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看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分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1]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2]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3]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4]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5]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都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6]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7]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8]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9]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 [10]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11]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令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 [12]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看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13]
[1]《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3]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4]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5]43〈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6]《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7]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8]〈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9]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10]《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11]《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12]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13]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年），页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