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 大学记趣

1956年，经全国统考，我进了浙江大学。 

浙大，环境优美，地处西子湖畔，老和山下，在灵隐寺，岳坟，岳庙，玉泉，黄龙洞，等诸多风景优美的名胜景点附近；地方大，有几十所中学那么大了；学生多，在校生有一万多；师资强，全国著名的教授学者不少，竟还有享誉国际，在力学，电机学，化工，化学等方面享有盛誉，或创有王氏定律和王氏计算公式的大学者呢，我为之振奋。 

中学时，我还和初中的小不点夹杂一起，感觉自己是大男孩。可到这里，见到的周围同学们都比自己大几岁，有的比我大多了，都是大人了，同班同学全都很聪明，能当班长的很多；也有不少情侣关系的男女同学，同自习，同吃饭，同出同进的；还有的同学天天抽烟；这一切，都使我好像农村小孩刚到大城市一样，做什么事都觉得不踏实，心里总是慌兮兮的。 

上课没有固定教科书，只有老师自编的，钢板刻的，提纲性的油印讲义。授课内容，主要靠上课记笔记；有时老师还开出一推参考书，让自己到图书馆去找。笔记怎么记？记什么？我真是记了听不进，听了记不全；所以，一课下来脑子昏昏然；参考书又参考什么？都不懂啊，着急！ 

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上一课与下一课的教室，不只不在同一个教室，往往还都不在一栋大楼里(各系有自己的教学大楼，经常要到其他系的教学楼里)要跑好几百米；有时，满满一黑板的推导公式，记不下来，一下课，也得马上离开，立即走人，空出地方，让别人进来，同时要去找自己下一课的教室，对这种动态的上课方式，我不适应；到处来回找，还上楼下楼的跑，为的是占个前面的位子，看得见黑板，听得清讲课；课竟还有小课和大课之分，小课到小教室，大课到阶梯教室，晚到了，只能坐在最后面，看不见也听不清；上课时，老师只顾在台上讲，往黑板上写，下课就走，不明白不懂的地方也不能马上问，要等到专门的“答疑”时间；要等，早就时过境迁了，真别扭啊。上课没有课桌，只有椅子右边带一块板，记笔记也不舒服，不习惯。 

大学里的政治气氛比中学浓，没有班主任，几个班有一个政治辅导员（由学生中抽调，是脱产的），主抓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学生的生活学习，几乎完全自己管理自己； 

班干部悉数由系党支部钦定，清一色团员，“民主人士”，群众决不可能入围；学习和做作业，可以在寝室，也可以去阅览室，也可以出外玩，只要按时交出作业就行，一概没人过问，非常自由；我还特别感觉到，经过了高考的筛选，班里的同学们，个个都很聪敏，真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个别同学简直是天才脑袋，回想中学时代，我多么自负，多么“坐井观天”；政治学习和小组开会在寝室，必须参加，谁不到，那是秃子头上的蚤，一目了然的事；对于这些变化了的情况，我很不习惯，一时适应不了。 

随着环境的改变，局限于书本的中学那一套不灵了，学习方法也得作适应性调整。书都没有啊！又不善笔记，都记得半半拉拉的，每天复习什么？怎么复习？怎么办？于是只能请教同寝室的天才脑袋，借他的笔记，先补全后再研究，他是怎么记的？记些什么？为什么那样记？等等；上课时，先将笔记全部记下来，回来再整理；请教他的学习方法；跟他一同去图书馆，阅览室等等，就这样，我挣扎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了。 

我们学校以进校年份定为届次，如1956年进校，就称56届（这样会一个世纪重复一次），不同系，不同专业，则在届次前面，再加系的名称或专业名称，班次在届次后面。如：化机563，就是化工系化学工程机械专业，56届，第三班。 

称56届（这样会一个世纪重复一次），不同系，不同专业，则在届次前面，再加系的名称或专业名称，班次在届次后面。如：化机563，就是化工系化学工程机械专业，56届，第三班。 

我们专业一共招了六班新生，称为大班；我们是第三班。由于在二年级时，有两个班，转了系和换了专业，最后剩下四个班到毕业。转系和更换专业那会儿，闹得人心惶惶，谢天谢地，我们班总算一个没动，仍然是第三班。 

每个班级26人左右，称小班，分成3个小组，以寝室为单位。我们小组10个人，8个男生，2个女生（都比较矮小）。工科学校嘛，女生很少，好多系和专业都还没有女生呐，可我们班共有四个女生(全都来自城市)，算是多的了。 

第四宿舍127房间是我刚入学的住地儿。随着年级升高，几年后搬离了这里，但我对这里记忆最深，因为这是我们结下同窗深厚友谊的起点。 

大概30平米长方形房间，门开在长方形短边的进门左侧，长方形的另一短边正中是窗户；上下铺，双层铁皮床，5张床靠墙边放着(长方形的长边各放两张，长方形短边靠门放一张)；中间一张长方形，四腿支撑，无抽屉的大桌，很结实，占很大地儿，每人一张方凳；共住9人（其中一人是外班的），我睡在靠门口，长方形短边的下铺位，我的上铺是公用放东西的机动铺位，大家的箱子都放在机动铺位上。 

各人的书本和文具全部放在靠近自己铺位的桌子上，脸盆和洗刷用具放在床底下，如果大家全在寝室里，就不只显得比较拥挤，加上桌子上的东西，还有点凌乱的感觉。床上的铺盖都很简单。 

班里个子最高的和最矮的都在我们寝室和小组，有5个1.8米以上的大高个，所以我们组在班里平均高度也最高；学校在庆祝国庆之类的大游行时，我们五个都是学校仪仗队的。除女同学外，矮小身材的男同学有3个；三个来自城市，其余全是来自农村的；班上学习最好的，也在我们寝室。 

除了白天上课，晚上自习有人离开房间到阅览室外，寝室是我们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相对停留时间较多的地方；时间一长，同寝室的友谊就比较深了。上课互相代占个位子啦，吃饭也搭帮一起啦，课与课之间一起找教室啦，开会更不用说，连周末看舞会，也搭帮同行，周休外出也都三五成群，同出同进。要是谁家带来家乡特产，必定大家分享。 

说到跳舞，我们组里的男生一个人都不会，周末都是看热闹去的。要是见到有个女生被冷落，几个曲子下来没人邀请，或几个男生同时邀请一个女生，出现尴尬场面(有点争风，吃酸！) ，回到寝室我们准会议论半天。在扫清“舞盲”那阵子，虽然女生很主动教我，但我很笨，居然没学会，跳起来老踩人家的脚。 

我们同一寝室的8个同学，都来自苏南，苏北，浙江，福建，上海，朝夕相处，都是同窗好友，关系，友谊，感情都比较深；但在这基础上，我还有我的三个铁哥儿们。 

林同学，福建人，睡靠窗左侧上铺，比我小2岁，不算魁梧的身板，1.8米个子，有点苗条，白净的鹅蛋脸上架一付不深的不锈钢框近视镜，非常儒雅，英俊帅气，绝顶聪明，谦虚友善，话语不多，和女生说话还会脸红的。因此，尽管女生很喜欢他，他没有给人家机会；有一颗堪称天才的脑袋（后来我送了他一个爱称----“阿度”），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人是做大学问的”，将来必成某方面的大家。 

赵同学，睡进门左侧，靠窗下铺，上铺是阿度；个子在班里最高，1.83米，比我大2岁；西施故乡----浙江诸暨人，市篮球队队员，当然的校篮球队队员，身材魁梧匀称，健美挺拔，相貌英俊，为人坦率诚恳，主持正义，打一手好球，上篮动作非常优美，自然也很受女生喜欢啦，女生曾给他写过信，但他不曾动声色。 

陶同学，睡进门左侧，靠门下铺， 1.81米高，实际比我小三个月，但小一个属相而已，上海北郊----嘉定人，班篮球队队员，虎背熊腰，说话风趣，诙谐，幽默，一付体面的五官，凹陷的眼眶，有点像外国模样，架一副300度近视眼镜，很受女生喜欢，但他从不动真。 

我们三人（赵，黄，陶，），在学习上虽“头悬梁”，“锥刺股”，还经常“凿壁偷光”，简直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考试总是很难拿到满意的分数，同组的其他同学也一样。而阿度同学，他平时根本不用功，不大看书，考试总是满分（五年内，所有的科目总共只有1—2个4分，还是非重要科目，其余全是五分），在大班里绝无仅有，非常有名。 所以,我们经常请教他，俨然他就成了我们寝室里的“助教”，与他切磋学习方法，交流学习经验,一来二去，就走得越来越近了，也许前世有缘，也许我们都是英俊的大高个子，也许是对人品的相互认可，渐渐的我们四个人（赵，王，陶，林，）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变成了铁哥儿们了。阿度与别的同学话语不多，但对我们几乎无话不说。 

我们四个，除林同学外，都来自农村；陶的家境稍好一点，我和赵， 家里都不宽裕，我们三人都享受着学校发的月补助（赵--5元/月，我和陶，都是3元/月）；阿度同学的经济没有问题，哥哥姐姐们都工作成家了，大姐和大姐夫是市第一医院的主治医生；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父亲在美国是个有声望的化工工程师（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革期间，他们兄弟姐妹，吃了不小的苦头）。阿度是很大方的，每次我们出去，他总是主动邀请我们吃点心，诸如馄饨，面条（片儿川），夏天冷饮，冰赤豆汤等等。 

我们寝室与其他寝室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团结互助好。只要大家一聚到寝室，就非常热闹，各人会主动报道外出所见的各类爆炸新闻。学习不忙时，干脆大家一晚上聊天，讲自己家乡的故事，说笑话；阿度从图书馆借了本历代笑话集，那里面的东西，都能让你捧腹； 

有时，大家凑点钱，买几斤小核桃或瓜子，进行吃小核桃或嗑瓜子比赛，还把女生叫来。像小孩玩的琉璃弹，那么个儿的山核桃(浙江特产)，用盐水浸泡后炒熟，壳很硬，肉不大，但非常香。吃这东西也有窍门，一口咬不好，就会粉碎，非但吃不到肉，反而满嘴渣子，还粘在嘴里吐不干净，很不舒服。 

比赛就是要比：谁吃得快，谁吃的壳大，谁吃的没有口水，就赢 ；奖励核桃。每人发小核桃20颗，一声令下大家开始。你看那个场面，没有人讲话，只听咔咔作响，壳是规定要放在桌子上的，吐在地上算输！大家的神态确实可笑。每次比赛结果，总是我和一个苏州女生赢多输少。 

“熄灯夜话”是我们寝室的创举（其他两个寝室没有这个欢乐，因为他们那里有班干部，大家不敢乱说乱动），每晚熄灯后，总要30—50分（有事则长，无事则短）才能静下来。只要灯一熄，之前还没有报告完的爆炸新闻，立即登场，此起彼伏，有说有笑，逗得大家捧腹直叫，还不敢大声。 

社会上流行性感冒了，来势迅猛；学校自然不是真空地带，很多同学传染上了；生病学生实在太多，所以学校专门辟出一栋宿舍楼，做学生隔离病房。由于这栋宿舍楼的形状像英文字母U,所以大家称这栋楼为大U。三楼为女生病房，一，二楼为男生病房。 

我们寝室也送出一个病号进了大U。几天后的一个熄灯夜话时间，我自感不适，早早上床，很少搭腔“夜话”，同学们觉得有问题，“他，怎么不上劲！不舒服？！有事叫我们！。。。”，半夜我发烧了，满口胡话，是老陶等几个把我弄进了隔离病房的，一量体温39.8度，就留住了下来。 

在隔离期间，有个同学送来一包蜜饯橄榄，但不知哪一位？因为隔离病房是不能随便进去的，是由医生传递给我的，医生告诉我，是个女同学托给的，无法向医生打听长相，高矮什么的。所以虽不知谁送，没法当面对她说声谢谢，我就只好照单全收了。住了一周隔离，病愈，回4-127后，考虑到公开或私下询问，都不合适。终久没有好意思开口：“我在隔离期间，是谁送我的东西？”。 

不知是哪位老兄，不小心将一口很浓的痰吐在我的蚊帐上了，面积足有50毫米直径的圆那么大小，我笑嘻嘻的拿着一把剪子，一边说：“大家来看，这是谁作的案！作案现场还在，坦白从宽！”，说时迟那时快，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我将要干什么呢，我已经剪下一块蚊帐来了，把蚊帐剪了一个不小的圆洞，随手便把带痰的蚊帐扔掉。“你干什么？洗洗就是了么！，好好的蚊帐，这多可惜！”，同学责怪我了；我说：“不破不立嘛！蚊帐那么大，为这小不点脏，大动干戈，洗一下不值！”。我又立即剪了一块比洞口大一点的圆厚白纸，用浆糊往蚊帐的洞上一贴，不费吹灰之力，既除了痰渍，又不妨害美观，蚊子也无门可入，而且圆形受力均匀，新剪的洞，不会继续扩大。大家前前后后一直注视着我的举动，这就是后来流传4—127室的-------王氏去污修补术。那顶蚊帐一直陪我到毕业，可惜后来扔了，要是能保留到现在，不定变成能值多少美钞的文物了呢！ 

“起绰号”几乎是我们寝室的专利。有人提议要给谁来个绰号，大家都很“齐心”，便会你一言我一语，会自动往上凑。谁秃顶无毛，大家就给他送个---“剥光鸡蛋”，谁满脸青春美丽豆，大家就给她送个----赤豆粽子，凡崇明来的学生，一律都称崇明蟹（因为崇明岛是长江入海口，冲积而成，岛上小蟹特多，所以上海和江南一带都戏称崇明人为崇明蟹）等等。 

我们寝室有个同学，年龄比我小三岁，少年老成，人挺好的，会拉二胡，他的鼻子下边，靠右边嘴角，长一颗较大的乌痣。有一次晚上全组在寝室学习，我一脸坏笑的看着他，他发现我一直在注意他，就说：“你不怀好意？！老看我干吗？”，于是我就笑着开腔：“老弟，我在琢磨你这颗痣呐，长的可惜了！要是长在她脸上，我用手指着个子矮小的苏州女生（张姓女生在场），就值钱了，美人痣啊”。女生不愿意我了！，我说：“哈哈哈，不不不！你么（指着苏州女生），不长痣也已经很美的了，我的意思是，长在他脸上浪费了。为了不负这颗美痣，我给你来个雅号如何？”在场的其他同学有点兴奋，提劲！女生也起哄来了，什么雅号？我说：“媒公”。为什么？君没见过戏台上的媒婆吗？“这个地方”（我用手指着他的嘴角）都画一颗美人大痣的啊！大家捧腹笑了足有5分钟！不几天全班传开，男生女生都叫他媒公了，几乎等于我给他改了名字一样。至今，逢年过节，在越洋电话里我还亲切的叫他“媒公”呢。 

又有一次在“熄灯夜话”时间，不知哪一位仁兄提议，给吴姓女生来个美号（她是另一组的，来自上海，长得挺美的），有人立即帮腔：王先生，你先说，我停一会儿，当仁不让回答：“一皱”。为什么？君没见她笑么？!君未见她那美丽的小鼻子中间皱一下就算笑完，了事的美态？既不出声，又不收态，维持着一定的脸部皱纹对着你吗？有几个人特别好笑，笑得坐也坐不住（当时为听故事，没上床呢）。可有几个并不笑。 

余波延续到第二天晚上几乎同一时间，昨天没有笑的几个人开口了，真行！就是，就是。。。，岂知利用白天，他们偷偷证实去了。有人问（大概是老陶）：白天她给你们“皱”了几次啊？于是大家大声发笑，外面有人敲门，夹杂喊话，才突然停下。班团支部书记，天天熄灯后躲在门外偷听，有几次正好我在开腔，他在门外喊：熄灯了，还不睡！ 

谁出的主意，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媒公，或是崇明蟹吧，因为，我总是送雅号给人家，由于针对性强，并不损人，还有点滑稽，一提就很快传开，所以大家商定也要给我一个雅号，以示礼尚往来，公平对等。在熄灯夜话时间，当然我只能听着了，不能只可自己消遣别人，不准别人消遣自己，所以一声不吭。他们高腔大嗓，你一言我一语的一起“凑合”，就这就这，好好，好！定下了。 

也有这样的，还问问我本人：你看怎么样？！行不行？。说是：“因为我皮肤长得很白，很光，超过女生，周身汗毛很少，就来老光或光兄吧”。于是我也被大家强行安上了这个雅号，因为有人叫老光，又有人叫光兄，不统一，所以我比人家吃亏了一个，哈哈。不过除了赵，陶，林，称我绰号外，寝室和班里绝大部分同学不喊我绰号，根本没有传开！可能背后叫吧，我就不知道了。门外面支书又喊了：127，熄灯！熄灯了，睡觉！ 

我就纳闷了，原先总是我一开腔，门外面就有人敲门喊话呢？我怀疑团支部书记老宋熄灯后就站在我们门口偷听，因为我嗓门大，我也最积极，等着我开腔，就损我呢！白天也对我说：“你，晚上那么精神干吗？”。今天我可没有出声，今天我是“受害者”啊！由于我们大家并没有出格的地方，完全是年轻人搞笑而已，所以他也无法下嘴，这倒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该给老宋也来个雅号了； 

这个老宋，湖州人，老农民一个，当过工人，是个调干生， 四方大脸盘，蒜头鼻子，宽嘴，头发不多，几条很深的抬头纹下面，镶嵌着一对形状和大小非常不对称的单眼皮眼睛 ，遇到高兴或恼火的时候，他两只眼睛的大小和形状差距更为明显，加上他人为的控制----不要在大家面前失态，在这种时候，两只眼睛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真比哭还难看！我猛然触景生智，代号有了：“一点五”。选了个合式的时机，我就把想法告诉大家来了：“正常人视力为1.5，而他只有1加0.5只。。。”，还未让我把话说完，大家会意称好！妙！一语双关。 

就这样一个对不起人家的，有损领导光辉形象的绰号，由我而生，立即传开，由我们寝室慢慢扩大到其他寝室以至全班，除了少数团，班干部外，没有一个不在背后（私下）称呼他绰号的，而且流传至今。我，实在应该罚打五十大板的！ 

“1．5”经常白天晚上到我们寝室闲聊几句，或呆一会儿就走，很“关心”大家，又似乎没什么事，以前不这样啊。大家觉察到，他是在检查我们哪！于是老陶 用小红纸条写了“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贴在房门上。这句话在江南，特别是农村很普通。在农家办事前，如动土，造房，迁徙，孩子满月办事等等，为讨个吉利，都这么贴张红纸条。借用在这里，也是为好玩，搞笑，并无什么“政治动机”，意思是：“1.5”你老来我们寝室, 来干什么了？！ 


万万没有想到，“1。5”却因此怀恨在心，几年后，在反右运动中把老陶 整得个死去活来，要不是中央形势急转刹车，老陶 必然翻船成右派了；直到“文革时期”，他还耿耿于怀呢！那是后话。

2001年，在56届举行离校40周年活动时，我们小班（包括曾吃过他很大苦头的老陶和老陈同学也都去了）曾去看望过“1.5”的，当时他已躺在校医院的病床上，我本想当面向他致歉，由于他已不认识大家了，也无力回话，无法致歉了，才留下了我这个“未曾向他致歉”的遗憾。 

据说，“1。5”平时抽烟很凶，一天三包多，年轻时他不抽烟啊？总之岁月改变了他；有两个儿子，下岗在家，同学说他活得很累。听说那次见后不久，他因肺癌病故了，真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是对他的送别。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同学。