一中搭伙，印象里那段时间伙食没太大的问题。房前有个水槽，“自来水”是用水泵直接从水塘打上来的，未经任何过滤消毒处理。我们洗脸、刷牙都用这个“自来水”，洗衣服、刷马桶则直接去水塘。实际上是同一水源，但妙就妙在，水这么一拐弯，人的脑筋也会跟着急转弯，心理上确实踏实多了。
学工学农学军通常要评这评那，这次，我是以“散兵游勇”身份前来，逃离了“主校”的纪律约束，又不用受“分校”的评比压力，心里感到无比轻松。赵萱是一班的班长，我们两人住校时，每天要早起出操，睡不成懒觉。到分校的第一天，看到她和一班的同学规规矩矩地排队听班主任汪老师训话，我心里充满了客人的优越感，心想，“哈，这下你被套住了，我将天天睡懒觉，羡慕死你！”
正得意中，突然听到汪老师向全班宣布，任命我当班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点错将了吧？汪老师调来我们学校不久，没有教过我，我和她不熟，我想她肯定误把我当成了她班里的学生。
没想到，汪老师听了我的更正后，仍旧不由分说，“就是你了！你既然在这里，就是一班的人了。”。汪老师是那种噼啪干脆的人，大家都管她叫“阿庆嫂”。“阿庆嫂”的话，司令都不敢不从，咱不爽快领命也不行----在这种性格面前，任何推托都会显得不是虚伪就是粘乎。
唯一过意不去的是，咱这“客座班长”一当，就“篡”了正式班长赵萱的“权”，会不会碍她的面子？我想对她表示一下歉意，却发现她真的很哥们，不仅甘愿“让贤”，还在那里“坏坏”偷笑。
不谦虚地说，汪老师的这个“任命”是挺有远见的，因为后来，一个意外，又让我把她的“权”也生生地“篡”了。
汪老师是个很尽职的老师，点评派活都是她里里外外一把抓，不愧为“阿庆嫂”----周全又周详！咱这“二工头”也没什么事可干。但既然是“工头”，就得“以身作则”。所谓 “士为知己者死”嘛，被老师如此“器重”，咱要是不“奋不顾身”也说不过去。况且，那时还在“双抢”之中，大批秧苗要种下去，人手也确实不够。记得干活最紧张的时候，我不幸拉了肚子，还逞能“轻伤不下火线”。关心学生的“阿庆嫂”命我回宿舍休息，还特地派了小慧同学“贴身紧逼”，“重点防守”。小慧是个老成持重、一板一眼的人，加上她本身有点“富态”，看护“伤员”起来，无论是外形还是认真负责、细致关心的态度都像极了“沙奶奶”。“沙奶奶”跟着我寸步不离，让我不由兴起和她“转战”起了“沙家浜”。
宿舍旁边不远处有个厕所，我去那里，“沙奶奶”也跟在身后。但她犯了一个小小的“路线错误”，没紧跟到“中央”，而是“靠边站”“驻守边疆”。我不知道她在门口到底“蹲守”了多久，反正，当我再遇到她的时候，我已经从田里插秧回来了。我看到她很沮丧地向老师告状，完了跑来一脸奇怪地问我是怎么溜出厕所的？我告诉她，我是大明大方地走出来的，她不信。她说她一直盯在那里，寸步未离。我也相信她绝对不会“打盹”。
我当然没有插翅功能。其实，那个厕所有两扇门，各在南北一端。不知为什么，同学们上厕所总是习惯走南门，都以为只有一个门。我为了“打游击”，多了一个心眼，注意到了北门。当“沙奶奶”忠实地守在一头时，我像奶奶穿针一样，简单地一头进，一头出了。
（四）
老师住在女生宿舍，但最操心的还是男生。和新桥学农时一样，女生就丢给咱们“妇救会”自己管了。
高中四个班级是由八个初中班打乱组成的，高中一班的学生主要由初中1班、4班、7班的学生组成，赵萱是唯一一个从我们初中3班升到这个班级的“独养女儿”，班里一半以上的女生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失去了原来班级一帮爱玩爱闹的“子弟兵”，这个全新的集体就得重新“磨合”。
好在“玩性”可以传染，脱颖而出的是张宏。她就像是一颗突然发芽的种子，初中时被“埋没”在一班的丫头原来是那么一个充满活力、乐于助人、不怕吃苦、聪明伶俐、活泼好逗的“野小子”，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我尤其喜欢的是，她和我一样，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且爱“恶作剧”。有一天，我在路上捡到了一只透明胶状的生物，放在手心上把玩，其他女生看到或者惊叫着逃开，或者不感兴趣，只有张宏和我好奇地研究了半天：这是不是新鲜海蜇？为什么会出现在潮水冲不到的沙地上？我想起平常店里买来的海蜇都是盐腌过的，心想把这只小海蜇腌一下也许也能保存起来。我们没有盐，就讨论是否可以就地取材用盐碱地上那层白花花的盐来试试？盐碱地上的盐太簿，取不起来，我们就把小海蜇放在盐地上滚了又滚，权当腌过了。
回到宿舍，小海蜇看上去还是不像买来的海蜇皮的样子，我猜想可能还需要在太阳下晒干才行，就随手拿了个脸盆。不曾想，一位同学大声叫了起来，说这是她的脸盆，不许碰。我们全宿舍的脸盆都放在靠门口过道的地上，很多脸盆的花色都一样，大家经常拿错，从来没人计较过。咱脸盆的花色和她的也一样，不仔细看，我确实也认不出哪只脸盆是自己的。她这一叫，大家都感到很意外，我一开始也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但很快发现她是认真的。
怕又拿错脸盆，我们索性就不用脸盆了。我把海蜇放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夏日正午的太阳酷热无比，水泥地的温度更高。
谁知，小海蜇经太阳一晒，竟变成了一坨粘稠稠的“鼻涕”，出门上厕所的许慧同学看到了，大惊小怪地回屋内宣布了我们的“实验结果”，房间里一片“噫”的叫声。奇怪，没看到“鼻涕”的人咋会比捏“鼻涕”的人还知道恶心呢？幸亏咱没用脸盆！
自从拿错脸盆后，同学们开始注意到，那位提抗议的同学悄悄把她的脸盆从“大本营”里提了出去，放到里面的墙角“隔离审查”去了。这个同学可能是有洁癖，但那时我们不懂，都以为她是“小气”。同学们议论纷纷，觉得不可理喻。张宏是个大方爽气的人，就想找机会“矫正”她一下。
没多久，我又捉到了一只小螃蟹。同学们都很喜欢，把它当小宠物，好几个同学都争着想要。我发愁不知给谁才公平，就郑重宣布，“我们选只最好的脸盆养起来吧。”
张宏笑嘻嘻地从里面的墙角拿来了一只脸盆，说，“就选这只吧！” 同学们一看全乐了，因为谁都知道这脸盆是谁的。
张宏真聪明啊，这下主人不会有意见了吧？要知道，我们选的可是“最好的脸盆”！ 而且，还能得到大家都在争着要的小螃蟹呢。
谁知脸盆主人不领情，她脸色一变，哭将起来。张宏说，“我们锻炼锻炼这只脸盆，别让它给宠坏了！”我和其他同学也一个劲地夸那个脸盆怎么怎么好，以为把“抽壮丁”说成是“光荣入伍”，“革命家属”怎么也会感到无比自豪吧？但没想到，“脸盆家属” 就像脸盆已经牺牲了似的，越发哭个不停。
严肃的“沙奶奶”看不过去了，挺身而出，批评道“你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沙奶奶”是班干部，说话不“心长语重”，也分量匪浅。
我常常会玩笑过头，插科打浑，难免剑走偏锋，“沙奶奶”，早对我颇有微词。我想这回她一定是矛头对我，赶紧“低头认罪”，向“脸盆 家属”赔礼道歉。“沙奶奶”说得也没错，虽然我们本意没有想让人“痛苦”，但结果却是如此。
张宏却不干了，硬要为我分担“痛苦”，认为“沙奶奶”批评的是她。她气得丢了一句“不就是一个脸盆嘛，我本来准备一会儿就把这脸盆洗干净的，现在我偏就不洗这脸盆了！”把门重重一带，出去了！
我只好去把脸盆洗干净，摆平了这头。再看张宏，发现她哭得比“脸盆家属”还要伤心。“不就是一个玩笑嘛，犯得着上纲上线吗？”“你也太没原则了，洗那破脸盆干什么？ 我们用别人的脸盆开玩笑时，她笑得比谁都厉害，怎么一用她的脸盆就不行了呢？”她气咻咻地哭着，怎么劝也劝不服。
看她不愿回屋，我问她，“喂，要不要找个地方谈心去？”
“去哪里？”
“去劳改农场。”
一听去劳改农场，张宏破涕为笑。按规定，我们是不能擅自出去玩的，尤其是劳改农场。但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吃到甜瓜了，很不甘心，总想去侦查一下，看看劳改农场的地里究竟还有没有瓜了，要有的话，我想建议老师去买一些回来。张宏既然不肯进屋，我索性带她出去得了！
于是，我们两人趁别人午休的时候，偷偷溜劳改农场“谈心” 去了。
（五）
我们一路西去，经过一个水塘。水塘里长满了苇草，一大群白色的鸭子悠哉游哉地在草间戏水，让人联想到广场上人脚丛间的白鸽。午间的田野非常寂静，蝉声悠扬，偶有蛙鸣，一派和平的景象。
突然，鸭子“哗啦”一声，像一群被子弹击中的鸟群，“嘎嘎嘎”地一起往岸上挤。我们看到，一个放鸭人正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在赶鸭子。那人光光的脑袋，在太阳底下格外醒目。
是当地农民，还是劳改犯，一看头就能知道。
孔子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但不知为什么，咱们礼仪之邦，孔老师的徒子徒孙们，偏偏爱和“发肤”过不去。不是吗？古代爱在犯人脸上刺字，想必是为了羞辱犯人，让人们易辨可避。现代人号称文明了，不再刺字，却改成剃光头了，貌似“反辱（儒）尊发（法）”，殊不知“剃头”之动机、功能、效果与“刺字”也没什么两样。或许，剃头有点进步，犯人刑满释放后，“发”可以再生，表示“重新做人”了。但这样一来，发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由此，妇女被说成“见识短”不必伤心，头发越长，社会地位越高嘛。至于天生、后生的秃子，最关心的应该也不是什么虱子看不看得见的问题，而是人在社会上会不会被看扁的问题。
总之，在那个地方，光头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签。野塘戏鸭的谐趣，霎那间被这个令人刺眼的标签破坏得消失殆尽，甚至带来一种莫名恐惧。
我们小心绕开“光头”，压低身体继续往西走。过了界河就是劳改农场的土地了。四周郁郁葱葱，棉花高过了膝盖，玉米成了青纱帐，安静得有点像“烈士陵园”。我们看不到瓜，也看不到军人，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起来了。这里毕竟是个神秘的专政之地，万一撞上外逃的犯人怎么办？碰到个没改造好的江洋大盗，咱“丐帮帮主” 身无分文，人家奈何不了。但要是碰上没改造好的强奸犯，咱两个“花姑娘”会不会被鬼子遭塌？要是对方是个亡命之徒，那就更不幸了，牺牲了也成不了“革命烈士”，因为毕竟咱俩是“私奔”溜出来的。
这样想着说着，心里就像吊桶似的，悬在半空忐忑不安了。求天天告地地，千万别再碰着光头！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远处又出现了两个光头，直朝我们走来！我们吓得赶紧闪到路边一丛矮树的后面躲了起来。
那两个光头走到我们旁边竟然停了下来。啊？难道我们被发现了？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大气不敢出。
矮树的另一面有一块石头，他们两人背对着我们坐了下来，抽起了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聊了起来。我们像偷听“敌台”那样尖起耳朵。
一个说他马上要刑满释放了。另一个向他表示祝贺，说为他高兴。
“有什么好高兴的。”第一个人说，“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想回去。在这里干活和在我们农村干没什么两样，都是种地。在这里，我们每个月有36斤定量，比城市居民还多，还能吃到瓜果，不会挨饿，每天有电影看。回到农村呢，我这样一个正劳力，干死干活，最多只有10个工分，饭都吃不饱，电影就更不要说了，从来就没放过。……”
我在树丛后面听着，不禁感慨万千！我父母他们那时每月粮票24斤，我们学生优待，是32斤，没想到劳改犯有36斤口粮！我们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农民揭不开锅，这个犯人说的情况普遍存在。裴多菲说，“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多少革命志士为了“自由”这个崇高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现在烈士们以生命和爱情换回来的现实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农民，为了生存宁肯选择没有自由！
现实是残酷的，是荒谬的，书本不会给我们任何解释！
我听着听着，也不禁兔死狐悲起来，我们分校的生活怎么还不如劳改农场呢？那次和周又红老师去接“粮队”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过犯人们看电影的场景：操场上摆满了床板，犯人们四到六个人一组围坐在床板上，一边乘凉、一边学“毛选”、一边看电影，光头赤背肉压压的一片，看上去颇壮观。江边蚊子成群，我当时还在想，今晚蚊子们真幸福啊，难得夜宵！没想到天天如此。尽管电影多是些黑白新闻片---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什么的，但有电影看，总比我们连广播报纸也没有强吧？
两个犯人抽完烟后，就起身走了，并没有发现我们。这时候，午休时间也快过去了，我们不敢走远，赶紧跑了回来。那天虽然没有找到甜瓜，但我觉得甚有“收获”。“近距离”和光头的“接触”，让我觉得神秘的“光头”其实并不是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进去的普通人而已。
老天爷似乎是想向我证明什么，后面的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让我被“光头”震撼得无话可说！
（六）
我们没报纸、没广播、看不到犯人们享受的新闻电影，消息自然闭塞得可以。当然，消息闭塞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像井底的青蛙，不知道外面的天地几何，日子过得也心满意足。不是吗？当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三分之一人民的“幸福指数”不照样芝麻开花节节高？同样，当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被“虚伪民主”折磨得“痛苦不堪”时，三分之一的人民不照样欣赏“真正民主”安然到了不容置疑的程度？所谓“世外桃源”其实就是一个和外界信息完全隔绝的地方罢了，猫在那样的地方，不图个心静如止水、耳净如聋鱼也不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学农分校若“申遗” “世外桃源”，应当是顺理成章、当之无愧的。
“申遗”的理由，随便举一个。就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 “四人帮” 被粉碎了。如此重大的新闻，我们是从劳改农场“听说”的！
我有两件事情因为“改朝换代”而泡汤。一件是我们学校文宣队有个器乐小合唱节目当时在杭州演出了名，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胡锦霓老师自己创作的，把一些锣鼓乐器的象声词最后转唱成了“大干快上学大寨”什么的。我当时正在那个节目里滥竽充数。听老师说，那个节目被选中即将参加首都汇演，相当于现时的 “春晚”，从未去过北京的我，多么翘首以盼。另一件事是，当时搞“教育改革”，中学语文课本要编进学生的文章，初三时，教高中的周尊宇老师找我写一篇作文参加省里的选拔。我写了一篇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评论文章。这篇作文和我校另一位高中生的文章同时被选上了。由于两篇文章题材一样，周尊宇老师让那位高中生执笔，将两篇文章合写成一文。虽然我只有“半篇”文章入选，但能入选语文课本，不谛是件荣幸之事。听说课本即将开印，我也心痒期期。
照理说，对这两件事的期待和遗憾，应该在我的记忆里有一种情绪起伏的印迹，然而，我们的学农分校实在太 “世外桃源”了！我翻遍我那时所有的记忆，居然没有摸到丝毫受影响的涟漪，相反，有关我们“缺医少药”的回忆却一幕一幕地清晰涌现。
（七）
我们有一只小药箱，里面有红药水、棉花、纱布等简单的外用药，这是我们全部的医疗用品。一开始，这只小药箱是开放的，但没过几天，“沙奶奶”就向我告急，说红药水只剩下一瓶了！原来，“共产主义”在“世外桃源” 里行不通，有人把红药水当成了“化妆品”。我只好“管制”这个药箱，谁要用药，必须先经得我的同意。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有医生，最近的生产大队都在10里开外，找“赤脚医生”是奢侈。公路太远，一天只有一班去杭州的车，万一有人生病，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这个药箱可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平心而论，咱们缺医少药，倒不是因为“鬼子封锁了芦苇荡”，而是由于那年代的人们还没有“liability（人身责任）”的概念，谁会事先想到那么多？也是啊，翻一翻文学作品，“世外桃源” 里有提到过配医生建医院的吗？
有一天晚上，有同学向我报告，说林慧敏同学病了。我一看，她上吐下泻，在床上翻来滚去，非常痛苦的样子。我翻遍药箱，不要说没有“黄连素”，连任何内用药都没有。大晚上的，上哪儿去找“赤脚医生”？大家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
我突然想起我带了一套针灸针！在宣传“针灸治好了聋哑病”最热闹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和我姐姐一起练过针灸。一开始在草纸包或在红萝卜上练，我扎进拔出，练得不亦乐乎。后来，我姐姐开始在她自己身上练了，我也学着战战惊惊地在自己身上试。一针扎下去，我就跳将起来。我发现我是那么地害怕针灸酸麻的感觉！我想假如我不幸被俘，尚能挺得过其他“酷刑”的话，那“电刑”这玩意一定会让我立马当“叛徒”。试过这一针后，我再也不敢往自己身上扎了，死乞白脸地求姐姐，想在她身上试，她一句“去你的！”让我滚一边儿做美梦去了。
没有在人体上试过，水平臭不臭当然无从“闻”之。
但不知是否天意，我去分校时，偏偏就带上了这套银针，还带了一本图解穴位的书。现在看到林慧敏那么痛苦，能救助的，唯有这银针了。我问她要不要试试？并诚实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扎过。我特别告诉她，酸麻的感觉很难受。正在痛苦中的林慧敏，竟然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同意让我试了。
不在自己身上扎针，自然不用怕痛；死马当活马医，亦可胆气如牛。我照着书本，找到手腕两指处的“内关”穴，扎了下去。咦，也真神了，一针见效！林慧敏的症状一下解除了，而且还一个劲儿地说，“真舒服！”
她扎了一针不够，还要扎。旁边的郭慧明同学一看针灸见效，又听说舒服，象抢紧销品似的，“插队”来了。试了以后也说真舒服。这一下不得了了，更多的同学争着来当“小白鼠”，我只好让大家排队，一个一个“开后门”。
第一次亲手亲眼见证了针灸的神奇，我感到特别高兴，同时，也从心眼里感谢同学们，让我有机会在她们身上痛快练习了一把。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如此痛恨的酸麻感觉，为什么她们都说舒服呢？尤其是杨振香，平常一点点痛都会弹得三丈高，现在也说舒服，真让我百思不解。莫非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我有点扫兴，觉得别人如果想当“赤脚医生”的话，都不会有什么困难，而我窝囊得过不了“自身”关。
那是我第一次用针灸治病，也是我的最后一次。我出国的时候，也特意带了一套银针，却从来没有用过。曾经有个美国邻居要我帮助找针灸医生，我住的城市比较小，找不到针灸医生，同情心一起，也差点自告奋勇，但我马上忍住了-----这可是美国，没有执照不能胡来！万一人家“晕针”，出危险了，再熟悉的人也有可能把咱给告个倾家荡产！
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国彼一国，这种经历只可能“扎”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疙瘩地方！
（八）
那次针灸成功，也可能是瞎猫抓死老鼠—碰对了。接下来的一起不幸事故，我连银针也用不上。
那天，汪老师被一位驻场男老师叫去帮忙耕地，让我带了一帮同学在水田里“种秧”。我不说“插秧”说“种秧”，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我们种的水田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像橡胶一样的“生地”，我们管这种地叫“水泥地”。在“水泥地”里插秧，手指戳烂，也无法把秧插下去。我们硬是用刀把秧一棵一棵地种下去的。我记得即使用刀挖地也不容易，刀一拔出来，洞又合上了，就如同银针拔出皮肤一样。放秧手脚稍慢一些，又得重新挖洞。我们干得非常辛苦。
我干了一阵，站起来直一下酸痛无比的腰，一眼看到远处汪老师和那位男老师肩并肩手拉手地走在田塍上。“男女授受不亲”，老师也不例外，他们这种近距离的“亲密”，让我疑窦顿起。
我看了又看，发觉他们表情不对，怎么回事？我很好奇，叫上赵萱，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出水田，跑到他们身边探个究竟。一看，顿时惊得腿软！
我看到男老师举着汪老师的手，她的手泥血模糊，血正在汩汩地往手臂流。汪老师哭得像个小姑娘。一边哭一边责骂那个男老师，男老师则像做错了事的小男孩，吓得脸色惨白，一声也不敢吭。
原来，那个男老师的拖拉机发动不起来了，要汪老师帮忙用手拉皮带启动，汪老师认为危险不愿拉，男老师给她盖了个“资产阶级娇气”之类的帽子激了她一下，她只好从命去拉。结果，手就被咬进了皮带轮。
在哭泣的老师面前，学生和老师的角色居然会像沙漏一样悄然颠个，我和赵萱变得那么镇定而成熟。赵萱接过汪老师的手，老练地掐住手腕动脉血管止血，我则像大人哄小孩一样安慰老师，并指挥那个吓得呆若木鸡的男老师赶快去找辆三轮车。我们把汪老师带回宿舍，拿出药箱。她整个手全是血和泥，不知伤口到底在哪里，必须要清洗一下才能包扎。药箱里没有双氧水，宿舍里也找不到任何水。我这时很清醒，那个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自来水”断断洗不得伤口。怎么办？急中生智，不惜一切代价了，我们把平常舍不得用的最后一瓶红药水一骨脑儿倒下，当洗涤剂那样地洗起了伤口，果然又干净又止血！洗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是她的小指被压断压烂了。我们赶紧包扎，扶她上三轮车，用最快的速度赶到7里外的公路，拦了一辆卡车。赵萱的妈妈在省中医院工作，我让赵萱直接送老师去她妈妈的医院救治，我则留下来担负起了老师的工作。
就这样，我一不小心“篡”了老师的“权”。幸亏那阵子，同学们都非常懂事，尤其是男生，原来挺顽皮的男孩子，老师在的时候，经常听到“阿庆嫂”训他们，我“篡权”后，发现他们个个比“胡司令”还义气。记得有一个叫袁开学的男生，平常老师叫不动他，我当“老师”时，他每天清晨和钱小平一起，用三轮车从食堂帮大家运洗脸热水，比谁都勤快。“脸盆家属”心一热，冲着钱小平唱起了《青松岭》里钱广赶大车的歌，把大家都笑翻了。
汪老师算不幸中之大幸，救治及时。手基本被保住了。但是，另一起严重事故的受害者，连这样的运气也没有了。
（九）
事情发生在杭二中。
杭二中的“庄园”就在杭一中的后面。这个学校的“背靠单位”，也就是工宣队的派出单位是个大厂，他们的条件比较好。有一天我听说，他们的工宣队帮学生借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电视机十分稀罕，更何况是在消息闭塞的江滩荒野，“富农”们的“享受”简直要把我们“贫下中农”羡慕死了。整个下午，我都在盘算着如何装成“栾平”，混入“威虎山”去当一回“九爷”；如何帮同学们也弄个“十爷”、“十一爷”当当。可还没等我搞定放映时间的“密电码”，天黑时分，一个噩耗传进了我的耳朵---放电视的工宣队员触电死了！
自从我在新桥学农时经历了房东儿子上吊的事以后，我曾经下决心对死亡不再回避，所以这次我就决定兑现承诺，去那里看一看，消息是否为真？我拉同学一起去，没人敢去，我只好一个人跑去了。
我赶到那里，果然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像睡着一样。他三十多岁的样子，有一张像人民币上那种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脸。旁边，一位年轻的食堂师傅正在讲述事情的经过。他说他经过食堂门口时，看到食堂里灯黑着，觉得奇怪，朝里一看，发现有个人影站在桌子上，火星在人影的手上一闪一闪。他心想，吸烟站得那么高干吗？先愣了一会，打招呼没反应，才怀疑是不是有人触电了？赶紧找了根棍子，冲进去把电线打掉。
原来，食堂里没有电源插座，那位工宣队员为了给学生接电视机，把食堂里唯一的电灯泡取了下来，想利用电灯的电源接电视机。灯泡一卸掉，食堂里黑灯瞎火的，他一不小心就被电线搭上了。
说话间，一个人大汗淋漓地跑进来，失望地说，找遍了附近生产队所有的赤脚医生，都嫌天黑路远，怕下雨路滑不愿来。
我听了大吃一惊！在当时的宣传里，“赤脚医生”是要“觉悟高”的人才能当得上，他们的水平可能不怎么样，但“救死扶伤”的精神据说超好，让我心生敬慕。我学针灸，多半也是为了上山下乡当知青时，可朝那个方向努力。没想到，这些赤脚医生在如此重大迫切的求救面前，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霎那间，“赤脚医生”的形象如墙颓塌，轰然压粹了我的一种信念。废墟之下，我感到手脚冰凉，心，仿佛骤停……
跑进来的人说，已经去向劳改农场求救了，现在只剩这最后一个希望了！
没等多久，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黑衣的人跑了进来。我一看，那人剃着光头，灯光下铮光闪亮。
“光头”二话不说，放下医药背包，指挥周围的人急救。他手把手地教了一个人如何做胸压后，自己口对口地做起了人工呼吸。
那是一个十分闷热的夏夜，外面即将下雨，室内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做胸压的人骑在工宣队员身上，使出全身力气，重重地、像揉面团一样，一下一下地推压他的胸部。“光头”朝空气深吸一口气，对着工宣队员的嘴用力呼进去，再朝空气吸一口气，再呼进去，一下一下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旁边一个人喊着“一、二”、“一、二”，让他们两个人保持节奏一致。我帮不上手，找了一把扇子，在旁边给他们扇风赶蚊子。
这是一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惊心动魄的急救！做胸压的人累得不行了，喊号子的人立即换上去，又累得不行了，再换个人。而那位光头则始终不停地口对口做人工呼吸，他累得满头大汗，两只手扒着工宣队员的嘴，顾不得擦汗。我看他脸色苍白，快透不过气的样子。旁边有人关切地问道，要不要休息一下？他摇摇头，喘着气说，你们不会口对口呼吸，我再坚持一下。
我给“光头”打着扇子，面对面的看着他。他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越看越像“雷锋”！而他一脸的认真、一脸的真诚、一脸的执著远远要比图画上的雷锋真实感人得多！灯光下，大汗淋漓的光头在我的眼前愈加光亮，像他的眼睛一样光亮，像他的心地一样光亮。那片光亮，就象是沉沉大海中的一个灯塔，给沦没而绝望的生命之船带来了一丝希望的微熹。
他不是劳改农场的医生，他只是当过医生的犯人。当那些以救死扶伤为职责的赤脚医生们冷漠无情地轻易放弃生命的时候，一个失去自由、失去做人尊严的犯人却在拚死拚活、尽心尽力地奋力抢救生命，我的心被震撼了！被鲜明对比之下的灵魂良知震撼！被剥去标签的赤裸裸的人性光辉震撼！
耽误了那么长时间，那个工宣队员可能早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一个赤着身子、伸手可及的死人！但我没有一点恐惧感，我和所有在场的人一样，多么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抢救坚持了大约有两个小时！回天乏力，躺着的人毫无生命迹象。“光头”终于累瘫了，有人拿来汽水请他喝，他坚持不肯要。那一刻，尽管躺着的人心脏没有搏动，但，所有站着的人，原来将死的心，被救活了。
目睹“光头”奋力抢救的人都非常感动，齐声谢他，他不无遗憾地回了一句，“这是应该做的。可惜太晚了。”大家彻底失望了。有人说，该怎样告诉工宣队员的家属啊？他有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3岁。
我也感到很悲哀。唉，学生们如此期待的电视，换来的竟是一条生命的代价！而等待丈夫回家的妻子，等待爸爸回家的孩子，等待儿子回家的母亲，他们将等到我眼前这个，天黑前还活生生，现在却慢慢僵硬的遗体。我不敢去想象他们的悲痛。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听得出是倾盆大雨……
“光头”淋着大雨走了，走向关押他的劳改营。他坚决不让人打伞送他。他是一个人来的，相信他不会趁雨夜逃走。
我现在想起那件事还觉得非常遗憾。那个工宣队员当时是右手碰到电线，又是站在不导电的桌子上，发现也算及时，如果有医生，有懂急救的人及时抢救的话，救活的可能性是有的。
美国能救人的人比比皆是。美国中学就有CPR（紧急救护）的课程。我孩子学CPR时，正是我那时候的年龄。孩子问我会不会做人工呼吸，我回答说我会。其实，我唯一的课程，就是那天晚上，看到“光头”做的示范。此节“课”给我的印象难忘至深！如果碰到需要，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我想，对于生命，无论是“犯人救人”，还是“人救犯人”，最需要的还是一种不纠葛于“肤发”的观念，那就是，对于“人”的尊重！那么，在我们匍匐着的留有生命的土壤上，上天种植下的一种叫做“善良”的植物，无论生地还是熟地，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昨天还是今天，无论高贵还是卑贱，无论自由还是不自由，它都会无可抗拒地疯长！
（上篇完，下篇待续）
3/13/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