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不论是所谓的民主国度还是所谓的集权甚至独裁国度的老百姓都憎恶为富不仁或为官不仁的人。但是，多少世纪来一个似乎令很多人不解的现象是，人人反贪官反无良富人而且常常是反得众志成城慷慨激昂的样子，却不但从未有人能够除却为富为官不仁的现象，而且为富为官不仁从来都不乏继承者，甚至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要不仁。其实，在这不解的背后大多数的人们常常忽略了的一个事实是，在人们憎恶为富为官不仁的同时，几乎每个人又都是一个潜在的不仁之富或不仁之官的候选人。一旦有机会，过去憎恶为富为官不仁的平头百姓就成为了新的不仁之富或不仁之官。更一般地，曾有多少人在影视屏幕前或对剧中反角的邪恶咬牙切齿，或为剧中不公平的结果义愤填膺，甚或为剧中的正角或弱势的不幸或悲惨的遭遇而落泪。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当他们自己处于影视剧中的角色的位置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剧中自己所不屑的恶人的态度和做法而不会给自己所面对的弱势或正义以自己曾经给虚拟的剧中人物的那种同情甚或眼泪。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利害关系的原因，认为这是因为看影视剧的时候与亲身经历的时候所处的实际利害关系的地位不同，或是因为当自己有条件步入为富为官的行列的时候的地位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完全不同，因而会有不同的态度。这确实是一个原因，而且承认这个原因的本身也宣告了一个相对主义的原理：人类的是非真假的判断是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
但是，虽然在利害关系中的地位角色的不同是导致人们的对待是非善恶的不同心态的重要原因，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比如，人们在看影视剧的时候往往会对剧中的情节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各种比较有正气的评论，但是一旦在现实中自己遇到类似的情况时自己的思考与理论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类似地，很多人从平头百姓转成富豪或官僚之后，也同样会用当初自己曾因不堪忍受而对之愤愤不平的蛮横的口气和腔调来对待弱势的他人。利害关系的不同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思维逻辑上的巨大反差。
这里涉及到一些更加深层的哲学上因素，其中之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尽管人们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会反对为富或为官的不仁的行为，但是自己平常的思维逻辑却与那些不仁的富或官的思维逻辑基本是一样的。为富为官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弱势的利益，老百姓们也同样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他人，甚至当为富为官加以利诱的时候，还会甘心充当为富为官的打手以获取他们的奖赏；为富为官的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诈，老百姓们也同样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撒谎去欺骗；为富为官会因为自己的颜面而坚持错误，老百姓们也同样会为了自己的颜面而坚持错误。。。总之，为富为官日常的一切为老百姓们所不屑的行为，老百姓们自己都在做，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做而已。
因此，人们反对为富为官之不仁的时候，往往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用与不仁的为富为官的同样的逻辑来反而已。更一般地，人们即便是在一般的社会争论甚或政治斗争之中也往往是采取相同的逻辑而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上来斗嘴或较力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千百年里人类彼此的争斗之中，权力交替的频率远高于真正的文化逻辑上突破的频率的主要原因。我们甚至常可看到这样的怪事：人们出于利益的考量而坚决反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却又按照旧有的文化逻辑来坚决地捍卫实际产生那种被反对的社会现象的社会存在。
由于老百姓们其实是按照那些他们所痛恨的贪官劣绅的同样逻辑在进行着思维，所以即便当旧的贪官与劣绅们被除去之后，甚或当所谓的旧的社会体制被破坏，新的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被建立之后，新的一批的贪官和劣绅将在新的社会环境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现象其实都表明了人类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本身是非常地片面肤浅的，缺乏超越了文化与功利背景的内在的生命力。当人们看影视剧的时候，对剧中的情节所产生的愤怒也罢同情也罢甚至感到的激励也罢在很大程度上是顺着编剧与导演的思路的情感的转移，而编剧与导演的思路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顺着大众文化甚至故意玩弄大众心理而来的。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与利害关系相纠结的时候，人们往往实际上并不具备对是非善恶的独立判断能力。这其实是人们在品尝了分辨善恶的果子之后失去了与生命之树的关系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