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交通大学25岁研究生雷闯向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部门部长（局长、主任）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涉及的53个中央部门分别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包括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等单位（4月18日《新京报》）。
虽然有专家称官员工资不属公开范畴，但雷闯此举还是在网络上引来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也必将成为推动“难产”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得以推进的一个正面力量。这力量虽然发自一个尚在校园求学的“青年”，看似渺小、普通，但历史和事实告诉我们，正是有了这样的微小推动，才有了一个现代社会中对于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与修补。而在现在“伪娘”横行的时代里，雷闯的行为更为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揭示了从“青年”到“公民”的华丽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学着思考、学着担当的蜕变，这是一次年轻人从关注消费、物质、小情小调到学着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事务的美丽涅磐。
有一则微博是这么写的：1917年的北大，有一群教授：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这个年龄，搁现在许多人还是“啃老一族”，而前辈们已经成为大师了。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当然不能奢望着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年纪里成为“大师”，但是，当我们环顾身边的时候，无论是“花样男子”还是“伪娘”盛行，无论是在机场内因学费问题而刀捅其母的“留学生”还是几乎成为社会现象的“啃老”、“拼爹”，不能不说，对于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来说，对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关注度发生了严重“失调”，可以讨论“苹果”、电脑、游戏、男女之情，却严重忽略了灵魂、理想、信仰、诗歌，甚至以此为笑柄。而在其观察的视角上，又严重地患上了“短视”：只看得见自己，只看得见自己的喜怒，只关心自己的感受，甚至对于宏观的思考与对社会的责任感视为“闲的”、“装”、“炒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从社会角度而言，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里时间里经历了相对剧烈的思想撞击和物质生活的迅速改善，曾经的价值体系产生漏洞甚至发生“局部坍塌”时，我们只能用钱，用对于物质、数字的迷恋来加以取代和修补，这势必会形成连锁反应，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止一次见到像雷闯这样的年轻人在试图完成自己从“青年”到“公民”的蜕变。当年尚在读研究生时就“用密集火力轰击社会不合理现象，并延伸扫射”的郝劲松先后7次提出公益性质的诉讼，把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2007年，北大硕士毕业后的李英强发现家乡小镇上的书店只有一些教辅材料、科技书籍，而镇上的孩子聚集在烟雾缭绕的网吧中，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李英强决定回到家乡为乡民和孩子建一所图书馆。如今，13座“立人图书馆”已在全国8个省份的乡镇或县城扎根。这些乡村图书馆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立人”。李英强想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一条“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即立人。2011年5月4日，广州16中的高一学生陈逸华在地铁一号线东山口站和烈士陵园站举牌，呼吁众人“反对地铁一号线‘统一化’改造”，收集市民签名。这位“举牌哥”反对花9000多万元进行地铁“统一化”改造的行动，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地铁公司三度作出回应，并改变了初衷……
从雷闯身上，从李英强身上，从陈逸华身上，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公共事务，开始尝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尝试着予以批评些什么、改变些什么。从关注到思考再到行动，这些年轻人已经从那个“只围着自己转”的小天地里跳出来，这才是最为值得珍视的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过这样一段话：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诚哉斯言。任何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每一次哪怕最微小、最微小的社会进步，都不能离开这个社会中“公民”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而在此过程中，身为承载希望的青年，更应勇立潮头，写下属于自己的壮美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